淮海战役：中国历史转折之战（1945-1949）

跨江苏、安徽、河南、山东四省交界处的徐淮地区，地扼要冲，拱卫京沪，向为兵家必争之地，亦为国民党军事部署的中心。徐淮地区的守备任务主要由第一绥区（淮阴）、第三绥区（台儿庄）、第四绥区（菏泽）、第九绥区（海州）担任，另有4个强大的机动兵团倚陇海和津浦铁路部署在其周边地区，其中第2兵团邱清泉部4个军驻徐西商丘，第7兵团黄百韬部3个军驻徐东新安镇，第13兵团李弥部2个军驻徐南固镇，第16兵团孙元良部3个军驻郑州，总兵力达到70万人，统由徐州“剿总”总司令刘峙指挥，是当时国民党各战区中兵力最多最强的一个战略集团。此外，华中“剿总”总司令白崇禧指挥下的第3兵团张淦部、第12兵团黄维部、第14兵团宋希濂部可自华中随时驰援徐州，与徐淮方面配合作战。济南战役结束后，中共在山东已无后顾之忧，部队即将挥师南进，如何应对徐淮地区迫在眉睫的军事危机成为国民党统帅部亟待解决的问题。

1948年9月24日，国民党军失守济南，次日蒋介石即在南京主持紧急军事会议，讨论战局。面对严峻的军事形势，国防部提出两个方案，其一是以两个兵团出击鲁西，打击山东共军，同时以孙元良兵团配合华中“剿总”进攻中原共军。这个方案得到徐州“剿总”副总司令杜聿明的支持，因为他认为，此时国民党军在徐淮地区还有兵力优势，而中共在济南战役后需要休整，因此可以先寻华东野战军决战，在击灭其主力后，尽力恢复山东。其二是首先肃清苏北共军，徐州主力则暂时待机。这个方案得到徐州“剿总”总司令刘峙的支持，因为他始终顾虑徐州的安全，将徐州的安全考虑放在首位。就当时的实际情形而言，杜聿明的设想确实有些冒险。如果说两年前国民党军尚不能“击灭”中共，那么现在就更不可能了。但杜聿明的设想较具进攻性，所谓以攻为守，如果确切实行，或可暂时缓解徐州方面的压力。而刘峙其人庸碌无能，出任徐州“剿总”之职后，并未有所作为，只是一味强调保守徐州安全。经过讨论，会议决定采用修正后的国防部第一案，即由白崇禧指挥孙元良、黄维、张淦兵团进攻豫西，杜聿明指挥邱清泉兵团进攻鲁西南，黄百韬兵团进攻苏北，李弥兵团扫荡津浦路两侧。这实际上是一个多头用兵的方案，在实战中无法彻底集中兵力。为此，杜聿明另行提出集中徐州3个兵团北进的方案，也得到了蒋介石的批准，但由于10月中旬杜聿明受命飞东北指挥作战，而刘峙本来就不同意此案，杜走后即暂时中止执行。及至东北战事结束，11月中旬杜聿明再回徐州时，实行此案的时机已过。

10月下旬，国民党统帅部判断中共下一步的军事行动将指向徐淮地区，而此时徐州“剿总”所辖部队分布在陇海路西起郑州东至海州的近千里战线上，成一字长蛇阵布局，态势不利，国防部因此主张将部队向徐州集中。10月23日，何应钦和顾祝同指示郭汝瑰飞北平，向蒋介石汇报，得蒋首肯，并指示采取攻势防御，放弃郑州、开封等地。24日，国防部下令孙元良兵团放弃郑州，向徐西撤退；刘汝明部放弃开封，向蚌埠撤退；将黄百韬、李弥兵团部署于徐东，邱清泉、孙元良兵团部署于徐西，第三、四绥区部队守备台儿庄和商丘，以徐州为核心，构成十字形阵势，实施内线作战；同时令黄维兵团追随中原野战军跟进，配合徐州作战。蒋介石认为刘峙的才干与人望不足以指挥未来的大战，他属意白崇禧指挥徐州作战，24日任命白崇禧统一指挥华中和徐州战区。但白崇禧对在徐淮地区指挥作战积极性不高，而且徐淮地区多为蒋介石嫡系部队，白崇禧事实上也指挥不动，因此婉拒了蒋的命令。28日，蒋介石又电白崇禧谓：“华中与徐州军事，必须统一指挥，方能收效，兄兼顾华东，对于华中之进剿任务，仍可进行无碍也。”结果白崇禧仍未接受，而杜聿明又远在东北，徐州前线数十万部队就这样在作战方案不明、指挥不定中又耽误了若干时机。

国民党军虽开始向徐州集中，但对于是否固守徐州，其内部又争论不休。不少人认为，徐州乃四战之地，易攻难守，而且后方联络线较长，又受到中共部队的威胁，后勤支援不易，主张放弃徐州，退守淮河一线，以彻底集中兵力，依托长江为安全可靠之后方，进可攻退可守，万一情况不利时，亦可保存主力，屏障京沪，保有江南半壁河山，徐作后图，所谓“守江必守淮”是也。为此，国防部在10月底提出两个方案，一为徐州仅留少数部队防守，主力放弃陇海路，集中于津浦路徐蚌段两侧，实行攻势防御；二为部队全部退守到淮河以南，依托河川，实行防御作战。但因为“退守淮河，则尔后不便于向平汉路或苏北方面机动；且共军打通陇海路后，向东西方向调动兵力，非常灵便，对我军更为不利”，且徐州向被视为南京门户，放弃徐州势必震动京沪，加剧国民党后方之动荡。因此，国民党统帅部最后决定采用第一案。11月5日，参谋总长顾祝同匆匆赶到徐州，召集军事会议，部署徐蚌会战，决定徐淮地区的部队由杜聿明指挥（在11月底徐州“剿总”撤到蚌埠前，杜聿明的指挥仍受到刘峙的牵制），将第16兵团孙元良部3个军从商丘调到蒙城，保障徐蚌段西侧；第2兵团邱清泉部4个军集结在安徽砀山和河南永城，掩护徐州西翼；商丘第四绥区刘汝明部2个军移驻临淮关（后改为第8兵团）；第13兵团李弥部2个军由徐东碾庄南移至安徽泗县、灵璧机动；撤销海州第九绥区，所属1个军海运撤上海（后因运输工具不足改归黄百韬部）；第7兵团黄百韬部5个军（加入徐州和海州各1个军），由徐东新安镇移至运河西，掩护徐州东翼；第三绥区冯治安部2个军放弃山东临城和枣庄，退守台儿庄及其以南运河地区，掩护徐州北翼；第一绥区周喦部3个军防守苏北淮阴和扬州一线；徐州“剿总”直接指挥的4个军部署在徐州、苏北、淮北与蚌埠；第12兵团黄维部4个军自驻马店开往阜阳集结，由国防部直接指挥；东北第39军和第54军转运蚌埠，准备加入徐淮作战。国民党统帅部在徐淮地区集结重兵，摆出了一副决战架势（国民党战史由此将此次作战定名为“徐蚌会战”），但他们对中共将要开始的作战行动的规模与打法仍缺乏准确的估计与判断，调整部署的时间过迟，各部队的行动也不够迅捷，在部署尚未完成之时即被迫仓促应战，处于不利地位。

中共方面，举行淮海战役的设想最早由粟裕提出。他认为国民党军在苏北两淮（淮阴和淮安）地区的兵力较为空虚，攻打两淮可以迫使国民党军分兵增援，为以后渡江南进创造条件，因此，他于8月23日提出华东野战军南下攻占两淮的方案。济南战役结束后，9月24日，粟裕致电中共中央军委和华东局及中原局，建议举行淮海战役，第一步攻占两淮，第二步攻占海州、连云港，以此逼使国民党军分兵增援，改善中原战局。刘伯承和陈毅亦同意粟裕的意见。25日，毛泽东致电粟裕等，认为“举行淮海战役，甚为必要”，但对作战方案提出了自己的意见，认为第一阶段应打黄百韬兵团，第二阶段再打两淮，第三阶段打海州、连云港，以此作为一个大战役，“可以打通山东与苏北的联系，可以迫使敌人分散一部兵力去保卫长江”，便于下一步进行徐州作战。28日，毛泽东又致电粟裕、刘伯承、陈毅等，进一步明确“淮海战役第一个作战并且是最主要的作战是钳制邱李两兵团、歼灭黄兵团”。这样，毛泽东就将粟裕原先提出的举行战术规模的两淮作战即“小淮海战役”，初步改为进行战略规模的徐淮会战即“大淮海战役”，以首先歼灭国民党军重兵集团作为战役的中心任务。毛泽东的设想体现了他的战略眼光，黄百韬兵团地处徐东，态势较为孤立，有利于分割歼灭，而在不动黄兵团的情况下，无论是打两淮还是打海州都将受到其牵制，不如首先打黄兵团更为有利；打黄兵团又将面对邱清泉、李弥兵团的增援，战役规模势必扩大，有可能发展成两军的大规模会战。因此，10月11日毛泽东致电华东野战军和中原野战军领导人，提出了关于淮海战役各个阶段作战中心、兵力部署、作战步骤等等的全盘构想：第一阶段集中兵力歼灭黄百韬兵团，完成中间突破；第二阶段攻歼海州和连云港；第三阶段在两淮方面作战；战役全过程须历时一个半月到两个月，兵力部署以攻击和打援并重为基本原则，并造成围攻徐州态势，引致对手错判，使邱、李两兵团不敢全力东援；同时以中原野战军进行战略配合，牵制白崇禧集团，得手后即开辟苏北战场，打通苏北和山东联系，再以主力西出淮河流域作战，次年春夏打到长江边，秋季进行渡江作战。10月22日，毛泽东又提出由中原野战军“举行徐蚌作战，相机攻取宿县、蚌县（蚌埠），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破毁津浦路，使敌交通断绝，陷刘峙全军于孤立地位”。中原野战军在淮海战役中的作用也从广大地域内的战略配合改为一定区域内的战役协同，最后又改为直接加入战场作战。在毛泽东的决策下，由华东野战军和中原野战军协同一致，共同举行大规模的淮海战役，在徐淮地区歼灭国民党军重兵集团的设想逐渐成形。

11月上旬，根据当面国民党军正在调整部署的情况，粟裕、刘伯承等均判断徐州国民党军可能南撤，战场形势将出现重大变化，因此提出进行淮海战役的新设想。8日，粟裕致电中共中央，认为“如果能在江北大量歼敌，则造成今后渡江的更有利条件”；建议华东野战军在歼灭黄百韬兵团后，不必以主力向两淮进攻，“而以主力转向徐（州）固（镇）线进击，抑留敌人于徐州及其周围，尔后分别削弱与逐渐歼灭之”；“在战役第一阶段之同时，应即以一部破坏徐蚌段铁路，以阻延敌人南运”。粟裕等的建议得到中共中央的高度重视。9日，中共中央军委两次致电陈毅、邓小平和粟裕，指示他们“徐州敌有总退却模样，你们按照敌要总退却的估计，迅速部署截断敌退路以利围歼是正确的”；部署华东野战军迅速歼灭黄百韬兵团，中原野战军立即出击宿县，截断津浦路宿（县）蚌（埠）段；提出“现在不是让敌人退至淮河以南或长江以南的问题，而是第一步（即现在举行之淮海战役）歼敌主力于淮河以北，第二步（即将来举行的江淮战役）歼敌余部于长江以北的问题”；“望你们按照上述方针，坚决执行，争取全胜”，“应极力争取在徐州附近歼灭敌人主力，勿使南窜”。11月16日，中共中央军委电示中明确提出：“此战胜利，不但长江以北局面大定，全国局面亦可基本上解决。”至此，淮海战役由中共最初设想的攻克两淮海州的局部战役，发展为歼灭黄百韬兵团并开辟苏北战场、打通苏北与山东联系的具有决战性意义的战役，再发展为以徐州为中心，在东起江苏海州、西至河南商丘、北起山东临城、南至安徽淮河的广大地域内，以连续作战方式主动寻歼国民党军重兵集团，基本消灭国民党军江北主力，为全国胜利奠定基础的大规模战略性决战。

由于即将举行的淮海战役的规模大大超出了粟裕原先的设想，已经成为华东野战军、中原野战军两军共同参加的大规模会战。10月31日，粟裕主动提出请陈毅和邓小平统一指挥此次战役。11月1日，中共中央军委指示“整个战役统一受陈邓指挥”，指挥部署“由陈邓临机决定”。次日，陈邓复电提出，因通讯工具太弱，粟裕方面仍由军委多直接指挥。11月16日，随着战役规模的扩大和形势的发展，中共中央军委电示，中原野战军和华东野战军必须准备在现地作战3个月到5个月，弹药、民工需要巨大，必须统筹解决，指示由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粟裕、谭震林组成淮海战役总前委，以刘、陈、邓为常委，邓小平为总书记，“可能时开五人会议讨论重要问题，经常由刘陈邓三人为常委临机处置一切”。淮海战役的指挥机构于此确定。

淮海战役的关键一役是围歼黄百韬兵团，因为围歼黄兵团且在大范围内调动国民党军，打乱其部署，暴露其弱点，才能有后续的战机。因此，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对围歼黄兵团自始即极为关注，指示粟裕速赴前线指挥，按预定时间发起战斗，力求首战必胜。10月23日，粟裕发出淮海战役预备命令；11月4日，发出战役命令，要求各部按预定部署行动，于6日黄昏向前线开进，8日晚统一发起战斗，“如发现守军收缩集结征候，应不失时机地展开挺进截击，各个歼灭，或就地分割包围，勿使其收缩集结”。11月7日，中共中央军委致电粟裕，指示：“非有特别重大变化，不要改变计划，愈坚决愈能胜利。在此方针下，由你们机断专行，不要事事请示。”由此可见对前方指挥员的高度信任。

11月5日，徐州“剿总”发现华东野战军主力南下征象，遂令各部按当日刚刚决定的战役预案开始转移行动。6日，华东野战军各部开始战役行动，10个纵队从山东南部浩浩荡荡分多路南下，西线3个纵队直插徐东，分割黄百韬兵团与徐州的联系；东线主力7个纵队由陇海路东段直指新安镇两侧；3个纵队自苏北北进陇海路。此时，第三绥区冯治安部在华东野战军的强大压力下退守台儿庄运河线。第三绥区副司令何基沣和张克侠均为中共秘密党员，根据中共的指示，他们在8日率所部第59军和第77军23000余人在徐州以北的贾汪起义，致运河防线门户洞开，华东野战军主力迅速经此南下，从而赢得了重要战机。

驻守徐东陇海路新安镇一带的黄百韬兵团在战前的处境最为危险，黄百韬认为其“四面八方均有敌情，备左则右寡，备前则后寡，无所不备，则无所不寡”；而且“国防部作战计划一再变更，处处被动，正是将帅无才，累死三军”。不过，他仍寄希望于被围后别的兵团来救，因为“这次战事与以前战役性质不同，是主力决战，关系存亡”，不然“同归于尽，谁也走不了”。但事实与黄百韬的期望相距甚远。在接到徐州“剿总”的转移命令后，因等候接应第九绥区自海州西撤，黄兵团在新安镇多留了一天，至7日才开始向徐州方向运动，白白浪费了一天的时间。开始西撤后，由于自海州随行的机关、学校、“难民”等地方人员数万人夹杂其间，致撤退队伍臃肿，行进缓慢，在通过运河铁桥时又因通行能力不足，而且事先缺乏周密准备，没有架设更多的浮桥，大大影响了行进速度。部队过河时因争先恐后，秩序混乱，落河而毙者为数不少。为了分流经运河铁桥的部队，加快行进速度，黄百韬命令第63军南进至窑湾渡河，结果被华东野战军苏北兵团北进部队截击，于11日被歼，军长陈章自毙。华东野战军迅速南下后，徐州“剿总”总司令刘峙惊慌失措，为保证徐州的安全，令部署在徐东曹八集的李弥兵团西撤，拉大了与黄兵团的距离，也使黄兵团失去了有力的掩护与接应，致其完全陷于孤立。9日，黄兵团大部渡过运河，并于当晚到达碾庄圩地区。由于部队仓促撤退，在行进途中队形混乱，黄百韬下令在原地休整一天，结果又浪费了一天的时间。所谓兵贵神速，在对手大军逼近时，黄兵团却因人为的原因犯下一个又一个错误，行动迟缓，态势愈加孤立不利。10日晚，华东野战军西线部队占领徐东大许家至曹八集一线，并与自苏北北上的部队会合，截断了黄兵团向徐州的退路，东线部队则自陇海路两面迅速进击，于11日基本完成了对黄兵团的包围。此时黄兵团第63军在窑湾被歼，加上行进途中的损失，大战尚未开始，已经损失了2万余人。当时华东野战军对黄兵团的包围圈仍较为松散，如果黄百韬决策坚决向徐州突围，加上徐州方面的大力接应，或仍可有一线生机，但黄兵团内部意见不一，第64军军长刘镇湘主张就地作战，国防部又于此时电令击退当面共军后再走，黄百韬遂决策在碾庄圩地区固守待援，从而注定其覆灭命运。

黄兵团被围后，刚从东北回到徐州接过战场指挥权的杜聿明，主张先以李弥兵团守徐州，而以在徐西的邱清泉、孙元良兵团并调中原的黄维兵团出击外线，合力先击破刘伯承部，再回头援救黄兵团。杜的方案沿袭了他早先的思路，即只有先击破中共一路，才能避免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被动局面，进而掌握战场主动权。但国民党将帅多数早就没有了像杜聿明这样所余不多的“进取心”，尤其是杜的顶头上司、徐州“剿总”总司令刘峙坚决反对杜的方案，认为太过冒险，将置徐州和黄百韬兵团于危境。杜聿明虽被赋予战场指挥权，但毕竟刘峙的资历与职务均高于杜，加上还须国防部的首肯，而且执行此案的前景如何杜也无法肯定，所以杜聿明并未坚持自己的意见。11月10日，蒋介石在南京主持召开紧急会议讨论战局，决定仍进行内线作战，令黄百韬兵团在碾庄圩固守，邱清泉和李弥兵团一部自徐州东援；李弥兵团主力守徐州；孙元良兵团推进至津浦路夹沟至符离集地区，屏障徐州侧翼安全；刘汝明兵团集结在固镇、宿县地区，保障津浦路的安全；调中原的黄维兵团至徐淮地区，将淮北的两个军和东北调来的两个军组建为第6兵团，由李延年指挥，自蚌埠北进。这样，国民党军就在徐淮地区集结了7个兵团，包括第2、第12兵团精锐之师，为全面内战爆发以后国民党军最大的一次集结行动，企图在徐淮地区与中共部队决战，挽救日渐严峻的军事形势。10日的会议结束后，蒋介石亲函黄百韬：“此次徐淮会战，实为我革命成败国家存亡最大之关键，务希严督所部，切实训导，同心一德，团结苦斗，期在必胜，完成重大之使命，是为至要。”他同时电示黄维：“徐州会战业已开始，情况至为紧要，黄兵团应兼程急进，务期于十三日前到达阜阳太和地区。”但刘峙在如此关键时刻却贪生怕死，一味夸大徐州以西的中共力量，提出“我军作战基本方针，应采取攻势防御，先巩固徐州，以有力部队行有限目标之机动攻击，策应黄百韬兵团作战”，致邱清泉、李弥兵团行动不如预期之速。蒋介石认为“徐州城防兵力太多，未能分用于前方，刘经扶（刘峙）之指挥无方，令人不胜忧虑”，批评刘峙的部署“过于消极”，要求他“集中全力，迅速击破运河以西之共军，以免第七兵团先被击破”。

黄百韬兵团退守的碾庄圩地区位于陇海路北侧，在方圆十余公里的范围内分布有大小不等的若干个村庄，由于地处徐淮平原开阔地带，缺乏制高点的支撑，对于防守并不十分有利，但李弥兵团在此驻守时筑有比较完善的工事，黄兵团入驻后又加以改进，构成了以地堡为骨干、以交通壕相沟通的环状防御阵地。黄兵团在4个月前的豫东战役中，有过在帝丘店固守待援的经历，对于防守作战有一定的心理准备，此次经过调整部署，加上国民党统帅部正调动邱清泉、李弥兵团增援以及空军的支持，因此起初自信可以坚守相当时日。华东野战军本希望以连续攻击打散黄兵团的部署，如同东北歼灭廖耀湘兵团那样争取速战速决，自11日起以5个纵队在特种兵纵队的炮火支持下向黄兵团发起猛烈攻击，结果却遇到黄兵团的顽强防守，伤亡较重，进展不大，不得不转入逐点争夺的阵地攻坚战。据粟裕报告，“因其部队密集，并已筑好了工事，不易分割，必须逐一攻击，且因后方炮弹接济不上，致延时日”；作战一周之后，参战各纵至少已伤亡5000人，原有战斗人员所剩无几，不少连队只剩10余人，一般每班只剩下一两个老兵（济南战役中被俘者已为老兵）；干部伤亡较大，班、排、连级已有因伤亡更换五六次者，营级干部伤亡亦不少。所以，在某些人数原来极不充实而伤亡极大的纵队中，几乎有不能继续作战的严重情况，出现了“少数松劲泄气表现”。14日，粟裕召集参战各部主官会议，传达中共中央军委关于此役准备20万人伤亡，以及战争可因此缩短一年的指示；严厉批评“有些干部，特别是少数营连干部存在并发展着右倾的保命思想”；强调在此次对全国战局具有决定意义的战役中，不应顾惜任何伤亡，除随时缩编连队外，还应准备每个纵队于必要时缩编为5-6个团。会议总结了战斗打响后的经验，调整了部署，决定采取先打弱敌、乱其部署的战法，首先攻歼较弱的第44军和第100军；在作战方法上，强调进行夜战和近战，以大胆穿插瓦解对手的防守，并集中炮火支持。经过调整后，16日晚华东野战军发起新的攻势，战至18日，歼第44军和第100军，俘第44军军长王泽浚等，第100军军长周志道脱逃，同时缩小了对第25军和第64军的包围圈。

黄百韬兵团在碾庄圩苦守待援，一心盼望援军的到来。蒋介石也不断为黄百韬打气，令其坚持到底。11月12日，蒋致电黄，告以“正督促大军增援，日内当可夹击残匪于预定地区”；次日，蒋又致电令其“激励官兵，鼓起最后五分钟之精神，坚守待援”。14日，黄电蒋告急，称己部“伤亡惨重，粮弹两缺，恳促邱兵团急进”。但黄百韬期盼的援兵虽已集结东进，却迟迟不见踪影，令黄有度日如年之感。

黄百韬兵团被围后，邱清泉兵团和李弥兵团一部受命东进援救黄兵团。11月12日，邱、李两兵团完成集结，以邱部在陇海路南、李部在陇海路北，出动5个师的兵力东进。华东野战军以3个纵队担任正面阻击，另以3个纵队位于徐州东南方向，威胁邱、李兵团的侧翼，并可随时策应作战。在华东野战军的坚强阻击下，加之担心侧翼安全，邱、李兵团的推进速度缓慢。13日，蒋介石严令徐州“剿总”减少徐州守备部队，“倾全力东援”。参谋总长顾祝同也到徐州视察战况，“促邱兵团迅速东进”。15日，邱、李兵团出动7个师向东攻击，并以1个军自徐州东南潘塘方向迂回，但仍未有突破。与顾祝同同赴徐州的郭汝瑰感觉“徐州无乾坤一掷，向东解围之魄力”，“各将领均对于徐州安全感甚大，无肯冒险挺进者”，“咸欲求徐州安全，不诚意援救黄百韬”。为了给下一步作战创造条件，中共中央军委一度曾指示华东野战军放缓对黄百韬兵团的攻击，并将阻击部队适当后撤，以此诱使邱、李兵团东进，切断其与徐州的联系，“徐图歼灭”。此举使刘峙、杜聿明判断华东野战军“有全面溃窜可能”，令邱、李兵团迅速击破当面共军，与黄兵团会师。17日，邱、李兵团进至徐东大许家一线，同时黄维兵团已进至徐西南蒙城，刘汝明兵团进至徐南固镇，李延年兵团在其后跟进。中共根据国民党援军正向徐州集中的情况，为了确保歼灭黄百韬兵团的战役第一步目标，决定改变原定计划，令华东野战军坚决阻击邱、李兵团，同时尽快解决黄百韬兵团。19日晚，华东野战军以4个纵队对碾庄圩黄兵团部发起总攻，黄百韬随后被迫率残部转移到大院上第64军军部，企图继续固守待援。因黄兵团处境危急，19日，蒋介石严令刘峙和杜聿明，应不顾牺牲及损失，严督所部兼程东进。但黄百韬兵团已无力再坚持，21日晚，第25军残部在突围中被歼，军长陈士章脱逃。22日黄昏，黄百韬率第64军残部突围失败，黄自杀身亡，军长刘镇湘等被俘，黄百韬兵团5个军12万人至此被全歼。距黄兵团不过40余公里的邱清泉、李弥兵团共5个军的兵力，在经过11天的攻击，付出伤亡万余人的代价后，仅仅前进了20余公里，于炮火相连中坐视黄百韬兵团的覆灭。

在华东野战军围歼黄百韬兵团的同时，中共中央还在部署下一步的作战任务。津浦路是徐州同南京联络的交通要道，也是徐州国民党军的补给大动脉。位于津浦路徐蚌段中段的宿县，北距徐州70余公里，南距蚌埠90余公里，扼津浦路通往南京之门户，又是徐州国民党军的后方补给基地，但只驻有第25军148师（以接领的新兵为主）及交警第16总队，防御十分薄弱。中共在战役尚未开始时即注意到宿县的重要战略地位，赋予中原野战军“相机攻取宿县”的任务。随着淮海战役规模的扩大，为了切断国民党军退守淮河的通路，全歼徐淮地区的国民党军，11月10日中共中央军委指示陈毅和邓小平：中原野战军“应集中全力攻取宿县，歼灭孙元良，控制徐蚌段，断敌退路，愈快愈好，至要至盼。"15日，中原野战军发起对宿县的攻击，并于次日下午全歼守军，从而切断了徐州国民党军的后方补给线和退路，置其于十分被动的地位。所谓牵一发而动全身，攻占宿县是中共在淮海战役期间下出的又一着好棋，国民党军最终将为轻易丢失宿县而付出惨重的代价。

国民党统帅部在徐蚌会战开始后，决策调驻守中原的第12兵团4个军及1个快速纵队共12万人驰援徐淮战场。第12兵团所辖的4个军多为国民党军精锐部队，尤其是第18军更为国民党军精锐主力，全副美械装备，能攻善战，自全面内战开始后一直是中共华东野战军和中原野战军的劲敌。但是第12兵团在9月编成时，由新制军官学校校长黄维出任司令，原本呼声甚高的原第18军军长胡琏只被任命为副司令。胡琏其人善谋能战，内战中率部与中共部队多次交手，在南麻等地的恶战中还占了些便宜，具有相当的作战经验，而且他长期在第18军任职，上下关系较为协调，本为以第18军为中坚的第12兵团司令的适当人选，结果却出人意料地落选，遂在失意中称病告假未赴任。黄维也曾任第18军军长，但抗战中期即离开第18军，自抗战后期直到此次任前，多数时间不在野战部队任职，缺乏和中共部队作战的经验，也不太了解中共的战法，加以为人态度严峻，固执专断，出任兵团司令后不易得到下属的认同，从而或多或少影响到第12兵团的作战行动。11月8日，第12兵团自驻地河南驻马店、确山一带出发，一路向东北方向，经新蔡、阜阳、蒙城直奔徐州。但因为所携重装备较多，道路崎岖，又需要涉过多条河流，且不断受到中共地方部队的袭扰，行动并不快捷，14日才到达阜阳。此时黄百韬兵团在碾庄圩处境危急，邱清泉、李弥兵团的援救行动进展不大，徐州国民党军甚感兵力不足，蒋介石和刘峙均将黄维兵团视为救急的生力军，因此连电黄维，令其“努力排除万难”，“兼程急进”。但直至黄百韬兵团被歼时，黄维兵团仍在徐州百余公里开外。所谓远水不解近渴，这支被蒋介石视为救急的劲旅，不仅没能解黄百韬之围，而且很快就陷入自身难保之境。

得到黄维兵团出动的情报后，11月中旬，中共中央军委要求中原野战军在部署跟进、扭击、侧击，尽力延迟其行进速度的同时，必须正面阻击黄维兵团，“不得误事”。中原野战军遂部署在黄维兵团行进所经之地的地方武装彻底破坏沿途的道路、桥梁和渡口，并以各种方式袭扰黄维兵团，迟滞其行进速度；同时，部署2个纵队在蒙城方向正面阻击黄维兵团，1个纵队自涡阳方向出击黄维兵团侧翼，2个纵队位于宿县西南，准备对付刘汝明兵团并策应对黄维兵团的攻击，1个纵队位于宿县与固镇之间，准备阻击自蚌埠北进的李延年兵团。刘伯承率中原野战军司令部也于此时到达河南永城，同陈毅、邓小平等会合，共同指挥下一步的作战行动。

11月18日，黄维兵团到达安徽蒙城地区，李延年兵团亦在准备自蚌埠北进。此时，华东野战军在北线对黄百韬兵团的围歼正进入最后时刻，而邱清泉和李弥兵团在救援黄百韬兵团时，采取密集部署阵势，其后尾始终不脱离徐州后方，使华东野战军一时无法彻底切断其后路，寻得下一步战机。粟裕担心“同时兼顾，恐都成胶着状态”；刘伯承等亦认为，中原野战军如单独对付南线黄维、李延年兵团“困难颇多”。盱衡诸战场情况，黄维兵团系远道而来，态势相对孤立，较易围歼。因此，刘伯承、邓小平和陈毅在19日致电中共中央军委，认为华东野战军打黄百韬兵团“必已相当疲惫，刀锋似已略形钝挫，以之歼击较黄为强的邱、李，诚非易事”，建议华东野战军力争迅速歼灭黄百韬兵团，然后以一部兵力监视邱清泉、李弥和孙元良兵团，而以尚未使用的部队协同中原野战军歼击黄维、李延年兵团，并认为“这个步骤最为稳当”，“似为上策”，而“马上打邱、李，既无胜利把握，且可能陷入被动”。军委于当日回电同意刘、邓、陈的意见，指示粟裕抽出部分兵力对付李延年兵团，以使中原野战军可以全力歼击黄维兵团。11月23日，刘伯承、邓小平和陈毅根据北线黄百韬兵团已被全歼，南线李延年、刘汝明兵团迟迟不进的情况，致电中共中央军委，认为“歼击黄维之时机甚好”，提议以中原野战军全部及华东野战军一部攻歼黄维兵团，认为“只要黄维全部或大部被歼，较之歼灭李（延年）、刘（汝明）更属有利”。次日，军委复电“完全同意先打黄维”，要求华东野战军“派必要兵力参加打黄维”，并指示“情况紧急时，一切由刘陈邓临机处置，不要请示”。华东野战军和中原野战军合力先打黄维兵团的方针由此确定，淮海战役的进程亦由初战而进入中盘。(www.xing528.com)

根据中共中央军委的指示，淮海战役总前委以歼击黄维兵团为中心，决定了战役第二阶段的兵力部署，即以中原野战军2个纵队在南坪集地区正面与黄维兵团接战，并故意示弱而将其诱进至浍河以北，同时以5个纵队隐蔽集结在浍河以南，俟黄维兵团渡过浍河后，即行包围攻击；华东野战军派出1个纵队参加中原野战军方面作战，另以5个纵队部署在宿县，担任阻击蚌埠方向北进之李延年、刘汝明兵团，8个纵队部署在夹沟、符离集间，担任阻击徐州方向南进之邱清泉、李弥、孙元良兵团。

对于中共方面调整部署以黄维兵团为下一步歼击重点的情况，国民党统帅部一无所知。11月23日，蒋介石在南京召集国防部高官会议讨论战局。此时，黄百韬兵团已覆灭，徐州部队的态势不利，与会者多主张退守淮河，但因宿县丢失，徐蚌交通中断，如何将徐州部队撤到淮河一线又成了新的问题。24日，国防部提出，以徐州主力南进，黄维、李延年兵团北进，南北夹攻宿县，打通津浦路，实行守江必守淮的战略。为此，国防部命令已进至蒙城的黄维兵团继续向宿县方向前进，正好落入中原野战军预设战场内。黄维兵团进至蒙城后，因有感于态势孤立，其属下建议他暂守蒙城，视战场形势变化再动，可是黄维不敢违背国民党统帅部的严令。本来他还可以令部队先向东南转进到怀远，依托蚌埠后方再行北进，但因未得国防部同意，只好令部队渡过涡河，向宿县方向前进。结果其兵团后尾离开蒙城后，与蚌埠方向的己方部队渐行渐远，态势更趋不利。在黄维兵团正面阻击的中原野战军部队根据统一部署，自23日起从南坪集且战且退，于24日中午诱使黄维兵团主力渡过浍河。过河后，黄维即发现中原野战军部队出现在其兵团四周，对其形成包围态势，遂急令部队回头渡过浍河，向双堆集集结，企图迅速脱离战场，向蚌埠方向的李延年、刘汝明兵团靠拢，避免被围歼之命运。但是黄维在下令部队转进时犯下了重大错误，他没有按照一般军事常识，在后撤时以后尾变前队，由后尾未经接战的第14军和第85军先走，并由前队第10军和第18军掩护，而是令部队来了个大掉头，以第14军和第85军掩护，而由已经接战的第10军和第18军先走，结果造成行进秩序十分混乱，而且在中原野战军部队阵前作横方向移动，也使部队脱离战场非常困难，耽误了所余不多的时间，于25日被中原野战军包围在宿县东南的双堆集地区。

第12兵团被围之初，黄维决定在中原野战军的包围圈尚不够严密之际向南突围。26日，他下令集中4个师，于次日晨首先向双堆集东南方向打开通路。担任先头突围任务的第85军110师师长廖运周，是长期潜伏在国民党军内部的中共秘密党员，他在得到突围命令后即与中共联系，于27日晨突围发起时率部起义，跟进其后的突围部队猝不及防，遭到中原野战军部队的截击，突围行动以失败告终。此后，黄维每天均派出数团兵力向东南方向作突围尝试，但始终未能打开缺口。28日，参谋总长顾祝同改令黄维就地固守待援，致黄维兵团又成一盘死棋。郭汝瑰评论：“此次黄维兵团孤立向宿县挺进，为我战略上之失策……黄百韬渡运河后，国军原可依内线作战要领，各个击破曹八集一带共军，但邱清泉等不机动，不了解此次战略意义，未能执行。现共军则由甚远途程集中优势兵力，以图各个击破我黄维兵团，陈毅之部队由碾庄及徐州外围各战地转用，动作如此迅速，执行任务如此坚决，国共两方将领对照之下，不必战斗，而胜负已可见矣！”

黄维兵团突围失败，部队转入就地固守，局促在以双堆集为中心、方圆十余公里的狭小地域内。此地为平原地带，缺乏制高点，兵团部所在地双堆集，因高不过十余米的尖谷堆和平谷堆两个土堆而得名，而且还不及黄百韬兵团被围时的碾庄圩有李弥兵团留下的工事。黄维兵团被围后，即下令构筑以双堆集为中心、以地堡为支撑、以壕沟相连接的环状工事网。为了解决筑工材料不足的困难，又利用所携的重装备，将随行的汽车、坦克装上泥土，构成较为坚固的核心工事。11月30日，蒋介石致电黄维：“弟部占领区域狭小，如被匪多方炮火围击，则状至危险，故应积极向外扩展阵地……总之，必须以攻为守，方能持久，万不可消极株守也。”黄维不是不想向外扩张，而是在四周中共部队的强大压力下，无能力向外扩张，只能株守于双堆集地区，一面固守，一面心急如焚地期待增援部队的早日到来。

黄维兵团被围后，国民党统帅部决定调邱清泉和孙元良兵团自徐州向南，李延年和刘汝明兵团自固镇向北，沿津浦路南北对进，既解黄维兵团之围，又可打通津浦路，撤退徐州部队。11月26日，邱清泉和孙元良兵团各出动2个军，分在津浦路东和路西向南攻击。华东野战军在歼灭黄百韬兵团后，即调动8个纵队的兵力南下，在徐州南面津浦路沿线构筑了宽数十公里的弧形阵地，采纵深梯次配备，阻击国民党援军。双方展开激烈战斗，至29日邱清泉兵团全部4个军均投入攻击，但前进速度每日仅1公里有余，离双堆集仍在50公里开外。此后，由于国民党统帅部决定弃守徐州，北线国民党军暂停攻击，准备转进。南线李延年兵团2个军位于离双堆集不到30公里的龙王庙，刘汝明兵团2个军在固镇，对中原野战军构成的压力最大。但李延年和刘汝明担心己部安全，不愿出力作战，尤其是刘汝明，因为出身于西北军，自觉一直不受国民党信任，视手中的部队为其个人地位之保障，作战更是滑头，轻易不愿打硬仗。刘和李同为徐州“剿总”副总司令，但李因为兼蚌埠指挥所主任，压过刘一头，使刘很不满意。刘的部队常被分割使用，其属下的第68军一度划归李指挥，部队里还有督战官监督刘部的行动，为此刘汝明愤愤而言：“蒋总统指挥我刘某这么多年，无役不从，现在还把我当杂牌来看，能不令人灰心！”自徐蚌会战打响后，刘汝明一直避战，稍遇战斗即后撤，力图保存实力。刘部南撤固镇时，刘峙曾叮嘱他务必在宿县留下一个师，以加强宿县的防御，他却阳奉阴违，并说：“他们老是想宰割我这点部队，如果要派一个师出击，我这个兵团还有什么作战力量。”李延年、刘汝明两部虽受命北进援救黄维兵团，但作战非常谨慎，始终不愿脱离蚌埠后方。粟裕曾计划集中华东野战军5个纵队，分割李、刘两部，争取割离并包围李延年兵团再图歼灭，但李延年发现华东野战军企图后，在11月26日下令迅速后退，放弃固镇，撤至淝河以南蚌埠一带，刘汝明兵团则撤至怀远及淮南矿区，拉大了与黄维兵团的距离。12月4日，因杜聿明集团在北面被围，自身难保，蒋介石严令李延年、刘汝明兵团继续北进。随后李延年以3个军猛攻华东野战军防线，重占固镇。华东野战军和中原野战军各投入1个纵队及部分地方部队，顽强阻击李部之北进。李延年兵团虽有所进展，但至15日黄维兵团覆灭时，距其还有30余公里。黄维兵团覆灭后，顾祝同于16日令李部迅速脱离，转进淮河，实行机动守备。李延年兵团随后退至临淮关和怀远，刘汝明兵团退至蚌埠以南。

中原野战军包围黄维兵团后，对其固守能力一度估计不足，准备以速战速决方式解决黄维兵团，结果造成了较大的伤亡。11月29日，毛泽东致电刘伯承、陈毅、邓小平，提出：“解决黄维兵团是解决徐蚌全敌六十六个师的关键，必须估计敌人的最后挣扎，必须使自己手里保有余力，足以应付意外情况。”根据围歼黄百韬兵团的经验，12月4日，毛泽东又指示刘、陈、邓：“对于战斗力顽强之敌，依靠急袭手段是不能歼灭的，必须采取割裂、侦察、近迫作业、集中兵力火力和步炮协同诸项手段，才能歼灭。”鉴于国民党统帅部正调动徐州、蚌埠两个方向的援军救援黄维，攻击黄维兵团的部队面临着两方面的压力，如不能及时围歼黄维兵团，俟国民党援军赶到后，可能陷于被动；而中原野战军部队经过在大别山区的转战，实力受到一定的影响，总兵力大略等同于黄维兵团，人数不占优势，装备则完全无法相比，在短时间内围歼黄维兵团有一定难度。因此，总前委决定，从北线华东野战军部队中再抽调部分兵力及其全部炮兵增援中原野战军，争取在较短时间内歼灭黄维兵团；同时，由华东野战军在北线继续围住杜聿明集团，在南线盯住李延年、刘汝明兵团，俟解决黄维兵团后，再由中原野战军对付南线，华东野战军解决北线。这一方针被刘伯承形象地解释为：吃一个（黄维兵团）、挟一个（杜聿明集团）、看一个（李延年、刘汝明兵团）。经过对攻击重点和攻击战术方面的调整，中原野战军和华东野战军合力对黄维兵团发起最后的攻击，不断压缩包围圈，黄维兵团的处境日渐危急。

12月5日，总前委发出对黄维兵团的总攻令，以中原野战军3个纵队为东集团，担任主要突击；中原野战军2个纵队及华东野战军1个纵队为西集团，中原野战军和华东野战军各1个纵队为南集团，担任协同进攻；得手后各部合力总攻双堆集；要求“各部应不惜以最大牺牲保证完成任务，并须及时自动的协助友邻争取胜利”。6日下午，中原野战军和华东野战军对黄维兵团发起有重点、多方向的总攻击，不断向其核心守备阵地推进。第12兵团副司令胡琏，在兵团被围后于12月2日乘坐小飞机降落于包围圈内的临时机场，与黄维共商应对之方。4日和7日，胡琏两次去南京，督促国防部大力派兵增援。但面对南北援兵几无进展之状况，蒋介石亦无良策，他指示胡琏可以考虑突围，并“可以自行决定攻击方向，局部歼灭共军，以待李兵团夹击”。9日，胡琏又回到双堆集，鉴于周边中共大军压境，援军相距还远，突围没有把握，黄维决定继续固守。13日，黄维兵团已被压缩至双堆集周边数里的核心阵地，粮弹尽绝，军心动摇，胡琏提出突围的建议。当日，总前委调整部署，再调华东野战军2个纵队加入南集团，由华东野战军参谋长陈士榘指挥担任主攻。14日夜，南集团攻占双堆集临时机场，黄维兵团部受到直接威胁。至此，黄维和胡琏决定“四面开弓，全线反扑，觅缝钻隙，冲出重围”。兵团司令黄维、副司令胡琏和吴绍周（兼第85军军长）各乘一辆战车，于15日黄昏率余部分头突围（黄维所乘战车后来发生故障，吴绍周没有乘坐战车）。但在突围途中，部队队形混乱，已无力冲出严密的包围圈。至15日晚，第12兵团4个军12个师及1个快速纵队共12万人被全歼（其中1个师起义），黄维、吴绍周、第10军军长覃道善、第18军军长杨伯涛等被俘，第14军军长熊绶春战死，只有胡琏侥幸脱逃。

国民党军黄维兵团被围，南北两线援军均无进展，津浦路交通断绝，徐州又成死棋，所谓徐蚌会战难以为继。11月28日，蒋介石在南京召集军事会议，研讨战局。杜聿明认为：“目前挽救黄维的惟一办法，就是集中一切可集中的兵力与敌人决战，否则黄维完了，徐州不保，南京亦危矣！”但蒋介石已将可用之兵全部投入徐淮战场，华北部队正面临中共东北野战军进关的强大压力，进退两难；西北部队调动缓不济急；惟一可调用兵力的华中地区，白崇禧又对蒋的命令阳奉阴违，软磨硬抗，一时也调不出更多的兵力。为了保住徐州所余的3个兵团，蒋决定“放弃徐州，出来再打”。杜聿明认为“要放弃徐州，就不能恋战；要恋战，就不能放弃徐州”，否则徐州的3个兵团也完了。他建议由黄维兵团继续固守双堆集吸引共军，徐州部队避开华东野战军在徐州南面的阻击阵地，先向西转进，经河南永城再转向南进，撤至安徽蒙城、阜阳间，依托淮河和蚌埠后方，再向北进，解黄维之围。杜聿明认为，这是个进可攻退可守的方案，不过他虽未明说，但这个方案实际是以牺牲黄维兵团为代价的，因为等徐州部队撤到淮河一线，黄维兵团恐早已被歼灭了。事已至此，蒋介石也只有同意杜的方案，决定由刘峙率徐州“剿总”机关空运撤蚌埠，督促李延年、刘汝明兵团加速北进，杜聿明率邱清泉、李弥和孙元良兵团经徐西萧县第一步撤至永城，第二步转进蒙城；同时，调鄂西北宋希濂兵团3个军转运蚌埠，准备投入后续作战。但蒋介石同意杜聿明的建议较为勉强，他并未完全放弃救援黄维兵团的意图，这为其后他改变主意埋下了伏笔。

11月29日南京军事会议甫结束，刘峙即率先乘飞机飞蚌埠，杜聿明则于当晚飞回徐州，召集邱、李、孙等兵团主官开会，大家均认为只要实行“撤即不能打，打即不能撤”的原则，撤退是可以成功的，遂决定于30日先行全面攻击华东野战军部队，迷惑对手，然后以邱清泉第2兵团为右翼，李弥第13兵团和孙元良第16兵团为左翼，实行“滚筒战术”，各部逐次掩护，保持队形，滚动前进。30日晨，国民党军部队、机关和随军撤退的学生、市民30余万人开始撤离徐州。为了尽快脱离战场，各兵团争先恐后撤离既设阵地，既未发动大规模佯攻，掩护部队又未尽到职责，李弥和孙元良甚至在行进途中避免与杜聿明联系，以免耽误行程，结果数十万人马拥挤在徐州至萧县、永城公路沿途，行进缓慢，联络困难。12月2日，杜聿明到达萧县西南的青龙集、瓦子口地区，和邱清泉、李弥建立了联系。邱、李均建议，部队行进队形十分混乱，应当稍事休息，整理部队，杜聿明也担心夜间行军较为危险，决定就地休整一夜，结果又耽误了本已不多的撤退时间。

在中原野战军包围了黄维兵团，邱清泉兵团南援又被华东野战军阻击之际，中共已经估计到徐州国民党军撤退的可能性，对其撤退路线的估计，或是向东南走两淮，或是向东往连云港，或是向西转南至蚌埠。东向往连云港，可以背靠海岸防御，但海运船只不足；西进徐西转蚌埠，需要绕一个大圈，路途较远；而向东南走两淮似为捷径。因此，中共中央军委和前线指挥员起初均判断其向东南方向走两淮的可能性较大，在阻击部署方面以徐州东南为重点，部署了6个纵队，另在徐州南面的灵璧、固镇地区部署了3个纵队，在徐州西南部署了2个纵队。当华东野战军判明杜聿明率部经徐西撤退时，其主力部队的位置距杜集团大约还有一天的路程，粟裕当即于12月1日命令在杜集团正面的豫皖苏军区部队用一切方法迟滞其行进，同时命令华东野战军主力9个纵队，分北中南三路，以尾随追击、平行追击和迂回拦截的方式，昼夜兼程追击杜集团；再以2个纵队为二线、三线部队，跟进追击。在一望无际的淮北大平原上，国共两军的千军万马展开了一幅逃与追的壮观画面。杜聿明集团由于有大量机关及地方人员随行，行进速度慢于华东野战军追击部队，又因为种种原因耽误了一些时间，至4日已在永城被华东野战军追上。如果杜聿明此时决心轻装急进，还有脱离包围的可能，但蒋介石却又改变主意，于2日和3日连续电示杜聿明：“切勿再作避战迂回之图”，“此时应决心速觅匪之主力而歼灭之”，“务望严督各军，限两日内分路击破当面之匪，严令其达成所赋予之任务”。他指示杜停止西撤，向南面濉溪口方向前进，解黄维兵团之围。杜聿明明知实行此举的严重后果，但又不敢以“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的态度违抗蒋的命令，只好召集兵团司令会议，由大家共同决定如何应对。他认为打不见得有把握，如果大家敢共同负责就走，保住这支部队也算对得起蒋；不敢负责则打，反正最后无非是牺牲全军而已。与会的第2兵团司令邱清泉个性强悍，自恃其部队为精锐主力，尚可一战，主张听从蒋的命令向南打。在邱清泉的强势态度面前，李弥和孙元良虽不主张打，但亦不便多说。至此，杜聿明亦只能决策遵蒋命改向南攻击前进。4日，杜电告蒋：“职不问状况如何严重，决采逐次跃进战法，三面掩护，一面攻击，向东南作楔形突进，以与黄维会师。"6日，蒋电示杜聿明：“此时应觅匪主力所在方向，先行决战，必须消灭匪之主力，乃可解决一切问题，南下自不成问题矣。”蒋介石的决策使得杜聿明集团停止在永城一带改向南进，也使华东野战军有更充裕的时间包围杜集团，从而注定了杜集团其后被围歼的命运。

杜聿明集团改变撤退部署后，杜聿明决定采取“三面掩护、一面攻击”之战法，令李弥兵团在左，孙元良兵团在右，担任掩护，以邱清泉兵团居中，自青龙集向濉溪口方向猛力攻击前进。华东野战军则集中主力，以正面阻击迟滞其进攻，以三面围堵缩小对杜集团的包围，至6日已将杜集团全部包围在永城东北的陈官庄、青龙集地区。此时，杜聿明集团已基本失去攻击力，即使是最为好战的邱清泉，也不再坚持向南打的主张。6日中午，杜聿明再度召集邱、李、孙开会，孙元良提议突围，得到邱清泉的同意，李弥虽不置可否，但表示愿听从命令。杜聿明遂决定，3个兵团于当日黄昏同时向西南方向突围，到阜阳后再集结。因为突围毕竟有违蒋介石的命令，会后不久杜聿明又觉此计不妥，担心无论成败蒋均将怪罪于己，决定撤销计划，而孙元良自作主张，自行率部突围，结果所部第41、第47军大部被歼，军长胡临聪、汪闸锋被俘，仅孙元良只身化装脱逃。至此，杜聿明部2个兵团8个军20余万人被围在以陈官庄为中心、方圆不过10公里的狭小地域，重蹈黄百韬、黄维两兵团之覆辙。

杜聿明本为国民党将领中较具军事眼光和指挥才能者，在全面内战初期的东北战场出了不少风头，但在徐蚌会战期间，他上受国防部、参谋本部和徐州“剿总”刘峙的掣肘，下有邱清泉等的牵制，始终不能独立自如地贯彻自己的主张，尤其是国民党军最高统帅蒋介石，独断专行，胡乱指挥，朝令夕改，使得杜聿明无所适从，加之其个人在关键时刻优柔寡断，终使全军陷入被围的困境。杜在被围后电告蒋：“现各兵团重重被围，攻击进展迟缓，以现有兵力解黄兵团之围绝对无望，而各兵团之存亡关系国家的存亡，钧座既策定与共军决战之决策，应即从西安、武汉等地抽调大军，集中一切可集中的力量与共军决战。”但蒋在回电中却告杜：“现无兵可增，望弟不要再幻想增兵。应迅速督率各兵团攻击前进。”蒋介石曾计划再从华中调动第14兵团宋希濂部增援徐蚌战场，但因白崇禧从中作梗，部队迟迟不能成行。12月15日黄维兵团被歼后，国民党统帅部因担心李延年、刘汝明兵团再遭围歼，令其后撤至淮河以南布防，杜聿明集团已完全陷于孤立无援之绝境。16日，蒋介石指示杜聿明：“弟部须以积极手段求匪弱点予以击破，并向外扩展，以求脱离包围，总之弟万不可固守一地，坐待围困也。"19日，杜聿明派其参谋长舒适存飞南京要求调兵增援，但蒋介石告诉他：我已想尽办法，华北、华中、西北所有部队都被共军牵制，无法抽调。目前惟一办法就是在空军掩护下集中力量，击破一方，实行突围，哪怕突出一半也好。27日，国防部指示杜聿明：“贵部于粮弹补足后，寻匪弱点，选择有利地形及方向，集中主力，先击破一面之匪，逐次跃进转移脱离匪军包围，易地与匪作战。”但杜聿明认为在没有接应的情况下突围是死路一条，又适值自20日起连续多日天降大雪，空投补给无法进行，杜集团数十万人缺粮少弹，困守于一片冰天雪地之中，外有华东野战军部队的层层包围，内则将无良策，兵无斗志，所谓突围之举自无从提起。

当华东野战军部队追击杜聿明集团之初，毛泽东曾指示他们：“应大胆插入敌各军之间，分离各军，以利歼击。……务必不要使敌结集成一个大集团，旷日持久，难于歼灭。”但因杜聿明集团在撤退中始终以群集滚动方式行进，华东野战军部队经调整部署，分头追击，实际未能达成分割杜集团并一鼓而歼之任务。杜聿明集团被围后，华东野战军部队经过一个多月的连续作战，部队减员较多，相当疲劳。据华东野战军报告：“现除团以上干部可勉强维持外，营连干部若要补齐，至少需要五千以上。”打黄百韬兵团时的俘虏参军后，此时已有人当上了连长，可见部队基层干部缺额之大。加上粮弹等亦须补充，华东野战军此时再要立即歼灭数十万人的杜集团有一定困难。同时，平津战役已经开始，如果迅速歼灭杜集团，有可能使国民党决策海运华北部队南撤。从战略与战术、内与外多方面考虑，毛泽东在12月11日令淮海前线“于歼灭黄维兵团之后，留下杜聿明指挥之邱清泉、李弥、孙元良诸兵团（已歼约一半左右）之余部，两星期内不作最后歼灭之部署”。14日，毛泽东指示粟裕：“整个就现阵地态势休息若干天，只作防御，不作攻击。”此后，华东野战军部队在20天的休整期内，以8个纵队继续包围杜聿明集团，以消耗较大的7个纵队调至二线休整，补充兵员与干部缺额，充实粮弹储备，并加强对被围国民党军官兵的政治攻势。12月17日，毛泽东亲笔为中原野战军和华东野战军司令部撰写了广播稿《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以淋漓酣畅的文字，敦促他们：“立即下令全军放下武器，停止抵抗，本军可以保证你们高级将领和全体官兵的生命安全。只有这样，才是你们的唯一生路。你们想一想吧！如果你们觉得这样好，就这样办。如果你们还想打一下，那就再打一下，总归你们是要被解决的。”

杜聿明集团撤离徐州时，为减轻负担，只带了一周的补给，被围后，粮弹补给全靠空投，因多日风雪交加，空投停止，粮食供应不上，为了解决基本的温饱问题，包围圈内的粮食和马、牛、羊、猪等家畜均被搜刮一空，最后甚至连狗、猫、田里过冬的麦苗等等，举凡可食之物均被搜刮吃光。时值天寒地冻，多数士兵饥寒交迫，逃亡投诚者甚众。1949年1月，天气放晴，空投恢复，蒋介石亦重提突围计划。3日，杜聿明和邱清泉致电蒋介石，认为如不加强空投，官兵饥寒交迫，体力锐减，弹药不继，不仅不能突围，而且目前防御亦无法巩固。就在杜聿明集团是走是留一筹莫展之际，粟裕提出应乘杜集团未得充足粮弹补给、疲惫动摇之际发起总攻，得到中央中央军委的批准。1月2日，粟裕下达总攻令，以4个纵队为东集团（主攻），3个纵队为南集团，3个纵队为北集团，向杜聿明集团发动总攻，并首先以位于青龙集的李弥兵团为攻击的重点。1月6日下午，华东野战军各集团同时发起总攻，迅速突入李弥兵团的阵地，第8军军长周开成、第9军军长黄淑先后被俘，李弥率残部于次日被迫退至邱清泉兵团的防区，合力作最后的抵抗。6日，蒋介石致函杜聿明，指示其“应觅匪之主力所在处，对其正面用有力部队进攻，而我主力则在其主力之两翼接触部，分组两大支突进，先冲破其各道工事”；冲出重围后，应“向目的地迅速前进，脱离敌人之追击”。蒋的指示实在是脱离战场实际，此时杜聿明集团在华东野战军的猛烈攻击下，防区一缩再缩，各部队纷纷失去联络。1月9日，杜聿明、邱清泉电告蒋介石称：“部队精锐伤亡殆尽，目前状况，已无法达成决战任务，只有督率所余将士与匪死拼到底。”蒋回电告将派飞机到陈官庄，企图接回杜聿明这位对他忠心耿耿的战将，而由邱清泉指挥残余部队。但战场形势间不容发，杜聿明集团此时已处于全线崩溃状况。当晚，杜聿明、邱清泉、李弥等率部分头突围，华东野战军发起战场围歼战。至10日下午，杜聿明集团全部被歼，徐州“剿总”副总司令杜聿明、第70军军长高吉人和邓军林、72军军长余锦源、74军军长邱维达、115军军长司元恺等被俘（高吉人后脱逃），第2兵团司令邱清泉战死，第13兵团司令李弥、第5军军长熊笑三、12军军长舒荣等脱逃。

淮海战役（徐蚌会战）是国共两军战略决战的关键一役。此役历时66天，国民党军动员了7个兵团2个绥靖区34个军82个师80余万人，结果损失了5个兵团1个绥靖区22个军56个师共55万余人，其中伤亡17万人，被俘32万人，投诚3.5万人，起义2.8万人；而中共华东野战军动员了16个纵队1个军4个地方军区，中原野战军动员了7个纵队3个地方军区，共65个师旅60余万人，结果损失了13.7万人，其中阵亡2.6万人，负伤9.9万人，失踪1.2万人。国共双方兵力损失之比约为4比1.中共在淮海战役期间动员的兵力实际少于国民党，武器装备也不如对手，结果却是完胜国民党，创造了战争史上的奇迹。毛泽东曾经兴奋而形象地比喻说：淮海战役打得好，好比一锅夹生饭，还没有完全煮熟，硬是一口一口地吃下去了。

综观国共两军在淮海战役中的战略战术，中共首先胜在战略得当，通过慎选初战对手，打乱国民党军的部署，又通过攻占宿县，掌握了国民党军进退之锁钥，此后则步步进逼，区分不同对象，最终将国民党军分期分批包围歼灭之；其次胜在后方中央和前线指挥部上下一心，在中共中央的领导下，两大野战军通过总前委的指挥协调一致，根据战场形势的变化，不断总结经验，适时调整战役目标和战略战术，终至取得完全的胜利；再次胜在战术运用得当，每战之围堵、分割、攻坚、打援、追击等等，部署周密，有张有弛；最后胜在强有力的政治动员和民众支持，参战部队几经艰苦战斗，仍保持了高昂的士气，后方民众则以近乎原始的运输方式，为如此大规模的战役提供了几乎是源源不绝的后勤供应，此役动员民工543万人，也创下了中共战争动员之最。更重要的是，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中央，能够把握大势，敢于在徐淮战场中共的军事实力尚未完全超过国民党军时，以过人的胆识、周密的部署、精确的调度，发动与国民党军的战略决战，并最终战而胜之。

国民党方面在徐蚌会战中的表现，首先失在战略失当，始终不能准确判断中共军队的攻击意图何在，攻击重点何在，无计划，无准备，进退迟疑，坐失战机；其次失在战术低能，虽然在防守作战方面有一定表现，但攻击战术毫无改进，无非是重复过往一再失利的先以固守待援，然后再以东西对进、南北夹攻解围，但稍遇顿挫即停滞不前，三次解围作战均未成功，且为救黄百韬兵团，断送了黄维兵团，又为救黄维兵团，断送了杜聿明集团，毫无瞻前顾后的战略眼光与战术素养，可谓一错再错；再次是协同太差，各战区、各兵团之间以至各兵团内部，多以保守自身利益为中心，不愿出力解救友邻，所谓对进、夹攻的战术之不能有效，盖因如此；最后是军心低落，不敢亦不愿猛力出击，守方坐等援军解围，攻方则坐视友军被围；再加上国民党统帅部及蒋介石在战役期间不明下情，经常无端干预下属的指挥，决策又常常是错上加错，何能不败。国民党战史总结失败的主要原因“乃为战略错误，其次为战术仍缺乏改进，难以支持战略。其他如持续战力保持，战力统合发挥及反情报等，均有重大错失。”“结果国军主力兵团，全部被歼，致使国军再无力与匪军主力决战。”“影响全局，最为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