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命运决战：第四节‘训政’终结与‘行宪’开场

1947年12月25日，《中华民国宪法》正式施行，但国民党的一党“训政”仍在继续，必须等待选出第一届国民大会代表，召开大会（即行宪国大）并选出总统之后，才能宣告“训政”终结，实现“还政于民”。所以，在实行“戡乱动员”、加强“剿匪”军事和镇压异己的同时，国民党还在紧锣密鼓地筹备进行民意代表选举，准备召开行宪国大，完成由“训政”向“宪政”过渡。

国民党认为宪政可以为其一党统治立下合法性基础，“争取选举之胜利，俾以民主方式，取得民众之信托，掌握政权，实行本党主义，贯彻本党之政纲政策”。但“宪政”与“训政”毕竟有区别。在“宪政”体制下，总要做一些民主的表面文章，因此“戡乱”与“行宪”本不无矛盾之处。“戡乱”要求限制人民自由，加强全面统制；而“行宪”则要求保障人民权利，放松对社会的控制。正因为如此，国民党内不少人担心因“行宪”而影响“戡乱”，对“行宪”态度消极。白崇禧建议：行宪国大应予展期，俟军事胜利后再开。戴季陶认为：“在全国动员之时期，是否宜于举行大选，是宜详加考虑，不可视为手段，更不可视为儿戏。”不少地方机构，如浙江、广东、河南、台湾、热河省参议会等亦致电蒋介石，主张不必“在内乱未息之际，粉饰太平”，建议暂不召开行宪国大。国民党中常会经过研究后认为：用党、政、军全力办选举，不可不慎重；以各地竞选情形，选举完毕后，本党内部一定分崩离析，民青两党因不满选举结果而横生枝节，何能集中力量“戡乱”；再者，一切问题均决定于“剿匪”之胜败，胜则迟选亦无妨，败则选举虽十分美满亦无补于土崩瓦解。但他们也认为：宪法实施程序由国大通过，政府无权变更，延期无异违宪；而且国内外舆论因解散民盟而怀疑本党是否有行宪诚意，如果宣布停止选举，将使怀疑益深；再者，党内问题由来已久，如因此而蒙违宪之名，本党地位将益形低落。11月4日，国民党秘书长吴铁城将中常会的意见呈报蒋介石，请其作最后决定。蒋介石的想法不无矛盾之处。他一方面认为，“本来就现在的情形而说，共产党如此嚣张，社会民生如此不安，我们惟有集中力量，消灭共匪，根本就不应举办选举，以分散剿匪的注意力”；但另一方面，实行所谓宪政又是国民党多年宣称追求之目标，社会各界有较大压力，美国亦总以“民主”为由对国民党有所指责，继续“训政”不无困难，因此“为要适应环境，不得已而举办选举”，演一场给人看，尤其是给美国人看的政治秀。蒋介石因此决定：选举不能停办，应如期举行为宜。

“行宪”的基础是进行各项选举，1947年下半年要办理国大代表、立法委员、监察委员和各地方参议会的选举。就一般意义而言，中国地域辽阔，经济不够发达，交通不便，短期内办理如此之多的选举，资源与技术条件确实不够。具体表现在：选举前并无确切的人口统计，选民人数难以确定；人民的平均文化水准较低，文盲众多，加以社会动荡，生活不安，选民投票意愿不高；以往甚少举行选举，缺乏经验，技术条件不足；东北、华北的多数省份处于战区，根本无法办理，只能指定代表；国民党长期执政，独占政权，中共和民盟被排除在外，国民党在选举中没有真正有力的竞争者。但对国民党而言，这些并不是难题，因为办理选举的目的就是为了展示“民主”而非真正实行民主。真正使国民党感到难办的问题，一是如何协调党内竞争，二是如何与青年党和民社党协议代表名额的分配。

由于国民党的一党独大地位，所谓竞选，基本就是国民党的党内竞争。蒋介石在国民党六届四中全会上曾就选举提出指导方针，强调必须由党提名，不能自由竞选，但选举必须公开。为此，国民党中央确定竞选的基本方针是：党内相互竞选只在提名阶段行之，一俟候选人决定，不得再有自相竞争言行；候选人必须由党提名登记，本党党员必须投本党候选人之票，违者将受处罚。但是，不能“自由竞选”与“公开选举”本身即不无矛盾，不少有心参选的国民党人对不能“自由竞选”非常不满，便借“公开选举”为由自行其是；国民党各派系和各地方集团均企图争取在选举中获得更多席次，不满竞选事务由CC系控制。结果，在大半年的时间里，国民党上下为选举牵扯了众多精力，并因选举结果的“公平”与否而矛盾四起，甚至影响到对行宪国大副总统一职的激烈竞争。其实国大代表、立法委员等所谓民意代表并无多少实际的权力，可是国民党内部居然为此在竞选中争得不可开交，甚至不顾“戡乱之大局”，说明国民党中央的控制力已经急剧减弱。

国民党党内既在竞选上有着激烈的竞争，而在协调选举中与青年党和民社党的关系方面，更是矛盾重重。青年党与民社党担心，在国民党长期垄断权力资源的情况下，他们无法以“自由竞选”获胜，因此提出国民党应给他们分配一定的代表名额并确保其当选。早先青、民两党在制宪国大和改组政府时对席次所提要求，本已引起国民党内不少人的反对，认为他们对国民党执政并无多少实际帮助，却屡屡提出过高要求。此次青、民两党提出分配代表名额的要求后，更引起国民党内强烈的反对意见，谴责青、民两党的主张违背“民主”原则，是要求政治“分赃”；尤其是国民党各级地方党部，因为代表名额直接关系到他们的切身利益，故反对声浪更为强烈。就理论而言，选举本来应采取“自由竞选”方式，青年党与民社党的要求确近乎“无理”，但如果进行“自由竞选”，在国民党垄断了几乎全部执政资源的情况下，青、民两党必败无疑，所谓多党“合作”执政便无从谈起。因此，国民党为避免演独角戏，只能同意分配部分名额给青、民两党，以非“民主”的方式行“民主宪政”。这种近乎滑稽的“行宪”就是当时“民主”的真实写照。

1947年8月6日，国民党中常会决议，先由青年党和民社党提出参选名单，并允诺在选举中尽量协助。此后经过孙科等研究，提出了代表名额的分配方案：友党名额最多不超过代表总数1/4，其中青年党提名国大代表250-300名，立法委员70名；民社党提名国大代表150-200名，立法委员50名。但此方案与青年党和民社党的要求相去甚远。青年党要求在各项选举中均占1/5比例，民社党要求国大代表名额在民社党、青年党、无党派和国民党中按1∶1∶1∶2分配。为了解决这个难题，经过吴铁城、陈立夫、张厉生等与青、民两党反复商谈，最后决定分配方案为：一、国大代表，青年党400名，民社党300名，国民党2000名，无党派500名；二、立法委员，青年党120名，民社党80名，国民党400名，无党派120名（青、民两党实际提名人数与此有出入）。

10月30日，国民政府公布《修正国大代表与立法委员选举罢免法》，规定：国大代表，50万人以下之县市选举1人，超过者每增加50万人增选1人；立法委员，300万人以下之省市选举5人，超过者每增加100万人增选1人；经政党或500人以上提名，可竞选国大代表；经政党或3000人以上提名，可竞选立法委员。11月21日至23日，由47个省市及蒙古18盟旗、西藏3选区和职业团体的2.5亿选民投票选举国大代表，凡绥靖区不能办理投票者，在邻近区域或指定处所照规定程序办理。结果选出国大代表3045人，其中县市及同等区域2177人，蒙古地方57人，西藏地方40人，边疆地方34人，海外侨民65人，全国性职业及妇女团体291人，地方性职业及妇女团体364人（职业团体包括妇女、农业、工业、渔业、商业、工矿、教育和自由职业界团体），生活习惯特殊之国民17人。

此次国大代表和立法委员采用直接与无记名单记法选举，选民需要在选票上写出被选举人的姓名，在当时识字普及率不高的情况下，不懂书写的选民势必要请人代书，既违选举之秘密原则，又使舞弊之举较易发生；选民凭选举权证领取选票，投票时并未严格核对选票与其本人是否相符，更为舞弊大开方便之门；在广大的小城镇与乡间，普通民众对选举之事懵懂无知，只能任人代办或操纵。据时人揭露，在选举中“操纵把持以及偷天换日之丑态，不一而足”，难怪与国民党合作参选的民社党领导人张君劢“强调此次选举仅是骗人戏法，包办选举，扣留选票，涂改选票违法事，不胜枚举，此实盗窃民主”。尽管国民党与青年党和民社党事先已经达成了名额分配的协议，并将两党的名额分配至各选区，要求各地党部确保其当选。但在选举中，不少地方的国民党党部对此置之不理，布置手下只投自己中意的国民党候选人的票。在国民党基本控制了地方政权和政治资源的情况下，青、民两党在竞选中有劲使不上，结果两党候选人落选者甚众，未能占满事先分配的名额。青年党党魁曾琦在家乡四川隆昌参选，尚须张群、陈立夫和国民党四川省党部主委黄季陆亲自出马为其说项拉票，方才勉强当选，而青年党四川省党部主委姜蕴刚则无此“幸运”，他在彭县本籍竞选时还是以落选收场。由于地方利益之所在，一些国民党中央提名候选人的选票也落后于地方支持的未提名候选人，由此又加剧了国民党内部的地域和派系矛盾。

国大代表选举前，青年党和民社党本以为经过党派协议的选举应可保证其利益，但选举结果却与他们的期望相差甚远，令他们甚为不满。他们认为国民党违背事先所作的诺言，要求兑现两党的代表名额。对于国民党而言，实行宪政就要对外表现非一党垄断政权，实现多党合作，而所谓多党合作，当时也只有青年党和民社党捧场，因此对他们的要求，国民党内纵有诸多反对意见，但为了不破裂与两党的关系，也不能不勉予同意。11月28日，国民党中常会决定，国民党、青年党和民社党国大代表、立法委员和监察委员的竞选均须由各自政党提名。此案交国务会议通过时，青、民两党为确保不再出现意外情况，临时动议加上了三党候选人没有被其所属政党提名者即便当选亦无效之规定。12月5日，国民党中常会通过《政党提名补充办法》，决定在分配给青、民两党的选区，已当选的国民党代表须让予青、民两党，未经提名之党员当选者亦须退让。这些规定通过后引来国民党内一片哗然，不少舆论也颇不以为然。在竞选舞弊的丑闻之外，动用行政方式改变选举结果成了此次选举中又一出滑稽剧，并为国民党的内部矛盾火上浇油。若干已当选为国大代表但又被要求让出的国民党员向国民党中央陈情请愿，表示他们当选的资格不能由政党或行政机构撤销。在接见他们时，孙科承认“此次选举太迁就事实，精神上已与宪法相违背”；负责选举事宜的“行宪国大”筹备委员会秘书长洪兰友则说：“依国法，诸君可称理直气壮，但依党纪，诸君实应牺牲退让。"12月29日，国民党中常会再度开会，讨论此一棘手问题。孙科、陈布雷、邵力子等均认为，国大代表已经选出，如果硬性改变，则于政府不利，可在即将举行的立法委员选举中照顾青、民两党的要求；梁寒操等提议：办理已选出的国大代表的退让应以劝导方式，不可强制执行，以免引起党内意见；还有人竟然异想天开地提出，已当选的国民党员可以加入青、民两党，或与青、民两党代表各任若干年，以免纠纷；但多数人主张严格纪律，执行与青、民两党的协议，以免失信于人。会议决定维持既有决定，即凡未经中央提名当选者必须放弃，否则撤销其当选资格，开除党籍。但是，国民党的所谓纪律处分，此时已不能压服党员对权位的追求，在国民党中央开除党籍的严令之下，诸多未经提名的当选代表仍不愿退出，此事一时悬而未决。

国大代表选举之争执已成僵局，立法委员之选举又至。有了国大代表选举的前车之鉴，青年党和民社党对国民党更不放心，强烈要求国民党诚意履行分配名额之承诺。为了缓和青年党和民社党对国民党的不满，国民党决定将原定于12月21日至23日举行的立法委员和监察委员选举延期1个月举行，以便有更充分的时间达成党内外之妥协。12月7日，国民党中常会决定，在立法委员选举中，各选举事务所应严格审查，凡签署提名候选人为国民党籍但未经中央提名者一律不予公告，或虽公告亦予撤销。1948年1月21日至23日，立法委员选举在各地举行，最后选出773人，其中各省市622人，蒙古地方22人，西藏地方15人，边区6人，海外侨民19人，职业团体89人。监察委员则由各省市议会、蒙藏地方议会（尚未成立）及海外侨民团体选举。至1948年4月，除新疆、西康、绥远省外，其余省市共选出监察委员150人。在此前后，还进行了全国各省市县地方参议会选举。至1948年4月，除安东、兴安、黑龙江、合江、嫩江、松江省和西藏地方外，各省均已成立省参议会或临时参议会；除大连和哈尔滨市外，各院辖市均已成立市参议会；此外，已有1478个县市成立参议会，322个县市成立临时参议会。

与国大代表选举相比，立法和监察委员选举的结果更是大大出乎青年党和民社党预料。虽然选举前青年党和民社党已经多次要求，国民党中央亦有严厉的指示，但青、民两党当选为立法和监察委员者各不过10多人，远远不及事先协议的名额，使青、民两党难免有受骗上当之感。他们公开指责国民党是“党高于国，私重于公”，“若惟恐一党之失其专政，则又何必开国大办选举？”民社党人用一则比喻辛辣地形容了国民党的态度：“有人约你吃饭，说是诚意相邀，请他到家一叙，等到饭罢起身，忽然索讨饭账，你问他不是来约你去吃的吗？他说不管，吃饭还有白吃的吗！”这确是在国民党一党独大之下，名为参政、实为帮闲的青年党和民社党形象与地位的真实而生动的写照。

国民党中央对青、民两党代表名额一事亦颇为头疼。他们本希望通过分配名额的方法，在一定程度上满足青年党和民社党的要求，但从中央到地方对此都有相当多的反对意见，尤其是地方党部在中央决策后的所作所为，表明国民党中央的控制力已有明显下降。当选举结束后，再欲改变更为困难，有进一步引发党内分裂的危险，且有违背“民主”原则之讥；而不予改变，又可能进一步刺激青、民两党的异议，使所谓多党合作更为名不副实。对于此种颇为尴尬的局面，国民党中央权衡利弊，决定尽量满足青、民两党的要求，以便使“行宪”不至于半途而废。1948年1月30日，国民党中常会决定，当选之国民党员非经正式提名者，均由中央指派委员召集谈话，切实劝让。2月4日，中常会又决定，退让者可得总裁或中央党部的书面奖励和一定的经济奖励，否则将予以党纪处分。此次选举中由签署当选的代表共600多人，需要国民党让予青、民两党者不过为160多人，但国民党当选代表就是不愿“顾全大局”，直至“行宪国大”召开在即，已被下令退让的国民党国大代表，仍拒不理会中央命令，径行向国大报到，而青年党和民社党代表则以不出席国大相威胁。为了解决这个难题，国大主席团建议增加若干名职业代表，然为立法院以“不合法”所否决。为避免破裂与青、民两党的关系，3月27日，蒋介石对国民党代表训话，表示他将“根据党的协议，依照党的决策，信守党的诺言，执行党的纪律，对于本党同志应否当选代表，能否出席大会之问题，行使党章所赋予总裁之最后决定权”。他决定由选举总事务所直接颁发当选代表证书，以免纷争；同时，“深望诸同志体念党的决策，遵守党的纪律，牺牲小我顾全大局”。在蒋介石表态后，青年党和民社党就势下台阶，同意出席国大。但国民党代表这次对蒋介石也不给面子，多位被要求退让的代表发起绝食抗议，还有代表准备抬棺冲击会场，另有1322名代表联署提议，要求接受这部分代表参加国大。最后，大会主席团决定将他们作为列席代表，享有正式代表的权利，但不得参加表决与投票，总算使这个喧腾多时、闹得沸沸扬扬的代表名额问题最终得以收场。就是为这样的“假”民主，国民党从上到下有大半年时间被牵扯其中，结果非但没有加强党内团结、转变内外观感，反使党内外对选举结果均不满意，加剧了各种矛盾冲突，甚而“军中的特别党部忙于办选举，就在前线也是如此”，“对剿匪军事不能不分了心”。选举结果不是加强而是削弱了国民党的执政力量，实为得不偿失。

3月29日，第一届国民大会在南京国民大会堂开幕。会议法定代表总额为3045人，共选出代表2961人，总计报到代表2878人。本次国大的惟一任务是选举总统与副总统，但是国民党籍代表总嫌国大的权力过小，亟思有所修正，在国大开幕后，他们首先动议修改国大“议事规则”，增加了国大“得听取政府施政报告，检讨国是，并得提出质询建议”的规定。为此，国大连续多日听取国民政府各部门负责人的施政报告，并进行质询。

4月9日，蒋介石向大会报告国民政府的施政方针。针对与会代表最关心的经济和军事问题，蒋介石在报告中作了重点说明。在经济方面，他承认情况“确系相当严重”，“大多数人民生活穷困，生产萎缩，而形成经济失调的现象”，并表示“这是我应该负责的”；但他又声称：“法币的准备非常充足，金融的基础非常巩固。金融基础的巩固，就证明我们经济的基础并未动摇。现在人心惶惶，以为经济即将趋于崩溃，这完全是受了共匪及其工具宣传的影响，对国家失了信心，因而造成了自己害自己的恐慌心理。”在军事方面，他仍以国军占领胶东和陕北为两大“成功”，但承认自战争开始后国军已损失了17个师，不过他解释这些部队的战斗力不强，“无异于自归淘汰，于整个国军实力，可说是无所损失”。蒋介石的本意是缓解代表们对军事形势的“恐慌”心理，为代表们打气，所以他一再强调，“我本着二十余年来统兵作战的经验，省察军事实际的情形，对于剿匪军事，确实非常乐观”；“大家应该信任我的计划，加强胜利的信心”。可是言犹在耳，4月22日中共部队重占延安，令蒋介石一直以此为重大军事“成功”的说法又告破产。除蒋介石之外，国防部、财政部、经济部、交通部、粮食部、外交部、内政部、教育部和社会部部长，均就本部门工作作报告，但内容均较为低调以至灰暗，这也是当时国民党面临的实情。

对于上述报告，与会代表提出若干质询，但对如何才能真正解决问题，代表们也拿不出什么办法。与会代表对东北局势的恶化态度最为激愤，强烈要求惩办陈诚等负责人，甚至有“杀陈诚以谢国人”的鼓噪。不过，陈诚为蒋介石之头号心腹大将，蒋介石虽在东北易将，以卫立煌代陈诚，但并不表示对陈诚的不信任，而是令其暂避风头，待机重出。与会代表对此无可奈何。会议还通过了246件议案，但多为老调重弹，无济于事。

此次国大在是否行使创制与复决权问题上又有一番争吵。根据宪法的规定，国大行使创制与复决权须俟全国有一半以上县市行使此二权后再定，但国民党籍代表不甘寂寞，在修改了议事规则后，又在4月15日由张知本等871人联名提出修改宪法案，要求增加国大创制立法原则和复决有关人民权利义务法律之权力，同时将国大每6年集会一次改为每2年集会一次，并成立驻会委员会，处理日常事务。他们的目的就是扩大国大权限，缩小立法权限，便于国民党继续控制权力。本来蒋介石在国大开幕词中已经说明，“宪法甫告施行，利弊得失之所在还没有具体的经验可供修改的参考。因之，大会的使命只是行使选举权，以完成中华民国政府的组织。”但国民党籍代表仍然节外生枝，引起了青年党和民社党的反对。张君劢批评说：“国大职权，明明载在宪法，你嫌权小，就要修改宪法，为什么嫌自己权小，就来修改宪法？这种国家，真是不得了。”为了保持与青、民两党的关系，国民党和青年党、民社党经过紧急协商，决定留待两年后再讨论宪法修改的问题。但主张修宪者仍不依不饶，与反对修宪者在会上唇枪舌剑，吵得不可开交，以至连不少国民党高级官员也看不下去了。王世杰和王宠惠均劝告代表应遵守秩序和三党决议，慎重考虑再作决定。谷正纲提出“巩固反共战线”，要求代表们顾及现实。但这些仍然无法平息国民党代表的喧嚣。4月17日，蒋介石亲自出马，召集国民党籍国大代表聚会，要求大家明了当前除对于“戡乱”有关者可予补充临时性条款外，宪法条文均以不修改为宜。修宪问题决定两年后再议。(www.xing528.com)

修宪动议虽被搁置，但宪法内容仍因“临时条款”之通过而大有变动。国大开会期间，由莫德惠等1202名代表联署，提请制定《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授予总统“紧急处分权”，以保证“戡乱动员”令的实行。总统权之大小原为制宪时争执的主要问题之一，国民党始终主张扩大总统权力，但没有约束的总统权无异于变相独裁，故为非国民党籍代表所反对。格于内外形势，制宪国大通过的宪法对总统权有较多的限制，但国民党，尤其是蒋介石本人对此一直不能忘怀。因为如照宪法之规定，总统基本上为虚职，权力主要在行政院，蒋介石做总统即无意义。但蒋介石本意要当总统，而又不愿当虚职总统。为此，国民党绕了个弯子，以“戡乱动员”为“非常时期”、需要权力集中、以便令行禁止为由，提议制定“临时条款”，既赋予总统更大的权力，又避免修宪之批评，而且要求“必须通过”。青年党和民社党对其违反宪法精神、削弱立法职权、增加总统权力等等纵有不满，但既已登上了“戡乱”战车，便不能提出反对意见。4月18日，国大通过《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规定：“总统在动员戡乱时期，为避免国家或人民遭遇紧急危难，或应付财政经济上重大变故，得经行政院会议之决定，为紧急处分……动员戡乱时期之终止，由总统宣告，或由立法院咨请总统宣告之。”此一修改“以寥寥数语之特别规定，动摇整个宪法之精神”，因为经此修改后，总统实际可以行政命令的方式，直接决定一切重大事宜，等于拥有几乎是无限的权力；而且因为“动员戡乱”时期的终止与否由总统决定，所以也就是说，只要总统愿意，他可以无限期地拥有“紧急处分权”。“临时条款”的通过，为蒋介石出任总统扫清了障碍，也满足了蒋介石继续独揽大权、个人专断的愿望。

本次国大的重头戏是选举总统和副总统。3月25日，国民政府公布《总统副总统选举罢免法》，规定国大代表100人以上即可联署提出总统或副总统候选人，以无记名投票形式选举，并以代表总额之过半数为当选；如在首轮投票中无人过半数，则就得票多之前三名投票；如经两轮投票仍无人过半数，再就得票多之前两名投票，并以得票多者当选。

关于总统人选，无论就实力、就关系、就人望，自非蒋介石莫属，本无悬念。只是蒋本人故作姿态，在选举前提出请胡适为总统候选人。还在上年改组政府时，蒋介石就曾邀请胡出任国民政府委员，被傅斯年讽为“借重先生全为大粪堆上插一朵花”，而胡适也表示“不愿参加政府，但愿以私人地位匡辅国家，协助政府”。此次蒋介石又提出请胡适竞选总统，名为谦逊，实为以退为进之举，而胡适居然认为蒋的提议“很聪明，很伟大”，“很诚恳”，“可以一新国内外的耳目”，使他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代言人的形象多少打了个折扣。4月4日，在国民党中执会临时全会讨论总统候选人问题时，蒋介石表示自己将不参选，提出总统候选人最好是非国民党员，并为胡适度身定做了参选5项条件，即富有民主精神及民主思想，对中国历史文化有深切了解，对宪法能全力拥护并衷心实行，对国际问题国际大势有深切了解，忠于国家及富于民族思想。但与会者多知此不是蒋的真心话，因为蒋同时表示，他将尊重党之决策，接受党之命令。言外之意，不是他要当总统，但如果党一定要他当，那又另当别论。蒋介石在私下里就总统权力问题对张群说了真心话，张群心领神会，告诉中央全会的与会者：“不是总裁不愿意当总统，而是依据宪法规定，总统是一位虚位元首，所以他不愿处于有职无权的地位。如果常会能想出一个补救办法，规定在特定期间，赋予总统以紧急处置的权力，他还是要当总统的。”所谓“补救办法”，就是后来国大通过的“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有了此项条款，总统可以为所欲为，蒋介石便再也不提不当总统了。事后他还作态向胡适表示“歉意”，将胡适未能成为候选人归结为“不幸党内没有纪律，他的政策行不通”。4月6日，国民党中执会临时全会继续开会，蒋介石未出席以示回避。戴季陶在会上有长篇发言，说明蒋之“伟大”及出任总统之“义不容辞”。结果全会一致通过决议，以代表依法联署提名的方式推举蒋介石为总统候选人。值得注意的是，原三青团系统的中常委曾同意蒋介石不参选，虽然他们最后并未反对中央的决定，但他们与CC系的较劲却对副总统选举发生了重大影响，但他们的举动此时尚未引起蒋介石的特别关注。

4月16日，国大公告有2489人联署提名蒋介石为总统候选人。为避免由蒋一人自说自话唱独角戏，又有109人联署提名资深国民党人居正为总统候选人。选举的结果当然毫无悬念。19日，蒋介石以2430票（过半数为1523人）当选为中华民国总统，居正以269票落选。

与总统竞选的波澜不惊相比，副总统竞选却是一波三折，上演了一幕本次国大最为“民主”的好戏。根据宪法的规定，除了在总统缺位时继任，或总统因故不能视事时代行其职权外，副总统没有其他权力，不过为总统的虚职副手。国大开幕前，蒋介石一是关注总统权力的宪法规定，以保持他的个人专断权力；二是关注与青年党和民社党的协调，以做足民主的文章。对于副总统人选，蒋事先并未有所规划，以致演成后来的乱局。

最早表示参加副总统竞选的是北平行辕主任李宗仁。李宗仁在战后虽名为华北负责大员，但华北军事有各绥署指挥，桂系军队又多部署在华中，他对军事指挥插不上手，政务处理似亦可有可无，如其所言，“事实上未能行使应有的职权”。1947年11月，傅作义出任华北“剿总”总司令之后，华北军政事务在“戡乱”名义下由“剿总”几乎负全部责任，李宗仁更无事可做，几近于坐冷板凳，故亟思挪位。由于李宗仁对学运态度较为缓和，与蒋介石的强硬态度有一定区别，形象较为清新，故得到了一些自由派人士的好感与美国人的青睐，政治上有一定的资本。随着国民党全盘形势的日渐恶化，蒋介石失败的可能性正在浮现，从而为既有军事实力，又有一定声望的桂系提供了问鼎中央的可能。所以对李宗仁而言，在旁人眼中有职无权的副总统，恰恰成了他进可攻、退可守的机会。1948年1月初，李宗仁公开表示参选副总统。其后，国民党元老于右任、军界元老程潜、东北耆老莫德惠、民社党领导人徐傅霖等先后宣布参选。李宗仁这样估计：“由于我本人洁身自处，作风比较开明，所以尚薄负时誉，党内外开明人士都把我看成国民党内民主改革的象征。我如加入中央政府，领导民主改革，自信可以一呼百应，全国改观。”而于右任已经“年迈”，程潜“对党国的功勋似尚不足与我比拟”；至于莫德惠和徐傅霖，其为国民党外人士，实力和名望更不足虑。因此，李宗仁宣布参选后信心十足，布置由桂系大将黄绍竑担纲，组织竞选团队，他本人则频频露面亮相，向外界说明其政策主张，成为几位副总统参选人中呼声最高的一位。

经过多年的“削藩”，抗战胜利后有实力与蒋介石中央系相争的惟有桂系，而且桂系与蒋介石还有历史过节，蒋不能容忍其身边出现这样咄咄逼人的竞争者，眼看李宗仁竞选的风头越来越健，蒋介石方才开始部署副总统竞选事宜。他本想劝李宗仁退出竞选，但被李宗仁回以事先已征得其同意，此时选战已发动，不便半途中止。其后，国民党内又有副总统候选人应由党提名的动议，但经国民党中央多次讨论无法达成共识。在3月11日的中央临时常会上，邵力子等主张自由竞选，政党不必提名，党内亦不必提名；孙科等则主张由政党提名，至少党内对候选人应有所决定。双方各有支持者，会议未得结论。4月4日，在国民党中执会临时会议讨论选举问题时，蒋介石公开表示，“近有人擅自竞选副总统，余认为违反党纪”。尽管蒋有这样的表示，但各派系主张不一，而几位副总统候选人已投入竞选，他们均反对以党提名的方式选举。为了避免引起分裂，最后决定总统、副总统候选人均以联署提名方式产生，但“自由竞选”的结果是演成国民党的激烈内讧，造成了国民党几近公开的分裂。

考虑到李宗仁竞选的风头正健，其他几位候选人均无法与之抗衡，蒋介石仓促决定推出孙科与李宗仁竞争。孙科为孙中山先生的公子，托庇于乃父之名，在国民党高层占有一席之地，长期担任国民党中常委兼立法院长，1947年4月又出任国民政府副主席。他在国民党内自成一系，又与粤系有较深的渊源与关系。孙科与蒋介石的关系原来并不十分密切，此次因为对付桂系的缘故，蒋介石将孙科推到前台，在由党提名的主张受挫后，即下令陈立夫主持的党务系统全力为孙助选，结果在客观上形成了李宗仁与孙科对决的局面。副总统选举尚未正式投票，李、孙双方的选战已是空前热闹。

4月20日，国大公布副总统候选人名单，计540人提名孙科，512人提名于右任，479人提名李宗仁，238人提名程潜，211人提名莫德惠，132人提名徐傅霖。23日，大会进行副总统选举，发出2790票，收回2785票，有效2760票，结果李宗仁得754票，孙科得559票，程潜得522票，于右任得493票，莫得惠得218票，徐傅霖得214票，均未过代表总额的半数。根据选举法的规定，24日就前次得票多数之前三人再度投票，发出2765票，收回2760票，有效2724票，结果李宗仁得1163票，孙科得945票，程潜得616票，仍无人过半数。两次投票的结果，虽然无人当选，但李宗仁均位居前列，当选前景看好。这样的结果颇令蒋介石不满，国民党中央也对李宗仁施加了越来越大的压力。蒋介石亲自出面，全力支持孙科，令党务系统发动各路人马为孙科拉票，同时暗中为程潜助选，以分散李宗仁的选票。桂系为压倒孙科，由南京《救国日报》揭出孙科与蓝妮的陈年情事，结果惹恼了粤籍国大代表，张发奎和薛岳亲自出马，带人捣毁了《救国日报》社。支持孙科的代表还散布李宗仁“亲共”、“戡乱不力”的言论和李妻郭德洁“贪污”的谣言。为了胜选，双方颇有撕破脸皮之势。李宗仁的竞选团队多次开会研究情势发展，认为孙科有蒋的全力支持，与其在蒋方压力下败选，不如以退为进，主动宣布退出，以观其变。正在此时，程潜首先因蒋介石要其退选之表示而在24日晚宣布退出竞选。李宗仁随后召集竞选团队开会，决定以“有人以党之名义压迫统制，使各代表无法行使其自由投票之职权。以此情形竞选，已失其意义”为由，在25日晨宣布退出竞选。至此，孙科成了惟一的副总统候选人，他自觉无趣，也在25日中午宣布退出。副总统选举一时难产，大会只能暂时休会。

几位副总统候选人相继退出，令已经当选的总统蒋介石颇难堪。缺了副总统，他这个总统角色也演不下去，蒋只能缓和对李宗仁的反对态度。他召见白崇禧，表示他并不袒护任何一方，要白崇禧向李宗仁转达他的意见，希望李继续参选。随后，国大主席团以不能在选举过程中放弃竞选为由，推胡适等敦请李宗仁等继续竞选。经此一番你来我往之较量，李宗仁、孙科、程潜三人均表示愿意听候大会决定，恢复参选。28日，大会继续进行副总统选举投票，发出2744票，收回2735票，有效2711票，结果李宗仁得1156票，孙科得1040票，程潜得515票，仍无人过半数。根据选举法的规定，李宗仁和孙科将在最后一轮投票中以简单多数当选。29日，国大进行副总统选举关键性的最后一轮投票，发出2766票，收回2761票，有效2733票，结果李宗仁得1438票，孙科得1295票，李宗仁当选为中华民国副总统。

副总统选举尘埃落定之后，李宗仁派系自然兴高采烈，而蒋介石心情郁闷亦为必然。在蒋公开而大力的支持下，孙科仍然落选，说明国民党中央，尤其是蒋介石个人的权威与控制力已经严重削弱。美国大使司徒雷登认为：“作为国民党统治象征的蒋介石，已经大大地丧失了他的地位。大多数的学生甚至毫不客气地认为他是完蛋了。”李宗仁的当选也与行宪国大召开之前的民意代表选举有很大的关系。在最后一轮选举中，因为程潜已败选，不少原来支持程潜的原三青团系统代表因为对党团合并不满，没有遵照国民党中央的指令支持孙科，而是投了李宗仁的票。青年党和民社党因为不满国民党在代表名额分配问题上出尔反尔，也支持了李宗仁。主持选举事宜的党务系统负责人陈立夫认为：“有很多代表对中央很不满意，本来他们不会去帮助李宗仁的，那时对中央不满的都去帮助他了。中央不希望李宗仁被选出来，大家偏要把他选出来。这一下意气用事就出了毛病。”同时，李宗仁在选举中采取了较为灵活的竞选策略，先是高调宣传自己的主张，后又以哀兵面目出现，获得了不少代表的同情票；他既确保了广西、安徽等省的基本票，又通过他在北平任职期间的关系争取了华北代表的选票，通过白崇禧的回族身份争取了西北代表的选票，通过黄绍竑的老关系争取了浙江代表的选票，并利用东北代表对国民党中央政策的不满而争取了他们的选票。经过激烈的争斗，李宗仁在副总统选举中获得了成功。但可以预见的是，作为总统的蒋介石对不听命于自己的副手不会信任，而国民党中央两巨头之间的互不信任，使正处于危机之中的国民党更是两败俱伤。

5月1日，历时一个多月的行宪国大在完成各项议程后，举行了闭幕典礼。20日，蒋介石和李宗仁在南京宣誓就任中华民国总统和副总统。从此以后，延续了21年的“国民政府”成为历史名词，总统府成为中华民国的最高行政权力机构。

蒋介石就任总统后，当务之急是组建新一届政府，其中最重要的是行政院的组成。蒋介石原本倾向于由张群继续留任行政院长，但受到CC系等反对；另一位蒋属意的人选何应钦，又因其军人身份而受非议。5月24日，蒋介石出人意料地提名翁文灏为行政院长并得到立法院同意，就连翁本人事先亦毫无所闻，被提名的当天才知道此事。翁文灏为知名地质学家，1933年开始参加政府工作，抗战时长期担任经济部长兼资源委员会主任委员，1945年5月出任行政院副院长，1947年4月担任张群内阁的政务委员兼资源委员会主任委员。翁文灏的长处是学者出身，清廉肯干，在国民党官僚体系中形象较为清新，具有国际声望，有利于国民党争取舆论和外援，但他以书生从政，与国民党渊源不深，又没有派系实力支撑，注定在当时的困难情况下难以持久。6月1日，翁文灏内阁组成，副院长顾孟余，内政部长张厉生，外交部长王世杰，国防部长何应钦，财政部长王云五。民社党未入阁，青年党的农林部长左舜生和工商部长陈启天因立法委员名额问题直到7月才入阁。

5月8日，新一届立法院开幕，17日举行院长选举，在副总统选举中落败的孙科以绝对优势连任院长，陈立夫以略多于半数票当选为副院长，部分对CC系不满的原三青团系委员联合其他委员反对陈立夫，提名傅斯年参选副院长，但终不敌CC系的多数优势。直至此时，青年党和民社党的立法委员名额问题仍未得到解决，国民党曾建议扩大立委名额，但被两党所拒。此时选举已经结束，总统也已选出，国民党已无所求于青、民两党，便以“民主”和“民意”为由不认账。行政院新闻局长董显光公开表示：国民党对青、民两党代表问题已经尽其所能，但“票多票少，为民意之向背”。此等言论令青年党和民社党再次感到了帮闲者的失望，他们公开指责国民党是“训政之丧钟虽鸣，独裁之幽灵未灭”，表示“这一张总结单的票，人民迟早要投出来的，且看民意到底是向？到底是背？”此固为至理名言，可是青年党和民社党“明知踏上一只漏船，但想奋不顾身作补苴罅漏之工作”，最后也只能“顾全大局”，于7月13日出席立法院会。难怪有批评者认为他们是“自取其辱，自食其果”。除此之外，6月9日，于右任当选为监察院院长，刘哲当选为副院长；24日，蒋介石任命王宠惠为司法院院长，石志泉为副院长；张伯苓为考试院院长，贾景德为副院长。至此，总统、副总统和五院正副院长均已产生，新一届民国政府完成组建工作。

6月11日，新任行政院长翁文灏前往立法院报告施政方针，强调在“戡乱”时期，军事方面应集中意志，加强力量，增强国军战力，充实地方武装，实施总体战；行政方面应建立廉洁而有效率之政府；财政方面应开源节流，增加收入，节省支出，并提到正在研究改革币制的问题。对于各界关心的通货膨胀和物价问题，翁文灏在报告中没有多说，不是他不了解这个问题的紧迫性和危险性，而是他实在没有什么高招。如时论所言，“现在一切的毛病出在内战，一切的困难出在内战，这个僵局的‘结’就是内战，只有停止内战，才能救活中国”，“大势如此，这已不是翁氏等一两人所能支撑得了的了”。果不其然，不到半年，翁文灏内阁就因币制改革失败而垮台，翁本人也不能不黯然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