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平和谈：中共与南京政府秘密达成协定

李宗仁上台后最为关注与中共的和谈，因为这是关系到国民党能否继续统治的关键问题。1月22日，行政院会议决定派邵力子、张治中、黄绍竑、彭昭贤、钟天心为谈判代表，邵力子为首席代表，与中共在双方同意的地点进行和平谈判。27日，李宗仁致电毛泽东，声称“决心以最高之诚意，尽最大之努力，务期促成和平之实现”，并表示“政府方面，已从言论与行动上，表明和平之诚意，所有以往全国各方人士所要求者，如释放政治犯，开放言论，保障人民自由等，均在逐步实施。……务望先生号召贵党同志，共同迅速促成和谈，即日派遣代表，商定地点，开始谈判。”为了控制谈判的进程，李宗仁的下属曾经计划以上海作为谈判地点，并准备宣布上海为和平都市，将军事机关及部队撤离市区，以和平人士主持市政，以创造谈判气氛。由于蒋介石并不认可李的计划，此一方案再无下文，更重要的是，此时的谈判进程绝不可能再由国民党或是李宗仁说了算，以军事胜利为支持的中共才是谈判真正的主角。

早在李宗仁当选副总统之后不久，中共已经预见到由李代蒋的可能性。1948年8月，中共已经提出这样的可能性：“到蒋介石真正无法统治下去时，则准备以李宗仁、何应钦等代替蒋介石，此时则希望与我党停战议和，以便取得喘息时间，重整兵力，然后卷土重来，消灭革命力量。”同年9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再次预见到由李宗仁出面组织政府、进行和谈的可能性，并提出：“如果群众觉悟，要打下去，认识到和谈就是让敌人休息后再打，是费力的，那我们就打。如果群众没有这种觉悟，要和，那就进行和谈，一面谈，一面打，并在谈判中教育群众，向群众解释和谈究竟是怎么回事，事实上还是要继续打下去，不上敌人的当。总之，那时看人民的觉悟，党内党外群众的觉悟，但始终不要把和谈的门关死。”对于中共中央和毛泽东而言，在军事已经接近全面胜利的情况下，不可能再将国民党作为平等对手而谈和，彻底推翻国民党统治才是中共的根本目标，但在这个前提之下，也不排除为争取社会舆论和民众的支持，以和平方式而达成这样的目标。平津战役期间，中共对于和平解决北平问题的态度与做法，已经充分说明了中共的立场。

1948年底至1949年初，由于国民党军在三大战役中接连失利，其党内开始出现谈和的声音，社会舆论也有和平的呼吁。此时，国民党虽然在军事上遭受重大失败，但仍据有长江以南和西安以西的广大地区，并在加紧整补部队，以图保住江南与西部半壁江山。在中国历史的进程中，出现过多次大体以长江划界而治的南北朝的格局。对此，中共在军事胜利之时保持着高度的警惕，不允许国民党通过和谈获得喘息之机，使南北朝的局面重演。为此，中共作出了一系列部署，以打消国民党对于和平的任何不切实际的幻想。1948年11月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发布《关于惩处战争罪犯的命令》，将犯有屠杀人民、抢掠财物、毁坏市政设备、银行金库、文化古迹、公共资材等12项罪行者列为应依法惩办的战犯。12月25日，中共通过新华社公布了包括蒋介石、李宗仁、陈诚、白崇禧、何应钦、陈果夫、陈立夫、孔祥熙、宋子文、孙科等47人的战犯名单，提出追究战犯的战争责任，以分清战争双方的是与非。12月30日，毛泽东为新华社撰写新年献词《将革命进行到底》，提出国民党正在以“和平”阴谋企图使革命“半途而废”，这是“违背人民的意志，接受外国侵略者和中国反动派的意志，使国民党赢得养好创伤的机会，然后在一个早上猛扑过来，将革命扼死，使全国回到黑暗世界”，声明将“使革命进行到底”。1949年元旦，蒋介石在文告中提出了谈和的条件，1月14日，毛泽东即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的名义，通过新华社发表《关于时局的声明》，针锋相对地批驳蒋介石的文告。声明认为，国民党提议谈和是“为着保持国民党政府的残余力量，取得喘息时间，然后卷土重来扑灭革命力量”；谴责蒋介石提出的条件“是继续战争的条件，不是和平的条件”；提出中共的和谈条件是：（1）惩办战争罪犯；（2）废除伪宪法；（3）废除伪法统；（4）依据民主原则改编一切反动军队；（5）没收官僚资本；（6）改革土地制度；（7）废除卖国条约；（8）召开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接收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及其所属各级政府的一切权力。中共以这八项条件作为与国民党和谈的基础，并以是否接受这八项条件作为区分主战还是主和、真心主和还是虚假主和的分界线。在李宗仁出任代总统并表示愿意谈和之后，中共在1月25日发表声明，认为“南京反动政府应负发动反革命内战的全部责任。全国人民对于这个政府早已完全丧失信任，这个政府早已没有代表中国人民的资格。”声明同时表示：“我们允许南京反动政府派出代表和我们进行谈判，不是承认这个政府还有代表中国人民的资格，而是因为这个政府手里还有一部分反动的残余军事力量。……用谈判的方法去解决问题，使人民少受痛苦，当然是比较好的和有利于人民解放事业的。”这就根本否认了国民党还有主导和谈、提出条件的资格。声明特别以南京政府提出的和谈代表名单中的彭昭贤为例，认为他“是主战最力的国民党CC派主要干部之一，人们认为是一个战争罪犯。中共方面不能接待这样的代表。”这也就是明白地告诉李宗仁，和谈的条件、时间、地点、代表等问题，必须由中共决定。

中共一方面以公开宣传否认国民党的执政地位，打消国民党企图以和谈维持划界而治的幻想，另一方面也在实际准备和谈，希望在强大的军事压力之下，通过和平方式解决国民党的残余统治势力。这种和谈准备首先是通过民间渠道进行的。2月5日，在李宗仁的支持下，上海知名人士颜惠庆、章士钊等组成上海人民代表团，准备北上与中共进行和平接触。中共表示可以私人资格接待他们，但对于和平谈判代表团“暂时均不准备接待”。2月14日，颜惠庆一行飞抵北平，南京政府派邵力子同行，李宗仁还托随团到北平的立法委员黄启汉带信给毛泽东，表示希望实现全面和平，并以中共八项条件为基础进行谈判。22日，颜惠庆等飞抵石家庄转西柏坡，会见中共领导人毛泽东和周恩来。24日，颜惠庆等与中共达成秘密协定，主要内容为：以中共八项条件为基础，在石家庄或北平进行谈判，达成协议后立即执行，迅速召集新政协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南京政府参加新政协和联合政府的人选由双方商定，充分保障南方工商业，有步骤地解决土地问题。颜惠庆等一行在完成其使命后于27日回南京向李宗仁复命。此项秘密协定使其后的北平和谈成为可能，但双方在协定成立时有默契，此项协定只交给李宗仁，不使他人与闻。这也表明中共对蒋介石的反共立场有深刻的认识，对蒋介石及仍在其控制下的国民党主体能否接受中共的和谈条件并不抱太大的希望，而“是要拉拢李宗仁、白崇禧、张治中、邵力子及上海资产阶级（颜惠庆、杜月笙等为代表），打击国民党死硬派，便利我们向南进军”，“其交换条件是不打桂系和其他国民党主和派；一年左右也不去改编他们的军队；南京政府中的一部分人员允许其加入政治协商会议和联合政府；对上海和南方资产阶级的某些利益允许给以保护。”为此，中共在准备与南京当局进行和谈的同时，也在与桂系就局部和平问题进行接触。

在蒋介石决定引退之前，桂系为逼其退位而施加压力，一度对联络中共较为迫切。黄绍竑在给李宗仁的信中认为：“蒋决不轻易下野，必须更进一步表示，发表宣言，公布蒋氏罪行，如再不悔悟，即以武力解决。唯此项宣言一发，即须有军事行动之准备，而事前尤宜与中共方面取得谅解与合作方为有利。”白崇禧因此提出：“时机紧迫，早日得到中共答复，宣言随即发表，军事立刻行动。若迟延时日，蒋得从容布置，殊为不利。”但如何才能与中共建立联系颇费了桂系一番心思。因为民革领导人李济深与桂系有老关系，白崇禧认为：李“一向反蒋，他团结有一些民主力量，与共产党也有交情，不如请他到武汉来主持政治，我们专管军事，这样就不怕了。"1月中旬，白崇禧专门包租飞机送黄绍竑到广州再转香港，找李济深与中共拉关系。因为李已应中共之邀北上，黄遂通过民革驻港人员找到中共地下党负责人潘汉年，说明桂系反蒋的决心和行动，希望与中共达成谅解。中共随后要白崇禧派刘仲华前往华中前线联系。与此同时，李宗仁派刘仲华在上海与中共地下党建立了联系，表示要白崇禧将武汉让给中共，然后联合程潜一同动作，配合中共军队进攻南京。李宗仁上台后，桂系不再提军事反蒋之事，但李宗仁仍派桂系立法委员黄启汉和刘仲华作为其私人代表前往北平，向中共表示“求和诚意”。李、白委托他们带信给李济深，表示“愿以最大努力促和平之实现”，愿意以中共八项条件为谈判基础，由局部和平而推动全面和平；白崇禧还在信中表示希望李济深“鼎力协助，共奠和平”，并“早日莅临武汉或南京，指导一切”。1月23日，黄启汉和刘仲华到达北平，周恩来通过彭真和叶剑英告诉他们，关键是“桂系应准备实行和蒋系决裂，和我方配合解决蒋系，才能在人民面前和蒋系有所区别”；警告其“中间道路是万万走不通的”，否则“中共便无此余暇与之敷衍”。李济深告诉黄启汉，只要李宗仁推动实现和平，可以出任未来联合政府的副主席。2月10日，中共中央又指示彭真等，“你们可向和桂系有关的代表暗示，只要桂系今后行动是站在有利于人民解放事业及能达成真正持久和平之目的，我们是不会拒绝他们的。”随后，中共与白崇禧的代表刘仲华商定，南下的中共第四野战军部队停止在湖北黄冈、黄陂、花园、孝感一线以北地区，等待用和平方法接收武汉。4月4日，中共中央军委致电第四野战军前线指挥员，指示“对桂系即应根据联桂反蒋方针开始着手采取具体步骤，由敌对关系改变为交朋友关系”。通过这一系列举措，中共与桂系之间建立了联络通路，并在一段时间里维持了大体平和的关系。

就桂系提出与中共谈和的主旨而言，与蒋介石并无本质的区别，他们都企图继续维持国民党统治的半壁江山，整训部队，寻求美援，以待来日。李宗仁认为，“如能确保东南半壁，至少是可以在平分秋色的基础上来组织民主联合政府的”，“只要东南半壁得以保全，我们就有办法了”。白崇禧提出：“最好共产党军队不要渡江，以长江为界，他们在江北，我们在江南，划区而治，事情就好办了。”在他们的心目中，与中共谈和并非是“投降”，而是要获得“体面的和平”。2月20日，李宗仁在广州与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座谈，表示反对北平式之和平，亦不赞同共党所控制之联合政府，最希望者为划江分治，宜在两分治政府之下，建立一象征统一之联合组织；如果不成，则使和谈复杂拖延，俾有时间整理军队，改进政治。他们与蒋介石的不同之处仅仅在于，他们希望蒋能够真正放权，由桂系真正主导国民党政权，为此他们需要以主和争取舆论和人心，也需要在某些时候以某种方式以中共为砝码压迫蒋介石。在蒋介石下野、李宗仁上台后，桂系得到了他们想要的名分，反蒋之心便不似先前那般迫切，与中共接触的态度也有了变化。张治中曾经劝过李、白：广西为一地方势力，既要反蒋，就不能反共，否则两面作战，势非己力所能胜任。今日盱衡全局，似以力求和谈成功为宜。但桂系与蒋介石的矛盾不过是其党内之争，而国民党与中共的斗争则事关其存亡，因此在反蒋与反共两者之间，桂系最后仍然选择了反共。在桂系领导层中，李宗仁和白崇禧的态度基本一致，但因为白崇禧掌握着军权，自恃还有几十万军队，可以和中共周旋一番，因此说话的分量有时较李宗仁更重，态度也更为决绝。在国共北平和谈期间，白崇禧坚持中共军队不能过江，否则就不好谈了。4月2日，毛泽东告诉刘仲华：中共军队必须过江，桂系军队只要不出击，中共也不动，可以请白崇禧继续带兵，人尽其才，几十万也可以。4月5日，刘回南京复命，白坚持认为：“目前要紧的是，共产党如果有和平的诚意，就立即停止军事行动，不要过江。能让步的我们尽量让步，不能让步的绝对不能让步。过江问题为一切问题的前提，中共如在目前‘战斗过江’,和谈的决裂，那就不可避免。”桂系的态度是北平和谈最后破裂的重要原因之一。

虽然国民党及桂系都不愿意真正接受中共的和谈条件，但是和谈的准备仍在进行之中。2月21日，国民党中常会和中政会举行联席会议，李宗仁报告和谈准备情况，决定和谈基本原则是：（1）应以平等地位进行和谈，中共不能以战胜者自居；（2）依照国际原则，内战不存在战犯问题；（3）关于政治体制着重隔江分治。3月3日，李宗仁派张治中和吴忠信到溪口见蒋介石谈和谈诸问题。张、吴表示，惩办战犯不能接受，其他条件可以考虑，但改编军队应各自进行，联合政府应保持同等发言权，关键是“确保长江以南若干省份的完整，由国民党领导”。蒋则指示：“备战求和，仍然以整饬军事为重，不应分心。”张提出请蒋考虑出国暂避，但蒋表示：“他们逼我下野是可以的，要逼我‘亡命’就不行！”蒋介石对和谈和个人权力的态度是非常明确的。10日，蒋致函李宗仁，强调“无论为战为和，必使内部趋向一致，共同对付敌人”，实为警告桂系不要退让，不要逼其太甚。在蒋的牵制下，李宗仁更不可能有所作为。

3月24日，南京政府正式派定张治中、邵力子、黄绍竑、章士钊、李蒸为和谈代表（其后又加派刘斐），张治中为首席代表。代表团启程前，国民党内部经过讨论拟出了具体谈判方案。其中甲案为“最高希望”，主要内容为：（1）战争责任问题应毋庸议；（2）现有国号、国体、国旗、国徽、国历以及人民基本自由与经济生活等应予保持；（3）中华民国法统原则上应予维持，但可作必要之调整；（4）整编军队应分两期办理，第一期各就现有地区复员，双方保留相等兵额，第二期再予统一整编；（5）人民私有财产应予保障；（6）双方共同商定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办法，由新政协产生临时联合政府，俟宪法修改完成后，再依宪法产生新政府。乙案作为“最低要求”，再作让步，考虑废除宪法、法统，没收官僚资本，其他方面与甲案同。作为方案的附件，国防部提出双方应先行成立停战协定，停止一切战斗行动，各守原防。国民党中央还指示代表团，上述方案“仅为我方可能让步之原则性的限度，商谈时仍应逐条力争，不得已时方渐次让步，如共方要求超过以上各限度，应由代表团随时电报中央请示核夺”。由此观之，国民党仍然以蒋介石元旦声明所提条件为基本原则，可以让步的底线还是隔江与中共划界而治，保持其地位与实力，以图再起，与中共彻底推翻国民党统治、建立由其主导的新政权的目标可谓南辕北辙，北平和谈之不能成功势属必然。

4月1日，张治中一行到达北平，与中共代表周恩来、林伯渠、林彪、叶剑英、李维汉、聂荣臻谈判。双方首先进行非正式商谈，交换意见，为正式谈判作准备。经过数日相商，南京代表感觉国民党提出的谈判方案与中共的主张相差甚远，尤其是在处理战犯和渡江问题上，中共毫无通融余地。中共的方针其实很明确，即“不拒绝谈判，要求对方完全承认八条，不许讨价还价”。周恩来告诉南京代表团：“战，他们就要完蛋，和，他们还可以有出路，当然不是什么南北朝，而是改造。“5日，张治中致电李宗仁与何应钦，表示“因数日来所谈对于战争责任与渡江两问题，我方均甚坚持，几成僵局”，认为此等于“逼降而非议和，非我方所能接受”。不过他也认识到：中共“具有充分力量以彻底消灭我方。凡欲重振旗鼓为作最后之挣扎者，皆为缺乏自知不合现实之一种幻想！”因此，他还是倾向于尽可能争取较好条件以达成协议。在中共坚持渡江南进、不接受国民党隔江分治主张的情况下，所谓较好条件，主要是争取战犯处理不提名，以及协议文字表述较为缓和，使南京当局面子上过得去而已。南京谈判代表虽然基本上是主和派，但他们也深知国民党内对于和谈的阻力，尤其是如果将蒋介石作为头号战犯列入协议条文，则国民党完全无法接受。因此，他们在协议条文关于战犯处理的内容和表述方面作了最大的努力。中共方面考虑到南京代表团的顾虑，为了争取南京当局，尤其是桂系能够接受协议，在坚持八项条件的前提下，也在战犯处理问题上作了一些形式上的让步。8日，毛泽东和周恩来在北平西郊香山与张治中作长时间谈话，表示在协议中可不提战犯名单；军队改编，第一期照原有番号、长官、兵额不变，集中整理，第二期再行改编；联合政府，由于准备工作颇为繁重，成立尚需时日，在未成立前南京政府照常行使职权；协议达成后由李宗仁、何应钦等来北平签字。当日，毛泽东致电李宗仁，表示战犯问题“总以是否有利于中国人民解放事业之推进，是否有利于用和平方法解决国内问题为标准，在此标准下，我们准备采取宽大的政策”。

张治中认为中共在战犯处理问题上作了让步，内心里松了口气，但是他的想法与国民党中央的意见并不一致。4月6日，蒋介石命蒋经国向广州国民党中央党部转达其指示：和谈必须先订停战协定，共军何日渡江，则和谈何日停止。同日，何应钦飞抵广州，召集国民党中常会，决定五项和谈原则，仍然强调国共军队先行停战各守原防，各就防区自行整编；同时决定设置由李宗仁、何应钦主持的和谈问题特种委员会，由五院院长及有关方面负责人参加，负责指导处理和谈问题。12日，何应钦致电张治中转达特委会的意见，要他严拒共军渡江要求。次日，周恩来告张治中，中共军队必须渡江，首先须占领江苏之江阴、扬中及安徽之至德、东流，以利将来和平条款之实施。至此，张治中认为国共双方的立场“相差十万八千里”，对和谈能否成功表示悲观。

4月13日晨，中共向南京代表团提出和平协议草案，这是在中共八项条件的基础上，又根据毛泽东、周恩来与张治中等谈话的精神拟定的。当晚双方进行首次正式会谈，周恩来在发言中强调国民党政府“违背了人民的意旨”，“发动全国规模的反动战争”，因此“战争的全部责任，应该由南京国民政府担负”；他表示“南京代表团的意见和我们是有距离的”，但是我们仍然对代表团接受这个协议“抱着极大的希望”。张治中虽然已经知道中共的态度，不过还是希望中共对军队改编和渡江问题重加考虑。其实经过多日的非正式讨论，南京代表团成员已经了解到中共的立场不可能再有根本变化，他们的讨价还价也无非表示尽心尽力，对南京政府可以交差而已。第一次会谈结束后，南京代表团一方面提出对草案的修正案，将条文改得“客气一些”，“词句力求和缓”，避免“刺激性太重者”，以使南京政府更能接受；另一方面，对于南京最关心的中共军队渡江问题，表示“惟有再行竭力与之切商折冲，期共方能大为让步，获致竣议。如至最后阶段不能竣议时，只好请示核夺。”(www.xing528.com)

4月15日晚，北平和谈举行第二次也是最后一次正式会议。中共提出《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首先确认南京国民政府应对于此次国内战争及其各项错误政策担负全部责任。其主要内容是：（1）对于发动此次战争的战犯，原则上必须予以惩办，但不问何人，如能认清是非，幡然悔悟，确有事实表现，准予取消战犯罪名，给以宽大待遇；（2）废除《中华民国宪法》;（3）废除南京政府的一切法统；（4）南京政府所属一切武装力量依照民主原则改编为解放军，成立全国整编委员会，由中共方面担任主任，第一阶段分区分期开赴指定地点，集中整理，第二阶段分区改编为解放军正规部队；（5）官僚资本企业及其财产没收为国家所有，如有私人股份，应加清理并承认；（6）封建的土地所有权制度有步骤地实行改革，先行减租减息，后行分配土地；（7）南京政府所订的一切外交条约及协定由民主联合政府审查，凡对于人民及国家不利尤其是有出卖国家权利性质者，应分别情形予以废除、修改或重订；（8）在民主联合政府成立前，南京政府暂行使职权，但必须与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协商处理，并协助解放军办理各地的接收移交事宜。待民主联合政府成立后，即行移交结束。中共愿意向新政协筹委会提议由南京政府派遣爱国分子若干人为代表出席新政协，并参加民主联合政府。中共表示这个修正案不能再改，将等待南京政府作出决定，直到20日为止。既然如此，张治中觉得“没有再发表意见的理由了，也没有发表意见的必要了”，表示将此案提交南京政府作是否接受的决定。他在给南京政府的电文中说：“半月来每次交谈中，与之竭力折冲争持，亦已舌敝唇焦，力竭声嘶。虽周恩来在私人谈话中曾表示文字上尚略有商量之处，然原则性决不变更等语。则再无可商谈，即代表团已至无能为力之境，只有请求政府核示之一途。”当天张治中有信给蒋介石，认为国民党已至无可挽救之境，只能承认失败。信中写道：“默察大局前途，审慎判断，深觉吾人自身之政治经济腐溃至于此极，尤其军队本身之内腐内溃，军心不固，士气不振，纪律不严，可谓已濒于总崩溃之现象。同时在平十日以来，所闻所见，共方蓬勃气象之盛，新兴力量之厚，莫不异口同声，无可否认。假令共方别无顾虑之因素，则殊无与我谈和之必要，而具有充分力量，以彻底消灭我方。凡欲重振旗鼓，为作最后之挣扎者，皆为缺乏自知，不合现实之一种幻想。此非怯懦自卑之言，实由我方党政军内腐内溃之情形，积渐所至，由来已久，大势所趋，大错铸成，尤其既失之民心，今已不可复得。”

4月16日，南京谈判代表黄绍竑和顾问屈武携和平协议文本飞回南京。当晚，李宗仁召集高层负责官员商议，白崇禧指责代表团无能，没有坚持原定方案，强调“只要中共坚持渡江，便不能接纳和议”，吴铁城和黄少谷也表示反对，何应钦认为需要研究，其他人没有表态。17日，何应钦派专人乘专机将协议文本送交在溪口的蒋介石，“恳将钧旨谕知，以便遵循”。蒋阅后“彻夜徘徊，频频拍案”，斥责“文白无能，丧权辱国”，称此协议“是无条件投降之处分条件，其前文叙战争责任问题数条，更不堪入目”，指示一方面“速提对案”，另一方面“拒绝其条件，同时全文宣布，以明是非与战争责任之所在”。当天桂系亦召集秘密会议，讨论应对方案，黄绍竑仍力主接受。但白崇禧坚决反对，指责黄连“这样的条件也带得回来”，白的意见主导了桂系的立场。李宗仁、白崇禧和何应钦还曾拜访美国大使司徒雷登，希望得到美国的支持，至少是发表某种声明，如表示共军渡江是对美国安全的威胁，美国将考虑采取适当步骤等等，以对中共施加一定的压力。但美国此时无意被国民党拉下水，司徒雷登表示这是中国人自己的事，应该自己解决，美国爱莫能助。美国的态度打消了国民党最后的幻想。18日，蒋介石致函李宗仁，表示：对于“和战方针，至此不能不下决心，早作定计，万不宜再事因循，使军民无所适从，徒为敌人多留反宣传时机，以售其中伤毒计也。“20日，蒋介石决定，彻底坚持“剿共”政策，不能再有和谈。由于蒋实际上仍掌握着国民党的大权，他的决定表明国民党将不会接受北平和平协议。

20日，李宗仁致电北平代表团，声称“中共所提之协定全文，其基本精神所在，不啻为征服者对被征服者之处置……且复限期答复，形同最后通牒……原文前言全属对政府及中国国民党诋毁谴责之词，等于对罪犯判决，何能称为和平协定”，希望中共“对此项协定之基本精神与内容，重新予以考虑”，“极盼能即日成立临时停战协定，借以表示双方谋取真正和平之决心与诚意，俾和谈得以顺利进行”。同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发表声明称：北平协议的内容“完全失去协议和平条款的性质，直是对我中华民国全国人民与政府为残酷之处分与宰割”；仍盼中共“立即颁发停战命令，庶全国人民殷切希望之和谈不致中断，全面永久之和平能获实现”。国民党拒绝签署北平和平协议，但仍在谈什么订立停战协定，企图拖延时间，实在是既不知己更不知彼。黄绍竑在20日以电话联系留在北平的张治中，询问最新情况，张告他中共拒绝延长签字期限，决定今夜发出进军江南的命令。

4月21日，毛泽东和朱德发布《向全国进军的命令》，要求全军将士“奋勇前进，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解放全国人民，保卫中国领土主权的独立和完整”。25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发布布告，声明约法八章：（1）保护全体人民的生命财产；（2）保护民族工商农牧业；（3）没收官僚资本；（4）保护一切公私学校、医院、文化教育机关、体育场所和其他一切公益事业；（5）国民党政府各级官员凡不持枪抵抗不阴谋破坏者一律不加逮捕，令其各安职守，服从命令，保护资财，听候接收处理，准予分别录用；（6）各地散兵游勇应向解放军投诚报到，概不追究既往；（7）土地改革必须有准备和有步骤进行，先行减租减息，城市土地房屋不能和农村土地一样处理；（8）保护外国侨民生命财产的安全。命令既下，中国人民解放军随即开始了向全国范围的胜利大进军。

4月20日至21日，中共百万大军成功渡江，国民党军全面败退，南京已处在混乱之中。4月22日，邵力子和章士钊自北平致电李宗仁称：协定之期限届满，渡江之大军欻至，硬派有如惊弓骇鹿，觅路分奔；独公坐镇中枢，左右盼顾，擅为所欲为之势，握千载一时之机，恳公无论如何，莫离南京一步，万一别有危机，艰于株守，求公飞莅燕京，共图转圜突变之方（在中共的争取之下，24日南京代表团决定留在北平）。但是，李宗仁偕何应钦、白崇禧、张群、吴忠信、顾祝同、汤恩伯等，于当日飞往杭州与蒋介石会面，讨论时局，结果决定实行全面动员，统一指挥，作战到底。以李宗仁为首的桂系终于未能把握和平之机，而是与蒋介石站在一起，坚持反共作战。当天行政院发表公报称：（1）政府今后惟有坚决作战；（2）联合全国民主自由人士共同奋斗；（3）由何应钦兼国防部长，统一陆海空军之指挥；（4）采取紧急有效步骤，以加强国民党之团结及党与政府之联系。23日，国民党政府发言人发表谈话称：当前尚非适宜之决战阶段，不能不自动从首都作战略撤退。随后国民党军退出南京，国民党政府迁往广州。24日，新华社发表社论：“南京的解放正式地表示了国民党统治的灭亡。国民党的残兵败将纵然还在广州、台湾、桂林等地苟延残喘于一时，已经再也维持不了一个什么局面了，现在匪首蒋介石以及依附匪首蒋介石的反革命死党，他们的末日真正到来了，中国人民民主革命即将取得完全的胜利，除了疯子以外，谁也不会有丝毫怀疑了。”多年未写诗的毛泽东也在此时兴奋地挥笔写下了《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的豪迈诗篇：

钟山风雨起苍黄，百万雄师过大江。

虎踞龙蟠今胜昔，天翻地覆慨而慷。

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

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