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引退与李宗仁登台：中国命运的决战

1948年底到1949年初，国民党军在三大战役中接连惨败。军队是国民党政权最基本、最重要的支撑力量，军事上的重大失利，加之经济上因金圆券改革失败而造成的崩溃局面，使得国民党内弥漫着日渐浓重的悲观气氛，即便是国民党的高级官员，也无人看好国民党的前途，不少人已经有了江山易手、流亡他乡的心理与实际准备。尤其是国民党军在徐蚌会战中失利后，中共大军兵临长江北岸，直接威胁到京沪地区，更使国民党政权人心惶惶。所谓“徐州若失，南京必丢，南京一丢，政府必垮，政府一垮，一切完结”。在南京当局为居民换发身份证时，已有一些文武官员改装易服，在领证时冒充教员及店员，准备随时逃亡。陈诚上书蒋介石称：“近闻京沪人心异常浮动，对我政府信心全失，同时各方多充满悲观情绪，猜忌诡随，到处均可表现，此诚危疑震撼之日也。”蒋介石也在日记中写道：“军事失利之后，社会、政治、经济、外交与人心动摇之现象，殆非想像所能及，加之战地难民及青年逃奔后方，难以安置，以及沿途伤病官兵无法管理之纷乱现象，更足令人痛心。”

1948年10月22日，国防部长何应钦主持军事会议，提出政府南迁广州，缩减军政机构，调整部署，以主力守京沪地区，华中守武汉宜（昌）沙（市）地区，西北守陇中陕南地区的方案。12月11日，国防部向蒋介石提出：“华北国军应适时放弃不必要据点，主力集中适当地区，机动控制……华中国军以战略守势之目的，除以一部兵力守备青岛及其他要点外，主力应确保江南，以巩固政治经济，期能持久，以赢得培养反攻力量所要之时间。西北国军应依攻势防御要领，确保关中及西兰交通线，驻新国军应迅即撤回，策应中原作战，不可再有一日之延误。”此后，国民党即着手布置将军事防御重心移至长江以南地区，同时开始实行一系列应变方案，企图凭长江天险，据有中国的半壁江山，赢得喘息之机，继续与中共周旋，以待国内外形势之变化。12月1日，行政院会议决定，政府非军事机关分迁重庆和广州办公，并着手疏散在京公务员眷属，重要工作人员不许请假，普通工作人员请假即以辞职论。10日，蒋介石颁布全国戒严令，决定除新疆、西康、青海、台湾及西藏地方外，在全国实行戒严，由县长兼理军法职务，使国民党统治区进入更为严酷的军事管制状态。尽管如此，国统区社会仍然动荡不安，物价飞涨，工厂停工，工人失业，大量资金和企业设备南逃香港、台湾。仅上海荣氏企业集团就在香港设立了有11万纱锭的4家纺织厂，并将15000枚纱锭和400台布机运到台湾。“公司中人一片离沪声，非香港即台湾，或竟出国，纷纷攘攘，终日惶惶，几若大祸临头”。同时，国民党政府机关也开始向台湾、华南和西南迁移，部分职员被遣散，局势已近于失控。

国民党和蒋介石以反共而建政，视中共为他们最大的敌人，但是面对国民党军事经济全盘崩溃的状况，国民党内开始出现不同的声音，各个派系集团以及个人出于不同的目的，在政治舞台上有不同的表演，是否继续进行战争成为争论的中心议题，出现了主战与主和之争。作为国民党政权的领袖，蒋介石的权威因此而动摇，他对政局的掌控力在下降，他的个人出路问题也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

1948年11月，因金圆券改革失败，行政院长翁文灏被迫辞职。26日，蒋介石提名孙科出任行政院长，但组阁颇费了一番工夫，不少人都不愿在此时跳“火坑”，直至12月21日新阁才成立，由吴铁城任副院长兼外交部长，洪兰友任内政部长，徐永昌任国防部长，徐堪任财政部长。在当时军事、经济诸般事务急如星火的情况下，国民党政权中枢行政居然有一个多月无人负责，于此亦可见蒋介石之无奈。孙科在新阁首次会议上阐述施政方针时公开表示：“政府用兵的最后目的，在于争取和平”，“政府亦不能将内部的事倚恃国外的力量来支持”，提出了所谓争取“光荣的和平”的主张，与主战的论调有了一些距离。不过事情至此仍未完，在随后的立法院改选中，蒋介石提名李培基和刘健群为正、副院长，但24日选举的结果，主和派童冠贤当选为院长。国民党军方系统的报纸《和平日报》认为，此事“证明国民党已经失去掌握控制全体党员的能力”。立法院成为主和派的据点，不少立法委员呼吁和平，刘不同撰文主张蒋介石出国，胡秋原等32人提出书面报告，认为：“在目前情势下，政府欲以传统方式戡乱，其无击溃中共武力之充分把握，也是任何人一见可知的。”

面对日渐公开的批评声音，蒋介石起初仍准备硬撑下去。1948年8月间，一向主和的张治中对蒋表示不能再战，主张谈和，并建议蒋暂时休息，蒋答称和就是投降，要我下野，我绝对不答应。11月8日，蒋公开声称：“我个人平生做事的态度是一件事不开始则已，一开始就一定要求其成功；任何职责不轻易担任，一经担任就决定负责到底。”但是，随着国民党在军事上的重大失利，即便是蒋身边的高级官员和亲信也开始与蒋离心离德。11月间，国防部新闻局局长邓文仪等上书蒋介石称，“多数官吏及党团人员信心不坚定”，“高级将领除极少数外，多数信念不坚定，乃当前严重问题”。蒋的独断权威已然动摇。11月13日，长期追随蒋的心腹亲信、蒋的“文胆”陈布雷在南京自杀，表现了他对国民党前途的悲观绝望。即便是蒋介石长期的心腹谋臣张群也在私下里对黄炎培说：“我明知事不可为，但对国民党四十年关系，对蒋四十年关系，还有什么办法！”就在此时，蒋所一向依靠的美国也有了抽身而退之意，更给了他沉重的打击。

全面内战爆发后，美国对国民党政权给予了多方面的支持，同时也对其腐败无能、专断独裁啧有烦言。随着国民党政权统治危机的不断加深，美国的态度逐渐有了变化。在战后之初美国决定对华政策时，就确立了不派兵卷入中国内战，但是支持国民党政权这条底线。可是在国民党似乎毫无胜利可能的情况下，继续支持国民党，就意味着将更多的金钱投入有去无回的无底洞，而不支持国民党，听任其垮台，似乎又有损于美国的地位及利益，美国当局一时难作决断。1947年中，美国派魏德迈来华考察，结果认为国民党政权处境恶化，间接促成了美国国会在1948年4月通过近5亿美元的《援华法案》，企图再予国民党政权以助力。但是，事态的发展却急转直下，到1948年末，国民党政权已是岌岌可危，共产党即将取得完全的胜利，而美国并无可以影响这种发展进程的实质性手段，除非直接出动武力，但这又是美国不可能采取的行动。如马歇尔所言：“国民党政府正在退出历史舞台，无论我们做什么都救不了他了。”因此，美国决定调整其对华政策，暂不采取进一步行动，以“等待尘埃落定”，同时尽力阻止中国成为苏联的“政治军事附庸”。1948年9月7日和1949年1月11日，美国国务院和国家安全委员会都提出了这样的建议。1949年2月4日，美国总统杜鲁门批准了这项政策，美国对国民党政权的支持因此而相应减少。1948年11月9日，蒋介石向美国提出，由美国给予军事援助、发表声明、派遣军事顾问参加指挥作战，但旋即被杜鲁门拒绝。1949年1月2日，美国政府宣布停止对国民党军队的训练计划，召回驻华联合军事顾问团团长巴大维，27日决定撤回美国军事顾问团。此等做法等于公开发出了美国准备从中国抽身而退、不准备继续支持国民党和蒋介石的信号。1948年正值美国大选，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杜威的竞选言论强调支持国民党，国民党因此暗助杜威的竞选活动，将宝押在杜威的当选上，结果却是杜鲁门继续连任，这又增加了杜鲁门个人对蒋介石的反感。1948年12月，蒋介石派宋美龄赴美求援，与她在抗战期间访美所受到的热烈欢迎正相反，宋美龄此次美国之行可谓场面冷落，美国政府不将其视为官方客人，杜鲁门则干脆拒绝与她见面。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在会见中国驻美大使顾维钧时说，中国政府犯了太多的错误，现在的形势今非昔比，他不知道美国还有什么可以做的，不知道美国还能再作什么进一步的援助。与此同时，美国对李宗仁等国民党内反蒋派却表示了浓厚的兴趣。1948年11月，美国大使司徒雷登在和李宗仁谈话后向马歇尔汇报，建议美国发表声明，支持新的非共产党政权。孙科内阁成立后，司徒雷登又通过其秘书傅泾波告诉孙科和蒋的谋臣张群，表示希望蒋介石放权下野。司徒雷登的态度虽是其个人的意见，但也不能不影响到蒋介石的决定。

尽管美国有意抽身而退，国民党还是没有完全放弃援引美国以某种方式介入中国内战的希望。1949年初，外交部提出说帖，认为美国似支持国共分疆而治，苏联似亦对此未必绝对持反对态度，提出请美、苏、英、法四国出面，调停中国内战。1月8日，蒋介石召集孙科、张群、张治中等会商外交部的提议，决定正式向四国提出调停请求。行政院副院长兼外交部长吴铁城随后以此案照会美、苏、英、法四国。但现实却使国民党大为失望。12日，美国政府答称：根据事态的发展，在现时情势下，美国不认为作为调人介入可达成任何有益之目的。英国和法国对国民党政府的请求作出了与美国同样的决定。苏联在答复国民党政府的请求前，曾与中共有所商议。中共认为形势对国民党不利，不希望苏联参与调停。14日，斯大林致电中共中央，认为如果拒绝和谈，就是拒绝和平，对中共不利，应该进行谈判，但是在国共之间，苏联不参与。1月17日，苏联外交部副部长维辛斯基会见中国驻苏大使傅秉常，表示苏联不干涉他国内政，进行居间调停是不合适的。至此，国民党在寻求外援、缓和统治危机方面一无所获，在外部力量不可靠的情况下，蒋介石又面临着国民党内的主要对手——桂系强有力的挑战，其统治危机更趋深化。

桂系是国民党内要求蒋介石下野的主要实力派别。桂系有实力、有地盘，长期以来与蒋介石面和心不和，又在1948年的行宪国大争得了副总统职务，是可以与蒋在国民党内争一时之短长的主要实力派。全面内战爆发后，由于反共的共同需要，蒋桂双方维持着合作关系，桂系对“剿共”的态度也较为积极，白崇禧还领军围剿大别山区。但随着国民党军事的节节失利，蒋介石所依靠的中央军实力大为削弱，蒋本人的权威也大为动摇，而桂系自认为内有白崇禧的军事谋略与实力，外有李宗仁的副总统地位与“民主声望”，可以乘机向蒋争权，实现其多年来问鼎中央的梦想。当时国民党内的反对派、社会舆论和美国均将李宗仁视为取代蒋介石的合适人选，一时形成了由李代蒋的呼声。就连蒋的亲信谋臣张群、张治中和吴忠信也认为：“军事大败，外交失策，内部分裂，财政崩溃，蒋确非下野不可。”蒋介石处在此种内外交困的状况下，不能不作暂时引退的考虑和准备。他在分析内外形势后认为，如不退则可以勉强支持危局，维系统一，等待国际形势之转变，静观“共匪”内部之变化；而退则可以在党政军积重难返之际彻底整顿与改造，打破半死不活之环境，另起炉灶，重定基础。在蒋看来，在内外形势不利的情况下，以退为进不失为可行之道，而且1927年和1931年的两次引退，都没有妨碍他很快就东山再起，何况蒋在国民党内密布统治网络，他在表面上退位也不会影响他的实际权力。1948年12月中旬，在张群、张治中和吴忠信等人的劝说下，蒋开始考虑引退的时机和方式问题。他让总统府秘书长吴忠信向李宗仁传话说：“观察最近内外情势，我干不下去了。我走开后，势必由李德邻来过渡。”张群等人则通过私下沟通，与李宗仁达成默契，蒋下野后由李代行总统职权，由行政院主持对共和谈，同时运用外交，争取民众，缓解危机，继续维持国民党统治。但是就在蒋、桂相商的过程中，桂系军事领袖白崇禧已迫不可待，在他的势力范围华中地区发动所谓“和平”运动，公开向蒋介石呼吁“和平”，企图形成蒋下李上的社会压力，实际则演成对蒋“逼宫”之举，使蒋大为恼怒，不仅为蒋引退的安排平添枝节，而且在蒋、桂之间种下极深的恶感，直接影响到李宗仁接任后的行事效能以及国民党的江防作战等诸多方面。

1948年12月间，白崇禧首先授意辛亥元老李书城、张难先等出面呼吁“和平”。接着，白对蒋介石调华中部队去徐州参战的命令阳奉阴违，使宋希濂兵团迟迟不能成行，又截留了准备运京沪地区的黄金7万两和银圆374万元。22日，蒋介石要张群和吴忠信转告白的代表邓汉翔，必须先有安国保民办法，继任者必须有切实准备，前方被围部队必须救援出险，才能谈到其引退问题。但24日白崇禧却致电蒋介石称：“默察近日民心离散，士气消沉，遂使军事失利，主力兵团损失殆尽。倘无喘息整补之机会，则无论如何牺牲，亦无救于各个之崩溃。”他提出：（1）相机将真正谋和诚意转知美国，请美、英、苏出而调处，共同斡旋和平；（2）由民意机关向双方呼吁和平，恢复和平谈判；（3）双方军队应在原地停止军事行动，听候和平谈判解决。随后，湖南省主席程潜、河南省主席张轸、湖北省参议会、鄂湘赣豫桂五省和平促进联合会等均通电吁和，呼应白崇禧的主张，一时间在国民党内外引起震动。12月30日，白崇禧再次致电蒋介石称：“当今局势，战既不易，和亦困难。以言继续战争，则战力悬殊，外援不继。以言和平，则敌焰方张，不易接受。……顾念时机促迫，恳请乘早英断。职意应将谋和诚意迅告友邦，公布国人，使外力支持和平，民众拥护和平。”在白崇禧等吁和电的影响下，后续吁和者不断发表公开通电，对国民党内主战派和蒋介石构成了相当的压力。(www.xing528.com)

对于几近公开化的和平呼声，蒋介石不能不表示其态度。1949年1月1日，蒋介石发布元旦文告，承认其“领导无方，措施失当，有负国民付托之重，实不胜其惭惶涑憟，首先应当引咎自责”，同时承认“剿匪军事加重了人民的负担，加深了人民的痛苦，大家也都希望战事及早结束，和平及早实现”，表示“只要共党一有和平的诚意，能作确切的表示，政府必开诚相见，愿与商讨停止战事恢复和平的具体方法”。条件是只要和议无害于国家的独立完整，而有助于人民的休养生息；只要神圣的宪法不由我而违反，民主宪政不因此而破坏，中华民国的国体能够确保，中华民国的法统不致中断；军队有确实的保障，人民能够维持其自由的生活方式与目前最低生活水准。他在文告中最后表示：“只望和平果能实现，则个人的进退出处绝不萦怀，而一惟国民的公意是从。”蒋在文告中的这番表示，使国民党的谈和公开化，而他本人的引退也呼之欲出。虽然蒋一方面对桂系“逼宫”耿耿于怀，愤愤地对党内干部表示：“我之愿下野，不是因为共党，而是因为本党中的某一派系。”但另一方面，他又不能不敷衍桂系，使桂系暂时接过这个烂摊子。1月2日，蒋致电白崇禧称：“中正决无他求，即个人之进退出处，均一惟全国人民与全体袍泽之公意是从”，希望白“激勉华中军民，持以宁静，藉期齐一步趋，巩固基础，然后可战可和，乃可运用自如”。蒋既有如此表示，桂系亦当留有退步。3日，白复电蒋，表示已“转示各将士仍应积极备战，以待和平之实现……至近复有少数民意机关，对时局主张，不免有过激之言论，经竭力疏导，并制止报社，不予登载”。与此同时，蒋介石连续约李宗仁谈话，表示引退意向，缓和与桂系的紧张关系，并派张群到武汉，与白崇禧商议有关问题。蒋的引退已是势在必然。

为了确保在引退后可以继续控制局面，蒋介石连续作出了一系列部署，尤其是在人事方面，任命自己的亲信干臣出任关键岗位。1月1日，蒋任命陈诚为台湾省政府主席（后又兼台湾警备总司令）。14日，蒋召见陆海空军高级将领，指示军事方针。在引退前几天，他又连连任命汤恩伯为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朱绍良为福州绥靖公署主任兼福建省政府主席，方天为江西省政府主席，张群为重庆绥靖公署主任，余汉谋为广州绥靖公署主任，薛岳为广东省政府主席。在一切布置妥当之后，1949年1月21日，蒋介石发表文告称：“决定身先引退，以冀弭战销兵，解人民倒悬于万一，爰特依据中华民国宪法第四十九条‘总统因故不能视事时，由副总统代行其职权’之规定，于本月二十一日起，由李副总统代行总统职权，务望全国军民暨各级政府，共矢精诚，同心一德，翊赞李副总统，一致协力促成永久之和平。”随后，没有了总统身份的蒋介石黯然离开南京，前往老家浙江奉化溪口，从此蒋介石就再也没有回到过南京——这座他以国民党和政府最高领袖身份居住并发号施令的城市。副总统李宗仁也于21日发布文告称：“仰承督责，不容辞谢，惟有黾勉将事，效忠国家，冀使中枢之政务不坠，而总统救国救民之志业有成，所望我全体军民抒诚合作，文武官吏各安职守，精诚团结，一德同心，本和平建国之方针，为民主自由而努力。”李宗仁正式从蒋介石手中接过了代总统名义。值得注意的是，蒋介石的文告中并无事先商定的“引退”或“辞职”字样，而是声明由李宗仁“代行”总统职权，从而为其复职埋下了伏笔。李宗仁虽对此十分不满，担心名不正则言不顺，曾经企图有所修正，但为蒋所拒，而在当时国民党统治风雨飘摇的情况下，李宗仁毕竟亦无法为所谓“名分”问题与蒋决裂。无论如何，桂系总算实现了问鼎中央的梦想，李宗仁总算在名义上成为中华民国的最高领袖。在他们踌躇满志之余，如何收拾国民党败退之际的残局，也成了桂系最沉重的负担。

桂系是打着“和平”旗号上台的，还在桂系上台之前，李宗仁的下属就为其拟订了上台后的执政方略，即首先进行和谈准备，如改组内阁，网罗和平民主人士；发动全国民意，拥护和平主张；运用外交，使美、苏、英、法对中国和平取得谅解并予以支持；主动争取以前之反政府团体，勿使为和平障碍；作出和平表示，如撤销“戡乱令”，停止敌对行动，部队主动撤离战场，释放政治犯等。李宗仁出任代总统后，据此作出了一系列和平姿态，以显示自己与蒋介石的差别，表示自己的和平诚意，稳定国民党统治区的局势。1月22日，李宗仁以代总统名义发布文告，承认“目前国家与人民所遭受战争之痛苦，已至不堪忍受之程度，弭战谋和，实为全国一致呼声”，表示“政府今日即将以高度之诚意与最大之努力，谋取和平之实现”，提出“为表示诚意与决心，政府将从事扫除一切和平障碍，凡过去一切有碍人民自由及不合民主原则之法令与行动，悉将分别迅速予以撤消或停止，冀能培育国内和平空气，使和谈工作得以顺利进行”。李宗仁发布命令，决定取消全国戒严令，将各地“剿匪”总部改名为“军政长官公署”，裁撤“戡乱建国”动员委员会和各地“戡建大队”，释放政治犯（后改为未决政治犯交保开释），启封被封之报馆杂志，撤销特种刑事法庭，停止特务活动；同时致函民盟中央领导人沈钧儒、章伯钧等，表示“决以最大之努力谋和平之实现”，“尚乞一致主张，力加赞助”；又会见美、苏驻华大使，并派其秘书甘介侯到上海访问宋庆龄、张澜、黄炎培、罗隆基、章士钊等民主人士，请他们协助推动和平进程。

李宗仁的这一系列举措虽然不无某些成效，如各地释放了一些无关重要的政治犯，舆论也对其施政表示了一定程度的支持，但总体而言，其成效并不如其预期之明显。取消戒严和“剿匪”总部改名之举，不过是文字游戏，无关实际内容；释放政治犯和保护政治自由，基本上未能实行。24日，李宗仁下令释放被拘押多年的张学良和杨虎城两将军，但26日蒋介石命俞济时致电张、杨被关押地台湾和重庆的行政长官陈诚和杨森，告以：“如有命令到台省渝市，释放张学良、杨虎城事，似可暂不置复，否则可以并不知张学良杨虎城何在，此事省市府向不过问之意复之。”各地军警机关不仅仍在继续逮捕所谓违反“戡乱令”者，而且逮捕的层级也在升高。2月21日，汤恩伯在上海诱捕了向其说项起义的前浙江省主席陈仪。4月10日，南京军事当局以“煽动军队叛变重大嫌疑”为由，拘捕立法委员金绍先与许闻天。如立法院动议所言：“军事机关或特务机关，不依法定手续，滥捕人民，动辄数十百人，且滥用非刑故入人罪，甚至违法拘捕本院委员，似此破坏宪法，蹂躏人权，尚何法治之可言。”此等行为或为李宗仁所默认，或为李宗仁所无法控制。李宗仁对民盟和民主人士的拉拢亦没什么效果。1月22日，李济深、沈钧儒等民主人士发表《我们对于时局的意见》，表示拥护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1月14日的声明。李宗仁希望美国能够提供5亿美元的贷款援助，但被美国拒绝。他又召见苏联驻华大使罗申，希望寻求苏联某种程度的支持，但罗申表示“现在已经太晚了……苏联能为它做些什么呢”。很显然，李宗仁的政策表面意义大于实际内容，不具有争取人心的真正成效。美国已决定抽身而退，苏联和中共有密切的沟通，他们都不可能给李宗仁以实际的支持；民盟已经决定站在中共一边，更不可能在此时再来趟国民党的浑水。李宗仁在国民党外无法得到其权力支撑。

李宗仁更大的麻烦还在国民党内。桂系虽是国民党实力派，但毕竟以广西地方为基础，缺乏在其他地方尤其是在中央的权力基础，也缺乏号令国民党内群雄的真正实力与声望。蒋介石虽然下野，名为赋闲，但仍为国民党总裁，可以通过国民党中央发号施令，实际仍然大权在握，尤其是国民党军队和维持日常运转所需的经费，基本控制在蒋系手中，李宗仁不得染指。何况蒋之下野不过是以退为进，并非真心让权，加上蒋与桂系之间历史与现实的过节，蒋介石从来就没有真正支持过李宗仁，蒋系人物动不动就对李宗仁示以颜色，令其有令难行。李宗仁上台后，为理顺各方关系煞费了一番苦心，虽然表面上有所成效，但实际上仍不尽如其意。

李宗仁上台后，行政院长孙科就先对他示以颜色。1月25日，行政院决议将政府南迁广州，所有政府机关自2月5日起在广州办公。1月29日，蒋介石又令国民党中央党部迁往广州。立法院正副院长和不少立法委员亦于此时南下广州。国民党中央、政府和立法院均不在南京办公，名为国民党政府最高首脑的李宗仁在南京犹如唱起了空城计。李宗仁与孙科相商，请行政院迁回南京，但孙科坚持南京处在中共武力威胁之下，不能迁回。李宗仁又命令央行总裁刘攻芸不得将央行存金他运，但根本无人理睬，上海存金仍源源不断运往台湾。为了使政府可以正常运转，李宗仁不得不在2月20日屈尊飞往广州，向孙科劝驾，并与粤系诸大佬相商。在李宗仁此番表示之后，孙科总算给了他一些面子，于22日飞回南京。

在国民党党政军系统中，李宗仁可以发挥较多影响的只有立法院和监察院。2月14日，立法院院长童冠贤和副院长刘哲自广州返回南京，19日，立法院在南京复会。因为回宁立法委员多主张谈和，使李宗仁总算有了一些政治上的奥援，并借此策划改组内阁，撤换孙科。而孙科上任后数月毫无表现，亦使国民党内不少人不太满意，为李宗仁改组内阁创造了机会。李宗仁属意的行政院长人选为何应钦。何应钦是国民党军界大老，有过长期的统兵经历，便于李宗仁控制黄埔系军人；何在1927年蒋介石下野时，与桂系有过合作关系，而且自抗战后期起，与蒋的关系有所疏远，桂系对他较为放心。李宗仁的打算是，由何应钦组阁，白崇禧掌军，张治中谈和，企图以此打下桂系在南京长期执政的基础。但何应钦对接任行政院事犹豫不决，因为他深知，如果没有蒋介石的首肯至少是默许，他就无法顺利地在行政院长任上干下去。为此，他托吴忠信赴奉化向蒋介石请示。3月10日，蒋介石回复称：“中以为只要于革命前途有益，使旧属官兵有所依托，而不致散乱，以保全革命硕果之基础，则兄应毅然应命，更不必论职位之尊卑，与个人之得失。此为中对革命责任之基本观念，亦望吾兄能以中之意志为意志，承当此艰危之局势也。”有了蒋介石的首肯，又有桂系的支持，何应钦这才同意出任新职。3月12日，李宗仁任命何应钦任行政院长兼国防部长，贾景德任副院长，傅秉常任外交部长（未到任前由叶公超代理），刘攻芸任财政部长，张群、莫德惠、张治中、朱家骅任政务委员。至此，在延宕了一个多月之后，李宗仁的行政班底总算搭成，诸般事务步入轨道。但李宗仁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是与中共的和平谈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