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实际建立过程，始于1948年中共提出召开新政协。在此之前，1947年11月30日，毛泽东曾经在给斯大林的电报中提出：“中国革命取得最后胜利时，将按照苏联和南斯拉夫之先例，除中共外，所有其他政党都应退出政治舞台，这样将大大加强中国革命。"1948年4月20日，斯大林在回电中提出：“我们不同意这样做。我们想，中国的各在野党代表着中国居民中的中间阶层，反对国民党集团，他们将长期生存。中国共产党将不得不争取他们，与之合作，共同反对中国反动势力和帝国主义列强，从而保持自己的领导权，即领导地位。也可能，这些政党的某些代表人物将被吸收参加人民民主政府，使政府本身成为联合政府，从而扩大这个政府在民众中的基础，孤立帝国主义及其国民党代理人。”“至少在胜利后的一段时期里，中国政府就其政策来看，将是一个革命民主的国民政府，而不是共产主义的政府，至于这个时期将持续多久，现在还很难说。”由于相关历史资料尚未全部公布，毛泽东发出这封电报的前因后果目前仍不十分清楚。毛泽东在革命实践中十分重视扩大统一战线并发挥民主党派的作用，他为何在给斯大林的电报中提出这样的主张，确实值得研究，或许他是为了缓解斯大林对中共独立性和成为南斯拉夫第二的担心。不过应该注意的是，毛泽东始终强调中共在革命中的领导地位和领导权的问题，始终警惕资产阶级及其代表人物侵蚀革命队伍、占有领导权的可能性。1947年10月27日，毛泽东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给各中央局的指示中这样写道：“在政治斗争上，我们必须区别今天与明天的打击方向”，“在蒋介石集团的反动统治未被推翻以前，我们的基本打击方向，是使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内部的反对派及中产阶级（即自由资产阶级）的右翼孤立”，“等到蒋介石及其反动集团一经打倒，我们的基本打击方向，即应转到使自由资产阶级首先是其中的右翼孤立起来”，“因为自由资产阶级特别是其右翼的政治倾向是反对我们的，所以我们必须在政治上打击他们，使他们从群众中孤立起来，即是使群众从自由资产阶级的影响下解放出来。但这并不是把他们当作地主阶级和大资产阶级一样立即打倒他们，那时，还将有他们的代表参加政府，以便使群众从经验中认识他们特别是其右翼的反动性，而一步一步地抛弃他们。在经济上，则将在长时间内容许他们存在，并使他们的经济在政府法令许可之下有一个一定程度的发展，以利经济之恢复与发展。”或许从这个角度，我们可以或多或少理解毛泽东的思路与做法。
中共建立由其领导的新民主主义国家是既定的方针。1948年4月27日，毛泽东首次提出，中共准备邀请“民主人士来解放区开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代表会议”，讨论“关于召开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问题”。4月30日，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通过“庆祝五一节”口号，中心内容是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5月1日，毛泽东致函在香港的民革中央主席李济深和民盟领导人沈钧儒，提出：“在目前形势下，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加强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相互合作，并拟订民主联合政府的施政纲领，业已成为必要，时机亦已成熟”。为“欲实现这一步骤，必须先邀集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代表开一个会议。在这个会议上，讨论并决定上述问题。此项会议似宜名为政治协商会议。一切反美帝反蒋党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均可派代表参加，不属于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反美帝反蒋党的某些社会贤达，亦可被邀参加此项会议。”毛泽东就此向李济深和沈钧儒征求意见。中共中央还在同日致电上海局和香港分局，要他们向李济深、冯玉祥、何香凝、谭平山、沈钧儒、章伯钧、马叙伦、章乃器、施复亮、黄炎培、张澜、罗隆基、张东荪等29位民主人士征求召开政协的时机以及他们是否参加的意见，并特别强调要征求李济深和沈钧儒的意见。因为民革是反蒋的国民党人所组织，并因其老关系而在国民党人中有一定的号召力；民盟是成立最早也最有影响的民主党派，在知识阶层有很大的影响力，中共因此特别重视这两个党派的意见。5月5日，李济深、沈钧儒等领衔发出响应中共召开新政协主张的通电，但是因为交通联络的原因，此电直至8月1日才为毛泽东见到。因此，毛泽东又在5月7日致电香港分局和上海局，要求他们“用非正式交换意见的态度（不是用正式决定和邀请的态度），和各真诚反美反蒋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及社会知名人士交换意见”，并及时将“各方反映电告”。
1948年5月1日，香港《华商报》将中共“五一节”口号提出的召开新政协、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公之于众，其后中共香港分局又与在港各民主党派领导人就此相商。中共的主张很快即得到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响应。5月5日，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李济深、何香凝，中国民主同盟沈钧儒、章伯钧，中国民主促进会马叙伦、王绍鏊，中国致公党陈其尤，中国农工民主党彭泽民，中国人民救国会李章达，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蔡廷锴，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谭平山等民主党派领导人，联名致电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认为中共的主张“适合人民时势之要求，尤符同人等之本旨”。其后，台湾民主自治同盟、中国民主建国会、九三学社等民主党派也表示响应中共的主张。
8月1日，毛泽东在收到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通电后，复电表示对他们的态度“极为钦佩”，提出“革命形势日益开展，一切民主力量亟宜加强团结，共同奋斗，以期早日消灭中国反动势力”，“为此目的，实有召集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无党派民主人士的代表们共同协商的必要”；关于会议时机、地点、何人召集、参加者范围、应讨论问题等项，希望“共同研讨，并以卓见见示”。在此前后，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就召开新政协的各项问题，尤其是政治方面的见解，公开表明了他们的立场，其中较具代表性的是民盟和民革的意见。民盟提出：“政治协商和联合政府的主张，决非任何一党一派独有的主张，而是全国一切民主党派和民主团体乃至全国人民的共同要求”，新政协应代表人民的意志，建立新民主主义的政权，既不同于英、美的政治制度，也不同于苏联的国家制度，并应由中共来召集。民革（包括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和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提出：新政协“不但要覆灭今日的一党专政卖国独裁者，尤要使今后永无一党专政卖国独裁者产生”，“将来拟定出来的共同纲领，应是和革命的三民主义相符合的新民主主义纲领”，“新政协必须是以国家民族利益为前提，以各阶层人民利益互相协调为前提，而不以党派立场利益为前提”。他们提出的意见，在迅速推翻国民党统治、召开新政协、建立新的中央政府和建立独立、统一、和平、民主的新国家等主要方面与中共的主张基本一致，但在未来国家实行的政治经济制度与政策等方面，也有与中共的主张不尽一致之处，如提出未来的国家政权不同于英、美，也不同于苏联，以“革命的三民主义”为建国纲领等。中共其后又与各民主党派反复商讨，接受他们合理的意见，批评他们错误的意见，最终各方面达成共识，以中共为领导，建立新民主主义国家。
1948年9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明确提出，准备在1949年召集中国一切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和无党派人士的代表，召开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新的中央政府。随后，中共中央出面邀请各民主党派的代表前往东北和河北平山县李家庄（中共中央统战部所在地），共同商讨召开新政协的若干具体问题并筹备召开新政协。中共中央以及负责统战工作的中共领导人周恩来为此作出了周密部署，责成中共在香港的地下组织负责接送在港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北上，参加新政协筹备工作。
1948年9月12日，沈钧儒、谭平山、章伯钧、蔡廷锴等第一批离港北上，于29日到达哈尔滨；10月底，马叙伦、许广平等离港北上，于11月中旬到达沈阳；12月26日，李济深、朱蕴山、章乃器、施复亮等离港北上，于1949年1月7日到达大连；3月14日，黄炎培等离港北上，25日到达北平；周建人、胡愈之等此前到达李家庄。1949年2月14日，中共中央派林伯渠前往沈阳，代表中共中央迎接各位民主人士到平。25日，李济深、沈钧儒、马叙伦等一行35人在林伯渠陪同下乘专车抵达北平。至此，各民主党派领导人与无党派民主人士齐集北平，参加召开新政协的筹备工作。
1948年10月8日，中共中央将《关于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诸问题》发至东北局，要他们向正在哈尔滨的沈钧儒、谭平山、章伯钧、蔡廷锴等人征求意见。10月30日，周恩来又将经过讨论修改的上述文件发给中共香港分局及上海局，要求他们向还在香港的李济深、何香凝、马叙伦、章乃器等征求意见，并表示“中共所提的名单只是中共的希望，他们完全可以增减和改动”。各民主党派就中共的方案提出了他们自己的意见，如：提议增加“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为新政协发起单位，将“无党派民主人士”单列，建议“国民党反动集团内，特别是国民党地方派系人员中，如有赞同三反（反帝、反封、反官僚资本）并见诸于行动者，似应准其参加新政协”，参加新政协的党派代表名额应以其发展历史、工作成绩、现有力量、政治影响、代表性大小等决定。这些意见都得到了中共的考虑并接受。11月3日，中共中央电示东北局：“应多邀请一些尚能与我们合作的中间人士。甚至个别中间偏右者，乃至本来与反动统治阶级有瓜葛，而现在仍能拥护联合政府的人，以扩大统一战线。“11月25日，中共中央东北局负责人高岗、李富春代表中共中央，同在哈尔滨的各民主党派领导人沈钧儒、谭平山、章伯钧、蔡廷锴等，达成召开新政协筹备会的协议。主要内容为：新政协由中共及赞成中共“五一”主张的23个单位组成，筹备会的任务是邀请代表，起草文件，召开正式会议；同时达成召开新政协的协议，主要内容为新政协将排除南京政府人员及反动分子参加，任务为讨论共同纲领和建立临时中央人民政府。
在筹备召开新政协的过程中，中共对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做了大量的工作，对他们释疑解惑，打通思想，并考虑他们的实际情况，安排适当的政治地位。各民主党派最为担心的是他们在革命胜利之后的地位问题，会不会因为中共的执政而失去作用。中共领导人就此向他们作了大量的解释工作。周恩来向他们表示：今后“进行新民主主义经济建设，需要各党派真诚合作”，“新政协为长期组织，也即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工作是长期的，中共将与各民主党派长期合作。同时周恩来也向他们表示，中共与各民主党派的合作不是在朝党和在野党、执政党和反对党之间的相互斗争与交替，而是政治上的分工合作，各民主党派各自联系不同方面的人士，要求各民主党派作中共坚定的合作者，而不是做“反对派”或中间派。中共对各民主党派的工作，既为解除他们的疑虑，也为他们认识自身的定位，以确保中共对国家的领导以及与各民主党派合作的顺利进行。
经过大半年的筹备工作，1949年6月15日，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在北平中南海勤政殿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参加会议的有中共和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及各人民团体等23个单位的代表134人。毛泽东在会上发表讲话，提出筹备会的任务是：“完成各项必要的准备工作，迅速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以便领导全国人民，以最快的速度肃清国民党反动派的残余力量，统一全中国，有系统地和有步骤地在全国范围内进行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和国防的建设工作。”此次会后，召开新政协的各项筹备工作在中共领导下有计划地加快进行。
8月29日，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通知将参加新政协的各党派、各团体、各区域、人民解放军各单位及特别邀请代表，于9月10日前抵达北平。9月20日，参加新政协的单位及个人代表名单最后决定，计为党派代表14个单位、区域代表9个单位、军队代表6个单位、团体代表16个单位以及特邀代表，其中正式代表510人，候补代表77人，特邀代表75人，共计662人。“这次会议的人物，是包括了各民主党派，军队和各人民团体，各区域，各民族的代表。从阶级的成分来说，它有工人，农民，民族资本家，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从中国革命的历史来说，它有戊戌政变，辛亥革命，五四运动以及1925年大革命以来的参加人物和领导人物；从代表的年龄来说，它有92岁的老翁，也有21岁的青年；从信仰来说，它有唯物主义的哲学家、科学家、文艺家、政治家，也有笃信宗教的基督教信徒，佛教信徒，回教信徒；从居住的地域来说，它有远在天涯，冒险归来的海外侨领，也有僻处内地的苗、彝、黎、藏同胞！”
为了确定参加新政协的代表名单，与会各方经过了反复认真的商讨，尤其是对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代表，各方更是极为慎重。因为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历史较为复杂，能否参加新政协又意味着今后政治上的地位高低和参政权的大小，因此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内部往往有各种不同的意见，协调不无困难。与会各方决定，各单位的代表由其自行提名，无单位的代表由各单位共同提名，然后再听取各方面的意见，经过反复相商后再定，以使各方面都能接受。随着国民党的失败无可挽回，中共即将获得全国性胜利，中国政治舞台上各式各样的其他党派也纷纷向中共靠拢，提出参加新政协的要求，希望在未来的国家政权中占有一席之地。1949年2月17日，中共中央发出指示，对于中共“五一”主张发出后成立的党派“一律不予承认”，并令其自行解散，向各地军管会如实呈报一切。但是在筹备召开新政协期间，仍有不少党派要求参加，其中包括孙文主义革命同盟、光复会、中国农民党、中国民治党、民社党革新派、中国少年劳动党、民主进步党、中国人民自由党等等。中共认为这些党派中“许多都是来历不明，很成问题的”。有的虽有反蒋民主活动，但组织不纯，成分复杂；也有的并无反蒋民主活动，甚至还有反共行为；还有的是出于投机目的，临时拼凑成党。筹委会因此决定：对于“组织严重不纯，或是在民主运动中并无实际表现，甚至有过反动行为的，以及投机分子临时拼凑起来的派别和团体，不邀请参加。但对这些党派和团体中，有民主运动历史并有一定代表性的民主分子，则邀请他们以个人身份参加。”这些以个人身份参加者有孙文主义革命同盟的许闻天、民社党革新派的沙彦楷、中国少年劳动党的安若定等。
新政协将要讨论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将为新民主主义国家确定基本的大政方针，因此是新政协筹备过程中起草的最重要文件，也是筹备工作的最重要方面之一。《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由中共负责起草，周恩来亲自执笔写出，再经过与会各方的反复讨论和修改，在9月17日新政协筹备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通过，交由新政协讨论。周恩来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的实质解释为：“新民主主义的政权制度是民主集中制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它完全不同于旧民主的议会制度，而是属于以社会主义苏联为代表的代表大会制度的范畴之内的。但是也不完全同于苏联制度，苏联已经消灭了阶级，而我们则是各革命阶级的联盟。”第二次筹备会还决定，将新政治协商会议定名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经过讨论，定国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
1949年9月21日，筹备建国大业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平中南海怀仁堂开幕，出席代表634人，特邀来宾300人。毛泽东在开幕词中对国内外宣告：“现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是在完全新的基础之上召开的，它具有代表全国人民的性质，它获得全国人民的信任和拥护。因此，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宣布自己执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毛泽东以豪迈而激情洋溢的语言说道：“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感觉，这就是我们的工作将写在人类的历史上，它将表明：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我们团结起来，以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大革命打倒了内外压迫者，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了。我们的民族将从此列入爱好和平自由的世界各民族的大家庭，以勇敢而勤劳的姿态工作着，创造自己的文明和幸福，同时也促进世界的和平和自由。我们的民族将再也不是一个被人侮辱的民族了，我们已经站起来了。”“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我们已经站起来了”，是深谙中国历史与民众的毛泽东，对即将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适切的历史定位。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历经外国列强的侵略，国际地位跌落，国人深受屈辱，此时此刻毛泽东如此自信的表示，确实激动了无数中国人的心。两相对照，则中共之兴与国民党之败可谓势所必然。
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听取了林伯渠所作《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筹备工作经过的报告》、谭平山所作《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起草经过的报告》、周恩来所作《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起草经过的报告》和董必武所作《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起草经过的报告》。与会代表对各个报告进行了热烈的讨论，提出了对于报告和对于建国的诸多建设性意见。
9月27日，政协会议通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规定政协为全中国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组织，旨在经过各民主党派及人民团体的团结，去团结全中国各民主阶级、各民族，共同努力，实行新民主主义，建立及巩固独立、民主、和平、统一及富强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基于民主集中原则的人民代表大会制的政府；在普选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前，由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体会议执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对外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内领导国家政权；政务院为国家政务的最高执行机关，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为国家军事的最高统辖机关。决定：（1）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都定于北平，自即日起改名为北京；（2）中华人民共和国纪年采用公元年号；（3）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未正式制定前，以《义勇军进行曲》为代国歌；（4）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为红底五星旗，象征着全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大团结。(www.xing528.com)
9月29日，政协会议通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分为序言和七章，规定了中国的国家性质，人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政治机关、军事制度和经济、外交、文化、教育、民族等方面的基本政策。纲领的序言声明：中国人民民主专政是中国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及其他爱国民主分子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政权，而以工农联盟为基础，以工人阶级为领导。由中国共产党、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地区、人民解放军、各少数民族、国外华侨及其他爱国民主分子的代表们所组成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就是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代表全国人民的意志，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组织人民自己的中央政府。
纲领的总纲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为新民主主义即人民民主主义的国家，实行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团结各民主阶级和国内各民族的人民民主专政，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为中国的独立、民主、和平、统一和富强而奋斗；中华人民共和国必须取消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的一切特权，没收官僚资本归人民的国家所有，有步骤地将封建半封建的土地所有制改变为农民的土地所有制，保护国家的公共财产和合作社的财产，保护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经济利益及其私有财产，发展新民主主义的人民经济，稳步地变农业国为工业国；人民依法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有思想、言论、出版、集会、结社、通信、人身、居住、迁徙、宗教信仰及示威游行的自由权；各民族均有平等的权利和义务；中华人民共和国联合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自由的国家和人民，首先是联合苏联、各人民民主国家和各被压迫民族，站在国际和平民主阵营方面，共同反对帝国主义侵略，以保障世界的持久和平。
关于政权机关，纲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政权属于人民；人民行使国家政权的机关为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各级人民政府；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用普选方式产生，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各级人民政府；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以前，由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执行其职权；各级政权机关一律实行民主集中制。
关于军事制度，纲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统一的军队，受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统率。
关于经济政策，纲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建设的根本方针，是以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政策，达到发展生产、繁荣经济之目的；使各种社会经济成分在国营经济领导之下，分工合作，各得其所，以促进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实现耕者有其田；凡属有关国家经济命脉和足以操纵国民生计的事业，均应由国家统一经营。
关于文化教育政策，纲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文化教育为新民主主义的，即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教育；文化教育工作应以提高人民文化水平，培养国家建设人才，肃清封建的、买办的、法西斯主义的思想，发展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为主要任务；提倡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护公共财物为国民公德。
关于民族政策，纲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反对大民族主义和狭隘民族主义，禁止民族间的歧视、压迫和分裂各民族团结的行为；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应实行民族区域自治。
关于外交政策，纲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政策的原则，为保障本国独立、自由和领土主权的完整，拥护国际的持久和平和各国人民间的友好合作，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对于国民党政府与外国所订立的各项条约和协定，应加以审查，按其内容或承认，或废除，或修改，或重订；凡与国民党反动派断绝关系，并对中华人民共和国采取友好态度的外国政府，可在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的基础上，与之谈判，建立外交关系；在平等和互利的基础上，与各国恢复并发展通商贸易关系。
会议决议由中央人民政府致电联合国大会，声明中华人民共和国业已成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选举产生的中央人民政府为代表中国人民的惟一政府，否认广州国民党残余政府所派代表出席联合国会议的资格。
在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之前，政协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实际上具有临时宪法的性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以国家根本法的形式，确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新民主主义的社会形态、建立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及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政体，从而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性质及新民主主义制度的确立提供了法律依据，并成为在实践中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全体公民所必须遵守的基本法。
9月30日，政协会议选举产生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委员，共180人；选举产生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和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副主席，毛泽东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朱德、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张澜、高岗当选为副主席。在随后举行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任命周恩来为政务院总理，董必武、郭沫若、黄炎培、陈云为副总理，决定毛泽东为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朱德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为了体现各阶级的联合专政，中央人民政府的组成亦表现为由中共主导、各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共同参加的联合政府。在中央人民政府的64名委员中，有中共党外人士27人，6位副主席中有中共党外人士3人；在政务院的15名政务委员中，有中共党外人士9人，4位副总理中有中共党外人士2人，34个部级单位中，有中共党外人士14人。这些中共党外人士包括了民主党派和人民团体领导人、无党派人士、国民党起义人士，以及其他方面的知名人士，具有广泛的代表性和包容性，为参加政协的各方面所基本满意，也在国内外得到广泛的好评。
9月30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在通过宣言后闭幕。由毛泽东起草的政协会议宣言向国内外宣示：“这次会议，包含了全中国所有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人民解放军、各地区、各民族、国外华侨和其他爱国民主分子的代表，代表了全国人民的意志，表现了全国人民的空前的大团结。”“我们应当进一步组织起来。我们应当将全中国绝大多数人组织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及其他各种组织里，克服旧中国散漫无组织的状态，用伟大的人民群众的集体力量，拥护人民政府和人民解放军，建设独立民主和平统一富强的新中国。”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开辟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实现了近代以来无数仁人志士为之奋斗终身的理想，即实现中国的完全独立和统一，终结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为中国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社会全方位的现代化进程开辟广阔的前景与现实的可能。正如《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宣言》所声明：“一百多年以来，中国人民的先进分子，其中杰出者有如领导辛亥革命的伟大革命家孙中山先生，为了推翻帝国主义和中国反动政府的压迫，领导广大的人民，进行了不断的斗争，百折不挠，再接再厉，到现在，终于达到了目的。当着我们举行会议的时候，中国人民已经战胜了自己的敌人，改变了中国的面貌，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我们四万万七千五百万中国人现在是站立起来了，我们民族的前途是无限光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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