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军全面败退中国命运的决战

1949年4月至5月间，国民党军自长江防线全线败退。5月14日，已经迁移到广州的国民党政府国防部长何应钦致电各部称：“查自匪军南渡，我各级部队于转进途中，既未采用机动方法，窥破好机，予深入之匪以反击，复未站稳脚跟阻止匪军之冒险穷追，似此消极性之转移如不严加纠正，则影响今后作战至巨。须知匪以孤军深入，既无后方，又无补给，其战线绵亘数千里，兵力分散，补给困难，犯兵家之大忌。我军正宜乘敌兵力分散，予以严重打击，纵部队残破或情况与我不利，亦应发扬革命精神，以残破之兵力向敌后方转进，机动袭击。倘不战而退，自甘溃散者，既亏我军人之职守，复为国法所不容。兹特明白晓谕：嗣后各级部队长应振作士气，不断求匪而攻击之，凡有不遵命令专以避战为能事者，决按军法及连坐法从严惩处，并撤销其番号。”但此等严令对败退中的国民党军多半失效，此时的残余国民党军已是将无斗志、兵无士气、指挥失灵、装备破损，很难组织有效的抵御，而是稍触即溃，一退再退。

面对长江防线失守后的军事败局，国民党提出在战略上“巩固反攻基地，培植新生力量，厉行军事革新，实施总体战”，战术上实行“避实击虚，以明击暗，以大吃小，速战速决”。但对军事部署的重点，蒋、桂两系显然有不同的考虑。李宗仁和白崇禧准备以白部担任粤汉路防御，其中以鲁道源、陈明仁、张轸兵团部署在粤汉路正面，黄杰、沈发藻兵团部署在湘东和赣西南，将陕南胡宗南部队调到鄂西，鄂西宋希濂部队调到湘西，胡琏和刘安祺兵团调至赣南和粤北，其他部队位于两侧的大弧形防守线，其防守重心名为国民党政府迁移后之所在地广州，实则着眼于桂系的基本根据地广西。他们还准备将汤恩伯余部调至粤东和闽南，绥远部队西调宁夏，马家军南撤甘青，以在外围牵制中共部队的进军。桂系的做法自然不为蒋介石所接受，蒋的部署重心，一在以台湾为中心的东南沿海，二在西南川康黔滇，准备以这两处为最后退守地，待机而动。他甚至在给国民党政府的指示中压根未提及两湖与两广的防守问题。由于蒋介石仍掌握着国民党的实权，所以李、白根本无法调动蒋系部队。根据蒋的旨意，胡宗南部留守陕南，宋希濂部退往鄂西南，均以拱卫四川为任务；胡琏兵团被调往粤东，刘安祺兵团调往海南，汤恩伯余部退至舟山福建，均以巩固东南沿海为责任。何应钦还曾提议：“华中主力于不得已时转移入黔，与四川国军凝为一体，确保西南半壁，徐图再举。”这种削弱两广防守、为蒋介石做嫁衣裳的做法也得不到桂系的同意。本已残破不堪的国民党军，更因这样的矛盾内讧而致越发缺少战略配合，在全局层面已不能进行有效的作战部署。

第二、第三、第四野战军三路大军先后渡江之后，进军速度甚快，对中共而言，全国胜利已是指日可待。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作出了新的战略部署。5月23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指示，作出向全国进军的部署：以第三野战军“迅速准备提早入闽，争取于六七两月内占领福州、泉州、漳州及其他要点，并准备相机夺取厦门。入闽部队只待上海解决，即可出动”；第二野战军“目前任务是准备协助第三野战军对付可能的美国军事干涉”，“使美国有所畏而不敢出兵干涉”，同时“准备于两个月后以主力或以全军向西进军，经营川、黔、康”；第四野战军在年内占领两广；第一野战军在年内占领甘、宁、青，并准备明年经营新疆，另以一部经营川北。毛泽东特别强调：“胡宗南全军正向四川撤退，并有向昆明撤退消息，蒋介石、何应钦及桂系正在做建都重庆、割据西南的梦，而欲消灭胡军及川、康诸敌，非从南面进军断其退路不可。”采用大迂回、大包围战法，切断国民党军退路，以全歼国民党军的追击战略开始初步成形。

在中共部署向全国进军的过程中，美国可能干涉的因素一直起着一定的作用，正如毛泽东所言：“我们从来就是将美国直接出兵占领中国沿海若干城市并和我们作战这样一种可能性，计算在我们的作战计划之内的。"5月27日第三野战军进占上海，次日毛泽东致电各野战军首长，指出：“近日各帝国主义国家有联合干涉革命的某些象征。例如美国正和英、法等十二国会商统一对华政策，青岛增加了美国军舰，留在南京的各国大使准备撤走，英国在香港增兵，广州国民党亦有某些高兴的表示等事，可以看出这种象征。将来是否会演成干涉的事实，目前还不能断定。但我们应当预筹对策，以期有备无患。”当时，各路大军正向国民党统治区进军中，后方未留太多的兵力，为了有备无患，毛泽东对向全国进军的部署作出重大调整，决定在华北和华东新占地区留置充足的兵力，以防止美国可能的干涉，或协同国民党军的袭扰。具体部署是：令第20兵团杨成武部在秦皇岛、塘沽布防；第19兵团杨得志部在歼灭胡、马两军在陕甘边境的主力后停留在宝鸡地区待机；第四野战军在河南留1个军，准备在有事时增援华北；第三野战军在青岛留1个军，南京、镇江、苏州地区留2个军，浙江留3个军，上海留7个军，并加强吴淞、江阴炮台配备，进攻福建的兵力不要超过2个军；第二野战军全军在6、7两月内，位于现地进行整训，两个月后看情况再定行动方针。但是，毛泽东也认为：“中国人民革命力量愈强大，愈坚决，美国进行直接的军事干涉的可能性也就将愈减少，并且连同用财政及武器援助国民党这件事也就可能要减少。”当事实表明美国将从中国抽身而退、已经不可能干涉之后，毛泽东才下令第二野战军准备进军西南，于此亦可见毛泽东对重大战略问题的慎重态度。除此之外，大军渡江之后，在一路凯旋声中，也出现了如何组织后勤供应、如何适应南方山地潮湿的作战环境、城市接管如何跟上进军步伐等一系列新的问题，需要作出一定的调整。因此，根据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新的部署，自6月以后，各路部队的进军速度都有所放慢，在继续追击、歼灭国民党军的同时，也将相当的精力用于整训补充调整、巩固胜利成果方面。

华东方面的国民党残余部队主要集中在浙江南部和福建，但多为自前线败退下来的部队残余，缺额甚多，军心涣散，许多部队根本不堪一战。5月间，国民党将福建部队整编为3个兵团10个军共12万人，由福州绥靖公署主任朱绍良指挥；浙江部队整编为4个军共6万人，由浙江省政府主席兼舟山防卫司令周嵒指挥。6月21日，蒋介石到福州召集各部主官开会，强调防守福建对保持台湾、屏障台湾的重要性，决定以第6兵团防守福州，第8兵团防守漳州，第22兵团防守泉州、厦门和金门。7月18日，国民党成立东南军政长官公署，由陈诚担任长官，统一指挥浙、闽、台军政事宜。9月中旬，汤恩伯接替朱绍良担任福州绥靖公署代主任兼福建省政府主席，指挥闽南作战。由于第三野战军部队推迟了进军福建的时间，使国民党军得以在整训部队、加强防务方面有所调整。

担任进军东南任务的第三野战军，在占领上海后，决定由第7兵团进军浙江，第8兵团守备南京，第9兵团守备上海，第10兵团进军福建。7月初，第7兵团已经进占了除舟山群岛等岛屿之外的浙江全省，福建成为第三野战军下一个进军目标。由于第10兵团在上海战役中消耗较大，他们要求推迟进军时间，得到了第三野战军首长和中共中央军委的同意。经过1个月的休整，第10兵团于10月初自浙江嘉兴南下，月底到达闽北建瓯、南平、古田地区集结。8月初，第10兵团发起福州战役，以1个军为左路，攻击福州以北的连江；1个军为右路，攻击福州以南的福清、长乐；1个军为中路，沿古田至福州公路攻击福州。战役发起后进展顺利，16日左、右两路完成预定任务，当晚福州国民党军南撤，17日进占福州。此后继续南进，9月19日占漳州，23日占集美。对于如何解决厦门和金门的国民党军，兵团提出金厦并攻、先厦后金、先金后厦三个方案，由于认为国民党军正在恐慌动摇之中，最初决定一鼓作气并攻金厦，但后因运兵船只不够，又决定集中船只载运部队，先攻厦门再攻金门。厦门岛虽有汤恩伯率领的国民党2个军5个师3万余人固守，但其最近处离大陆不过1海里左右，相对较易攻取。10月15日晚，第10兵团集中6个师的部队渡海攻击厦门，于16日晨成功地在厦门岛北部海岸登陆，随后即向纵深发展，17日占领厦门全岛，汤恩伯率1个师部队仓促撤离，余均被歼。

第10兵团攻下厦门后，即根据作战预案，于18日下达了攻击金门的命令。大、小金门岛均位于厦门以东，其中大金门岛面积为120余平方公里，小金门岛面积为15平方公里，距离大陆最近处约10公里左右。国民党以1个军及1个师防守大金门，1个师防守小金门，战前和战中，又自广东潮汕地区调来第12兵团的2个军，使守岛兵力达到4万人，但这些动向未引起第三野战军第10兵团足够的注意。担任攻击金门的是第三野战军第10兵团第28、29军各一部共6个团的部队，由于战役发起前船只搜集的困难，攻击时间从20日推迟到23日。此时，第10兵团已发现国民党军增援金门，但又认为可以在国民党援军未全部到达前解决战斗，故仍决定发起战役；因为船只搜集最后仍未达到一次载运6个团的数量，只好决定将登陆部队以3个团的规模分为两个梯队登陆；又因种种原因，登陆梯队未有师以上首长随行，各部互不统属，致使在统一指挥和协同作战方面发生困难；加以对登陆作战演练不够，对海潮、气候等影响登陆作战的因素未有充分考虑；厦门一带是新解放区，群众基础较差，获得群众支持不易。上述种种因素结合在一起，导致了金门作战的失利。24日晚，第一梯队3个团分乘300余只船起渡，25日凌晨在大金门岛西北部成功突破，但因没有统一指挥，未能先巩固滩头阵地，而是分头向纵深穿插，结果遇到国民党军的反击，扩展困难。登陆时正值海水退潮，载运船只全部搁浅在滩头，天亮后被国民党空军飞机全部炸毁，无法返回接运第二梯队。25日晚，登陆部队已被压缩至古宁头地区，岸上部队紧急搜集了部分船只，于当晚又派出4个连登陆大金门岛，但在人数上仍远不及国民党军。26日，国民党军全力向古宁头反击，登陆部队坚持到当晚突围，战至28日下午，全部9000余人或牺牲或被俘。

金门之战，第三野战军第10兵团遭受重大损失。司令员叶飞总结其原因为：“主要是由于我们急躁、胜利冲昏头脑、盲目乐观、轻敌所造成。……只追求速攻勿让敌有喘息与重新整顿之余地，而未在困难方面多着想与考虑，与对敌最后挣扎之严重性估计不足……充分表现了轻敌急躁、主观主义打没有把握与冒险的仗。"10月29日，中共中央军委致电各部队：“查此次损失，为解放战争以来之最大者。其主要原因，为轻敌与急躁所致。”“当此整个解放战争结束之期已不在远的时候，各级领导干部中主要是军以上领导干部中容易发生轻敌思想及急躁情绪，必须以金门岛事件引为深戒。对于尚在作战的兵团进行教育，务必力戒轻敌急躁，稳步地有计划地歼灭残敌，解放全国，是为至要。"11月3日，第三野战军第7兵团第21军派遣6个营分两批渡海攻击浙江舟山群岛的东南门户登步岛，结果与守岛国民党军形成胶着战，由于后续部队无法跟进，最后决定撤退，造成1400余人的伤亡。事实表明，渡海登陆作战是一种全新的作战样式，在缺乏充分海空和后勤支持的情况下，渡海登陆作战的困难较大，不能草率行事。此后，分别负有对浙闽和广东渡海登陆作战任务的第三野战军与第四野战军部队，对渡海攻击沿海岛屿均采取了谨慎从事、认真准备的态度。

在第三野战军准备进军福建之时，毛泽东还在6月14日致电粟裕等人：“请开始注意研究夺取台湾的问题，台湾是否有可能在较快的时间内夺取，用什么方法去夺取，有何办法分化台湾敌军，争取其一部分站在我们方面实行里应外合，请着手研究，并以初步意见电告。如果我们长期不能解决台湾问题，则上海及沿海各港是要受很大危害的。”台湾离大陆的距离更远，又是国民党准备在撤守大陆后最后据守的地区，兵力部署更多，攻击难度也更大。第三野战军为攻击台湾进行了充分的准备与精心的演练。1950年4月，第四野战军成功地渡海攻占海南岛。5月13日，国民党军自浙江沿海最重要的岛屿群——舟山群岛撤退；19日，第三野战军进占全部舟山群岛。但由于6月朝鲜战争爆发后国内外形势的变化，进军台湾的计划最后未能实行。

太原是国民党在华北保有的少数孤城之一，其四周多山，地势易守难攻，市内外均筑有大量钢筋混凝土工事，形成了环绕城区百余里的要塞化、堡垒化、立体化的坚固设防体系，并有自设的兵工厂，守军有6个军10个师10万余人，其作战部署为：“以少数兵力固守要点，大部兵力保持机动，期凭借坚固工事与炽盛火力，予匪以重大损害。尔后适时运用我机动部队，逐次歼灭局部匪军，以达攻势持久之目的。”为了攻克太原，华北第1兵团于1948年9月底拟定了作战方案，决定先以围困和瓦解的办法逐步削弱守军，然后攻占外围阵地和机场，得手后再攻占城垣周边据点，最后攻占城区。10月中旬，第1兵团对太原城外东山发起进攻。东山俯瞰太原市区，为攻占太原的必经要隘，也是阎军坚固设防之地。攻守双方在东山进行了反复的激烈争夺，均有重大伤亡。经过一个月不间断地连续攻击，第1兵团终于在11月中旬全部攻克东山四大要塞，但付出了2万余人伤亡的代价。平津战役发起后，毛泽东认为，过早攻克太原，有使傅作义感到孤立，自动放弃平津南撤或西撤，增加尔后作战的困难，遂决定停止对太原的攻击，部队就地休整。平津战役结束后，华北第19、20兵团共6个军于1949年3月到达太原前线，华北三个兵团齐集太原，攻城部队总数达到了10个军36个师共32万余人，对国民党军占据了绝对优势。为指挥对太原的总攻，成立了太原前线司令部和总前委，以徐向前为司令员兼政委及总前委书记。3月底，第一野战军司令员兼政委彭德怀在回西北途中，留在太原前线参加指挥作战。北平和谈开始前后，中共有意以北平方式解决太原问题，表示对阎锡山可照傅作义那样待遇。但阎锡山拒不接受，于3月29日匆匆飞离太原，将太原作战的指挥权交给绥署副主任孙楚和王靖国。4月20日，华北三个兵团同时对太原发起总攻，首先以强大炮火摧毁守军的防御工事，继以四面围攻攻破城垣。随后守军防线全面瓦解，步步后退至城内。24日战斗结束，太原守军被全歼，孙楚、王靖国等被俘，国民党山西省政府代主席梁敦厚等自杀。随后大同守军1万余人于5月1日决定放下武器，听候改编。山西战事结束。

5月6日，国民党军在豫北的孤立据点安阳被南下的第四野战军部队攻占，新乡守军放下武器，接受改编，河南战事结束。

青岛是国民党军在山东所占的最后据点。早在2月4日，国民党即决定撤守青岛，但驻守青岛的美军司令白吉尔为国民党打气说，不必过早放弃青岛，“只要有美军一部留青岛，则共军必不敢来犯”；如来犯，由关岛、东京调军前来亦很容易。国民党因此暂时搁置了青岛撤军计划。但事实表明，美国人的承诺并不可靠。5月间，中共中央军委指示青岛前线采取“逐步压缩，迫敌早退”的方针，驻青美军自行撤离，国民党军失去靠山。6月2日，驻青岛第十一绥靖区及2个军10万余人全部自海路撤往广东，山东战事结束。

位于华北和西北结合部的绥远，由西北军政长官公署绥远指挥所主任、绥远省主席兼保安司令、傅作义的老部下董其武率部据守，驻有7个师8个旅近8万人的部队。北平和平协议达成后，绥远势处孤立，董其武在1月22日飞到北平，表示愿意追随傅作义的行动。因绥远地处偏僻，对全国战局的影响不大，守军又可以随时西向宁夏继续撤退，同时也为了争取桂系和国民党内其他派系转变立场，实行和平解决，平津战役结束后，毛泽东决定由第四野战军进军中南，华北部队加入西北作战，对绥远则采取暂时不动、留待逐步解决的方针，并为了给董其武留出足够的时间协调内部立场，对绥远在一段时间里采取宽松政策。23日，中共中央军委电示林彪，对绥远方面停止战斗，维持现状，恢复交通，建立联系。2月12日，中共中央军委再次致电担任绥远方面作战任务的晋绥军区，提出目前应维持绥远现状，“彼此互不侵犯”，平绥路许其通车，商业许其流通，在晋绥军区部队和董其武部队之间暂划一分界线。2月22日，毛泽东在西柏坡会见傅作义和邓宝珊时，提出绥远问题可用另外的方式解决，先让董其武做好内部工作，开通平绥铁路，便利人民往来，双方开展贸易，逐渐统一货币，加强交流，什么时候可以起义就什么时候起义。25日，毛泽东电告林彪：“北平二十余万人，傅、邓已完全交给我军，任凭我们处理。绥远傅部则其预定计划是希望我们按照另一方式，即大体上按照吴化文、曾泽生方式解决，而在目前则大体上维持现状。我们已预先估计到了他们这种心理，故不待他们提出即告他们绥远军队及政府暂维现状，一个时期以后，再按我们制度编整。”毛泽东在3月召开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将此定名为“绥远方式”，即“有意地保存一部分国民党军队，让它原封不动，或者大体上不动，就是说向这一部分军队作暂时的让步，以利于争取这部分军队在政治上站在我们方面，或者保持中立，以便我们集中力量首先解决国民党残余力量中的主要部分，在一个相当的时间之后（例如在几个月，半年，或者一年之后），再去按照人民解放军制度将这部分军队改编为人民解放军”。3月23日，林彪等与傅作义商量解决绥远问题的办法。经过谈判，签订了《绥远和平协议》，规定双方军队划界驻守；恢复平绥路交通，人员自由往来；通邮、通电、通商，人民币可在绥远流通，酌量收购金圆券；绥远军队和政府保持现状，解散特务组织；补贴绥远军政费用；促进社会进步，达到起义和和平统一。6月8日，协议正式生效。其后，董其武在绥远组织革新运动委员会和人事委员会，确定工作计划，改组机构，统一事权，准备起义。华北人民政府也派联络处进驻归绥，与董其武保持联络，进行工作。6月1日，邻近绥远的陕北榆林第22军军长左协中率部起义。

与绥远酝酿起义的同时，国民党也在极力拉拢董其武。起先国民党命令董其武向西撤退，在被拒绝后，一度停发了绥远的军政费用。后来为了拉拢董其武，又决定补发经费，并任命董为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7月间，徐永昌和空军副总司令王叔铭飞到绥西陕坝，与董其武会见，希望他站稳立场。国民党还策动董部的反共军官和特务，利用部分官兵对起义的疑虑，进行反对起义的活动。一时间，国共同在归绥活动，都在争取董其武。7月14日，傅作义向毛泽东报告绥远情况，认为“绥远问题必须迅速彻底解决，俾能在最近时期内成为解放区、解放军之一部，把立场站过来”，请“指派人员拟定一具体方案，付之实施，彻底执行”。鉴于绥远部队多为傅作义的老部下，比较听傅的招呼，而傅在北平部队改编过程中与中共有良好的合作关系，并已在4月1日公开声明转变立场支持中共，中共中央决定委托傅前往绥远，向董部释疑解惑，组织董部起义。8月25日，傅作义与邓宝珊携银洋20万元到达绥远，对董部进行说服教育工作，解决内部矛盾，排除起义障碍。9月11日，傅作义向聂荣臻和薄一波报告：绥远“军政干部对中共领导及人民政府各项政策，均表拥护”，但“疑惧心理仍不能完全释然”。关于处理绥远问题，他说：“毛主席对弟极其信任，两兄对弟亦充分了解。目前绥远干部又要求弟负责保证。弟体察实际情形，不做则已，既做就必须负责做好。”聂、薄在回电中表示：“从北平跑回绥远的人发生不满情绪是可以理解的。我们过去在处理这一问题时，许多人是在多少带着一些敌对情绪的情况下去处理的，因此处理得很不好，正在加以检讨。”董其武部的二号人物、第9兵团司令孙兰峰便心怀疑虑，他对傅作义说：“共产党在北平同我们定的和平解放条件很好，但有的就不执行。”“这样的起义给我们的干部和部队带来什么好处。像这样起义的悲惨结局，我不愿参加。”傅向他解释说：“某些地方作的不够太好，那也是很难避免的。共产党的政策同我们定的协议很好。但有的人不很好地理解，执行上不得力也是有的。……这些都是掌握和执行政策人的水平问题，并不是共产党的政策不兑现，说话不算数。”孙又认为：“傅先生说的是暂时现象，日子一长，就会变样子的。共产党绝不会使用我们这些人的，早晚必受其害。”他坚持道：“这次让我们起义，必须有条件，而这次的条件不能同北平的条件一样。必须是部队不能再解散，保证每个人的生命财产的安全。在各地扣押我们的人一律释放，并按起义人员对待。”傅向其保证，此次起义人员一律既往不咎，一包到底，部队不改编，人员不遣散，并表示“仗是绝对不能再打下去了”。在傅作义的诚意说服和争取下，孙兰峰同意参加起义。

国民党得知傅作义到绥远后，张群即致电傅作义，请其赴渝，蒋介石亦在8月29日通过孙兰峰告傅作义，亟盼能与其晤谈，并将派飞机接其赴渝，但均为傅作义拒绝。9月15日，傅的老友徐永昌飞到包头与其见面，请傅与他同去广州，被傅拒绝。徐未能说动傅自北平南撤后，此次又没能完成其使命，最后黯然飞离绥远。经过中共的大力争取与傅作义的说服工作，9月19日，董其武率部通电起义。其后，傅作义出任绥远军政委员会主席兼省军区司令员，董其武任绥远省政府主席兼省军区副司令员，部队改编为2个军1个骑兵师。在绥远军政委员会和省政府中，傅作义部下占多数，中共占少数，这在全国是绝无仅有的一例，亦可见中共因傅作义北平和平解决之功而对绥远采宽松之政策。

渡江战役之后，国民党军在西北还有25个军61个师近40万人，其中西安绥署胡宗南部13个军33个师17万余人，甘肃、青海、宁夏的马步芳、马鸿逵及中央系军队8个军24个师14万余人，新疆警备总司令陶峙岳部3个师2个旅7万余人。但西北地区面积辽阔，人烟稀少，交通不便，这些部队互不统属，胡、马两军之间一向积不相能，青海马步芳与宁夏马鸿逵之间亦因地盘与权力之争而有矛盾，面积最大的新疆与内地更远隔千里，几处国民党军无法形成统合战力。国民党的军事部署是，以胡宗南部队逐步退守川陕边境，屏障西南；以马家军对地盘的欲求使其保持甘宁青，牵制中共部队的进军；同时酝酿调出新疆部队，加强内地的军事实力。4月下旬，胡宗南部队开始自渭河以北地区南撤，至5月中旬已撤至陇海铁路西安至宝鸡段及其以南地区，西安绥署撤至汉中，准备以秦岭为天然屏障，阻挡中共部队南进。

担任进军西北任务的第一野战军2个兵团共19万人，兵力数量仍少于西北国民党军。为了加强进军西北的部队实力，太原战役结束后，中共中央军委决定将华北第18、19兵团的6个军17万人配属第一野战军指挥，担任西北作战任务。第一野战军与华北部队的总人数虽仍略少于西北国民党军，但部队可以集中使用，具有明显的机动优势。随着国民党军的后撤，第一野战军部队步步跟进，5月20日进占西安，随后准备继续向西北进军。

对第一野战军进军西北最感到威胁的是马步芳与马鸿逵的马家军，因为胡宗南在情况不利时还可以退往四川，而青海、宁夏是马家军老巢，一旦被攻占，则他们基本上是无路可退，因此他们主动提议与胡宗南联合发起反击作战，以求稳定战局。经过胡、马双方协商，决定以马继援率陇东和宁夏兵团，集结在甘肃的平凉以东地区，沿西兰公路东进咸阳；以西安绥署副主任兼第5兵团司令裴昌会率5个军2个师，自宝鸡沿渭河北岸东进兴平；第18兵团司令李振率4个军，由陇海路南的秦岭北进西安。6月9日，胡、马两军开始行动，中旬北路马家军进至永寿，南路胡军则进至蔡家坡。由于此时华北部队尚未到达前线，第一野战军部队在数量上还不能对胡、马两军形成优势，故彭德怀决定以逸待劳，令第一野战军部队暂停前进，主动后撤，吸引国民党军前进，等待华北部队到达后，再向胡、马部队展开反击。第一野战军部队北线后撤到泾阳，南线后撤到眉县、周厔。随后，马家军攻击咸阳，胡军攻击武功，遭到第一野战军部队的坚决阻击。与此同时，自5月下旬到6月上旬，华北第18和第19兵团自山西太原和晋中向陕西急速开进，自6月中旬开始陆续到达指定位置，7月3日全部到达陕西前线。至此，第一野战军兵力增至12个军35个师34万人，一线兵力已超过胡、马两军。胡宗南得知中共部队的增援动向后，为避免己部被歼的命运，即令所部后撤至武功以西，马家军失去胡军的支持，也后撤至永寿以西。由于胡军兵力集中，且距第一野战军较近，而马家军则相距较远，部署分散，彭德怀决定“钳马打胡”，以第1兵团沿渭河南岸进攻眉县，第2兵团和18兵团在渭河以北，分两路向扶风方向攻击，第19兵团到达后集结乾县，准备钳制马军，保障攻击部队的侧翼安全。7月10日，南路部队首先发起作战行动，12日攻占武功和眉县车站，北路部队亦于当日攻占眉县县城，将第18兵团3个军三面压缩在扶风至眉县之间的渭河河滩，并于12日下午发起总攻，全歼其部4万多人，马家军慑于第一野战军的实力，未敢出兵援救胡军。此后，第一野战军乘胜继续进攻，于14日占领宝鸡，胡军被迫南退秦岭，马家军则退回陇东，国民党军从此在西北战场完全处于被动挨打的境地。国民党战史评论此战中国民党军的表现是，“无统一指挥，不仅未能使打击力统合发挥，且诸马只知拥兵自重，互相猜疑，各自为战，于不愿损耗各自兵力下，于局部小挫而擅退，影响全局，功亏一篑。”

第一野战军取得扶（风）眉（县）战役的胜利后，决定实行“钳胡打马”方针，即以第18兵团监视胡军，而将进攻重点指向马家军，准备在陇东平凉地区歼灭马军主力，具体部署为：以第19兵团沿西兰公路攻击长武、泾川，得手后再攻平凉；第1、2兵团攻击陇县，得手后第1兵团继续西进，切断平凉退路，第2兵团会攻平凉。为保住甘、青、宁最后的地盘，西北军政长官公署代长官马步芳决定进行平凉会战，坚守陇县和平凉，确保天水和固原。他要求宁夏马鸿逵以2个军防守平凉，以己部3个军在六盘山待机出击，并请胡宗南部自秦岭出击，打击中共部队的后方，以协力击破第一野战军进攻。但马鸿逵认为，如果照这样部署，己部处于一线，胜则损耗主力，败则实力难保，而马步芳却进可攻退可守，因此电令前方将领“保存实力，退守宁夏”。马步芳部不愿被推上一线，也向静宁撤退。由于二马都想“保存实力，拥兵自重”，所谓平凉会战计划无疾而终。第一野战军继续进军，未经大的战斗，即于7月30日占平凉，8月3日占固原、天水，6日占静宁，切断了宁夏马鸿逵部与甘肃、青海马步芳部的联系，准备发起兰州战役。

面对第一野战军进军的威胁，二马顾虑自身安危，又准备在兰州一线与第一野战军作战。8月中旬，广州国民党政府为协调二马关系，任命马步芳为西北军政长官，马鸿逵为甘肃省政府主席，使二人对权位的追求各得其所，但马鸿逵并未到兰州履新职。马步芳决定在兰州增修工事，利用兰州地势险要、易守难攻的特点，阻挡第一野战军的攻击。他以2个军守城，3个军位于靖远、景泰地区保护其北翼，骑兵军位于临夏保护其南翼。第一野战军以第2兵团在南，经通渭攻击兰州；第19兵团在北，经静宁沿西兰公路攻击兰州。8月9日发起战斗，12日第19兵团占会宁，19日占定西，第2兵团占阿干镇，距兰州仅20公里。21日，第2兵团和19兵团对兰州发起攻击，因城防坚固，攻击准备不充分，致进展不大。经过调整，25日第2兵团和19兵团向兰州发起总攻，马步芳部在猛烈攻击下不支，原计划自北、南两面出击支援的宁夏马鸿逵和陕南胡宗南部均未有动作，遂决定弃城退往青海。这是第一野战军进军西北途中进行的最激烈的一次攻城战，两个兵团共付出了8700余人伤亡的代价。此后，第2兵团沿兰新公路继续西进，9月16日占武威，19日占永昌，21日占山丹。第1兵团在进占青海后派第2军沿西宁至张掖公路北进，19日占张掖。24日，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副参谋长彭铭鼎等率残部3万余人在酒泉起义，甘肃战事基本结束，第一野战军着手继续进军新疆。

第一野战军第1兵团于兰州战役期间在南路作战，8月16日占渭源、陇西和临洮，22日占临夏，9月2日在永靖至循化间渡过黄河，5日占西宁，马步芳残部投降，马步芳和马继援父子飞离西宁，青海战事结束。

第19兵团在9月2日发起宁夏战役，14日占中宁，进入河套地区。马鸿逵虽还有4个军近8万人的部队，但其本人已在9月1日离开宁夏，将部队交由其子马敦静指挥，上下均无再战之心。19日，驻守中卫的第81军起义。21日，第19兵团在金积、灵武、吴忠歼灭第128军，马敦静飞离银川。23日，马军余部与第19兵团签订《和平解决宁夏问题之协议》，规定将马军开往指定地点集中，听候处理，并保证其官兵生命财产安全。当日，第19兵团进驻银川，宁夏战事结束。

新疆是西北最大最偏远的省份，由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兼新疆警备总司令陶峙岳统领3个师2个旅7万余人驻守。国民党原想将新疆部队调至内地作战，但因陶峙岳的拖延，加以新疆与内地相隔太远的实际困难而未成。第一野战军进占甘肃后，新疆国民党军已无路可退，为加速战争胜利进程，避免战争的破坏，中共也在考虑和平解决新疆问题。8月6日，毛泽东致电彭德怀，告以陶峙岳现在动摇，有和平解决意向，指示：“西北地区甚广，民族甚复杂，我党有威信的回民干部又甚少，欲求彻底而又健全又迅速的解决，必须采用政治方式，以为战斗方式的辅助。现在我军占优势，兼用政治方式利多害少。"9月8日，毛泽东约见留在北平的张治中，希望他以新疆国民党军老长官的身份去电新疆，策动起义。10日，张治中即致电陶峙岳和新疆省主席包尔汉，认为“今全局演进至此，大势已定，且兰州解放，新省孤悬，兄等为革命大义，为新省和平计，亦即为全省人民及全体官兵利害计，亟应及时表明态度，正式宣布与广州政府断绝关系，归向人民民主阵营”，希望他们“当机立断，排除一切困难与顾虑，采取严密部署，果敢行动，则所保全者多，所贡献者亦大”。11日，张治中又致电陶峙岳，询问驻新部队态度，“盼告以治与大家患难与共，如能接受命令，治愿负道义上责任，决不使大家再走错路，蒙受牺牲，但倘有一二顽固到底，无法挽救者，似宜先予调换，以免优容偾事。“17日，陶峙岳和包尔汉复电张治中，表示将在尽力保障国家领土、维护全省和平、避免军队无谓牺牲的前提下，“选择时机，和平转变”，并“已获得全疆人士及全军将士之拥护”。9月25日，陶峙岳宣布率部起义。26日，包尔汉率新疆省政府宣布脱离广州国民党政府。驻新国民党军高级将领马呈祥、罗恕人、叶成，地方头领麦斯武德、伊敏、艾沙等，先后离开迪化（乌鲁木齐）出国。第1兵团第2、6军随后和平进军新疆。10月13日进至哈密，20日到达迪化。起义部队其后改编为第22兵团，陶峙岳任司令员，包尔汉继续担任新疆省政府主席。

中南地区残余国民党军队的主力是由白崇禧任主任的华中军政长官公署下属的8个兵团22个军50个师35万人。白将2个兵团分别部署在粤汉铁路和武（汉）长（沙）公路正面，2个兵团部署在鄂西，1个兵团部署在湘东赣西，从左右两面掩护粤汉路正面，1个兵团留在湘中整训，另以2个兵团部署在赣南，主要是拱卫粤北防线。实际上，鄂西和赣南的4个兵团并不听命于白崇禧，他可用的兵力只有部署在湖南的4个兵团。

平津战役之后，担任进军中南任务的第四野战军百万大军经过了数月休整，于4月间陆续离开平津地区南下，并于5月底到达鄂北指定位置。第四野战军部署以第12兵团在前，第14兵团跟进，沿粤汉路正面进军长沙，与白崇禧部作战；第13兵团在鄂西宜昌至沙市间渡江，得手后进军湘西；第15兵团担任江西作战。5月25日，中共中央军委决定将第二野战军第4兵团陈赓部划归第四野战军指挥，担任江西和广东的作战任务，准备以大迂回方式包抄白崇禧部队的后路。在进占武汉之后，根据后勤供应情况，第四野战军并未立即发动攻势，而是停留在江北继续休整，筹集粮草，调整配备，进行南方山地河川作战训练，直到7月初才发动攻势。(www.xing528.com)

7月上旬，第四野战军第13兵团发起宜（昌）沙（市）战役，准备歼击由宜昌北进抢粮的宋希濂兵团。7月5日，宋部2个军自宜昌北进到达当阳。6日，第13兵团发起攻击行动，宋部立即收缩向宜昌后退，并在13日自宜昌、沙市全线渡江南撤。第13兵团于15日占沙市，16日占宜昌，随后继续渡江南进。白崇禧本令宋希濂兵团在澧水南岸设防，掩护长沙左翼，巩固湘西，屏障川东，但宋希濂根本不听白的命令，而是退守鄂西恩施，使得第13兵团长驱直入，沿沙市至常德公路进占石门、华容，自西侧威胁长沙。粤汉路方面，第12兵团于7月初在黄冈渡江后，经通山直插湘东浏阳和平江。白崇禧因害怕湘东部队被包围，7月13日下令全线退却，第12兵团于17日占平江，19日占浏阳，自东侧威胁长沙。21日，白崇禧决定将华中军政长官公署移往衡阳，长沙绥署移往邵阳，将部队向长沙两翼转移，重点巩固湘西与湘南，屏障粤北与川东。江西方面，第四野战军第15兵团于7月初在九江至武穴段渡江后，在赣北沿赣江西岸南下奉新、高安，第4兵团则自丰城、樟树西渡赣江，13日占新余、吉安。随后，第15兵团进军赣南，8月14日占赣州，月底基本占领了江西全境。虽然广州国民党政府国防部一再严令赣州指挥所主任方天“非有命令，不得再退”，但方天认为“本所督训各部队，战力均未成长，似难骤负重任”，一气退到了广东。

长沙衡阳地区是白崇禧部队南退后防御的重点。1948年6月，国民党元老程潜出任长沙绥署公署主任兼湖南省政府主席，后又兼国民党湖南省党部主委和省保安司令，统领湖南的党政军权力。当年底，在白崇禧发动对蒋介石的和平攻势期间，程潜亦参与其间。其后，他通过程星龄与中共建立联系，在湖南开展和平运动。1949年4月，湖南人民自救委员会成立，另一位国民党北伐元老唐生智出任主任委员，以“自救”名义进行和平运动。5月中旬，白崇禧率领华中军政长官公署自武汉退到长沙，坚持反共作战，与主张和平的程潜等湖南地方当局的矛盾不断加深。中共注意到程潜的和平意向，对他和湖南当局大力进行争取工作。6月2日，毛泽东致电林彪，提出程潜等“有和我们合作反蒋反桂之可能性”，请他们“利用张轸推动程潜站在我们方面，惟发动不可太早，应使白崇禧安心作战，待解决白部后再发动归入我方”。同月，程潜向中共湖南地下工委递交给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备忘录，表示愿意以中共八项条件为基础，反蒋反桂，谋取湖南局部和平。7月4日，毛泽东指示林彪等：“程潜态度是好的，应极力争取程潜用和平方法解决湖南问题”。他指出：程潜“所提军事小组、联合机构及保留其军队和干部加以编整教育等三项要求，原则上均可照准，并迅即成立军事小组，商定具体办法”，可以暂时保留程潜的各项职务，以其名义发号施令，以利接收湖南；予以起义待遇，使其能起“影响南方各省之作用”。同日，毛泽东致电程潜，告其“如遇桂系压迫，先生可权宜处置一切。只要先生决心站在人民方面，反美反蒋反桂，先生权宜处置，敝方均能谅解。”

7月21日，程潜前往邵阳筹划起义，将湖南政务交第1兵团司令兼长沙警备司令陈明仁代理。曾在东北四平与第四野战军部队有过激战的陈明仁，于1948年底到湖南任职，此时也已同意和程潜共同起义。7月29日，程潜返回长沙。国民党得知程潜态度有变，于30日公布任命程潜为考试院院长，陈明仁为湖南省政府主席兼绥靖总司令，以削夺程潜的实权，同时拉拢陈明仁。7月31日，蒋介石致电陈明仁称：“在此危急之际，必有反动政客乘机活动，重倡和平。以吾人革命正统之力量，而为若辈卖身投靠之资本，此必为吾弟所痛恨而不为其所愚，固为中所深信者。然中所望于吾弟者，对若辈叛党卖国之徒，必须立下决心，彻底肃清，以除祸害。若果决心守城，则必将此辈逮捕，明正典刑，以固人心，而壮士气。否则，立即撤退，不与为伍，以保我吾人一生光荣之史绩，是为至要。如能大义灭亲，不顾一切，先将若辈歼诛以后再行，全军而退向芷江宝庆方向集中，以川黔为后方，实为上策。”但国民党的做法没有收到效果。8月3日，程潜和陈明仁与中共最后商定起义事宜，决定成立中国国民党湖南人民临时军政委员会和中国国民党湖南人民解放军司令部，陈明仁继续留任兵团司令（所部其后改编为第21兵团），省政府的辞职和军队的整编时间均适当推迟。8月4日，程潜和陈明仁率所部77000余人宣布起义，给了已经残破的国民党军又一重击。

程潜和陈明仁宣布起义后，白崇禧即调黄杰为第1兵团司令，拉出该兵团第14、71军的4个师及其他部队共4万余人，重组第1兵团，并派张淦兵团向北进击策应。第四野战军部队为支援陈明仁，南下湘潭、湘乡作战。8月15日至17日，第四野战军第49军的2个师在湘乡西南、邵阳东北的永丰青树坪地区，与白崇禧部第7军和第46军的4个师发生激战，第49军因过于轻进，造成一定损失，后退至永丰。白崇禧欲行反击作战，但在川鄂边境地区的宋希濂兵团不予配合，白的反击计划未成。随后，白崇禧将部队整编为5个兵团14个军30个师，集中在湘中衡阳、宝庆（邵阳）一线整补，“以维护粤桂川黔之安全，并相机打击匪军之目的，即以主力于湘江两岸地区，采取持久，力求创机歼敌，各以一部在湘西及鄂西方面，利用山岳地障，拒匪进犯，并相机策应湘江方面之作战”。

第四野战军渡江南进之后，几次战斗均未达成歼灭白崇禧部队的目的，因为此时国民党军无论是实力、士气还是装备均已没有本钱进行固点守城的阵地战，而是稍有接触即后撤，加以白崇禧作战指挥较为灵活机动，白部多以轻装行进，行动快捷，轻易不作决战，因此第四野战军采取的近距离包围战术未能收到应有成效。根据渡江之后作战的经验，7月中旬，毛泽东连续致电林彪等，指示对白崇禧部“不要采取近距离包围迂回方法，而应采远距离包围迂回方法，方能掌握主动，即完全不理白部的临时部署，而远远地超过他，占领他的后方，迫其最后不得不和我作战”。具体部署是以陈赓兵团3个军及第四野战军2个军进军广州，然后以陈赓兵团经粤西、桂南，担任向西南的大迂回任务，最后经营云南；以第四野战军主力沿湘桂路进军桂系最后的基地广西，迫使白崇禧部不能不应战；这样“采取完全主动的部署，使白匪完全处于被动地位；不管他愿意同我们打也好，不愿意同我们打也好，近撤也好，远撤也好。总之，他是处于被动，我们则完全处于主动，最后迫使他不得不和我们在广西境内作战。因为白匪本钱小，极机灵，非万不得已决不会和我们作战。"9月9日，毛泽东再次作出向南进军的部署，除重申以陈赓兵团和第15兵团进军广东，并以陈赓兵团经桂南入云南外，令第四野战军以2个军向湘西进军，切断白崇禧向贵州和四川的退路，另以主力对付在衡阳、宝庆地区的白崇禧部，并在其退却时跟进，最后逼其在广西作战。12日，毛泽东电告邓小平、林彪等：“我对白崇禧及西南各敌均取大迂回动作，插至敌后，先完成包围，然后再回打之方针。”对西南国民党军采取大迂回、大包围，以不使其逃脱而全部歼其于国境内的作战方针于此底定。

8月间，正值南方酷暑，国共两军在湘中一线对峙，未有大的战斗。第四野战军部队官兵多为北方人，习惯于在东北和华北一望无际的大平原和干燥清爽的气候下作战，在南方潮湿闷热的气候环境下，因身体不适应而致伤病减员较多，同时部队的重装备在南方崎岖山路和水田小道上运送不易，因山川所阻而影响行进速度，后勤保障亦有一些问题。第四野战军部队利用酷暑季节进行休整，并针对南方作战的特点进行了相应的整训改进，加强后勤支持，减轻部队装备。白崇禧也在利用这个短暂的喘息时机，整训部队，并决定“利用粤汉、湘桂两铁道线之机动活用，适时集结主力于衡阳以南地区，予来犯之匪以致命打击，挽回颓势，振奋人心，转移国际视听，以利尔后之作战”。

入秋之后，第四野战军部队休整完毕，整装待发，担任向西南进军任务的第二野战军第3兵团亦临时配属第四野战军作战。9月中旬，第四野战军西路2个军自常德向湘西进军，18日占沅陵，月底占辰溪，10月1日占怀化，2日占芷江，5日进至湘、黔交界处之靖县，切断了白部退往贵州的通路。与此同时，第四野战军中路4个军隐蔽到达集结地娄底、湘乡一线，准备出击衡阳、宝庆，东路2个军进抵安仁，准备出击耒阳、郴州。10月2日，第四野战军发起衡（阳）宝（庆）战役，中路和东路部队对白部发动全面攻击。白崇禧企图重演青树坪集中兵力逼退第四野战军部队的一幕，在衡宝地区集中了4个军13个师，发起反击作战。鉴于出现了歼灭白部主力的战机，林彪命令中路部队暂留原地不动，同时令西路部队2个军和第二野战军第3兵团2个军向衡宝地区急进，准备与白部决战。白崇禧得知第四野战军增援部队正接近衡宝地区，意识到形势对其不利，于6日下令各部以桂林为中心，分途向湘桂边境的东安、零陵、道县地区撤退。林彪即令各部迅速前进，机断专行，切断白部退路，争取歼灭白部主力。当第四野战军中路部队候命在衡宝公路以北待机时，第45军135师因未得到命令而在5日越过衡宝公路，此时林彪令135师堵击撤退之白崇禧部，以争取大部队赶到的时间。从7日到8日，135师奋力堵击后撤的白崇禧部，争取了一天时间，使中路4个军赶到后，得以将白部主力第7军和第48军4个师包围在祁阳以北。白崇禧为挽救其嫡系主力，增调在冷水滩和祁阳的2个师支援，但终不敌第四野战军部队的包围和强大攻势。10月10日，第四野战军部队发起总攻，国民党军突围失败，至11日，4个师近3万人大半被歼。10月9日，第四野战军进占衡阳，11日进占邵阳，国民党军全线向广西撤退，湖南战事基本结束。经过衡宝战役，白崇禧部遭到沉重打击，此后再无余力进行大规模作战，第四野战军为向两广进军扫除了最大的障碍。

国民党政府自南京迁移广州后，广州一度成为国民党的政治中心。防守广东的兵力主要是广州绥署（8月底改称华南军政长官公署）主任余汉谋所属的11个军33个师及地方部队15万人，其中6个军防守粤北韶关至广州一线，2个军驻守粤东潮汕地区，2个军驻守海南岛，1个军驻守湛江。6月20日，在国民党中常会和中政会联席会议讨论战局时，吴铁城责问为什么汤恩伯部撤出上海、刘安祺部撤出青岛后均不来广东（两部分别运舟山和海南，刘安祺部后到广州），顾祝同告他，所有部队调动和兵力部署都是由总裁亲自决定的。吴铁城无可再问。9月8日，蒋介石指示顾祝同：“集中现有驻粤兵力，保卫广州革命根据地，为目前剿共军事革命战略之最高指导原则，如有余力，则可扩大范围，以期保卫华南，万不可再蹈保卫长江全线，而放弃京沪重地，以至江防部队几遭全部被歼之覆辙。”可见他无意向广东调派更多的部队，他要求固守广东一定时间的目的，是“竭力掩护广州政府人员物资之撤离，尔后向西江地区转移”；“以雷州半岛为后方，并竭力于珠江三角洲地区，争取半年以上之迟滞时间，以待有利之时机到来”。

在湖南作战进行之际，陈赓率领第4兵团3个军和第四野战军第15兵团2个军及第三野战军两广纵队共22万人也在准备进军广东。广东毗邻海口和香港，地理、语言、民情和文化均与内地有所差别，尤其是侨属侨眷众多，进军广东直接关系到海外影响。9月中旬，中共华南分局（书记叶剑英）在江西赣州召开扩大会议，讨论广东作战部署及接管问题。会议特别强调：“华南情况复杂，特别是英美法等帝国主义侵略深入内地，故我一切行动，特别是足以惹起帝国主义借口干涉的事件切应避免。我们对帝国主义的方针是既不示弱，也不轻易挑衅。因此，在与帝国主义边邻地区[如惠（州）、东（莞）、宝（安）之与香港，如中山之与澳门，粤桂边之与越南法帝，汕（头）、湛（江）之外侨],各地都应派出能掌握政策干部，站稳立场，不上帝国主义及国特挑拨之当，不作群众冲动之尾巴。一切关于外侨处理问题，必须迅速请示分局及中央。”在进军部署方面，陈赓决定以第4兵团3个军为右路，自粤北南雄、始兴南进，沿粤汉路攻击广州；第15兵团2个军为左路，自赣南南康、信丰南进，自东面攻击广州；两广纵队及广东粤赣湘纵队和粤中纵队为南路，分别自粤北和平、龙川和广州以南的高明地区出动，在广州南面切断国民党军退路。10月2日，各路部队发起战斗进军，右路于7日占曲江（韶关），9日占英德，左路于6日占翁源，9日占新丰。国民党军无力再守，节节后退，并部署自广州撤退。

正当陈赓部向广州进军之际，衡宝战役也进入最后的阶段。10月10日，林彪致电中共中央军委，认为“目前似应以集中兵力歼灭白兵力为主。否则，今后兵力分散各省，而敌兵力反形成集中，则使战局甚为拖延。”他建议调陈赓兵团自粤北向桂北进军，与第四野战军协同围击白部，而由第15兵团及曾生部攻取广州。11日，林彪等再电军委，认为白崇禧的方针是集结精锐主力，采流窜不定方式，寻求我之弱点攻击，其部队有战斗力，且行动很快，“我如不歼灭此敌，则兵力不能分散发动群众和维持交通。如分散则可能被其各个击破；如集中，但兵力不足以歼灭敌主力时，则可能被其围困，并切断我之交通；如广东敌人与该敌会合或靠近配合时，则我更难对付该敌。”因此他们仍建议暂不进攻广东，集中优势兵力与白部作战，并提出“歼灭广西之敌，已成为全战局的中心环节”。叶剑英和陈赓的意见与林彪的判断不同，他们在11日致电林彪和军委，认为第4兵团距离桂林有千余里，回师广西不如直下广州，然后再从水路出梧州取南宁，如果弃攻广州则两头失当。此时，白崇禧部4个师被歼，缓解了林彪对与白部作战的担心，因此他又电告陈赓等，可以继续向广州前进。中共中央军委本已同意林彪关于陈赓部不进广州的建议，但在接到来自前方指挥员的不同意见后，出于慎重考虑，12日毛泽东致电林彪，认为白崇禧“采取游击战术，不打硬仗，与我相持，我军虽欲速决而不可得”；似此如果陈赓部入桂，广东问题没有解决，广西问题亦不能速决，请林彪重新考虑其意见。当日林彪复电毛泽东，告由于情况变化，陈赓兵团入桂亦无堵白后路把握，可以继续进军广州。中共中央、第四野战军司令部和前线指挥员的意见趋于一致。随后，第4兵团继续南进，于13日占广州北面的清远、花县和广州东面的增城，切断了广九铁路。当日，国民党决定将政府迁往重庆，部分部会迁海南岛，华南军政长官公署迁湛江。10月14日晚，第15兵团部队进占广州。其后，陈赓令第4兵团不进广州，连续作战，对正向广州西南阳江、阳春方向退却的国民党军紧追不放，10月15日占佛山、三水，22日占阳春。国民党军在退却途中行进秩序混乱，未组织有力的掩护。23日，第4兵团超越刘安祺指挥的国民党军第21兵团，封住其向雷州半岛的退路，24日占阳江，刘安祺部被迫转向海边，企图经海陵岛乘船撤退。第4兵团旋即发起围歼战，至26日歼灭国民党军大部。其后又于11月初连占茂名、化州和廉江，封住了白崇禧部队自广西退往雷州半岛的通路。

白崇禧退守广西之后，虽然有桂系多年经营的基础，但大势已去，他不能不考虑桂系最后的退路。11月5日，白召开军事会议，提出向南转移，由钦州转进海南岛，以保持桂系最后的力量；黄杰和李品仙则主张向西转移，进入贵州、云南，与西南国民党军会合作战。由于多数人同意白的意见，白崇禧即决定视情形发展而向南转进，作战方案为：“以持久作战之目的，即以一部固守湘桂边境，拒匪进犯，另以有力兵团，增援黔中，阻匪深入；并在南路方面采取攻势，与粤境友军协同，先求击破突入南路之匪，以保障我之右翼安全，掩护滇黔，并支援雷、琼方面作战。”为了全歼白崇禧部队于广西境内，不使其南撤海南岛或西撤云南，林彪提出以“围剿和长追”，向广西作大迂回进军，为此以第四野战军2个军为北路，自湖南的通道、靖县向桂西北的河池、百色进军，切断白部入滇通路；第4兵团3个军为南路，自桂南玉林、博白向南宁、钦州方向进军，切断白部入滇或退雷州半岛通路；第四野战军3个军为中路，沿湘桂路与白部保持接触，待南、北两路完成大迂回之后，再对白部施以最后的围歼。11月中旬，贵州国民党军在第二野战军的打击下告急，白崇禧派出第1和第17兵团沿黔桂公路增援贵州，以第10兵团防守湘桂边境，令第3和第11兵团向桂东南玉林、北流地区集结，准备向雷州半岛撤退。11月13日，第四野战军指挥部令第4兵团在南路阻击白部撤退；北路部队除以一部继续向百色进军外，另以一部改道向南面柳州进军；中路部队以一部向梧州进军，主力2个军向桂林进军；同时自广东增调1个军参战。白崇禧因感到湘桂路正面已受威胁，决定放弃援黔计划，以第1、10、17兵团自北向南分途逐次转进，掩护第3、11兵团撤向雷州半岛。但各兵团接令后只图自保，不顾友邻，各自撤退，没有有效的掩护阵形与后撤梯队。第四野战军部队22日占领桂林，25日占领金城江、柳州、梧州，26日占河池，从北、东、南三面压向白崇禧部。为打开向雷州半岛撤退的通路，白崇禧命令第3、11兵团向化县、茂名一线攻击，并令配属指挥的余汉谋部第4兵团自博白南下攻击廉江。第四野战军以第4兵团在廉江、化县、茂名地区阻击国民党军，其余各路大军则迅速南进。26日两军接战，白崇禧发现己部大半已处在第四野战军包围圈中，态势不利，又下令各部转向钦州、北海地区集结，准备自海路向海南岛撤退。第四野战军各部即行大胆穿插攻击追歼，28日在容县歼灭第11兵团部，击毙副司令胡若愚，30日占博白，俘第3兵团司令张淦。12月2日，桂系赖以起家的基本部队第3兵团3个军在博白被歼。

桂系主力被歼，广西国民党军全线崩溃。12月3日，华中军政长官公署撤至钦州，随后白崇禧飞至海南岛，组织海军准备接运各部自钦州向海南岛撤退。第四野战军各部队发起以钦州为中心的围歼战，12月3日占合浦，4日占北海、南宁，7日占钦州，白崇禧的海运撤退计划又告失败，国民党“数十万大军，拥塞南宁周边，战既不能，退亦无路”，“偌大战力不战而溃，毁于一旦”。12月8日，白崇禧命令“各部队应各自选择适当地区，暂避决战，轻装分散，化整为零，机动出击，待机反攻”。9日，陈诚电示第1兵团司令黄杰：“并力西进，进入越南，保有根据地，相机行事，无论留越、转台，皆能自如。”黄杰遂与越南法国殖民当局达成协议，其部暂撤越南，法方负责安全，但必须交出武器。其后国民党军残部共3万余人纷纷撤向越南。陈赓兵团跟进追击，12月9日占东兴，12日占镇南关（今友谊关）。余汉谋部第4兵团则自雷州半岛撤至海南岛，第四野战军部队于12月19日占湛江，两广战事基本结束。此役第四野战军共歼灭白崇禧和余汉谋部17万余人，自身损失仅2000多人，此役胜利的最主要的原因是以大迂回、大包围的战略战术，在广大地域实行机动追歼作战，逼使国民党军最后无路可走而被围歼。国民党战史亦承认，中共部队“于追击行动中，能放胆追击，排除一切困难，行动迅捷灵活，乘隙蹈暇，穿插分割，机动快速，有效迂回，达成拦截之目的”。

继两广地区作战胜利之后，1950年4月16日，第四野战军经过精心准备，以2个军渡海，发起海南岛战役，于23日占领海口，国民党海南防卫总司令薛岳指挥残部海运撤离，5月1日第四野战军进占海南全岛。

西南地区是国民党在大陆的最后退守之地。西南地区多山，四川四周为群山环绕，自古以来即为易守难攻之地；成都平原号称天府之国，农产丰富，不虞供应，有利于长期据守；抗战时期国民党以西南为大后方坚持八年，有依托西南防守的历史。因此，国民党选择西南作为最后退守之地，具有充分的理由；其基本目的是“以持久作战，确保西南为目的，以四川为核心，争时待机，维持现有战力，积极培养新生力量，以攻为守，坚持地区，并将有力兵团机动控制扼要地区，对分头来犯之匪，适时集中局部优势兵力，而各个歼灭之”。8月29日，蒋介石在重庆主持召开西南军事会议，判断中共部队将主要自川北南进，遂据此制定西南作战计划，宗旨为“拒共军于川境以外，以陇南、陕南为决战战场”。主要内容是：以四川为防御重点，西起川甘边境的岷山，经川陕边境的秦岭、大巴山，直到川鄂、川湘边境的巫山、武陵山，构筑西南防线；以川陕甘边区绥靖公署主任胡宗南指挥第5兵团李文部、第18兵团李振部8个军沿岷山、秦岭布防，为川北第一道防线，第7兵团裴昌会部5个军沿川陕边境米仓山、大巴山布防，为第二道防线；第15兵团罗广文部2个军部署在川北剑阁；川鄂边区绥靖公署孙震及第16兵团孙元良部4个军部署在川东巫山、万县地区，扼进出川东之门户；川湘鄂边区绥靖公署主任宋希濂及第14兵团钟彬、第20兵团陈克非部6个军部署在鄂西南恩施、咸丰一线，自侧翼屏障川东，并与华中白崇禧部联系；第22兵团郭汝瑰部2个军部署在川南宜宾、泸州地区，作为机动部队；此外，贵州绥署谷正伦及第19兵团何绍周部2个军位于贵州，2个军驻守重庆，1个军驻守成都，1个军驻守雅安，4个军驻守云南；总兵力为37个军50余万人。9月间，国民党参谋本部曾建议将华中和西南战场由白崇禧统一指挥，调华中主力5个军部署在贵州都匀至独山一线，华中军政长官公署设在贵阳，以加强西南南线的防守，但这个以削弱广西防守实力为代价的方案未被白崇禧接受。国民党对西南地区的防御部署拘泥于抗战时期的经验，而没有考虑到内外环境的根本不同。此时的国民党，外无国际支援，内则部队残破，军心涣散，民心已失，缺少必要的完备的支撑条件，根本无法据守西南的广大地区；而且西南地形复杂，交通不便，总体环境较为闭塞，一旦被围即无路可走；尤其是将国民党军中惟一还有一定作战实力的胡宗南部部署在川北地区，远离南方海口和出境通路，更为国民党最大的失策。上述种种原因，使国民党的西南防守作战注定无法成功。

担任进军西南任务的是第二野战军和第18兵团，其中第二野战军主力于渡江南进后停留在浙赣路沿线作为战略预备队，以应付美国可能的干涉，第18兵团在进军西北后位于陕西秦岭以北、西安至宝鸡的陇海路沿线地区。对于进军西南，中共中央和毛泽东进行了精心的组织、规划与指挥，主要着眼点仍在以大迂回、大包围战略，将西南国民党军封闭于川黔境内而歼灭之。总体部署是：在占领广州之后，以第四野战军及第二野战军陈赓兵团向广西进军，然后以陈赓兵团进军云南，切断国民党军退往国外和海南岛之路径；利用国民党军川南防线最为薄弱的特点，以第二野战军主力自湘西进军贵州再进川南，切断国民党军退往云南之路径，因为云南偏远多山，后勤供应困难，不利于大军决战；位于陕西的第18兵团暂不进军，以抑留胡宗南部队，不使其迅速南退；俟第二野战军主力到达指定位置后，从南北两面对四川国民党军形成合围，并发动最后的围歼。此项部署体现了毛泽东远大的战略眼光与高超的指挥艺术，为达成如此战略意图，关键在于北面抑留国民党军，南面隐蔽开进，以造成国民党的错觉与误判。6月27日，毛泽东致电彭德怀，提出：“为使伪府放心迁往重庆而不迁台湾（现有一派主张迁台，但不占优势），及使胡（宗南）匪不致早日入川起见，你们暂时似不宜去占汉中，让汉中留在胡匪手中几个月似较有利。”第18兵团出动时间须与第二野战军相配合，“不可太早，宁可稍为缓一点，以期聚歼胡匪，不使逃入云南。”为此，北线第18兵团停留在陕西秦岭一线，监视国民党军的行动，抑留胡宗南部队。10月下旬，南线第二野战军主力正隐蔽开向湘西集结，但毛泽东布置刘伯承于23日在郑州公开露面讲话，造成第二野战军将自陕西入川的假象。中共还部署当时潜伏在国民党西南军政长官公署、担负作战计划之责的副参谋长刘宗宽，在8月29日重庆军事会议上提出“情况判断”，加深国民党对中共部队将自陕西入川的认识。直至10月下旬，国民党仍判断中共将由陕西进军四川，胡宗南因此自信“由关陇地区撤守秦岭山岳地带，是西北战场在战略上的重大决策”，“守住秦岭、陕南，川北以至成都平原大可高枕无忧”。8月19日，刘伯承和邓小平发出《向川黔进军的基本命令》，提出第二野战军进军西南的任务是：“攻略贵阳及川东南，以大迂回之动作，先进击宜宾、泸县、江津地带之敌，并控制上述地带以北地区，以使宋希濂、孙震及重庆等地之敌，完全孤立于川东地区，尔后即聚歼这些敌人，或运用政治方法解决之，以便协同川北我军逐次解决全川问题。”命令要求第二野战军部队在10月上旬到达湘西指定位置，并进行充分的作战准备。10月下旬，刘伯承、邓小平率领第二野战军主力第3兵团陈锡联部与第5兵团杨勇部到达湘西、鄂西，准备发起西南战役。

11月1日，第二野战军第3、5兵团自湘西、鄂西向黔东、川东全线发起攻势。鄂西方面，第四野战军一部先于10月28日发起对宋希濂部的攻势，第二野战军第3兵团2个军随即加入攻势，11月7日占恩施，随后进入川东，16日占彭水，25日占南川，自东面进逼重庆；湘西方面，第二野战军第5兵团及第3兵团1个军直出贵州，于11月15日进占贵阳，21日进占遵义，切断了国民党军南退之路，随后继续北进重庆。在第二野战军部队迅猛进军的打击之下，国民党军一触即溃，毫无像样的抵抗，宋希濂部自鄂西节节后退至涪陵一线，孙元良兵团自川鄂边界后退至万县、丰都一线。至此，蒋介石才明白中共部队入川的重点方向在南面，遂赶调罗广文兵团至重庆长江南岸綦江布防，令胡宗南撤守川北防线，向成都地区集结，并令其调派精锐部队第1军紧急增援重庆。但蒋介石的部署已是缓不济急，27日，第二野战军部队进占綦江，兵临重庆城下，罗广文兵团望风而溃。当日，国民党政府不得不决定迁至成都。11月30日，第二野战军部队进占重庆，随后继续西进，切断成渝公路，12月7日进至泸州、自贡，准备与北路部队在成都平原合围残余国民党军。

面对第二野战军部队的凌厉攻势，国民党军川东、川南防线全线失守，川北防线后路被抄，成了无用的摆设。为摆脱此等困境，自11月19日起，胡宗南以第7兵团于后尾掩护，第5、18兵团梯次向成都南撤，12月3日进入川北。位于陕南的第18兵团在贺龙率领下，对胡宗南部队保持压力，步步跟进，12月7日进占汉中，随后亦进入川北。成都平原虽为米粮之仓的天府之国，但无险可守，从川北、川东、川南败退的国民党军残部麇集于此，中心无主，混乱不堪。12月8日，国民党宣布将政府迁往台北，同时改组西南军政长官公署，由参谋总长顾祝同兼领其职，令胡宗南为副长官代行顾的职务，统领西南军政。蒋介石还企望他的爱将胡宗南能指挥所部，联合康滇地方实力派刘文辉、卢汉等，继续在西南坚持。但就在此时，康滇地方当局先后宣布起义，使蒋介石的企图又破灭了。

1949年初，云南地方当局负责人卢汉与中共建立了联系，在时局急转直下之际，有意酝酿局部和平解决。在卢汉的庇护之下，云南的和平运动一时间颇具声势，引起国民党中央的关注与强烈不满。7月21日，毛泽东致电周恩来：“卢汉如能于我军入滇时举行起义，宣布反帝反封建反蒋桂立场，则云南问题可以和平方式解决，卢汉所部可以编为人民解放军。"8月15日，前云南地方统治者龙云在香港签名参加黄绍竑等44人公开发表的《我们对现阶段中国革命的认识与主张》，表示反蒋拥共，对卢汉的立场有进一步的影响。但云南毕竟处于国民党统治区后方，国民党对卢汉政治态度的变化保持了警惕与压力，使卢汉一时不敢轻举妄动。9月6日，卢汉在蒋介石多次电召之下赴重庆，蒋以任命其为云南绥靖公署主任，许其扩编2个军的部队，并拨给现银100万元为条件，压迫他镇压云南的和平运动。9日，卢汉在昆明实行“九九整肃”，解散省参议会、云南大学与昆明师范学院，逮捕进步人士，查封报馆，改组省政府。但与此同时，卢汉也与中共一直保持着联系，其部属特务团团长朱家壁就是中共滇桂黔边区纵队的副司令。随着国民党军在各战场的节节败退，卢汉的政治态度也趋于明朗，开始加紧筹划起义之事。12月初，卢汉派代表到香港面见中共人员，提出云南部队接受改编，军政人员量才录用的起义要求，得到中共的承诺，起义进入最后的准备阶段。12月7日，张群自成都飞抵昆明，对卢汉予以安抚，并告其准备将重要机关迁至昆明，因为“只要保住云南，尚有挽回大局的希望”。但卢汉告：“保卫云南所必须之各项请求，皆未获解决，云南即无法保卫，且有作向西撤退打算，政府迁昆实为徒劳。"12月9日，卢汉宣布起义，并出任云南临时军政委员会主席，同时扣留了正在昆明的张群、第8军军长李弥、第26军军长余程万等国民党高级军政官员。后出于私人关系，11日卢汉又将张群放走。为了惩治卢汉，重占云南，国民党任命李弥为云南省主席，余程万为云南绥靖公署主任，在他们被扣期间，以汤尧为陆军副总司令，监督云南军政事宜，任命曹天戈为第8军军长，彭佐熙为第26军军长，令他们率部队进攻昆明，讨伐卢汉，营救李弥等人。第8军和第26军共有4万余人，实力超过卢汉的部队，并有空军支持。16日，两军分别自滇东和滇南向昆明发动攻击，使卢汉感到较大的压力。为防守昆明，卢汉令在昆部队固守待援，令外地部队速援昆明，并请中共从速派兵入滇支持。为了缓和国民党军的进攻，卢汉复经请示于17日放出李弥，20日放出余程万。此时，第二野战军第5兵团派出的1个师正自贵州安顺经黔滇公路向云南急进中，国民党军有感于受到威胁，于21日停止对昆明的攻击，第8军撤向建水、石屏、曲溪，第26军撤向蒙自、开远、个旧。

国民党西康省政府主席刘文辉、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邓锡侯、潘文华出身川系，是四川地方实力派，与蒋介石和国民党中央长期存有隔阂。民革成立后，刘文辉秘密加入，并且是民革川康分会的负责人。1949年9月间，刘文辉与中共建立了直接联系，提出在解放军逼近成都时发动起义，并与邓锡侯和潘文华取得了一致意见。12月初，第二野战军与第18兵团正在南北两面逼近成都，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先后离开成都，11日在彭县宣布起义（起义通告上倒填日期，以9日为起义日期）。刘文辉等的起义，使国民党军无法退守或借道西康撤退。胡宗南曾命罗广文和陈克非兵团进攻彭县，再占雅安和康定，以打开西康至昆明通路，但在国民党军大势已去的情况下，罗、陈均在自找出路，没有听命。

第二野战军自重庆西进后，以切断国民党军退往西昌通路、歼其于成都平原为战役目标，南路令2个军进军乐山，2个军进军邛崃、新津，北路令第18兵团自川北分路南下。其后，南路于13日占宜宾，15日占简阳，16日占乐山，18日占彭山，19日占邛崃并在峨眉俘宋希濂，20日占大邑；北路于14日占广元，18日占剑阁，21日占绵阳、巴中，22日占江油，自南北两面完成了对成都平原的包围。21日，蒋介石令胡宗南率部自成都地区向康、滇突围。22日，胡宗南在新津召开军事会议，决定第5兵团向西昌，第18兵团向云南昭通，第7兵团向贵州威宁，第15、20兵团向贵州毕节分路突围。次日，胡宗南飞往海南岛。国民党军战机早失，主将又临阵脱逃，部队失去统一指挥，处在一片混乱之中，各部均在自寻出路。11日，第22兵团司令兼第72军军长郭汝瑰在宜宾起义；21日，川鄂边区绥署副主任董宋珩及第16兵团副司令曾甦元在什邡起义；24日，第15兵团司令罗广文和第20兵团司令陈克非分别在郫县和安德起义；25日，第7兵团司令裴昌会在德阳起义；26日，第20军军长杨汉烈和第127军军长赵子立分别在金堂、巴中起义。只有第5兵团司令李文决定执行胡宗南的指示，命令以第5兵团居中，第18兵团居右，第1、3军居左，自24日起向邛崃攻击前进，企图经此转进雅安。但18兵团接令后按兵不动，其余部队无力突破第二野战军部队的阻击，27日全部被歼，李文被俘。当日，第18兵团司令李振在成都起义，第二野战军第18兵团进占成都，国民党军30余万人在成都平原基本被歼。国民党战史评论说：“由于国军判断匪军主力系由秦岭南下，故特加强川北兵力配置，以至川南空虚，匪第五兵团遂得以由贵州长驱直入，而国军已无足够兵力防堵，以至于被围于成都附近地区，数十万大军终在突围中迅遭覆灭。因敌情判断错误，导致作战指导失策，终使全军覆没之惨痛教训，莫此为甚。”

蒋介石于12月10日飞离成都到台北。他对国民党军在西南战役中毫无作为、一触即溃的事实，对不少平时恃骄固宠、颐指气使的所谓天子门生的表现深为失望。12月12日，蒋介石在台北演讲中说：“高级将领精神的崩溃，道德的堕落，实在使得我灰心失望。”他严厉指责：“军队里面不仅精神丧失，而且纪律荡然。无论上海、厦门、广州，每一次撤退，高级将领总是先部下而退，置部下的生死存亡于不顾。”“守土有责的高级将领，拥有比敌人优势的兵力，在还没有和敌人接触的时候，他心中早就有了一个腹案，就是怎么样脱离战场，从那一条路逃到那一个偏僻安全的地点，苟全生命。……这一次川黔两地作战的大多数将领，差不多都是这种心理。”他以宋希濂为例，认为以其6个军至少10万人的兵力，“虽不说完全歼灭来犯的敌人，至少也可以御敌于四川以外，何至令敌人又长驱直入，抵达重庆的外围呢？”因此，“这一次西南军事的失败，宋希濂应该负最大的责任。”蒋介石在离开成都前，将西南军事指挥权交给他最信赖的学生之一胡宗南，对胡寄予很大的期待。到台湾后，他夸奖胡：“自抗战以来，负西北重任，督率所部，埋头苦干，尤其在最近四年剿匪战役中，经过若干次艰苦的战斗，获得辉煌的战果。但是他无论对友军、对社会、对国际人士，从不作自我宣传，以炫耀其功绩。所以到今天不仅国际人士不知道他有如此雄厚的力量，就是国内人民也不能完全了解他十余年来对于党国贡献的伟大。……胡主任现在负西南整个军政的责任，我相信他一定可以率领我们革命军最后一部分菁华的部队，在这一个地区上建立起坚强不拔的基础，作为我们大陆反攻的根据地。”结果，胡宗南的表现却令蒋更为失望。22日，蒋亲函胡宗南，并要其等收到信后再作部署。但23日蒋得知成都已无人接听电话，胡宗南于当日飞往海南岛，他根本就不敢亲临战阵，就在蒋夸奖他的10天之后，即将数十万部队丢弃不顾，自己临阵脱逃，与蒋严词斥责的那些将领的表现如出一辙。12月27日，俞济时奉蒋介石之命致电胡宗南，严词责问胡：“何不能暂待此信”，“将何以对卅万急待指挥之官兵与拯救千钧一发之党国”，“总裁认此为此次西南军事彻底失败之根本责任所在也，未知兄将何以慰之”。在蒋介石的严厉督责之下，28日，胡宗南又飞返国民党军残部集中所在地西昌，部署西昌守备作战。此时西昌还有国民党军残部35000余人，由西昌警备司令贺国光负责指挥，但势处孤立，无法久守，胡宗南到此也不过是敷衍蒋介石一番而已。

1950年1月14日，顾祝同飞到国民党军残部另一集中地滇南蒙自，部署将第26军撤回台湾，第8军扩编为第8兵团，以汤尧任司令，留在云南进行游击作战。但15日顾祝同刚刚飞离蒙自，16日蒙自即被第二野战军第4兵团所占，切断了残余国民党军的空中退路。其后，第8军退往石屏，第26军退往个旧。17日，第4兵团占个旧，第26军军长彭佐熙率少数残部退往越南、缅甸。24日，第8军被歼，汤尧及第8军军长曹天戈被俘。3月12日，西南军区调3个军各一部共13个团，自南北两面发起西昌战役，23日占富林、会理，24日占泸定、康定，27日占西昌。胡宗南再度临阵脱逃，与贺国光等于27日飞往海南岛。4月13日，西昌地区的国民党军残部被全歼。

1950年1月，中共中央决定由第18军担任进军西藏的任务。10月6日，第18军发起昌都战役，19日进占昌都，歼灭藏军主力6个代本（团）全部和3个代本一部，另有1个代本起义，基本消灭了藏军主力。11月10日，新华社公布了同西藏地方政府进行和平谈判的10项条件（经中共中央于6月2日批准）。1951年2月中旬，西藏地方政府派出代表团到北京，与中央人民政府代表团进行谈判。5月23日，《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共17条）签订，主要内容为：西藏回到祖国大家庭，实行民族区域自治；人民解放军进入西藏，巩固国防；西藏现行政治制度不予变更，各项改革事宜不加强迫，实行宗教自由；达赖与班禅的固有地位与职权不变；中央政府统一处理西藏一切涉外事宜。9月9日，第18军先遣支队进驻拉萨。至此，除台湾及部分沿海岛屿仍在国民党的控制之下，香港和澳门仍分别为英国和葡萄牙所占外，中国领土实现了完全的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