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沈战役：中国命运决战（1945-1949）

1948年年中以后，国民党军事形势每况愈下，其上下对战局都十分悲观。8月3日至7日，蒋介石在南京主持召开军事检讨会议，将各战区军事主官召集至南京，讨论“剿共”军事问题。这是全面内战爆发后国民党首次也是最后一次召开如此大规模的军事检讨会议。蒋介石在会上讲话时承认，“就整个局势而言，则我们无可讳言的是处处受制、着着失败”；“近几个月以来，无论军事政治经济各方面情形的表现，的确是严重而危险”，已经“到了危急存亡的关头”。他自己承认这是因为“我个人领导无方，教育失败”。他为下属打气说：“现在我们无论海陆空军、交通运输，以及政治经济社会各方面的力量，哪一样不是超过共匪若干倍？共匪有哪一样够得上与我们相比？我们为什么要动摇信心，自甘失败呢？”蒋在会上的耳提面命，很大程度上不过是其自说自话，因为多数国民党高级将领已对这场战争失去了信心。正如蒋介石自记：“对军事检讨会议，自问已尽心力，然恐听者藐藐，未能有动于中耳，余惟有以‘但问耕耘不问收获’引为自慰也。”不过无论如何，面对军事危局，会议经过一番讨论，还是作出了若干决定：军事战略方面，“在东北求稳定，在华北力求巩固，在西北阻匪扩张，在华东华中则加强进剿，一面阻匪南进，一面攻打匪的主力”，恢复军编制，编组机动兵团，在中原地区集中主力准备与中共决战；战法方面，要求加强工事，集中兵力，行动快捷；指挥方面，提出简化机构，明确职责，整饬纪律，加强协同；动员方面，要求迅速组训后备部队150万人。根据军事检讨会议的决定，国防部在8月策定了新的作战计划，要求各绥区除分别“积极清剿，防止扩大糜烂外，应将主力军编组进剿兵团，分别控制于陇海、平汉、津浦及汉水、丹江各重点，先行充分之战备，在整备未完成前，全般战略暂取守势”；“如匪主动向我大举进犯时，应放弃不必要之点线而坚守战略上重要点线，各兵团在统一指挥下迅速求匪主力而击破之”。国民党企望以此次会议为契机，通过军事战略战术的调整，与中共在即将到来的决战中较量。

中共方面，经过豫东战役和济南战役，对与国民党的军事决战已有了充分的自信。在豫东战役进行之中，6月22日毛泽东致电刘邓和陈粟，认为“目前打很大规模的歼灭战，主客观条件都不成熟，故须避免”。但豫东和济南战后，中共对打大战的态度有了根本变化。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在9月通过《战争第三年军事计划》，提出继续在长江以北作战，全国重心在中原，北线重心在北宁路，并特别要求准备打若干次，每次消灭国民党军两三个兵团的带决战性的大会战。辽沈、淮海、平津战役的具体作战方针虽然仍有待在实战中提出并加以深化，但决战的方针已定，决战的战幕即将拉开。

国共两军决战的第一次战役首先在东北开始。辽沈战前，东北国民党军有4个兵团14个军44个师共55万人，其中郑洞国指挥第一兵团2个军6个师10万人守长春，范汉杰指挥第6兵团4个军14个师15万人守锦州和锦西，卫立煌直接指挥第8兵团（司令周福成，守沈阳）和第9兵团（司令廖耀湘，机动兵团，部署在沈阳周边地区）8个军24个师30万人，位于沈阳及其外围铁岭、抚顺、本溪、辽阳地区。东北国民党军被分割在长春、锦州、沈阳三大孤立地域，没有战略后方，与关内联系断绝，难以得到充分的后勤补给，兵力不足，部队士气低落。鉴于东北形势之严峻，1948年2月22日，蒋介石决定将东北主力撤至锦州，依托华北解决补给问题，如情况不利则可继续撤向关内，或由海运南撤。23日，国防部三厅厅长罗泽闿飞沈阳，与卫立煌商讨如何实施该方案。在当时东北国民党军完全处于被动防御的情况下，这不失为一个进可攻、退可守的主动方案，但遭到卫立煌的坚决反对。他认为共军的战术是围点打援，敌前撤退为兵家大忌，加以大军行动困难，如发生决战，“无获胜或安全脱离把握”，因此主张坚守东北，采取固点、联线、扩面的战术，维持局面。卫立煌的主张得到东北国民党军多数将领的支持，因为他们都对长途转进撤退没有把握，也不敢承担由此导致的失败风险。3月5日，蒋介石第二次与卫立煌商讨东北撤退问题，卫表示背敌撤退十分危险，如要安全撤退，应先增援3个军，而且难以顾及长春。此时正值行宪国大召开前夕，东北籍人士及部分民意代表和新闻舆论均对放弃东北持批评和异议，加以东北在军事政治方面的重大战略利益，使蒋介石一时难下决断，东北撤退问题暂时被搁置。

卫立煌到东北任职后，采取以不变应万变的方针，以补充兵员、整训部队、构筑工事、抢购粮食为重点，但实际却是消极防御，毫无积极主动的作为，甚至坐视一些地方被中共部队攻击而不派兵救援，被讽为“乌龟不出头战术”，结果是“由死守到守死”。6月，廖耀湘认为辽南共军不多，提出将主力撤至营口、“剿总”迁往锦州的方案，但卫立煌顾虑由此导致沈阳、长春的失守，自己将承担责任，加以与廖在人事关系和指挥权等方面的矛盾，没有同意廖的提议。7月19日，卫立煌飞南京，与蒋介石、何应钦、顾祝同等商讨东北局势。卫立煌表示东北守军已恢复战力与精神，除长春守军粮煤不济外，并无其他顾虑，坚决表示不愿放弃沈阳；对于打通锦沈路撤至锦州，认为以此时士气与将领心理，不仅为绝不可能，且徒损兵力，反增沈阳危机。经过讨论，他们决定东北暂时固守沈阳，积极整顿补充，恢复战力，待命出击，并作全军撤集关内之准备；长春守军相机撤至沈阳，并速作接应部署。在8月的军事检讨会议上，卫立煌仍提出，不放弃打通锦沈线计划，但原则上不放弃沈阳，必要时有计划撤退。会议决定“彻底集中兵力，确保辽东、热河，以巩固华北”。在当时的情况下，国民党军困守东北，不能有所作为，增援无望，还需要大量的空运补给，实际已成为一个包袱，因此国民党统帅部希望将东北部队撤运入关，既增加关内的军事实力，又甩掉东北的包袱。但一来东北前线将领都不敢承担丢失东北的责任，何况能否顺利撤退确为问题；二来国民党军驻守东北可以牵制中共力量，仍有相当的战略利益；三来放弃东北的政治风险难以把握。结果国民党决策层在这个问题上举棋不定，犹豫不决，虽经多次商讨而始终无法作出明确决断，致东北局势在时间流逝中演变至无可挽回之局面，撤退的时机亦不复再现。

1947年底至1948年初的冬季攻势结束后，中共已在东北占据了97%的土地、86%的人口和95%的铁路，部队数量接近百万，基本实现了大兵团和正规化，武器装备实力大增，火炮数量超过5000门，而且后方稳定，补给便捷，是当时中共对国民党具有绝对优势的惟一一个战区。除了实力上的优势外，东北野战军还在实战中发展出一套较为完整的进攻战术，如四快一慢（前进快、准备快、扩张快、追击快，总攻发起时间慢）、一点两面（集中力量突破一点，两面迂回包围）、三三制（进攻时班以三个小组为单位，以疏散队形，减少伤亡）、三猛（猛打、猛冲、猛追）等，这些战术在实战中被不断演练、运用与改进，大大提高了部队的作战能力，使东北野战军成为一支兵强马壮、能打胜仗的劲旅。中共将决战战场首先选定在东北具有充分的有利条件。

1948年初冬季攻势结束后，如何选择下一步作战方向，在中共中央和东北野战军领导人之间有不同的意见。毛泽东从全国战局发展的战略高度出发，认为东北野战军“应准备对付敌军由东北向华北撤退之形势”，“对我军战略利益来说，是以封闭蒋军在东北加以各个歼灭为有利”。从蒋介石当时曾决策东北国民党军南撤锦州的动向而言，毛泽东的考虑的确是有战略眼光和充分道理的。林彪也认为：“将敌堵在东北各个歼灭，并尽量吸引敌人出关增援，这对东北作战及对全局皆更有利。今后一切作战行动，当以此为准。”但他同时又认为：“只要吉林长春敌被我抓住和未歼灭前，沈阳的敌人是不会退的。”从卫立煌对长春的顾虑而言，林彪的看法也有其理由。1948年4月中旬，林彪提出先打长春的方案，认为长春已是孤城，可望在半月内拿下，并可歼灭可能由沈阳北上之援军一部；如南下作战，“在敌目前采取放弃次要据点集中兵力固守大城市的方针下，则必到处扑空或遇到四五个师兵力守各城市”，长途补给的后勤困难亦无法解决。4月22日，毛泽东致电林彪等东北野战军领导人，认为他们提出的困难，“有些只是设想的困难，事实上不一定有的”，要求他们“不应当强调南下作战之困难，以免你们自己及干部在精神上处于被动地位”。但出于对战区指挥员判断与决策的尊重，毛泽东还是同意了林彪提出的先打长春的方案，尽管他在内心里实际上还是偏好南下作战的方案，所以他才在电文中指出：“先打长春比较先打他处要有利一些，不是因为先打他处特别不利，或有不可克服之困难。”

面对东北野战军紧锣密鼓地筹划对长春的进攻，长春国民党守军指挥官、东北“剿总”副总司令郑洞国认为，长春势处孤立，后勤补给非常困难，难以持久，主张放弃长春向沈阳撤退，但未得蒋介石和卫立煌的批准。蒋、卫均企图以继续固守长春，牵制中共部队，缓和沈阳方面国民党军的压力。但长春守军的粮弹储备不足，尤其是缺粮更影响部队的士气与战斗力。5月中旬，郑洞国下令以3个师的兵力向外出击，企图巩固机场，抢夺粮食。东北野战军抓住战机，以2个纵队和7个师歼击国民党军，结果歼敌6000人，自伤2000人。此战结果不甚理想，使林彪的攻城决心有所动摇，认为过去对长春守军的战斗力估计不够，勉强攻击则信心不高，消耗必大，结局亦无把握。6月5日，林彪提出三个作战方案，一是强攻长春，但没有把握；二是以少数兵力围困长春，主力南下作战；三是对长春实行长期围困，然后再攻城。6月7日，毛泽东回电同意其长期围困方案，希望东北野战军以三至四个月时间攻下长春，取得攻城经验，并为南下作战开辟道路。从6月25日开始，东北野战军以8个师对长春实行“久困长围”。

长春被围后，郑洞国决定“加强工事，控制机场，巩固内部，搜购粮食”，进行持久防御。长春守军面临的最大难题是粮食极度缺乏。长春补给全靠空运，但空运力量有限，只能满足每日需粮数的1/3.由于长春防御地域的缩小，市内机场已经受到围城部队的炮火威胁，飞机难以落地，只能采用空投，加以天气的影响，数量远不能满足需要。军事当局被迫严格管制粮食，致市场高粱米价格从每斤1000元流通券飞涨到3亿元，而且有价无市。有人描述：“城内饿死的人越来越多，有的在路上走着就倒下去了。有些街道，死尸横陈，无人埋葬。”据当时估计，共掩埋尸体8万具，几乎家家都有人死亡。其间郑洞国也曾多次派部队出击抢粮，但均被击回。粮食困难使得士兵饥饿难耐，浑身浮肿虚弱，战斗力急剧下降。

东北野战军在围困长春期间，主力部队转入整训，重点演练大规模会战和攻坚战战术，并加强炮兵与后勤建设。到1948年8月，东北野战军已拥有12个纵队、15个独立师、1个炮兵纵队、1个坦克团、3个骑兵师、1个铁道纵队，共70万人，加上地方军区武装33万人，兵力总数超过百万。鉴于长春方面一时没有战机，7月20日，林彪等东北野战军领导人致电中共中央军委，认为“我部以南下作战为好，不宜勉强和被动的攻击长春”。22日，军委复电指示：“向南作战具有各种有利条件……攻击长春，既然没有把握，当然可以和应当停止这个计划，改为提早向南作战的计划。”但此时林彪南下的主要目标是热河，与毛泽东先打锦州和北宁线的主张仍不完全一致，双方对主要作战方向置于何处的问题有反复的商讨。

林彪之所以提出南下先打热河，是因为困守在长春、锦州、沈阳三地的国民党军兵力都在十万以上，攻击需时，还要准备对付援军，没有完全的把握。林彪作战一向较为谨慎，非有较大把握不愿贸然出击。作为战区指挥员，他的考虑当然有其道理。但是，毛泽东从战略决战的高度提出先打锦州和北宁线，目的是封闭东北国民党军的退路并全歼之，以减轻今后关内作战的压力，加速战争的胜利进程。此等出于不同境遇的不同考虑有时在实战中很难完全避免，林彪、粟裕等均曾就重要战略问题提出自己的意见。一般而言，毛泽东也十分注意听取下属的意见，如同意了林彪先打长春后改围困的方案。但东北作战方向事关全局，毛泽东不能不坚持。7月30日，他明确告知林彪，应以锦州和北宁线为主要作战方向。林彪对此未提出不同意见，但因担心南下作战将面对华北国民党军的增援，因此他比较强调华北方面应配合东北作战。8月6日，林彪致电中共中央军委，提出以华北杨成武部攻击归绥、集宁，杨得志部攻击承德、北平线，以调动和分散傅作义军队，减轻东北野战军作战的压力，并提出：“如杨成武部出动时间能提早，则我们出动时间亦能提早。”军委在回电中指出：“所谓你们的行动取决于杨成武的行动，这种提法是不正确的。"11日，林彪回电表示，绝不以杨成武部行动迟早为标准，但因北宁路敌情正在变化，南下则因粮食问题无法解决，且雨势猛烈，雨具也难以解决，因此目前对出动时间仍无法肯定。12日，军委致电林彪，提出较为严厉的批评：“对于你们自己，则敌情、粮食、雨具样样必须顾虑周到，对于杨成武部则似乎一切皆不成问题。……你们对于杨成武部采取这样轻率的态度，是很不对的。对于北宁线上敌情的判断，根据最近你们几次电报看来，亦显得甚为轻率。”

经过中共中央和东北野战军领导人之间的反复商讨，林彪最终接受了中共中央的指示，决定将主要作战方向置于锦州和北宁线。9月3日，林彪提出以主力出击北宁线的计划。5日，中共中央军委指示林彪，以“中间突破的办法，使两翼敌人（卫立煌、傅作义）互相孤立”。6日，林彪提出先打锦州的方案。7日，毛泽东致电林彪等，指示“置长春、沈阳两敌于不顾，并准备在打锦州时歼灭可能由长沈援锦之敌”；要求他们“确立攻占锦榆唐三点并全部控制该线的决心”，“确立打你们前所未有的大歼灭战的决心”。至此，中共中央与林彪在东北作战方向问题上的意见基本趋于一致。

9月10日，林彪发出命令，以6个纵队4个师及炮纵担任北宁线作战，以4个纵队位于沈阳西、北方向，监视国民党军，以2个纵队6个师继续围困长春。但林彪在部署南下作战时，起初仍未倾全力于锦州，而是令部队梯次南进，以保持在万一情况不利时进退自如的主动权。12日，辽沈战役战幕拉开，东北野战军首先以1个纵队3个独立师由冀东奔袭北宁线南段。随后，东北野战军主力开始南下，于16日包围义县。至当月底，东北野战军已有6个纵队到达锦州附近，并攻占高桥、塔山、绥中和兴城，切断了北宁线及锦州与锦西之间的联系。29日，毛泽东致电林彪，指示首先应攻占义县、锦州和锦西，此战能否取得主动权“决定于你们是否能迅速攻克三点尤其是锦州一点”；“否则，你们可能产生如像过去半年那样处在长、沈两敌之间，一个也不好打的被动姿态”。他就东北野战军出动多日而尚未开始攻击义县，批评林彪“动作实在太慢，值得检讨”。在毛泽东的督促下，林彪复电表示：“此次锦州战役，可能演成全东北之大决战，可能造成收复锦州、长春和大量歼灭沈阳出援之敌的结果。我们将极力争取这一胜利。已动员军队，不怕伤亡，不怕疲劳，准备进行大恶战。”中共中央复电指示：“照此贯彻实施，争取大胜。"10月1日，东北野战军攻下义县，但东北军区炮兵司令员朱瑞在城下触雷身亡，成为全面内战爆发后中共部队在战场牺牲的级别最高的指挥官。

就在东北野战军即将发起对锦州的攻击前，10月2日，林彪获悉国民党军4个师增兵葫芦岛，担心原准备以1个纵队2个独立师对付葫芦岛援军的方案不够周全，因为“准备的是一桌菜，上来了两桌客”。林彪的攻锦决心因此而有所动摇，他在当日夜致电中共中央军委，表示攻锦还是攻长“正考虑中”，认为锦州如能攻下，仍以攻锦为好，但估计需要相当时日，且援敌较强，无险可守，阻击兵力不足，而长春之敌士气必低，攻打把握大增，请军委予以指示。东北野战军政委罗荣桓不同意林彪的意见，经过商讨，在未得军委复电时，3日9时林彪等东北野战军领导人又致电军委，表示回头攻长春太费时间，决定仍先攻打锦州，并调整了部署，以2个纵队3个独立师对付葫芦岛援军，6个纵队攻锦州，4个纵队对付沈阳援军，9个独立师继续围困长春。由于电文传送需时，在林彪等人9时电到达军委之前，3日17时军委复电林彪，指示“集中主力迅速打下锦州，对此计划不应再改”，并批评林彪5个月前不敢打，2个月前仍不敢打，现在攻锦部署已经完毕，又因一项并不很大的敌情变化不敢打锦州，“我们认为这是很不妥当的”，“迁延过久，你们有处于被动地位之危险”。19时军委再电林彪，“坚持地认为你们完全不应该动摇既定方针，丢了锦州不打，去打长春”；认为“只要打下锦州，你们就有了战役上的主动权，而打下长春，并不能帮助你们取得主动，反而将增加你们下一步的困难”。在军委收到林彪等人的9时电后，于4日回电表示“甚好甚慰”，认为他们的作战部署完全正确，“纠正了过去长时间内南北平分兵力没有重点的错误（回头打长春那更是绝大的错误想法）”，指示攻击锦州的时间愈快愈好。10月5日，东北野战军司令部移到锦州西北15公里的牤牛屯，林彪等亲临锦州城下观察地形地貌，准备作战方案。10日，中共中央军委致电林彪等，再次强调：“你们的中心注意力必须放在锦州作战方面，求得尽可能迅速地攻克该城。即使一切其他目的都未达到，只要攻克了锦州，你们就有了主动权，就是一个伟大的胜利。”至此，中共中央和东北野战军领导人在辽沈战役的作战方针上达到了完全的一致。

北宁线是东北国民党军与关内联络的惟一通道，锦州为北宁线上重镇，驻有由东北“剿总”副总司令范汉杰指挥的第6兵团（司令卢浚泉）6个师10万人；紧邻锦州的锦西和葫芦岛港，是东北国民党军海运后勤补给基地，驻有1个军；北宁线山海关至唐山一线，还驻有国民党军7个师。东北野战军主力南下后，如何应对骤然紧张的战局，国民党内部再起争论。9月24日，卫立煌飞南京面商，国防部主张放弃沈阳，全力援锦，同时令长春守军突围南下，集中主力与共军决战，但卫立煌坚决反对。26日，参谋总长顾祝同与卫立煌同飞沈阳，召集东北将领商讨应对之方。多数人仍反对由陆路援锦，理由是自沈阳出辽西为背水而战，侧敌行军，有被共军截断包围的危险。廖耀湘主张乘辽南空虚，以沈阳兵力袭占营口，依托海口，或转运至葫芦岛援锦，或经沟帮子北上转西进援锦，以确保援锦部队的后方安全。卫立煌则主张由华北出兵，经锦西援锦。各种不同意见的争论十分激烈，但一时没有结论。此时傅作义主动表示，华北可派兵增援东北。29日，国防部据此提出调冀东和烟台部队至葫芦岛，由北宁路援锦的方案，得到蒋介石的批准，蒋并指示沈阳部队亦应同时出动援锦。30日，蒋介石飞北平，指示放弃长春，全力出击，增援锦州，但卫立煌仍犹豫不决。10月2日，蒋亲飞沈阳督战，经过一番讨价还价，决定令范汉杰守锦州，调冀东第62、第92和独立第95师、烟台第39军及原在锦西的第54军共11个师组成东进兵团（冀东第13军和第16军因傅作义反对而未调成），由17兵团司令侯镜如指挥援锦（蒋本属意由傅作义指挥，但傅表示“资浅能鲜，不堪重任”，没有接受）；由新1、新3、新6、第49、第71军共11个师4个旅组成西进兵团，由第9兵团司令廖耀湘指挥，首先出击沈阳西北彰武、新立屯，切断中共部队的后方补给线，然后再经阜新至义县，与东进兵团夹击中共部队；以第8兵团司令周福成指挥6个师2个旅守备沈阳，并相机攻占营口，保有海口。蒋介石在沈阳对东北将领训示：“在撤退东北主力之前，一定要给东北共产党军队一个大打击，一定要来一次决战，否则华北就有问题。”他还亲函范汉杰，指示他“估量本身战力，如能坚守，则固守待援，如自量不能持久，则可转移至葫芦岛，以取得海上联络线”。至此，国民党东北决战的方针大体确定，但与中共相比，显然决策落后于形势发展，对锦州一战的关键意义认识不足，且行动迟缓，尤其是将帅之间对于战局的看法不一致，直接影响到行动的成效。(www.xing528.com)

锦州守军第93军和新8军，一为云南部队，一为新编部队，战斗力不强；锦州地势外高内低，不利于防守；防御体系主要以坚固工事为依托，但因缺乏材料，未能全部完成。为了增加防守力量，沈阳“剿总”下令自9月27日开始空运第49军援锦，但刚刚运了1个师，即因机场被东北野战军攻占而不得不停止。东北野战军为一鼓而下锦州，对战役进行了充分的准备，以2个纵队1个师自北面，2个纵队自南面，1个纵队自东面，对锦州行向心攻击，同时特别强调炮火对攻击部队的掩护。10月9日，东北野战军开始在锦州外围作战，至13日肃清外围阵地。14日早10时，东北野战军集中900余门火炮猛烈轰击锦州，掩护部队发起总攻，并首次出动坦克配合作战，历1个小时即突入城区。经过逐屋争夺的激烈巷战，东北野战军15日攻克锦州全城，全歼守军10万余人，俘东北“剿总”副总司令范汉杰、第6兵团司令卢浚泉等多名高级军官，东北野战军自身伤亡24000余人。东北野战军攻占锦州，完成了辽沈战役第一步也是关键一步作战计划，关闭了东北国民党军退向关内的陆路通道，为全歼国民党军创造了条件。锦州有守军10万，东北野战军作战不过一周，攻城只历时31个小时，表明其攻坚能力和炮火协同能力有了较大提高，从而确立了攻无不克的自信。国民党军指挥官认为，中共部队此次动用“炮火之猛烈，是我们部队对共产党部队作战以来所仅见。我们作战，从来都是靠空军压制敌人，以绝对优势炮火开辟前进道路。而现在，初次遇到我方炮火处于劣势状态，部队士气受到极大震动。”

在锦州激战的同时，国民党军自锦西、葫芦岛大举增援锦州，东北野战军则在塔山进行了顽强的阻击作战。塔山为锦州与锦西间要点，北距锦州40余公里，南距锦西10余公里，扼锦州之门户，但地域狭小，防御纵深不大。东北野战军以2个纵队在塔山担任阻击作战，而援锦国民党军多达11个师，双方实力差距甚大，阻击部队承担着相当大的压力，稍有闪失，将直接影响锦州战局。为此，东北野战军下达了死守不退的命令，以确保攻击锦州的成功。10月10日，国民党军东进兵团3个师开始攻击前进，但未能突破。11日，国民党军投入4个师攻击，再度受挫。因为集结迟缓，又是逐次投入，国民党军的兵力优势未得充分发挥。11日下午，侯镜如到达葫芦岛，决定调整部署，充分准备后再攻。12日，蒋介石电令侯镜如：“务须严督所部一鼓作气，并力向前，切不可中途徘徊，陷于被动也。”从13日到15日，国民党军连续以4个师发动进攻，并以整营整团的波浪式冲击，企图突破阻击部队的防线。双方争夺十分激烈，均有重大伤亡，国民党军数次突入塔山防御阵地，但终被击退，在地势并不十分险要的塔山无功而返。锦州失守后，16日，东进兵团奉命撤回锦西。

国民党军援锦的另一路——西进兵团却表现出完全不同的状况。卫立煌始终不同意沈阳部队出动援锦，他认为沈阳兵力合则能攻能守，分则攻守两不成，只是由于蒋介石的压力，他才同意沈阳部队出动。直接指挥西进兵团的廖耀湘一直主张先取营口，在有充分保障的情况下再援锦。他将援锦成功的希望寄托于锦西、葫芦岛方面，认为“锦葫距离短，又有这么大的陆海空军的力量，加上充足的油弹补给，迅速打到锦州，不会成什么大问题”。在这样的心理支配下，西进兵团无意积极前进。10月8日，廖耀湘以新3军和新6军为右路，自沈阳攻击彰武；第71军为中路，自新民向黑山、大虎山进军；新11军为左路，自辽中向新立屯攻击；第49军为总预备队，随右路行动。11日，新3军占领彰武后，西进兵团即停滞不前。此举虽然切断了东北野战军的供应线，但东北野战军立即开辟了由通辽经开鲁至赤峰到北票的第二条补给线，廖兵团的行动对锦州战事并无直接影响。中共中央在致林彪电中认为，“沈敌进占彰武置于无用之地”，因为“待锦州打得激烈时，彰武方面之敌回头援锦，它已失去时间”。蒋介石对廖兵团在彰武滞留不进非常不满，严令卫立煌和廖耀湘：“应即乘此匪攻两锦疲困之机，不问两锦如何恶化，廖司令官所部应一意西进，勿再犹豫，万一锦州不保，亦须尽其全力，负责恢复，此为东北整个国军生死存亡之关头，亦为今日惟一之战略，接电应立即遵行，切勿延误。“14日，在前线督战的总统府参军罗泽闿向蒋报告，卫、廖均对援锦“不欲冒险前进”，南北夹击计划“恐难实现”。蒋又致电卫、廖，督促他们“先下收复锦州之决心”，“无论锦州如何变化，而廖司令官之惟一任务，应一意挺进，限期收复锦州”。经其严督，新1军于15日占新立屯，但距锦州尚有150公里，而锦州已在当日失守。廖兵团十余万大军，在锦州战役期间徘徊于彰武地区十余日不动，名为行“围魏救赵”之举，但乃为“隔岸观火”之实，对锦州和葫芦岛方面均未起到配合作战的效用。

在锦州作战与部署援锦的同时，蒋介石认为再守长春孤城已无意义，于10月2日、10日、15日连续令郑洞国率部突围。10月上旬，郑洞国根据蒋的命令，出动2个师向机场出击，但被击退，使他认为突围难以成功，不如继续坚守。16日，蒋介石手书致郑洞国，对其没有行动“焦虑无已”，“务希我长春各军如期突围南下，遵令实施”。郑洞国遂决定于17日开始突围行动。但驻守长春的第60军为滇军部队，与中央军有不少矛盾。在军事压力和中共争取下，第1兵团副司令兼第60军军长曾泽生于17日午夜率部起义，撤出长春东半部阵地，致突围计划告吹，中央系新7军也因此军心涣散，无力再打。18日，新7军代表向中共请降。19日上午，新7军放下武器。郑洞国率总部特务团退入中央银行大楼，并在20日夜致电沈阳“剿总”转蒋介石，告其“刻仅据守大楼以内，兵伤弹尽，士气虽旺，已无能为继”。在进行了象征性抵抗后，郑洞国率余部放下武器，东北野战军占领长春。

锦州、长春先后失守，国民党军在东北处于危境，如何救出沈阳部队，是余下的中心问题。蒋介石根据以往作战的经验，误判中共部队不会守锦州，仍企图以东西对进，收复锦州，打通与关内的联系通道，撤回沈阳部队。因为对卫立煌不积极执行命令的不满，10月15日，蒋介石将正在徐州部署军事的杜聿明接到北平，任其为东北“剿总”副总司令兼冀热辽边区司令，令其部署东北作战。东北将领多为杜的老部下，指挥关系上有方便之处，但在当时情况下，杜也难有回天之力，反因调到东北，又耽误了徐州方面的作战部署。对于下一步作战方案，卫立煌和廖耀湘均坚持各自先前的主张，即卫主张守沈阳，廖主张退营口，但此时由于沈阳危在旦夕，卫也并不坚持反对廖的意见。然而蒋介石坚持廖兵团经黑山、大虎山向锦州攻击，与锦西部队共同协力恢复锦州。国防部则提出“放弃沈阳，举东北全力以扼守锦葫地区，防止关外共军入关”的方案。蒋介石的计划与国防部的方案其实并无本质区别，惟因蒋始终未明言放弃沈阳，致卫立煌也不愿为此承担丢失沈阳的责任，而是始终理直气壮地要求坚守沈阳。18日，蒋介石偕杜聿明同飞沈阳；19日，又将卫立煌和杜聿明召到北平，与傅作义共同商讨东北作战方案。蒋、卫意见仍不一致。杜遂提出折中方案，即以一部守沈阳，主力由廖耀湘指挥转移到黑山、大虎山以南，依托营口为后方，成则收复锦州，不成则自营口撤退。此案得到蒋介石的首肯，但其含义并不十分明确。蒋的主旨仍是进锦州，杜的本意则是对蒋敷衍，能攻则攻，不能攻则退营口，可是又无法对廖耀湘明言，结果在执行中既未能攻下黑山，又耽误了退守营口的时机。所以郭汝瑰认为，“此种不彻底之办法最易误事”，“如仍需攻击，则应下大决心放弃沈阳，以全力于辽西求一胜利。总统不此之图，而来毫无丈夫气之缩头战略，则一旦失败，必不可收拾。反不如在辽西硬拼，可以取得相当代价，虽全军覆没，亦可赢得若干时间之喘息机会。”

中共在连续获得锦州和长春的胜利后，已完全有把握达成全歼东北国民党军的战役目标。对于下一步作战方向，毛泽东的部署仍以控制海口、断敌退路为重心。当时东北国民党军集中在彰武、沈阳、锦西、葫芦岛三地，10月17日，毛泽东致电林彪，指示先打锦西和葫芦岛，以控制敌军退路，并迫使沈阳敌军出援，力争在11月完成全歼东北国民党军的任务。毛泽东还特别关注辽南营口方向的情况，于18日致电林彪，表示“最担心的是沈敌从营口撤退”，令其迅速部署围攻长春的部队南下，阻断沈阳至营口通路。次日，毛泽东第三次致电林彪，令其注意营口方向。东北野战军根据当面国民党军的状况，对作战方向的判断与毛泽东意见不一。林彪认为锦西和葫芦岛的国民党军依托海口，随时可自海上撤退，攻击不易收效，而廖耀湘兵团为东北国民党军所余之最大主力，应乘其徘徊于彰武，尚未决断前进还是后退之时，首先予以包围歼灭，此后则沈阳可一鼓而下。20日，中共中央军委电示林彪，同意以廖兵团为作战目标，以锦西为钳制目标，并密切注意营口方向，要求“即刻动手部署，鼓励全军达成任务”，“不失时机，争取大胜”。林彪遂部署以沈阳西北的3个纵队监视廖兵团，并适当后撤，诱其前进；同时令锦州地区的7个纵队不事休整，迅速集结隐蔽北进，对廖兵团构成合围态势；2个纵队留塔山担任阻击任务；长春的1个纵队和全部独立师迅速南进参战，只是对于营口林彪有所忽略。由于东北野战军全部主力均在辽西作战，营口几乎是不设防，在毛泽东三令五申应注意营口以后，林彪命令长春部队迅速南下，切断沈阳至营口通路。24日，中共中央军委电告林彪，“敌人准备以营口为其两条退路之一，已甚明显”，要求其迅速“控制营口，阻塞敌人向海上的逃路”。但因情报有误，东北野战军误判自沈阳奔营口的国民党第52军为西进海城，南下部队又被北调参战，致营口被第52军占领。

在国共两军均调整了部署之后，位于沈阳西南北宁路的黑山和大虎山成为两军瞩目的焦点。黑山和大虎山控制着廖耀湘兵团西进锦州或南进营口的通路，为两军所必争。10月20日，杜聿明飞沈阳，传达蒋之命令，令廖兵团攻击黑山、大虎山，并令第52军先占营口，准备退路。21日，廖兵团第71军开始向黑山攻击前进，东北野战军以第10纵队布防，令其坚持三天，死守不退，确保锦州主力北上达成合围任务。23日，廖耀湘尽出精锐，令新1军、新6军及第207师共5个师的兵力，集中攻击黑山和大虎山，24日，又将攻击兵力增加到7个师。攻守双方展开激烈战斗，反复争夺，阵地得而复失，失而复得，东北野战军第10纵队以伤亡4000人的重大代价，终使国民党军不能越雷池一步。廖耀湘没有灵活领会杜聿明的指挥意图，在初始攻击不利后，没有及时果断地放弃攻击，转进营口，而是继续投入重兵攻击，致胶着于黑山、大虎山正面，失去了脱离接触而转进的最佳时机。与此同时，本来负有东西对进任务的侯镜如兵团，在20日对塔山攻击不利后，即在锦西停滞不前，不能配合廖兵团的作战。攻击锦州的东北野战军主力6个纵队兼程北上，25日已出现在廖兵团周围，廖耀湘见态势不利，才决定放弃攻击，部署部队向黑山、大虎山以东转进，准备绕道台安向营口撤退。

10月25日晨，廖耀湘部先头部队第49军在大虎山以东越过北宁路南撤，继在台安西北与东北野战军第8纵队和独立第2师遭遇，激战竟日，未得突破。第49军军长郑庭笈判断退营口的通路已被截断，他未向廖耀湘请示，而是径向沈阳卫立煌请示，卫令其退回沈阳，但由于部下意见不一，郑并未立即行动。至26日，廖耀湘才得知此情，此时他方寸已乱，不敢断然集中部队向营口方向突破，而是向卫立煌请示行动进止，卫当即令其退回沈阳。廖遂令新1军军长潘裕昆率新1军主力、第71军和新6军1个师，沿大虎山至新民铁路渡辽河后退回沈阳；廖自率兵团部、第49军、新6军和新3军各1个师，经大虎山至老达房公路退回沈阳；另以新1军和新6军各1个师接应位置不明的新3军主力。

根据廖兵团既无工事依托，又乏坚强指挥、转移态势混乱、部队士气不高之情况，林彪果断命令东北野战军各部，对廖兵团拦住先头、拖住后尾、夹攻中间、截断退路、分割穿插，以猛冲猛追战法，迅速求歼廖兵团。25日夜至次日晨，东北野战军各部发扬积极主动的进攻精神，根据当面情况迅速转移位置，其中5个纵队自大虎山从西向东，3个纵队自大虎山从南向北，2个纵队自饶阳河由东向西，对廖耀湘部达成了分割包围。廖兵团适在转移途中，命令下达仓促，方向一变再变，战斗队形混乱，上下联络不畅，指挥官已难以掌握部队。26日晨，东北野战军第3纵队第7师在胡家窝棚击中廖兵团指挥所，廖耀湘仓促转移至新1军新30师师部，新1军、新3军、新6军指挥所其后亦被冲散，国民党军指挥体系被打乱，各部在行进状态中，得不到指挥命令，无所适从，在东北野战军的猛烈分割打击下，已成溃散之势。至28日拂晓战斗结束时，廖兵团5个军12个师10万余人被全歼，兵团司令廖耀湘、新6军军长李涛、第71军军长向凤武、第49军军长郑庭笈等被俘，新1军军长潘裕昆及新3军军长龙天武脱逃。廖耀湘兵团10多万精锐兵力，起初在彰武徘徊不前，其后作战方向不定，最后指挥错乱，竟至没有师级以上的抵抗而一败涂地，“偌大一个战斗力很强的战略机动兵团，国民党军的精华，长时间徘徊于无用武之地，失去了战机，失去了时间，再加以心情慌乱，以至最后陷入重围，失去了主动而全军覆没。”

廖耀湘兵团在辽西覆灭后，沈阳国民党军已陷于绝境。卫立煌不是命令各部集结，拼力向营口打开退路，而是命令在本溪、抚顺、铁岭、辽中等地的部队向沈阳收缩，结果完全落入中共部队的包围之中。10月30日，卫立煌与东北“剿总”总部人员乘飞机撤离沈阳，由第8兵团司令周福成指挥余部5个师14万人防守沈阳。此时，国民党军已是军心瓦解，将无指挥，士无斗志，沈阳已陷于混乱之中。林彪下令东北野战军各部迅速进击沈阳，31日，东北野战军占领辽阳、鞍山、本溪、抚顺等地；11月1日，开始围攻沈阳，守军无力抵抗，纷纷投降；2日，东北野战军完全占领东北最大城市及重要工业基地——沈阳。只有在营口的第52军没有执行卫立煌向沈阳撤退的命令，得以在2日海运撤至葫芦岛。此时，蒋介石见东北事已无可为，只能命令杜聿明指挥还在锦西和葫芦岛的部队海运撤离，第62军、第92军和独立第95师撤回华北归建，第39军、第52军和第54军南撤京沪地区。11月9日，锦西和葫芦岛的14万部队全部撤离，国民党军以惨败而结束了在东北的作战行动。

历时近两个月的辽沈战役，是国共两军自全面内战爆发后进行的第一次大规模会战，结果国民党军损失4个兵团11个军36个师共47万人，其中伤亡近6万人，被俘32万人，起义及投诚9万人；东北野战军伤亡69000人，其中阵亡14000人。中共在辽沈战役中的胜利原因，首先是战略方针的正确，即首攻锦州，封闭国民党军向关内的退路，将其在东北的数十万军队置于无路可走之境，确保达成战役的基本目的——消灭东北国民党军，控制全东北，并为下一步关内作战减轻负担；其次是具体作战部署之得当，即集中优势兵力于主要方面，确保攻击之成功，同时注重次要方向的防御作战，牵制对手的兵力部署；再次是战术运用合理，攻击、防御、追击作战各有重点，行动迅捷，调整及时，并注重发挥炮、工、辎重等兵种之作用，攻坚战和大兵团作战能力有了较大提高；最后是动员富有成效，在使用现代化运输手段，保障后勤支持的同时，动员了支前民工183万人，出动担架13.7万副，大车12.9万辆，供应粮食1.1亿斤。在辽沈战役发起与进行过程中，中共将帅之间对于作战方针曾有不同意见，但毛泽东确定并坚持以锦州为作战重点的战略方针，表现出他卓越的战略眼光及军事统帅才能。作战方针一经决策之后，则目标一致，上下一心，坚持不移，整个战役发展过程环环相扣，最终以大胜而结束此役。

反观国民党方面，其在辽沈战役中的失利，首先是战略方针不明，战前即在是否撤退东北军队的问题上犹豫不决，战役开始后，面对日渐不利的形势，蒋介石“不是从敌情、地形、敌我兵力对比及士气等有形无形作战要素来策定他的战略战术。恰恰相反，首先是从他的主观唯心主义判断出发”作出决策，指挥专断，“刚愎自用，而重要关头反不坚决”，结果一误再误，终至不可收拾；其次是将帅不和，蒋介石与卫立煌之间、卫立煌与廖耀湘之间，对战役方针始终有不同看法，争执不休，且一直无法达成一致意见，结果是蒋介石对东北“剿总”缺乏指挥力，东北“剿总”对廖耀湘也缺乏指挥力，葫芦岛和锦西部队又自成格局，一国三公，意见不一，各行其是，已定计划难以切实执行，在迟疑不决中一再失去战机；再次是作战部署失当，一味拘泥于所谓东西对进，不知适当调整部署，灵活运用战术，在实际执行中又不能和衷共济，互相配合，而是西进东不进，东进又西不进，所谓东西对进的部署根本就没能执行；最后是部队缺乏战意，行动迟缓，将无斗志，军心低落，最后只能是土崩瓦解，全军覆灭。事后为追究责任，国防部以卫立煌身为东北最高军事长官，“统负党政军全责，半载以来既无完善准备，匪军进犯时，指挥又届失当，更不能与城共存亡，损兵折将，散城失地，应予以处分”，11月10日，蒋介石下令，以卫立煌“迟疑不决，坐失重镇”，着即撤职查办。

对于中共而言，辽沈战役的重大意义不仅仅在东北。11月14日，毛泽东为新华社撰写评论《中国军事形势的重大变化》，提出：“中国的军事形势现已进入一个新的转折点，即战争双方力量对比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人民解放军不但在质量上早已占有优势，而且在数量上现在也已经占有优势。”“这样，就使我们原来预计的战争进程，大为缩短。原来预计，从一九四六年七月起，大约需要五年左右时间，便可能从根本上打倒国民党反动政府。现在看来，只需从现时起，再有一年左右的时间，就可能将国民党反动政府从根本上打倒了。”此时，淮海战役正在进行，平津战役即将打响，战场胜负的天平正向中共方面急速倾斜，毛泽东已有充分的自信和根据作出这样的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