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民党军事全面败退的同时,国民党政治亦是四分五裂,乱象迭现,蒋桂两系争权夺利,地方官僚各寻出路,国民党权力机器已经无法统一有效运作,其权力体系正处于瓦解之中。
在国民党中央内部,蒋桂关系仍是矛盾重重。桂系李宗仁上台后,始终无法真正掌握国民党的权力,李宗仁和白崇禧对此都甚有怨言。白崇禧曾经对李宗仁说:“要做就做真皇帝,切不要做假皇帝。”但蒋介石把持权力不放,桂系实力有限,无法与其相争,对此亦无可奈何。李宗仁也仿效蒋介石,以退为进,以辞职不干给蒋造成新的压力。4月10日,李宗仁致函蒋介石称:“共军节节进逼,陈兵江北,及所提条件之苛刻,似非使我方作城下之盟不止。职处此境遇,心力交瘁,万一和谈一旦破裂,则实难肩此重任,故决心引咎告退,以谢国人。务恳钧座预为筹划,应付方策,以免贻误事机,不胜盼祷之至。”蒋介石在复函中对其辞职不表态度,但训告:“处此大难期间,欲挽救党国危亡,所恃者在个人惟有不失道义,对党国不失志节,凡遇艰危困厄之来,一本常理处之。……万不可以一时之胁迫,而有所自馁也。"22日,李宗仁在杭州向蒋介石表示:和平方针既告失败,请总裁复职。蒋告今日只讨论对时局之政策,而不涉及人事之变动,决定设立非常委员会,协助李宗仁处理政务。李宗仁回南京后,与其亲信商议,认为非常委员会是蒋介石由幕后走向台前的步骤,万不能接受,李宗仁最后决定于23日飞往桂林而不去广州,蒋桂两系之间的矛盾趋于公开化。
李宗仁飞回桂林后,不少广西地方人士认为,国民党政权已至末日,积重难返,迟早必然崩溃,绝无挽回的可能。桂系军队尚在,但无实力与共军对抗,可与中共做有条件的和谈,不惜委曲求全,与中共妥协。白崇禧虽支持李宗仁向蒋介石争权,要其向蒋明白提出将人事、指挥和财权全部交出,但他坚决反对与中共谈和的主张,企图凭桂系的军事实力继续周旋。桂系军政大员黄旭初、夏威、李品仙等也反对与中共谈和。李宗仁依违两者之间,无法决断与中共谈和,他只能以白崇禧的军事实力为后盾,继续在国民党内争取桂系的利益。国民党所余不多的实力就在蒋桂两系的相争中不断被削弱。
国民党政府迁往广州,其名义上的最高领导人李宗仁却滞留桂林不往,中枢无人主持,各部会长官尽心尽力干事者亦寥寥。4月29日,行政院长何应钦致函蒋介石,认为李宗仁不到广州,“予国内外以不良影响”。他摆出各方面的困难,“经济方面,已临绝境”,“军事方面,我方虽尚拥有众多军队,然自新疆以迄东南,区域既广,四处分散,无法集中力量,构成坚强阵线”,总之“一切困难重重”。因此他提出:“无论精神能力均非职所能胜任。在平时已属不可,际此非常时期,尤不相宜,惟有引退,以让贤能。“5月1日,白崇禧在广州与何应钦、阎锡山等商讨时局,白坚持:如欲李宗仁来穗负责,必须请蒋将军权、财权交出,方可有为。随后阎锡山等飞桂林,与李宗仁会见,李表示谋和未成,引咎自责;与其徒拥虚位,无裨实效,莫若即日起自请解除代总统职权,由总裁复职。他提出,如蒋介石坚持引退,由他继续负责,则应同意并实行以下各点:(1)军政人事有绝对自由调整之权;(2)运回移存台湾之金银外汇;(3)运回移台美援军械;(4)军队一律听从国防部指挥调遣;(5)停止以党御政,非常委员会应请打消;(6)蒋出国寻求外援,俾收内外合作之效。桂系企图以此逼迫蒋介石交出权力。4日,阎锡山携李宗仁函到上海面见蒋介石。6日,蒋介石致函何应钦转李宗仁,表示所提各项均可由其自由处置,任何人不得违反,表面上同意了李宗仁的要求,但又强调“党员对党负有遵守决议之责任,党对党员之政治主张有约束之权利,此为政党政治之常轨,与训政时期以党御政者,自不可混为一谈”,表明他仍将以国民党总裁的身份把持国民党的实际权力。至于出国,蒋称:“过去彼等主和,乃指我妨碍和平,要求下野。今日和谈失败,又贾我以牵制政府之罪,强我出国,并赋我以对外求援之责。如果将来外援不至,中又将负妨害外交,牵制政府之咎。国内既不许立足,国外亦无处容身。”他断然拒绝了李宗仁请其出国的要求。他在函中对李宗仁似乎既推心置腹又不无幽怨地表示:“中引退以来,政治责任已告解除,而对革命责任仍自觉其无可逃避,故德邻兄凡有垂询,无不竭诚以答,但决不敢有任何逾越分际干涉政治之行动。今日国难益急,而德邻兄对中隔膜至此,诚非始料之所及。而过去之协助政府者,已被认为牵制政府,故中惟有遁世远引,对于政治一切不复闻问。”经蒋此番表示,李宗仁有台阶可下,加以国民党内于右任、居正等人的调停,5月9日他自桂林飞到广州,国民党的政府机器一时间又开始恢复运作。
李宗仁到广州之后,何应钦坚辞行政院长职务,组建新阁、维持政府的起码运转,成为李宗仁的首要任务。5月29日,李宗仁告蒋介石,拟提名国民党元老居正任行政院长,因为居正与桂系有良好关系,并积极调停蒋桂矛盾,故李宗仁有此提名。但也正因为如此,居正为蒋介石所嫉,他一方面告李,表示可由其自行决定,另一方面又通过其部下在立法院鼓动委员投票反对。结果,居正的提名未获通过。蒋介石属意阎锡山出任行政院长,因为阎失去了山西地盘和军队,不会构成对蒋的威胁,又坚决反共。阎锡山自离开太原之后一直赋闲,3月7日,阎的部下徐永昌告诉他,有人主张由他出任行政院长,阎立即请徐“试询”此事的可行性,可见其亦亟思谋得一职位。阎的要求与蒋的想法切合一致,促成了阎锡山出组新阁。6月1日,蒋介石转告阎锡山,表示与其“共同患难,全力支持”。由于有蒋介石的支持,阎锡山在立法院顺利获得通过,6月3日出任行政院长。
对于阎锡山的组阁,蒋介石表面上不加干涉,对阎锡山表示“不再闻问政治之决心”,对人事问题表示“我已引退,决不管”,而在实际上,蒋不会放弃他对人事的掌控权。他向阎锡山提出,新阁应援引“为美国朝野所信任之人士”,如胡适、蒋廷黻等有清望的亲美人士担任副院长和外交部长,以“转移友邦态度、振奋人心”。但胡适不愿在国民党大败之时“跳火坑”,表示自己“实无能力担任此职”,只能以个人努力,“为国家辩冤白谤”。此议未成事实。在由谁担任阎阁国防部长职务的问题上,蒋桂两系更有激烈的争夺。李宗仁属意由白崇禧担任此职,何应钦亦认为,“如欲大有作为,可用白健生”。但蒋系人物以白任此职,阎将“在心理上首先感受威胁,而无法完成任务”。其实他们不便明说,所谓阎锡山“感受威胁”,实为蒋介石“感受威胁”。蒋提出由阎锡山兼任国防部长。6月11日,国民党中政会讨论阎阁名单,对国防部长之职“讨论甚久,情况紧张”。李宗仁坚持由白崇禧出任,“谓总裁经表示对人选无意见,吾人不宜妄为忖策,此非忠于总裁之道”。但与会的邹鲁、吴忠信、朱家骅、陈立夫等均反对李的意见,结果仍通过由阎锡山兼任。13日,阎阁正式成立,阎自兼国防部长,朱家骅为副院长,李汉魂为内政部长,胡适为外交部长(因其拒绝出任,由叶公超代理),徐堪为财政部长,刘航琛为经济部长,实权仍掌握在蒋系手中。其后,李宗仁又提出更换参谋总长之议,并在8月间仍以阎锡山“身膺重寄,政务冗繁,精神体力均难兼顾,且渠对军事情形既感隔膜,复乏兴趣”为由,提出更换国防部长之议。但两者均未得蒋介石的首肯。
阎锡山内阁号称为“战时内阁”,以“一切为了前线,一切支援前线”为施政主旨。6月4日,蒋介石指示阎锡山新阁施政应着重各点:(1)军事,东区以舟山、台湾、琼州、长山群岛为基地,向粤、桂、湘、赣、闽、浙、苏、鲁、冀发展,西区以甘、青、川、康、滇、黔为基地,向宁、陕、晋、豫、绥发展;(2)财政金融,分重庆、广州、台湾三区,以重庆接济西南、西北各省,以广州接济华南各省,以台湾接济东南各省;(3)外交,对美、英特别慎重,各重要使节不宜轻易更动,以免促成美、英承认共党之危机;(4)上海、青岛、天津、烟台、秦皇岛、葫芦岛、连云港各港口,正式宣布为作战地带,陆海空交通实施封锁;(5)政治加重地方政府权责,中央应划区督导与辅助,不宜集中。阎锡山接手了这个烂摊子之后,军事节节败退,无可遏止;外交开拓困难,得不到有力的支持;而“最困难的就是财政”,因为“外债无法举办,内债推行不易,通货膨胀因为法币金圆券两度的崩溃而已走上绝路”。所以阎锡山提出,“求胜利之前,还是先求社会金融的稳定和政府财政的有办法”;但是,“量入为出是既不该又不能”,“量出为入又是虽该而不能”。阎锡山为此一筹莫展,所能提出的解决办法不过是老调重弹,如改革币制、稳定金融、整理财政、收支平衡等,实际施行的措施主要是改革币制。7月2日,李宗仁公布《银圆及银圆兑换券发行办法》,决定废除金圆券(9月1日起停用),改用银圆券,每一银圆券含纯银23.493448克。但即便是按最乐观的估计,其时每月的收支差额仍在3000万元以上,因此银圆券被仍在国民党统治下的各地方认为“属一种欺骗性纸币,纵使有银圆为准备,亦不能使人相信,因过去政府改币,朝令夕改,已失信于民”,故其“难免不步法币及金圆券之后尘”。银圆券总发行数额不大,约为2643万元,使用地区也非常有限,不过是在国民党临近退出大陆之前,又为其货币发行史增加了一次失败的记录而已。
为了解决财政困局,自蒋介石下野后,以立法院为中心,不断有动用存在台湾的金银外汇支持财政的动议。3月21日,蒋介石致电吴忠信,斥责立法院的主张:“将仅存之国脉民命贡奉共匪,而自绝其生计,不啻饮鸩止渴,必遭全国军民激剧之反对,其后果将不堪设想。"5月10日,在广州的立法委员又向行政院长何应钦提出质询,主张使用保存在台湾的金银作为打仗用,“因为现在是军事第一前线第一,我们不允许再把金银摆在旁边不用,要知道在这二三月内,军事有转机,尚有一线希望,如军事无转机,一切希望都完了。”但这样的提议均遭蒋介石的严词拒绝。因为蒋介石对大陆战局实际已不抱希望,所以再不愿将有限的金银外汇投入这个无底洞,而是准备以其作为固守台湾的经济依恃。
由于对大陆战局的无望,蒋介石此时着力于巩固并经营台湾。当国民党军在三大战役中失败后,京沪地区已是自身难保,国民党的政府、军队、干部队伍及资财最终退往何处,是其面临的紧迫的现实问题。鉴于抗战时期固守西南、西北的历史经验,许多国民党人仍主张撤往西南和西北,待机应变。但此时的情势与抗战时期已经截然不同,虽然西南、西北地区面积广大,似乎有充分的周旋余地,但国民党师老兵疲,又无国际支持,退兵环境闭塞又无海口的西南和西北,终将成死局。蒋介石注意到了这种情况,在他决定国民党的退守战略时,以海岛台湾作为退守的中心。因为台湾是个海岛,有宽阔的海峡与大陆相隔,中共一时尚无法拥有进攻台湾所需要的充足的海空力量支持;台湾物产丰富,经济上可以自给自足,又有大段海岸线,便于对外联系;台湾与大陆相隔,又长期处于日本殖民统治之下,中共势力和影响不大,国民党与当地士绅也无历史联系,有利于国民党的统治和施行一定的社会改革。这些都是国民党退守台湾的有利之处。当然,台湾地域狭窄,回旋余地较小,是退守台湾的不利之处。不过综合对退守台湾利弊的考虑,蒋介石仍认为利大于弊,因此决策以台湾作为国民党退守的最后基地。蒋介石下野前后,国民党开始实行应变计划,机关单位、人员档案以及大量资财均未运往西南,而是经海路运至台湾。不过为了在大陆保留一定的基础,蒋介石也对退守西南做了相应的部署,在公开场合仍以退守西南为号召,尤其是在军队部署方面,格于实际的情况,并未将退守台湾作为特别的重点。
尽管蒋介石作出了退守台湾的决策,但在当时国民党军事一败涂地的情况下,国民党内对固守台湾并无多少信心。阎锡山在其制定的《台湾保卫案》中说:人人以大陆失掉之后,台湾保不住,但我们争时待机上,必须保得住,才有机可待。且如果能实行总体战,军事政治经济民众一切都有办法,不漏空,配合上海空军,绝对能保得住。因他占了台湾,我们即无远景。我们今日应赶紧的巩固台湾。国民党为了巩固在台湾的统治基础,决定在台湾继续使用台币,而不使用已经毫无信用的法币、金圆券和银圆券,并实行了新台币改革,以稳固币制和经济。陈诚出任台湾省政府主席后,认为“扩充之基础在农民,因此对于农民之利益,特别注意”。4月14日,台湾省政府发布《私有耕地租用办法》和《私有耕地租用办法施行细则》,明定地租为37.5%,如果地主不愿接受,租用人可将产物径送当地合作社仓库,存储费用由地主承担;非依法律,不得终止租约;地主收回土地自耕时,总面积应予限制。此次减租在当年7月基本完成。由于国民党与台湾地主阶级没有历史的利益联系,土改较易下手;而且台湾地域面积不大,也便于土改的推行。此次减租,有利于获得当地农民的支持,稳定国民党在台湾的统治基础,并为以后进一步的土改打下基础。
由于美国政府对中国局势采取了“等待尘埃落定”的政策,国民党无法指望从美国得到更多的支持。但美国对国民党能否保持台湾心怀疑虑,不希望战略地位十分重要的台湾落入中共之手,企图将其作为不沉的航空母舰而保持在美国的控制之下,因此一度有将台湾移交盟国或联合国暂管之拟议。蒋介石得知后,立即复电驻东京盟军总部中国代表团,指示他们就此向盟军统帅麦克阿瑟交涉,表示“此项提议实际上为中国政府无法接受之办法,违反中国国民心理”,希望“美国政府应采取积极态度,协助中国反共力量,并应协助我政府确保台湾,使成为一种新的政治希望”。美国人并不甘心就此罢手,其有关官员又提出扶植孙立人成为台湾统治者的方案。孙立人为留美出身,能征善战,成名于滇缅抗战,时在台湾担任训练新军的任务。但孙立人对美国人的提议没有接受,而且蒋介石长期经营的权力基础仍在,他人难以撼动,此议最终未成事实。自此以后,蒋介石对将台湾自中国分离的做法保持了警惕,坚持了“一个中国”的立场。(www.xing528.com)
8月5日,美国国务院发表《美国与中国的关系》白皮书,为美国对华政策作辩解,认为国民党的失败并非是美国不支持的结果,而是其腐败无能与领导错误所致。蒋介石认为,此事“实予余以最大打击”。据洪兰友告蒋介石:“美政府发表白皮书后,传闻各地方更增浮动,诚堪忧虑。尤以该书内容对钧座诋毁过甚,而又声明将扶植中国新民主人士。在美国固绝不需要中国之一般落伍军人,但确足以助长此反抗反动而有野心者侥幸觊觎之心。”但为了争取美国以后可能的支持,国民党又无法高调回应,蒋指示不作“意气之辩论”。16日,广州国民党政府外交部发表声明,表示对白皮书“实有不能不持严重异议之处”,并且“不得不于适当时期,将所持观点及有关事实,对中美两国人民作详切之申明”;但又表示“不愿使两国政府间关于过去问题之辩论,而影响两国传统之友谊,以及民主国家所维护之共同目标”。美国政府则出于反共的考虑,将其对国民党的公开批评限制在一定范围内,并且维持了对国民党政府的承认。10月3日,美国以北京中央政府没有宣布“准备承担加于一个中国政府的国际义务”为由,宣布继续承认国民党政府。
国民党军自上海撤守之后,中共方面因为顾虑美国的军事干预并为应对大军南进之后的后勤补给需要,主动放慢了进军步伐,各战场的大规模战斗较前为少,国民党有一个短暂的喘息之机。但就是在此时,国民党也毫无团结一致、振衰弃弊之表现,而是派系相争,内斗不已,人心涣散,其失败结局已成为无可挽回的事实。国民党党内矛盾,仍以蒋桂两系相争为主导,夹在两系之间的阎锡山,虽为阁揆,但大小事项均不决定于己,得桂系同意,若蒋系反对仍为枉然;得蒋系同意,又需要看桂系眼色。他自称只有“束手无策坐以待毙之可虑”。7月1日,蒋介石在台北设立国民党总裁办公室,其下设设计委员会,分为党务、政治、军事、外交、财政、文化宣传等组,俨然为广州政府之太上皇。7月14日,蒋介石飞到广州。16日,国民党决定成立非常委员会,隶属于中央执行委员会,代行中央政治委员会职权,由蒋介石、李宗仁、孙科、居正、于右任、何应钦、阎锡山、吴忠信、张群、吴铁城、朱家骅、陈立夫组成,蒋任主席,李任副主席,洪兰友任秘书长,程思远任副秘书长。蒋系人物在非常委员会中占了绝对优势,从此李宗仁的施政更受牵制而不能自主。阎锡山在会上提出了长达48页的《扭转时局方案》,但毫无新意,无非军政一元化、提高地方职权、加强政治工作、调整官兵待遇、争取广大民众一类老生常谈。18日,国民党决定由李宗仁、阎锡山、顾祝同组成军事小组,负责军事大政方针之决策,但在防守重点置于何处以及兵力调动方面,蒋桂两系意见不一,只能各行其是。
按照桂系的设想,应该集中兵力加强华中防线,名为确保广州,实为巩固广西。7月27日,李宗仁飞抵台北与蒋介石会谈,提出此项建议,但蒋介石以胡宗南和宋希濂反对为由予以否决,并称目前兵力有限,不能防守大庾岭以北地区。8月14日,白崇禧致电蒋介石,提出:“湘南为粤桂屏障,本署拟在湘南湘西战场决心打击进犯匪军,借求粤桂安全,并挫匪势,用收振奋人心士气,转变国际观听之效。”但他认为,现宋希濂部在鄂西,方天部在赣南,湘西只有6个军,“以此担负前述之重大任务,实感力有不足”。他提出,广东现有7个军,“与其以之完全做消极使用,宁暂以其主力北上,至少抽调粤北两个军车运耒阳,协力华中方面作战,集中力量,相机予匪打击,较为适宜”,“否则如湘南不保,本署主力被击溃后,匪将长驱直入粤境,我重遭各个击破,广州势难免上海之后尘”。蒋介石对桂系的意图心知肚明,他在17日回电白崇禧,拒绝其建议。其后白崇禧通过广州国防部,调动驻广州的第21兵团刘安祺部北上。蒋介石本无意守广州,但为堵桂系之口,又以广州重要为由,指示、放任下属不听从白崇禧的命令。蒋介石要求顾祝同停调刘安祺部,训斥他“视战事如儿戏,以军队为玩具,置所部生死成败于不顾,徒供无谓之牺牲,是非吾人忠于党与革命负责之道”。蒋的侍从室负责人俞济时电告刘安祺:“如要北调,必先向校长请示,切勿擅自移动为要。”在蒋介石的纵容之下,刘安祺不仅不服从调令,甚至将己部所处形容为“邪恶之政治环境”,并反对“邪恶势力从中利用”。
对于蒋介石垄断权力、控制军队的做法,桂系虽无可奈何,但也不时发起反击。桂系的主张在一定程度上得到广东军政当局,如薛岳、余汉谋等人的支持,他们策动属下以民意代表身份,批评军事措施之不当,要求撤销参谋总长顾祝同的职务。9月1日,国民党中央非常委员会开会检讨战局,李宗仁发言称:“欲打开此沉闷局面,必须灵活运用军事力量,使能反败为胜。……保卫广东,首贵统一指挥,决战应积极做去,不可延误。但部队不听调度,即无法完成部署。”他指责说:胡琏兵团原在赣南,归华中指挥,不知奉何人命令,调到广东东江,这命令显然不对。他提出今后大的决策应请总裁指示,小的如军队调动等,应听国防部命令,因为总裁说过他领导党,不问政事,此类事件当非总裁之意,其症结何在,责任何属,实难揣测;原订战略不能执行,政府又如何做事。不过这是李宗仁自说自话,蒋介石从来不认为军队调动是小事,军权是蒋必须时时控制在手的。
因为李宗仁的政令不能推行,阎锡山又不能在蒋桂发生矛盾时支持他,李宗仁对阎锡山也日渐不满,有意另找人担任行政院长。但阎锡山有蒋介石的支持,并不把李宗仁放在眼里,他请邹鲁转告李宗仁,本人既任此职,请辞殊违初衷。邹鲁告他,如其不辞,李宗仁恐有意将其免职。但阎称:如免职我不副署,则李为不合法。阎锡山既如此态度,又有蒋介石的支持,李宗仁最终也没能实现其意图。桂系的一系列做法,更增加了蒋介石对桂系的不满和怨恨。双方关系实已难能协调。
10月中旬,国民党军自广州撤守,13日李宗仁飞回桂林。国民党内开始有请蒋介石复职的呼声,此事成为蒋介石与李宗仁交恶公开化的最后导火索。蒋的谋臣吴忠信率先问李宗仁:“有无知难而退之意”。李答称:“我不准备引退,如果蒋先生要复职,那就由他自己决定。”他表示:“蒋先生以国事困难,令其出而负责,但又不令管事。彼自己既不来,亦不交出钞与权。……时局至此,令人愤懑不已。”蒋介石虽有心复职,但李宗仁拒不退职,使得蒋一时亦无法强其进行。11月3日,白崇禧提出,请蒋复职,李以养病为由赴美就医,而以其出任行政院长兼国防部长为李退职的条件,但蒋坚不同意。11月12日,李宗仁在桂林召集桂系大员商讨今后的出路,提出积极做法是以桂黔滇和海南岛自成局面,与蒋划清界限;消极做法则是出洋,由白崇禧为西南残局善后。此时,国民党军事已至最后关头,白崇禧认为出国不过是做寓公,而退台湾或可有所为,他一向坚决反共,又惑于蒋介石的拉拢,与李的态度渐渐拉开了距离。没有白崇禧的支持,李宗仁也不可能自成局面,因此决定采用后一方案,自己出国就医,将桂系部队及善后问题交由白崇禧负责。
李宗仁不去重庆,残存的国民党政府中心无主,一派土崩瓦解之象。张群多次电催李宗仁返渝,李则称“拟续赴各地巡视,以激励士气民心,请速电总裁促驾,不必俟仁返渝”。蒋介石自记:“德邻飞桂后,闪避不回重庆行都,整个政府行同瓦解。军民惶恐,国难已至最后关头。不管李之心理行动如何,余不能不先飞渝,主持残局,明知其挽救无望,但尽我革命职责,求其心之所安也。“11月14日,蒋介石自台北飞至重庆。20日,李宗仁自南宁飞到香港,以“胃病复发”为由,表示将“转美检验”。行前,他将中枢军政事宜交由阎锡山负责,日常公务交由秘书长邱昌渭和参军长刘士毅代行。国民党其后派居正等人赴港劝李返渝,被他坚决拒绝。12月3日,阎锡山致电李宗仁称:“钧座一日离国,全国军民则一日无所依托,在此危急存亡决于俄顷之际,何能一日无元首躬亲主政。……敬祈钧座重加考虑,俯念时艰,即日力疾返国,挽救危局。”但李宗仁毫不动心,5日自香港飞美国,同时告阎锡山:“胃疾剧重,亟待割治,不得已赴美就医。……请兄对中枢军政仍照常进行,至于重大决策,仍可随时与仁电商。”
李宗仁出走之后,国民党内请蒋介石复职的声浪更高。11月27日,国民党中常会决议请蒋介石复职。蒋认为,李宗仁滞港,不在政府主持,余又不复行视事,则我国已无元首,成为无政府状态,举国上下人心动摇,“因此,不能不作复行视事之准备,惟对时期问题尚须加以研究”。为了拉拢残余的桂系力量,蒋介石对白崇禧表示,绝不于此时“复行视事”。28日,他又致电白崇禧:“如德兄仍格于病势,不能遄返中枢,而必须赴美疗养,届时本党中央当特邀兄来川,共同郑重计议,寻求解决之道。过去北伐成功,抗战胜利,均赖吾人之戮力,兄之协力,今日时艰事危,至于此极,本党同志团结同生,否则俱亡。本党若亡,国家随之。”蒋桂两系的矛盾虽因李宗仁出走而得以化解,桂系也因其军队损失殆尽而成历史名词,但蒋心中对桂系的怨恨并未消失,他在日记中恨恨地写道:桂系“借共匪之声势,以胁制政府,逼迫领袖,以为夺取权位之良机,以争取美国第三势力之欢心,不惜毁党联共,期达成其投机取巧之目的”;“于军事、财政乃至人事、法纪,除与之有利者外,其他无不尽力予以彻底摧毁,而对各文武官员先之以威胁不成,则继之以利诱,所有经余二十余年来所建立之国民革命事业,皆为其十个月内毁坏殆尽”。白崇禧等桂系大员到台湾后,均被蒋弃置闲散,不予安排有实权的职位,他们已不复再现当年之风光。
1949年底,残存的国民党政府统辖之地已经局处在西南一隅,而且国民党军还在继续败退之中。11月22日,国民党决定将政府迁往成都。27日,国民党中常会决定将政府迁往西昌,并暂先移成都办公。30日,蒋介石飞离重庆到达成都。但是成都很快亦将不保,12月7日,国民党决定将政府迁往台北,另在西昌设立大本营。8日,阎锡山飞至台北,通告自次日起政府在台北办公,另行组织“战斗政府”和“战斗内阁”,精兵简政,随军行动。
1949年12月10日下午2时,蒋介石乘坐专机自成都飞返台北,最后离开了他当政22年的大陆,于下午6时半抵达台北。在蒋介石日记中,“是月实为国内外对余最后总打击之一月,而党与国亦为最危急之一月”。确实如此,国民党因其不能解决中国社会的基本矛盾,不能应对中国社会的发展要求,不能代表广大民众的切身利益,从而失去了民众的支持,在与中共的竞争中败阵,最终失去了对中国历史发展的主导权,失去了在大陆的执政权,只能退守台湾海岛,并利用国内外形势的变化,偏安一隅,成为暂时在台湾执政的地方政权。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