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力量全面崛起，决战中国命运

与抗战前相比，抗战胜利后的中共已经是一支占据广大地域、有众多人口和军队、在中共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之下、富于严密组织和纪律的力量。全面内战爆发时，中共根据地约有100万平方公里的面积，近1亿人口。虽然各根据地之间仍然处于被分割的状态，占据的大城市很少，军事和经济实力远不如国民党，但仅就地域与人口这两项指标而言，已经为中共提供了与国民党对抗的相当潜力与余地。毫无疑问，在战后国共对抗之初，国民党处于强势地位，中共处于弱势地位，但强弱之势非不可易，全局之弱势未必不可以局部之强势弥补（如孟良崮之役），军事之弱势未必不可以其他方面之强势弥补（如中共宣传战之成功），组织动员能力之高下亦可决定能否充分发挥其潜力（如国共对学运运用之不同结果）。所谓运用变化存乎于心，能够从实际情况出发并作出决定，便可以把握并创造机会，造成强弱易势，最终由弱而强，这就是中共走过的成功道路。何况战争不只是直接的战场相争，军事行动后面实际蕴含着政治、经济、组织等全方位的较量。经过抗日战争的八年历练，国民党的力量被磨蚀，共产党的力量在上升，在战争爆发一年之后，中共已经渡过了初期的困难局面，在军事上转守为攻，表现出总体实力的全面上升。

在全面内战爆发之初，中共将己方作战称之为对国民党进攻不得已之自卫战争，但在战争进行一年之后，国民党决定实行“戡乱”，而中共也相应改变了对战争性质的表述。1947年7月7日，中共中央发布纪念抗战十周年口号，将中共领导的武装力量称为人民解放军，此后，解放战争成为中共对这场战争的定性。7月21日至23日，中共中央在陕北靖边县小河村召开扩大会议，毛泽东在讲话中认为，“蒋介石在政治上更加孤立了……当然还没有到彻底孤立的地步”。他明确提出：“对蒋介石的斗争，计划用五年的时间来解决……现在不公开讲出来，还是要准备长期斗争……”随着中共在军事上转入全面的进攻，10月10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发布了毛泽东起草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正式提出：“本军作战目的，迭经宣告中外，是为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解放。而在今天，则是实现全国人民的迫切要求，打倒内战祸首蒋介石，组织民主联合政府，借以达到解放人民和民族的总目标。”“打倒蒋介石”是中共在战争初起时即已确定的目标，但因为主客观条件尚不成熟、民众还不易接受而未公之于众。此时公开提出“打倒蒋介石”的口号，说明中共能够适时把握形势的变化，提出最能动员军队、民众和社会各阶层的主张，并对战争前途有了充分的自信。如周恩来所解释：“一方面，我们已用事实证明给老百姓看，我们有力量打倒蒋介石；另一方面，老百姓也不要蒋介石，就连上层分子（除了少数反动集团外）、中产阶级也不想给蒋介石抬轿子了，也要推翻他了。所以这个时候提出打倒蒋介石正合时宜。”“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从此成为中共最有力的战争动员口号。《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还提出了中共在解放战争时期的八项基本政策：（1）成立民主联合政府；（2）惩办战犯；（3）实行人民民主制度，保障人民自由；（4）肃清贪官污吏，建立廉洁政治；（5）没收官僚资本，发展民族工商业；（6）废除封建剥削制度，实行耕者有其田；（7）承认各少数民族平等自治的权利；（8）废除卖国条约，与各国建立平等互惠关系。

随着战争形势日渐有利于中共，中共中央在政治、军事、经济等各方面提出了适应于形势发展要求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为战争的胜利和建国的理想而未雨绸缪。1947年12月25日至28日，中共中央在陕北米脂县杨家沟召开扩大会议。此时，中共三路大军出击外线已在中原立住阵脚，毛泽东这样表达他的心情：“大别山各兵团没有站住脚，我们不敢开这个会，我也不敢讲这个话，不敢写这篇文章，不敢讲伟大的转折点，蒋介石可以打倒。这篇文章要等一年半载再写。因为中原的部队站住了脚，胜利靠得住，现在我们要开会分析、估计，大胆地写文章，向全国人民号召，准备在几年内取得全国的胜利。”毛泽东在讲话中，对中共部队由守转攻表述为：“这是一个历史的转折点。这是蒋介石的二十年反革命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这是一百多年以来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他认为，“国内形势现在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其表现一是“人心动向变了”，在抗战以前“我们比较孤立”，抗战时期“我们逐渐得到人心”，现在人心问题已得到根本解决；二是国共力量对比变了，“二十年来没有解决的力量对比的优势问题，今天解决了”。基于这样的分析，毛泽东在会上作了《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报告，系统阐明了中共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总路线：政治上，在中共领导下，组成最广泛的民族统一战线，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经济上，没收封建阶级的土地归农民所有，没收官僚垄断资本归新民主主义国家所有，保护民族工商业，以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为总目标；军事上，提出十大军事原则，即先打分散和孤立之敌，先取中小城市和乡村，以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要目标，集中绝对优势兵力，不打无准备和无把握之战，发扬连续作战的作风，力求在运动中歼灭敌人，先取敌人守备薄弱的据点和城市，以俘获敌人的武器和人员补充自己，善于休息和整训部队。毛泽东还在报告中特别提出，对农村的中农和城市的中等资产阶级和上层小资产阶级应注意团结和保护，不要侵犯他们的利益，“绝对不许重复”过去的“左”倾错误。毛泽东的这个报告成为中共在“建立新民主主义中国的时期内，在政治、军事、经济各方面带纲领性的文件”。其后，毛泽东将中共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总路线概括为：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这是毛泽东积其多年实践，总结中共成立以来尤其是抗战以来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并集中了中共全党智慧所得出的思想精华。

1947年12月会议，标志着中共已经确定了夺取全国胜利的基本路线。此后，中共中央开始“集中全力解决在新形势下面关于土地改革方面、关于工商业方面、关于统一战线方面、关于整党方面、关于新区工作方面的各项具体的政策和策略的问题，反对党内右的和‘左’的偏向，而主要是‘左’的偏向”。鉴于以往的经验教训，毛泽东特别告诫全党在胜利形势下应该保持谨慎态度，“现在敌人已经彻底孤立了，但是敌人的孤立并不就等于我们的胜利”；“如果我们的政策不正确，比如侵犯了中农、中等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民主人士、开明绅士、知识分子，对俘虏处置不当，对地主、富农处置不当，在统一战线问题上犯了错误，那就还是不能胜利，共产党会由越来越多变成越来越少，蒋介石的孤立会变成国共两方面都孤立，人民不喜欢蒋介石，也不喜欢共产党。这个可能性是有的，在理论上不是不存在的。”中共此时已经认识到，在胜利形势下“左”倾偏向正在发展，并将有损于革命的根本利益，因此在确定了革命总路线之后，应特别注意革命的政策和策略。就是在纠正“左”倾偏向的过程中，毛泽东写下了那句日后家喻户晓的名言：“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各级领导同志务必充分注意，万万不可粗心大意。”

在纠正土改“左”倾偏向的同时，中共也注意到纠正城市工作中的“左”倾偏向。因为中共长期以农村根据地和武装斗争为工作中心，干部也多来自农村，对城市工作的复杂性和重要性缺乏认识与实践，故在占领城市的初期曾不断发生违反政策和纪律的错误。如在中共最早转入进攻的东北，“除少数城市外，都曾发生过违犯城市政策和工商业政策的行为”。1947年11月，中共部队在关内攻克第一座较大城市石家庄，出现了进城部队乱拿乱搬物资、破坏生产设施的情况，城市秩序也发生混乱，“很久还不能停止，后来实行戒严，断绝交通，并枪决数人才停止下来”；同时，还不恰当地以乡村清算恶霸地主的经验用于城市，提出工人、贫民当家，清产打人，“在全市引起恐慌”。中原部队对于公共建筑、工厂学校、文化事业、教堂庙宇等，“作了相当普遍的严重的破坏”，被邓小平严厉批评为：“我们许多领导同志，至今还没有真正觉悟到这种农业社会主义的破坏性是反动的罪恶的行为。”这些情况引起了中共中央的高度重视。城市的经济社会生活和阶级关系较农村更为复杂，简单地套用农村工作的经验用以指导城市工作，已被证明不切实际。随着军事上的不断胜利，占领的城市越来越多，城市工作对中共的意义也越来越大，中共中央适时提出“将党的注意力不偏重于战争与农村工作，而引导到注意城市工作”，并“使现已取得的城市的工作在我们手里迅速做好”，“对今后取得的城市的工作事先有充分的精神准备与组织准备”。

鉴于各解放区“均可能在最近收复一些中等的和大的城市，而这些城市收复后又可能长期归人民所有，如何去收复城市，收复后又如何管理，这在党内一般是还没有完全解决的问题”，所以自1948年初起，中共制定了一系列关于城市工作的路线、方针和政策，要求必须避免对于中小工商业者和一般知识分子采取任何冒险政策；对于“某些地方的党组织违反党中央的工商业政策，造成严重破坏工商业的现象”，“必须迅速加以纠正”。4月8日，毛泽东在《再克洛阳后给洛阳前线指挥部的电报》中，以“一切作长期打算”为基础，较为系统地提出了中共的城市接管政策：（1）极谨慎地清理国民党统治机构，只逮捕其中主要的反动分子，不要牵连太广；（2）对于官僚资本要有明确界限，小官僚和地主所办的工商业不在没收之列，一切民族资产阶级经营的企业严禁侵犯；（3）禁止农民团体进城捉拿和斗争地主；（4）不要轻易提出增加工资减少工时的口号；（5）不要忙于组织城市人民进行民主改革和生活改善的斗争；等等。其基本精神是以谨慎态度对待城市工作，在接管之初暂时维持现状，留待熟悉情况、稳住阵脚之后，再作进一步的打算和改革。根据城市接管的经验教训，6月10日，中共中央又批转了东北局的指示，决定在新占领的城市实行短期的军事管理，将城市接管从过去的党政军各自为政，转变为由单一机构实行集中统一的、自上而下的领导，以保证城市接管的协调有序和接管政策的切实执行。经过政策的调整，中共的城市接管工作有了很大改观，摆脱了最初的某些混乱无序状况，在新占城市采取了“宁缓勿急，宁慢勿乱，争取时间进行调查研究，弄清情况，逐步的、有轻重的处理问题的稳重方针与工作态度”；“在缺乏准备，缺乏把握的情况下，宁可暂时维持原状，决不轻易进行改革，以便争得时间，具体深入调查研究，进行周密部署”。中共由此基本上做到了新占城市接管后的稳定有序，使城市的正常生活和生产迅速得以恢复，对于巩固和发展中共革命胜利的形势，争取尚在国民党统治下的城市人心具有重要作用。为了避免各地在政治军事经济等方面自行其是的做法，加强集中统一领导，中共中央还要求各中央局、中央分局、野战军和军区，每隔两个月必须向中共中央作一次综合报告，上述单位向下属所发指示亦须同时报送中共中央，以“坚决地克服许多地方存在着的某些无纪律状态或无政府状态，即擅自修改中央的或上级党委的政策和策略，执行他们自以为是的违背统一意志和统一纪律的极端有害的政策和策略”。

与国民党相比，中共的一大优势在其组织与动员能力。中共有一套自上而下完备的组织系统，并且能够深入到根据地的几乎每一个基层村庄。以山东根据地为例，全面内战爆发时，中共党员已占总人口的1%左右，几乎村村有党员。这些党员通过小组和支部的活动，组织与联系群众，向上层层经过乡、区、县、地区直至大区党委，最后集中至中共中央。中共又在其外围建立了一系列群众组织，如农会、工会、青年团、妇女会和儿童团等，将各种人口按其所属集中在组织中。还以山东根据地为例，抗战胜利时，已有农会会员133万人，工会会员15万人，青年团员36万人，妇女会员131万人，儿童团员89万人，共404万人，占根据地总人口的27%。长期以来，中国是自给自足的农耕型社会，历史上的组织系统，极少能够到达农村基层。近代以来列强的入侵，虽然使中国的社会形态发生了很大变化，但国民党政权基本上仍以城市为其统治重心所在，农村仍为乡绅当道，统治系统与国民党的组织联系并不十分密切。中共则在其根据地创立了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从最基层的村层层而上直至中央的一套完整的组织系统，使得原本非常松散的基层社会被有效地组织起来，服从中共的集中统一领导，上传下达，运用自如，确保中共的指示可以在短时间内从上而下、通过层层的组织系统付诸实施。中共部队在战争期间进行后勤保障的实践证明，这一套组织系统发挥了非凡的作用，非常富于成效，大大弥补了中共在物质层面相对于国民党的弱势。(www.xing528.com)

对于现代战争而言，后勤保障居于十分重要的地位，没有可靠的后勤保障，战争的进行是不可想像的。中共军队与国民党军队在物质装备方面的差距甚大。内战开始时，国民党军主力整编第11师有汽车360辆，而到1948年底淮海战役期间，中共山东根据地出动运输补给的汽车也不过219辆。所以国民党从常理出发认为：“大规模会战决不是没有后方补给线的共军所能胜任的，不单是武器弹药的消耗无法补充，就是几十万人每天所需的粮食，亦会无法供应的。”但是战争的实践证明，国民党大大低估了中共以其卓有成效的组织系统所可动员的人力、物力及其成效。以淮海战役为例，中共华东和中原野战军在东起江苏海州，西至河南商丘，南起安徽淮河，北至山东临城，东西宽350余公里，南北长250余公里，数万平方公里的地域上，进行了长达两个月的战役，共有作战部队和民工等计150万人及军用马匹需要供应粮食及马料，日均消耗粮食及马料350万到500万斤，加上大量的武器弹药补给，后勤供应创下中共部队有史以来之最。为此，中共动员了华东、中原、华北区的543万民工（其中随军常备民工22万人，二线转运民工130万人，临时民工391万人），21万副担架，88万辆大小车，35万副挑子，77万头牲畜，8500余艘民船，共计运送粮食96000万斤，将前线11万名伤员转运后方。运输物资最远自千里之外起运，主要以人力运至前线（其中汽车运输415万斤，火车运输7591万斤），其间还需克服种种自然（如道路、河川阻隔）与人为（如国民党空军轰炸）的困难。因此，淮海战役总前委领导人之一陈毅曾经说过：淮海战役的胜利是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来的。这并非矫情的语言，而是当时的事实。基本以人力运输的方式，完成牵涉如此众多方面、消耗如此巨大数量的后勤供应，实在是战争史的奇观，也充分说明中共的组织动员能力已经达到了当时所可达到的高度。陈毅总结说：“数十万劳动人民的组织和指挥，逐渐形成系统和秩序，这是一门巨大精深的组织科学，这是在我党领导下中国劳动人民高度的政治觉悟与组织天才的伟大表现，这是我军能保持常胜光荣成绩的有力因素之一，没有这样一支伟大劳动人民志愿运输大军，我们休想战争能够胜利。”

中共在战争中的后勤保障多依赖于民工，民工又多来源于农村，尽管中共在农村实行的土改对动员农民具有正面和积极的意义，但对那些一向因小生产而生活习性散漫的农民，如何将他们以集体行动的方式动员起来亦非易事，其间经过了中共长期的组织动员工作。以山东根据地为例，在组织方面，设有支前委员会统一领导支前工作，下设人力、粮食、民站、人武等部，并从上到下建立相应机构，直到村一级。在动员方面，规定除荣誉军人、妇女、村长、病人及55岁以上和16岁以下者可免除劳役外，其他人均须服劳役，其中20岁以上、45岁以下者须服常备民夫。经过不断完善，逐步形成了一套较为完备的民工征集、使用和管理制度。民工被分为一线随军民工，直接保障部队供应，由纵队调度使用，服务期为半年至一年；二线常备民工，执行前后方之间的运输任务，由省级前方办事处负责，服务期2个月；临时民工，执行临时战勤任务，由当地政府组织，服务期根据具体任务而定。对于民工的生活标准、管理内容和教育方法，也都有具体的规定。为了既有利于保障部队供应，又可以节省民力，不影响农业生产，实行民工的统一调度，使用计划由军地双方共同决定，不得私自调拨，其中使用2个月及1000人以上者，由地区行署决定；使用半月内及1000人以下者由专署决定；使用3日内及200人以下者由县决定。一般情况下，一线随军民工约占民工总数的10%左右，每个纵队大约配备3500人和担架、挑子各500副，二线常备民工约占20%左右，三线临时民工约占70%左右。对于民工的征集，有主动的自愿报名、自报公议和轮流出工方法，也有被动的指定、摊派、雇佣和抽签方法，前者多实行于老区和半老区，后者多实行于新区。由于被动出工者纪律较差，逃亡较多，故一般不作为一线和二线民工使用。出勤民工实行军事编制，有干部带队，有中共党员分布在各队作为骨干，党员一般占到民工队伍的10%左右。为了提高民工出勤的积极性，除了采用供给制和义务制的民工外，也有实行包工制（根据运输数量予以提成）和提奖制（运输超额部分给予奖励）的民工。正是因为在充分动员的基础上，实行了一系列切实可靠的方法，从而保证了战争期间对民工的需求。据不完全统计，自1945年9月到1949年底，山东共计动员了1106万名民兵、民工，折合使用工日5.2亿个，使用非机动车147万辆，牲畜77万头，担架44万副，运送粮食11亿斤，转送伤员20万人。

中共的组织动员能力来自于可靠而有效率的组织系统。到1947年底，中共已有270万名党员，成为中国历史上空前强大的政党。虽然就人数而言，中共党员的数量仍不及号称有600多万名党员的国民党，但是与国民党“一不查成分，二不查思想”，组织庞大而散漫，甚至不交党费，党员对党缺乏认同感相比较，中共集中而严密的组织系统显然更具效率，更能确保党员在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下，作为党的一分子而发挥作用。到1947年，已经有过半数的中共党员是在抗战胜利以后，尤其是在革命高潮持续发展的形势下加入中共的，在晋察冀和晋绥区的党员成分中，旧中农已占60%左右，其中不少人缺乏以往长期严酷环境的考验，也不排除有些人乘机“捞一票”的想法。为此，中共决定开展普遍的整党运动，“展开批评与自我批评，彻底地揭发各地组织内的离开党的路线的错误思想和严重现象”，解决“党内不纯的问题”。中共领导人对整党问题看得很重，毛泽东认为，整去三四十万党员是必要的，否则就要失败。刘少奇则认为，“党内不纯，如果不整，就有亡党亡头之痛”。整党主要是在农村党组织中进行，在军队则结合整党进行了新式整军运动（即诉苦和“三查三整”，查阶级、查工作、查斗志，整顿组织、整顿思想、整顿作风）。尽管在整党中发生了“过左过火”的情况，“有把对付敌人的方法对付自己同志”，伤害了一些党员，但是通过整党，要求党员在思想上、组织上与中央保持一致，“提出党的铁的纪律，谁敢违反一下，给他一个头破血流。同时要行动一致，不准自由主义”，对于中共在迅速扩大基层组织的同时，确保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仍然具有相当的意义。

经过各方面的政策调整，中共的工作“在新的政治形势和政治任务之下，走上了健全发展的轨道”。1948年初，毛泽东十分自信地总结说：自日本投降后，特别是1947年这一年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可以说是一个伟大的事变，敌我双方的形势都有了根本的改变。政治方面，人心动向完全改变，人心向我，把希望寄托在共产党身上，对蒋介石深恶痛绝。军事方面，1947年7月我们转入进攻以来，蒋介石转入防御地位，于是军事上完全改观，蒋介石要返回过去的形势，已是不可能。经济方面，蒋介石的经济1947年比1946年更严重，美国帮助也不能解决问题。我们的经济也有问题，但自转入进攻，主力移出，负担减轻，恢复了大块土地，办法更多了，我们的经济问题解决了。蒋没有土改，我有土改。1948年再搞一年，可以有根据地说，更大的胜利一定要来的。以前只能讲“有利于我”，现在可以讲“胜利到手”。我们的优势已经确定了，这不是估计，而是事实。

1948年3月，在战争形势有利于中共的情况下，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等中共领导人离开了转战一年的陕北，前往河北平山县，准备与中共中央工委刘少奇、朱德等会合。5月，中共中央领导人齐聚西柏坡，此地成为解放战争后期中共的指挥中枢，也是中共夺取全国胜利之前的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在此指挥了解放战争的战略决战，并部署中共夺取全国胜利的各项工作。5月9日，中共中央决定将晋冀鲁豫和晋察冀解放区合并为华北解放区，两区的党政军机构亦同时合并，成立华北中央局（刘少奇兼第一书记，薄一波任第二书记，聂荣臻任第三书记），华北军区（聂荣臻任司令员，徐向前任第一副司令员，薄一波任政委），华北联合行政委员会（董必武任主席），同时委托华北局办理大党校、大军校、大党报和华北大学。8月，华北临时人民代表大会在石家庄召开，华北联合行政委员会改称华北人民政府，统一管理华北、华东和西北区的经济财政工作，并准备在不久的将来再加入东北和中原两区。华北区建立的各个机构，成为后来中共在全国建政时成立的各个机构的雏形，华北区政府的实际运作，也为中共治理更为广大的地域和人口提供了经验，并为中共其后的建政所借鉴。

9月8日至13日，在国共两军的战略决战即将开始之际，毛泽东在西柏坡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全面回顾与总结了中共在战争开始以后的工作，并对今后的工作作出一系列重要部署。毛泽东在讲话中提出：“我们的战略方针是打倒国民党，战略任务是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经过充分讨论，会议认为，在5年左右的时间内，从根本上打倒国民党统治，是有充分可能性的。因此，“必须尽一切可能修理和掌握铁路、公路、轮船等近代交通工具，加强城市和工业的管理工作，使党的工作重心逐步地由乡村转到城市”；应迅速地有计划地训练大批能够管理军事、政治、经济、党务、文化教育等工作的干部，大力恢复和发展生产；提出准备在1949年内召开各党派政治协商会议，成立临时中央政府。由于中共在以往基本上处于分散的、游击式的环境，因此比较强调各根据地独立自主的发展，并在实践中取得了成功。但是，随着全国胜利的即将到来，各根据地不少自行其是的做法不再适应形势发展的要求，出现了一些弊端。毛泽东在会上作了严厉批评：“无纪律和无政府状态在党内已到了令人不能容忍的程度。从中央机关、中央代表机关，一直到各地，报喜不报忧，瞒上不瞒下，封锁消息。村有杀人之权。一个干事可以把一个大工厂的厂长（资本家）搞死，九个照顾（指在土改中对贫雇农群体之外的若干照顾政策——作者注）变成了九个不照顾，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他提出：“这些状态必须改变。中央同志要以全力来做这件事，要在战争的第三年内，在全党全军克服无政府、无纪律状态。”会议提出用最大的努力克服无纪律和无政府状态，克服地方主义和游击主义，将一切可能和必须集中的权力集中于中央和中央代表机关手里。中共中央政治局9月会议，是在战略决战前夕，中共为准备夺取全国胜利而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会议表明，有了经过长期胜利和挫折实践锻炼的中共中央领导集体的集中统一领导，提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合乎国情的一系列路线、方针和政策，纠正了“左”倾偏向，发展了最广大的统一战线，有可靠而富于成效的社会动员，中国共产党已经为夺取全国范围的胜利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即将到来的战略决战将拉开中共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成功的壮观序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