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共两军决战前的争夺

内战进入第二年后，中共刘邓、陈粟、陈谢三路大军挺进中原，各个战场先后转入反攻，对国民党军事战线构成了强大压力。刘邓大军进军中原之后，蒋介石认为他们“东可威胁京畿，西可威胁武汉，南可阻碍长江运输，在战略上对于政府是一个很大的顾虑”。胶东攻势刚刚结束，1947年10月3日，蒋介石即主持作战会报，决定：（1）勿使匪南越长江；（2）仍以消灭黄河以南股匪为主旨；（3）对黄河以北与东北暂取守势。11月上旬，蒋介石又主持召开大别山作战检讨会报和豫、皖、鄂、湘、赣、苏六省绥靖联席会议，授权国防部长白崇禧组织国防部九江指挥部，统辖对大别山的围攻，企图“迅速歼灭刘匪，摧毁其在大别山区建立根据地之目的，以确保南京武汉之安全”。为此，国民党调动了15个整编师的兵力，以南北合围态势，于11月底开始了对大别山的“围剿”。

刘邓部队进入大别山后，减员较多，补给困难，面对国民党军队的紧逼围攻，他们一面进行战略展开，寻机作战，一面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但由于部队初到新区，无后方依托的作战面临着较多困难，再加上“左”倾偏向的发生，影响到新辟根据地的稳定，在大别山的处境一度较为被动，占领的20余个县城得而复失。为了打破国民党军对大别山的围攻，1947年12月，刘邓决定由刘伯承率中原局机关及1个纵队转出大别山，进至淮河以北的外线作战，由邓小平率3个纵队在大别山内线坚持，另由后续南下的2个纵队分别开辟桐柏根据地和汉江根据地；同时，中共中央命令陈粟和陈谢部队对陇海和平汉路进行大规模的破击战，牵制、分散国民党军的行动。由于三路大军配合作战，尽管国民党在大别山集中了优势兵力，但仍无法达成彻底驱逐刘邓部队、完全摧毁大别山根据地的目的。1948年初，刘邓、陈粟、陈谢部队各一部在平汉路西平、确山地区会合，大别山、豫皖苏、豫陕鄂根据地的联系被打通，有利于此后三军的联合作战。

面对渐趋不利的战场态势，为了挽回局面，国民党统帅部采取了一系列应对措施，其中主要者为在长江以北划分战区，建立“剿匪”总部和党政军一元化的指挥体系，进行“总体战”，以克服各自为战为政之弊端；同时，以精兵组建机动兵团，以摆脱单纯守城之被动局面。1947年12月1日，国民党决定撤销保定与张垣绥靖公署，改在北平设华北“剿匪”总司令部，任命傅作义为总司令，统领晋、冀、热、察、绥5省“剿匪”事宜。1948年5月，撤销各地行辕，改为绥靖公署，另将沈阳东北行辕改组为东北“剿匪”总司令部，由卫立煌任总司令；同时，免去陈诚的职务，任命顾祝同为参谋总长。6月，将国防部九江指挥部改组为华中“剿匪”总司令部（设在武汉），由白崇禧任总司令；将陆军总部徐州司令部改组为徐州“剿匪”总司令部，由刘峙任总司令，担负山东及徐淮地区之作战任务。只有在西北地区，因为张治中的坚持，未设“剿匪”总部，而将兰州西北行辕改以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名义行事。在担负一线作战指挥的诸位“剿匪”总司令中，傅作义、卫立煌、白崇禧均有和中共交手之历史与战绩，可称军事干才与一时之选，惟有刘峙庸碌无能，内战之初即因定陶作战失利而被免去郑州绥署主任职，却在弃置闲散近两年后被安置在拥兵最多、实力最强、战略位置亦最重要之徐州“剿总”，个中关节颇值思量，可见国民党统帅部和蒋介石或无识人之明，或有徇私之弊。难怪国民党内不少人得知刘峙的任命后发牢骚说：以徐州为南京大门之重要地位，不说派只虎震山，至少应当派只狗看门，结果却派了头猪去，如何不败？

根据1948年5月11日公布的《剿匪地区军政机构配合方案》，“剿匪”总部“承最高统帅部暨行政院之命，指挥并督导辖区内剿匪绥靖各事宜”；“剿匪”总部下设政务委员会，“承行政院之命，指导辖区内政务”；“凡划隶绥靖区地域内之一切地方机构与人力物力财力等，均依总体战方案之规定，由各绥靖区司令官负责处理”。成立“剿匪”总部，是国民党实行“总体战”战略的重要环节，而“总体战”的目的，就是以“剿匪”总部为核心，实行党政军一元化领导，赋予战区军事长官党政军全权，期与中共进行军事、政治、经济、社会等全方位的较量，尤其注重“三分军事，七分政治”，强化保甲联防、连保连坐制度，控制社会基层与民众。但国民党官僚体制久已养成，上下脱节，且在县以下之基层缺乏有力的组织动员体系，难与中共如蛛网般密布、上下沟通、迅捷有效的组织动员体系相竞争，所谓“总体战”名不副实，只有白崇禧在华中“剿总”任上所行较为切实。

中共刘邓大军进军大别山后，主持“围剿”的白崇禧认为，中共以分田运动使土地与动员相结合，以党的力量控制政治军事，所以力量发展迅速，因此提出：“必须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紧密配合，军队与民众协同一致，全面动员起来，才能发挥总体战的力量，应用全面战术，争取广大面的控制，始可彻底剿灭匪患。”具体做法是：军事上以“机动对窜扰”（实行分进围剿、轻装追剿、扼要堵剿、分区清剿），政治上“以组织对裹挟”（组训地方团队，强化地方组织，厉行保甲制度，实行联村并区），经济上“以封锁对劫掠”（管制物资和壮丁，实行全面严格的经济封锁）；实行“自清、自剿、自卫、自富”政策等等。1948年3月，白崇禧在南京主持召开华中绥靖会议，进一步确认了他的“总体战”战略。由于桂系抗战时期在大别山区经营时间较长，基础相对较好，白崇禧又拿出了一套办法，因此他在大别山区强力推行的“总体战”战略收到了一些成效，对中共部队构成了较大压力。但是，因为缺乏其他战区的呼应，也没有后续政策措施如土改的支持，再加上国民党全盘军事态势的日趋恶化，其“总体战”之功效不过昙花一现而已。而且由于蒋介石和桂系之间的历史纠葛，蒋对多谋善断、号称“小诸葛”之白崇禧并不放心。抗战胜利后，蒋介石任命白崇禧为有职无权的国防部长，而不令其实际带兵，即表现出他对桂系的防范之心。及至中共部队进军大别山，蒋不得不将白外放主持九江指挥部和华中“剿总”，但也并不意味着对其完全放手。李宗仁当选副总统后，白崇禧在外领兵，互为依恃，更使蒋介石平添忧虑，白崇禧对此心知肚明。华中“剿总”成立前，白崇禧有意表示辞职。5月19日，蒋介石致电白崇禧称：“辞职问题，不能照准，务望照常负责，切勿消极为要。”后在身边人的劝说下，白方才打消辞意。蒋、白之间因为面对共同的敌人——中共，关系得以维持，但双方芥蒂犹存，并影响到不久之后的徐蚌会战及蒋介石下野。

在军事战略方面，国民党军较内战初期表现出明显的退缩态势。1948年1月，参谋本部将其编制的当年《作战计划大纲》呈交蒋介石，提出：“在东北方面暂取机动防御，先击灭黄河以南陈毅、刘伯承各匪，尔后由鲁豫陕诸方面进出黄河北岸，与华北国军协同，打通津浦、平汉线之北段，击灭聂荣臻匪军，会师冀中，同时摧毁上党区匪巢，恢复各路交通，并准备出关收复东北。”这说明国民党统帅部此时不仅不再寄望收复东北，而且对黄河以北亦只能以守为主，而将作战重点放在黄河以南的中原地区。由于国民党军指挥官普遍感觉兵力不足，因此各地此时均在大力扩编部队，并更多地以新编部队、杂牌部队和地方武装担任守备任务，而以久经战阵的精锐部队编组机动兵团，实行“以机动对机动”、“以集中对集中”的战略战术，期以野战“击灭匪军主力”，恢复战场主动权。但即便如此，国民党军的战略正面仍然过广，须守点线过多，机动兵团顾此失彼，赋予中共各个击破的机会。蒋介石认为：“我军兵力不足，防不胜防，此剿彼窜，颇难为计。乃以暂取守势，沉机观变之法，加以深虑，所得结论，应求匪之要害，取而守之，使其不能不被动来攻，待其停攻挫折，而后再予以反击，清剿当易为力也。"1948年4月9日，蒋介石在行宪国大报告时将其新的军事战略表述为：“今后为使剿匪军事早日胜利，当着重消灭共匪兵力，因此，对于不必要的地点，在不妨碍国军进展的情形之下，将自动予以放弃，俾能集中兵力机动使用，随时以二三倍优势的力量，主动出击，歼灭共匪。”

中共在三路大军出击中原后，着重于创立中原根据地，与国民党军中原逐鹿，同时提出“注重学习阵地攻击技术，加强炮兵工兵建设，以便广泛地夺取敌人据点和城市”。在内战爆发初期，中共对城市并不十分看重，而特别注重消灭国民党军的有生力量，但毋庸讳言，城市是现代政治、经济、文化、社会活动的中心，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随着战场形势的变化，中共部队在以运动战与国民党军的一般性对抗中，已经逐步占据上风并有明显的心理优势，而如何攻克并稳固地占领国民党军坚固防守的城市，已成为中共在军事上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之一，也是中共夺取全国胜利的必经之路。因此，自1947年年中以后，在主要进行运动战的同时，中共部队也开始注重进行阵地战，并通过实战演练攻击城市的战略战术，准备与国民党军在城市攻坚战中进行较量。

中共部队以强攻方式占领较大城市始于华北。内战开始后，因为“在军事指导上犯了一些错误”，中共晋察冀战区的战绩不甚理想。1947年6月，晋察冀野战军重建，在经过整训之后，战力有了提高。10月13日，晋察冀野战军发起保（定）北战役，以1个纵队围攻平汉路上的徐水，威胁保定，另以2个纵队准备打援，企望在野战中消灭增援之国民党军。保定绥署主任孙连仲认为这是歼击中共之机，遂派出5个师自保定南下，又令第3军军长罗历戎率部自石家庄北上，企图夹击晋察冀野战军。晋察冀野战军打援部队主力本部署在徐水以北，但因南进之国民党军力量较强，难以分割歼灭，而北上的第3军孤军突进，野战军指挥部当机立断，决定集中主力6个旅调头南下，围歼第3军，同时以4个旅继续阻击北面的国民党军。经一日的强行军，晋察冀野战军于19日晚在清风店包围了第3军，复经3日激战，于22日全歼其军部及1个师共17000余人，俘军长罗历戎。这是晋察冀部队自内战开始后首次歼灭国民党军1个师以上的部队，对提高部队的作战士气与信心具有重要意义。

第3军主力在清风店被歼，石家庄守军即处于危境。石家庄（又称石门）位于平汉铁路和正太石德铁路的交会点，战略位置十分重要。但因国民党军迟迟不能打通平汉路，石家庄早成孤城。6月间，白崇禧向蒋介石提出，“石家庄与保定两点均常受匪之围攻，均以兵力不裕被动受困”，“似此莫若放弃石家庄，将第三军转用于保定，使据战攻守得有余力，战术上收主动机动效果”。清风店战前，蒋介石已有意将第3军一部调至保定，但因为石家庄的战略地位，蒋难于决策放弃石家庄。清风店战后，驻守石家庄的只有第3军32师及部分地方团队，兵力薄弱，军心动摇，而且其周边为一望无际的华北大平原，四周没有城墙，与其他深沟高垒的坚城相比，相对较易突破，晋察冀野战军遂决定乘胜进攻石家庄。为此，他们进行了较为充分的准备，尤其是精心演练了攻城战术，准备了充足的作战物资，集中了全部炮火。攻城战发起前，解放军总司令朱德亲临晋察冀部队，指示“以阵地战的进攻战术为主要方法”，“用坑道作业接近堡垒，用炸药爆破，加以炮击，各个摧毁，采取稳打稳进的办法”。11月6日，晋察冀野战军以2个纵队4个独立旅开始进攻石家庄，经过2天的作战，占领了机场和外围据点，随后在炮火支持下攻击城区。守军初始仍凭据点坚守，并得到空军的轰炸支持，战斗十分激烈。但守军毕竟人数有限，外援相距甚远，在晋察冀野战军连续不断的猛烈攻击下，坚守意志逐渐动摇，防线渐趋崩溃。10日，晋察冀野战军突入城内，12日占领全城。攻克石家庄开中共部队“夺取大城市之创例”，最大的收获是“提高了战术，学会了攻坚，学会了打大城市”。

继石家庄之后，中共晋冀鲁豫部队又在晋南连续攻下了运城和临汾两城。运城为纵贯山西全省的同蒲路南端重镇，也是由山西进入陕西关中平原之门户，时由胡宗南部的1个团驻守。虽然守军数量并不多，但城坚堡固，1947年5月和9月，晋冀鲁豫部队二打运城，均未得手。12月中旬，晋冀鲁豫和西北野战军各1个纵队联合发起对运城的第三次攻击，并运用坑道作业，以数吨炸药炸开城墙，打开缺口，终在27日突入城内，次日攻下全城。此后，晋冀鲁豫军区第一副司令员徐向前指挥2个纵队和地方部队共5万余人，准备攻打晋南最大的城市和交通枢纽——临汾，以完全控制晋南，切断阎锡山与胡宗南集团的联系。临汾时有阎锡山部第66师、胡宗南部整编第30师30旅及地方部队共25000余人驻守，以阎部第6集团军副总司令梁培璜任总指挥，共有城外据点、环城工事、城墙壕沟和城内核心工事四道防线，可谓城坚墙高壕深，设防坚固，易守难攻。攻方晋冀鲁豫部队多半刚由地方部队升级后组成，作战经验较少，尤其是缺乏攻击坚城的经验，火力配备不足，只能将攻击重点放在以土工坑道作业为主，准备用爆破方式打开缺口。守方阎锡山、胡宗南部队地处孤城，外无援兵，又无力突围，内部指挥系统不一，是其防守的不利因素，但是面对守城生死战，此种危境又可促使其更加顽固地坚持下去，以图死中求生。守城指挥官梁培璜颁布了所谓“八杀”令，即放弃阵地者、不援友邻者等均在必杀之列，以此胁迫部下坚守。因此临汾虽非大城市，战场地位既非特别重要，攻守双方参战部队亦非头等主力，但战斗之激烈残酷程度却远胜于许多大城市的攻防战。

1948年3月7日，晋冀鲁豫部队发起临汾作战，在经历了城外逐点争夺的激烈战斗并付出重大伤亡后，于30日攻至临汾城下。此后双方主要以坑道战相对峙，4月10日，晋冀鲁豫部队以3条坑道同时爆破而打开缺口，突入临汾东关，守军依托坚固工事继续固守。攻城部队连日向城墙挖掘坑道，守城部队则不断予以破坏，历经1月有余的反复争夺，攻城部队终在5月17日成功地在城墙下引爆了装有数吨炸药的两条坑道，将坚固的城墙炸开了两个大缺口，随后突入城内，与守军展开巷战。在晋冀鲁豫部队的猛烈攻击下，守军最终失去抵抗意志，临汾全城被攻占，梁培璜于仓皇外逃时被俘。临汾战役为典型的城市阵地攻坚战，攻守双方在城内外进行了反复的逐点争夺。中共部队在重武器不足的情况下，发展出一套较为完整的坑道作业战术，以较易获取之炸药弥补炮火之不足，在以坑道爆破打开缺口之后，继以迅速的突破打乱守军的防御体系，夺取全城。此役历时72天，晋冀鲁豫部队以伤亡15000余人的代价攻下临汾，完全控制了晋南，并隔断了阎锡山集团与胡宗南集团的联系。随后，徐向前又在6月中旬指挥华北第1兵团发起晋中战役，在1个多月的时间里，歼灭阎锡山部队8个师，俘其野战军总司令赵承绶。此后除太原和大同两座孤城外，山西已全部为中共控制，阎锡山困守太原孤城，一筹莫展。

1948年3月，胡宗南所部在陕北宜川失利，西安震动，胡宗南急令在豫西的裴昌会兵团撤回陕西布防，致洛阳成为孤城。中共华东野战军陈士榘和中原野战军陈赓部4个纵队遂发起洛阳战役。洛阳守军为青年军第206师及地方部队共2万余人，有较为完备的永久性防御工事体系，利于坚守，而且国民党军在陇海和平汉铁路均驻有重兵，随时可以增援洛阳，因此中共攻城部队需要速战速决，避免胶着于坚城下之不利。陈士榘和陈赓决定以2个纵队攻城，1个纵队阻击郑州援军，1个纵队阻击潼关援军。3月8日，战役发起，进展较为顺利，于11日夜突进城区，与守军进行激烈的巷战。第206师师长邱行湘为少壮派军人，缺乏实战经验，在战役之初即过早动用了预备队，导致城垣被突破后，缺乏机动兵力填补缺口，只能在12日晚率残部退至城内核心阵地固守待援。此时国民党派出孙元良第47军自巩县沿陇海路向西，胡琏第18军自登封向西北救援洛阳，但在中共部队的坚决阻击下，援军一时无法赶到。14日晚，第206师被全歼，邱行湘被俘，而国民党援军至17日才进至洛阳城郊，但他们并无多余兵力长期据守洛阳，只留下了1个团守城。4月5日，陈赓部再克洛阳，并稳固地占领之，国民党军中原战场和西北战场的联系也因此而告中断。

1948年7月，中原野战军进行襄樊作战。襄樊为湖北省西北部襄阳和樊城的合称，交通便捷，号称“七省通衢”，“控川陕豫鄂之门户，握武汉三镇之锁钥”，向为兵家必争之地。1948年3月，国民党在此设立第十五绥靖区，由三青团出身的反共悍将康泽任司令，驻有3个旅2万余人，并构筑了坚固的永久性防御工事。6月间，中原战场的国民党军因豫东战役而东调，襄樊周围兵力空虚，态势孤立，中原野战军遂抓住战机，于7月初发起襄樊作战。国民党军因态势不利，老河口和樊城守军主动退往襄阳，加以襄阳地形有利，工事坚固，中原野战军在6日发起攻击后，进展不快，伤亡较大。此后中原野战军调整部署，放弃对襄阳外围山头的进攻，集中兵力于14日对襄阳城发起总攻。15日晚，中原野战军突入襄阳城内，16日下午全歼守军，俘康泽和十五绥靖区副司令郭勋祺。

经过石家庄、运城、临汾、洛阳、襄阳等一系列攻坚实战演练，中共部队的攻坚能力有了较大提高，并发展出一套较为完善、灵活多变的攻城战术，对于攻取坚固设防的中等城市有了一定把握，与攻城相配合的打援战术也得到了演练提高。与此同时，攻城所需的后勤支持、占领城市之后的接管政策等等，也随着占领城市的增多而日渐完善。但这些被攻占的城市多为中等城市，且位置较为孤立，守军也非国民党精锐主力，如何攻取国民党军重兵防守的大城市，并在野战中消灭国民党军的精锐重兵集团，仍为中共部队需要在此后的实战中解决的问题。(www.xing528.com)

在全国各战场中，东北战场的国共军力对比早已攻守易势。陈诚到任后大力扩军，整肃军纪，并以动用美援面粉修工事为由，撤换了因防守四平而闻名的战将陈明仁，企图稳定东北战局。但经过东北民主联军1947年9月中旬至11月初的秋季攻势，国民党军的防线继续收缩，所占地盘日渐缩小，在东北占有的主要城市下降到只有20余座，且各城市之间的交通联络几被切断，补给困难，兵源枯竭，已完全处于守势。陈诚只能集中兵力，固守沈阳、长春、吉林、四平、锦州等要点，并在沈阳周边地区集中新1军、新3军、新6军和第53军编组为机动兵团，准备依托交通干线，担负往来救援任务。陈诚的对手东北民主联军，1948年1月1日改称东北野战军，下辖9个纵队35万人的野战部队，加上直属部队8万人，地方部队31万人，总兵力达到74万人。中共在东北的根据地以北满为中心，延伸到东、西、南满，经过土改与剿匪，后方稳固，交通便捷，后勤支援有可靠的保障，兵力动员源源不断，已经基本具备了与国民党军全面较量、打大战打硬仗的实力。

根据东北国民党军的态势和部署情况，林彪决定将冬季攻势的重点南移，在沈阳周边地区作战，以打击国民党军与关内联络的通路，并吸引华北国民党军援救东北，配合关内作战。1947年12月，东北野战军集中全部9个纵队的主力，发起冬季攻势，28日攻克沈阳西北郑家屯至大虎山铁路线上之彰武。彰武离沈阳不过90余公里，其丢失直接威胁到沈阳安全，陈诚决策集中5个军的兵力，在西起新民、东至铁岭的宽大战线，向沈阳西北推进，企图与东北野战军进行决战。1948年1月5日，东北野战军4个纵队以迅捷动作，将位于国民党军左路的新5军围困在公主屯地区，另以3个纵队切断其与中路和右路部队的联系，2个纵队待机打击国民党援军。陈诚一面令新5军坚守待援，一面令其他4个军加速救援，但均被东北野战军部队阻止在公主屯周边地区，无法靠近。7日，新5军军长陈林达见援军迟迟不能接近，遂率部突围，但被东北野战军部队包围全歼，陈林达被俘。公主屯之役震动沈阳，陈诚眼见无法挽回东北危局，刚来东北时的“雄心”早已不复存在并萌生了去意。1月10日，蒋介石亲飞沈阳，决定成立东北“剿匪”总司令部，调卫立煌为东北行辕副主任兼“剿总”总司令，并自胶东调范汉杰率整编第54师增援东北。2月12日，卫立煌又出任东北行辕代主任。陈诚实际离开东北的指挥岗位，回到南京，并在行宪国大召开期间，受到诸多东北籍代表的指斥，狼狈不堪。

新任东北“剿匪”总司令卫立煌在十年内战期间就与中共交过手，并在皖西大别山作战中立有“战功”，国民政府当时将金寨县改名“立煌县”，以示表彰。抗战后期，卫立煌一度担任中国远征军总司令，亦有战功，东北不少将领为其当时的下属，便于其指挥。这两个因素，是蒋介石挑选卫立煌到东北任职的重要原因。但时过境迁，此时的中共实力与抗战前的中共实力早不可以道里计，卫立煌哪有回天之力；而且抗战初期他在华北与中共部队有所合作，与中共将领建立了良好的关系，对中共的认识也有了变化，对“剿共”并不积极。抗战结束后，卫立煌被蒋介石弃置一旁，携夫人去欧洲考察，此时临危受命，实为跳“火坑”，自无积极作战之心。他到任后，认为“共军目前采用的战法是围城打援，我们绝不能轻举妄动，上其圈套”，因此提出“蓄聚力量，固守沈阳，以待时局的变化”。2月2日，他致函蒋介石，强调东北“我既居于不利态势，兵力火力又俱感不足，如骤然采取攻势，纵能顺利，如不能将匪击破，解决战局，陷于僵持，匪众我寡，势难应付，设遭顿挫，恐益陷于战局之不利，似宜谋定后动，先竭力完成作战诸准备，以策万全”。

东北野战军在公主屯作战获胜后转兵沈阳以南，2月6日占辽阳，19日占鞍山，25日占营口，27日占开原。卫立煌坚持其稳固防守、蓄聚力量之方略，未令国民党军出援。3月4日，东北野战军以3个纵队发起对四平的攻击，四平守军上年遭遇中共部队的沉重打击，战力大不如前，军长陈明仁被撤职后，士气亦大受影响。此次东北野战军以绝对优势兵力攻击，攻城作战从12日到13日，不过两天即全歼守军，完全占领四平。与此同时，驻守吉林的国民党第60军因态势孤立，从9日开始奉命撤退，至11日撤至长春。至此，东北野战军发起的冬季攻势结束，国民党军退缩至以沈阳、长春、锦州三城市为中心的孤立地区，已完全丧失了对东北局势的掌控权，处于被动挨打的境地。

西北战场是全国各战场中国民党在军力上仍明显占优的战场，但其兵力优势也已从内战初起时的十倍于中共渐次下降为1947年底的五倍于中共，而且因分兵据守，还要不时兼顾晋南与豫西作战，机动兵力不足，又因频繁调动而疲于奔命，部队士气低落。1947年10月上旬，中共西北野战军在陕北连续攻占延川、延长和清涧，歼灭整编第76师，俘师长廖昂。10月底，西北野战军以3个纵队再度出击榆林，但因准备不够充分，攻城兵力不足且缺乏攻击坚城之经验，11月初的两次强攻均未得手。为解榆林之围，国民党派邓宝珊率部自包头向西救援，同时由宁夏马鸿逵派兵自定边向东救援。马家军受命后行动甚为迅捷，很快即逼近榆林前线，迫使西北野战军不得不自榆林城下转移，首先打击马家军。两军在元大滩发生激战，马家军避开西北野战军锋芒，改道于20日进至榆林城下。西北野战军打援设想未能实现，攻击榆林战机已失，遂撤出战斗，转移休整。

1948年1月上旬，西北野战军举行前委扩大会议，总结内线作战的经验教训，决定不失时机地转入外线作战，恢复并扩大根据地，策应中原战场的作战。彭德怀选择陕北中部的宜川作为外线首战之地，因为宜川邻近陕甘宁根据地，驻防胡军只有2个团，攻击宜川，既可避开胡军主力，乘虚而入，又可调动胡军增援，争取伏击消灭其主力一部。彭德怀将此战重点放在打援方面，在胡部援军可能经过之洛川至宜川公路上预伏3个纵队的全部和2个纵队的主力，而只以2个纵队的一部攻击宜川。2月24日，西北野战军发起宜川作战，但故意示弱，对宜川攻而不克，以吸引胡军增援。胡宗南果然上当，即令第29军军长刘戡率部沿洛川至宜川公路驰援宜川。28日，刘戡部进至距宜川20余公里的瓦子街以东地区。时值大雪，此地“丛山耸叠，沟谷纵横，雨雪载途，遍地冰封，运动尤为困难”。刘戡部“为此不良之天候地形所局限，车辆人马拥塞于途，两侧山地攀登不易，能见度尤受雨雪之影响”，“既乏详确相对之研判，备用之诸般计划，亦未预作必要之策定，故一旦进军隘道，即陷多面包围之苦境”。彭德怀集中西北野战军主力，自公路两侧的山地，居高临下，对刘戡部发起攻击。自29日至3月1日2天激战，刘戡部2个师24000余人被全歼，刘戡及第90师师长严明等高级将领均死于战阵之中，3日西北野战军乘胜攻占宜川。此战国民党“全陕主力几乎损失三分之一以上，维持关中与延安据点，已甚为难”。蒋介石得报后极为震怒，称宜川丧师为国军“剿匪”最大之挫折，认为胡宗南“疏忽轻率，未能研究匪情，重蹈覆辙，殊为痛心”，下令将胡撤职留任，参谋长盛文撤职查办。3月6日，蒋介石指示在兰州的西北行辕主任张治中速赴西安坐镇，统一指挥陕甘宁青部队，以挽危局。但张不愿参与“剿共”战事，呈复称：“新疆局势严重，不能舍新赴陕，三马（马鸿逵、马步芳、马鸿宾）不能随意调用，事实上统一指挥亦仅胡宗南所部而已，仍请由胡主任负责到底为宜。”蒋只能令“陕西军事仍以胡主任负责，张主任应督饬甘宁部队协同作战”。

宜川战役之后，西北野战军为进一步打击胡宗南，收复陇东和三边地区，建立新的根据地，缓解陕北地域狭小贫瘠所造成的困难，乘胜转入外线攻势，4月中旬以主力4个纵队分三路进军国民党军兵力布防极为薄弱的西府地区（西安以西的泾河与渭河之间地区古称西府）。4月26日，西北野战军攻占陕西第二大城市、胡宗南的后方兵工补给基地与交通重镇宝鸡，直接威胁西安。胡宗南急令裴昌会兵团自陕中驰援宝鸡，同时令所部放弃洛川和延安，自陕北向南收缩。4月21日，西北野战军再占延安。两天前蒋介石刚刚在行宪国大上当选为总统，与一年前国民党军进占延安时蒋的趾高气扬相比较，国民党军低姿态地放弃延安实在不能给他这位以高姿态当选的新总统一点面子。

西北野战军出击西府地区，因远离后方，态势较为孤立，被蒋介石认为是求歼之大好机会。他命令胡宗南“彻底以大军轻装尾匪穷追，不使稍有喘息之能力，尤应不分界域越境追击，马继援部应协力向西南堵击，务将匪军完全歼灭”。国民党军以裴昌会兵团4个整编师自东向西，马步芳部整编第82师自西向东，以东西对进夹击西北野战军。东线裴昌会部兵力占优，西线马家军则以骑兵开道，中共部队缺乏与之交手的经验，分别在东西两线担任阻击的西北野战军2个纵队节节后退。4月27日，裴昌会部进至凤翔，离彭德怀司令部不过10余公里，彭德怀遂决策撤出宝鸡，令主力向西转进，准备首先打击马家军。5月3日，西北野战军越过西（安）兰（州）公路，在陇东遭遇以逸待劳的马家军整编第82师，一时难以突破，而后路被裴昌会兵团切断，势处险境。彭德怀果断决定撤离战场。面对十分不利的态势，西北野战军且战且退，以顽强作战的精神，在陇东荔镇和萧金镇之间打破国民党军的围追纠缠，于5月12日撤回陕甘宁根据地。此次出击西府地区，西北野战军未能完成预定的战役目标，伤亡15000余人，是内战爆发后西北野战军所受的最大损失，一时伤了元气。彭德怀总结失利原因为：轻敌，急躁，主观主义，冒险主义，表示“个人应负更多的责任”。国民党方面则以此役暂时缓解了宜川战役失利所带来的震动，胡宗南所受的撤职留任处分也因此而被撤销。

在山东战场，自1948年3月起，华东野战军山东兵团连续发起胶济路西段和中段作战，基本控制了胶济路。5月底，山东兵团发起津浦路中段作战，连克泰安、曲阜等城。6月20日，山东兵团以2个纵队的兵力攻打津浦路中段重镇、第十绥靖区所在地兖州。因国民党军在豫东吃紧，原定增援兖州的整编第25师转用于豫东，济南援军第96军则慑于中共部队的阻击，在到达大汶口后即停滞不前，兖州遂处于孤立无援之境地。7月13日，山东兵团攻下兖州，全歼整编第12师，俘师长霍守义，第十绥靖区司令李玉堂化妆脱逃。从此，国民党军在山东只能困守于济南和青岛两城，且态势孤立无援，处于完全不利的局面。

国共战争第二年最重要的战场仍为中原。白崇禧主持在中原地区对中共部队的“围剿”作战，以平汉、陇海铁路构成十字阵形，“采取堵截、追剿、封锁、破坏诸种手段，断其人员、物资之接济，使其野战军疲劳、饥饿，弹药缺乏，士兵逃散，易于消灭”。进军大别山区的中共刘邓部队，虽然“吸引了蒋介石南线的一半以上的兵力，保证了其他地区的胜利展开”，但是部队在挺进中原的过程中受到了较大损失，进入大别山区后，又面临着国民党大军的不断“围剿”，难以有相对稳定的环境进行整补，加以大别山“战略机动范围不大，容不下更多的部队”，刘邓部队的处境较为困难。1948年初，白崇禧决定在大别山实行分区“清剿”，决定“依各部队一定之责任地区，彼此紧密协调，步步为营，稳扎稳打，逐次向心清剿，压缩匪军而聚歼之”。为了打破国民党军的“清剿”计划，刘邓主力在3月间全部自大别山区转入河南淮河以北地区休整。此时刘邓部队减员近半，武器方面的损失更大，一般每个连只有30余支枪，子弹不足一个基数，重装备则减少大半，山野步炮合计只有不到50门，平均每门炮可用的炮弹只有1发稍多一点。部队为南进“吃苦头最多，付出了代价”。

中原战场自古以来即为兵家必争之地，对国共两军相争也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为了打破中原战场的相持局面，进一步调动与分散国民党军，与国民党争夺中原战场的主动权，中共准备实行进一步南进作战方案。1947年中刘邓部队挺进大别山时，中共中央军委就曾指示陈毅和粟裕，令其部署叶飞、陶勇和两广纵队先出皖西，再相机渡江至皖南，最后在闽浙赣建立根据地。后因种种原因，此方案未付实行。1948年1月，中共重新提出此案，要求粟裕率3个纵队“渡江南进，执行宽大机动任务”，创建闽浙赣根据地，以“迫使敌人改变部署”，减轻中原部队的压力，并进一步威胁国民党统治的中心地区。2月，中共决定由粟裕任东南野战军第1兵团司令员兼政委，由其率部于5月下旬出动，执行渡江南进任务。随后，粟裕率华东野战军第1、4、6纵于3月转至黄河以北的河南濮阳地区整训，准备南进。

受命指挥渡江南进作战的粟裕，对此方案作了认真的思考，在濮阳整训期间，“认真研究如何贯彻中央军委的战略意图，主要是权衡分兵渡江作战有利，还是集中兵力在中原作战有利”。粟裕认为：为了彻底打败国民党，必须与国民党军进行大的较量，打大歼灭战，而在中原黄淮地区打大歼灭战的条件已经基本成熟，因为该地区一马平川，便于集中兵力，进行大兵团机动作战；又有山东和晋冀鲁豫根据地为依托，可以得到充分的后勤支持。如果以3个纵队渡江南进，虽可威胁国民党统治的中心地区，牵制国民党军兵力，但不利因素亦很明显，一是远距离行动，在缺乏后方支持的情况下，补充问题难以解决；二是估计国民党不会将在中原的几支主力部队（如第5军和整编第11师）调回江南，达不到预期目的。这样，中共在中原的战场兵力减少，而国民党军基本不动，将增加打大歼灭战的困难，也不利于尽快消灭国民党军的主要力量；南进部队考虑到减员、环境等因素，也发挥不出打野战的长处；加以新区作战，远离后方，没有后勤补给，缺乏群众支持，伤病员问题也难以解决。经过综合考量与深思熟虑，粟裕认为还是以留在中原战场继续作战更为有利。粟裕的看法与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开辟江南战场、实行远距离跃进作战的战略意图明显不一致，但出于对上对下高度负责的精神和态度，出于由战场实践而对跃进作战之利弊得失的仔细思考，粟裕还是在4月18日正式向中共中央军委报告了自己的想法，这是粟裕在全面内战爆发后第二次就有关作战方向的重大战略问题提出自己的建议。粟裕的建议得到了刘伯承和邓小平的赞同，他们认为“如果过江与自身准备尚不充分，则以迟出几个月为好”；“如果粟部迟出，加入中原作战，争取在半后方作战情况下多歼灭些敌人，而后再出，亦属稳妥，亦可打开中原战局”。陈毅也认为，“部队南下后，脱离后方，无休息整顿，连续作战，艰苦疲劳，情绪受影响”。这些意见和看法是在综合了粟裕的建议和刘邓部出击大别山的经验教训后之所得，对于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最终决策有重要的影响。

4月30日至5月7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在晋察冀城南庄召开扩大会议，专门讨论南进问题。在听取了陈毅和粟裕的汇报说明并认真讨论后，最后决定粟裕部暂不南进，集中兵力在中原打大仗，尽可能将国民党军消灭在江北。5月5日，中共中央军委致电刘邓和华东局：目前渡江尚有困难，目前粟裕兵团的任务，尚不是立即渡江，而是开辟渡江的道路，即在少则四个月多则八个月内，在汴徐线南北地区歼灭敌第5军等十一二个旅为目标，完成准备渡江之任务。为了加强中原根据地的领导，方便中原和华东两大区的协调行动，统筹作战事宜，中共中央同时决定，将华中根据地之外的陇海路南全部地域划归中原局领导，任命邓小平为中原局第一书记，陈毅为第二书记，邓子恢为第三书记；刘伯承为中原军区及中原野战军司令员，陈毅为第一副司令员，邓小平为政委；陈毅仍为华东野战军司令员兼政委，在其任职中原期间，粟裕为华东野战军代理司令员兼政委。经过这番调整，中共从战略战术和组织领导各方面为中原决战准备了条件，大战的战幕即将在中原拉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