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统治的衰落-中国命运决战

“戡乱动员”令发布之时，正值国民党当政20周年。在20年执政期间，国民党统治走过了一条由上升而下降的曲线。抗战以前，国民党基本上收服了各地方的反对势力，奠定了统治的基础，确定了政治、经济各项基本政策，在治国方面有一定的进展，处于上升态势。抗战爆发后，日本侵略从根本上危及到中国的独立与生存，国民党实行国共合作，坚持抗战，加入国际反法西斯阵营，最终获得了抗战的胜利，并因此在国内外得到赞誉。但也正是在抗战期间，中共迅速崛起，成为国民党的有力挑战者，而国民党则因退居西南后方，不思进取，对抗战军事渐趋消极，原有的奋斗理想与信念受到持续战争的磨蚀，专制独裁、贪污腐败、效率低下、组织涣散、派系矛盾等等不利其统治的负面因素日渐增长，统治力和影响力与中共恰成此消彼长之势。国民党在社会上的形象甚至已经“低落到使每一个党员不敢在群众之前暴露他的面目，低落到使社会上一般洁身自爱的人，听到党这个名词便生厌倦”的地步，令其党内有识之士颇为担忧。抗战胜利后，国民党虽因接收而获广大物质资源，因胜利而颇得人心，并以民主宪政为社会整合之号召，但旋又因腐败而尽失人心，因战争而无谓地耗尽资源，因不愿放弃垄断权力和经济危机而致社会纷歧动荡，其统治势力急速衰颓已成为党内外共认之事实。“戡乱动员”令的发布，表明国民党统治已处于非高压不足以维持的“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

面对国民党的衰颓，其最高领袖蒋介石确是“忧心如焚”，因为他深知“军事成败，全系于后方之能否妥定与政府党员之主张是否纷歧与一致，一致则胜，纷歧则败而亡”。为此，蒋介石于奔走各地、筹划战争的同时，几乎是不厌其烦，甚或有些喋喋不休地对党内各级官员耳提面命，告诫他们团结一致，同心协力，共同奋斗。但令蒋介石深感无奈的是，面对危急的形势，国民党内不仅没有形成上下一致、力挽危局之信念与共识，相反却是人心涣散，各自为己，弥漫着对未来前途浓重的消极悲观气氛，而且党内派系矛盾依旧，“不顾大局”之纠纷屡伏屡起，与中共全党团结一致、奋发向上之作为恰成鲜明对照，以至蒋介石也不能不在党内演讲中多次要求大家向其对手和“死敌”中共学习。他提醒国民党各级干部：中共“斗争的方法和技术，也有长足的进步。反观我们自己，无论组织、训练、宣传或调查，则不但没有进步，反而有了退步。”“我们今天如果还是蒙着眼睛，不看他真实的内容，而武断的说他们没有力量，并不可怕，以为打倒他们是很容易的事，实在是最大的错误。”

还在抗战后期，国民党内敏感于其统治危机的一批中青年干部即有改革的呼声。战后，这批中青年干部以CC系为中坚，联合黄埔系和三青团系，发起“党政革新运动”，一时形成了颇为引人注目的国民党“革新派”。他们认为，由“贪官污吏、土豪劣绅、官僚奸商种种反革命的横行无忌，官僚主义、派系主义、财阀主义几乎隐晦了三民主义”的现状，可以说“国民党的本身，已经腐化堕落”，因此大声疾呼：“非大刀阔斧，不能挽救。”他们批评国民党执政20年，工人、农民没有得到一点利益；节制资本、平均地权的主张不仅未能实行，反而一个号称要实行民生主义的政权，实际上连资本主义都不如。这是国民党执政最对不起人民的地方，也是最失民心和最不让人原谅的地方。“革新派”的认识和主张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一些国民党高级官员的共鸣。在1947年3月召开的国民党六届三中全会上，不少中央委员均指陈国民党已暴露出严重病态，如党的本质恶化，党的工作空虚，党员意志纷歧错杂，党与党员脱节，党与政治及社会隔离等等。长期负责国民党党务工作的组织部长陈立夫和秘书长吴铁城，在他们拟订的《党务革新方案》中提出：国民党在建国最基本之经济问题上，思想混乱纷歧，政策彷徨暧昧，事实既未能以减租或土地利益与农民，未能以社会立法保障与工人，亦未能以经济保护与中产以上之阶级，遂使政府成为不能解决人民问题之政府，党即成为不能解决人民问题之党，失去各阶层之广大同情与拥护。党无社会基础，既不代表农民，亦不代表工人，又不代表正常之工商，甚至不代表全体官吏，而只代表少数人之利益。但是，“革新派”批评国民党的目的是继续维持并大力加强和巩固国民党统治，他们坚决要求国民党实行彻底的以党治国，坚决反对政协决议关于实行多党民主制度的主张，名为“革新”，实为“保守”；他们的聚合仍不无派系特色，并以党内民主为由，力图通过选举方式跻身于国民党中央领导层，表现出追求权力的私心。他们以票选代替指定中央领导人的要求，直接触犯到蒋介石的个人权力，为蒋介石所不容。因此，“革新运动”持续的时间甚为短暂，也未能解决国民党的任何实际问题，最后只能无疾而终。

派系纷争是国民党长期以来一直无法解决的顽症，其党内派系林立，互相争执，党同伐异，有时甚至不惜牺牲党的整体利益以满足派系利益，从而在相当程度上影响到国民党的执政能力。此种派系矛盾与冲突在战后仍然继续存在，主要表现为代表党务系统利益的CC系和代表行政官僚利益的政学系之间的矛盾。此外，出于对形势的不同考虑，CC系又和代表军方利益的黄埔系联手，主张对中共持强硬态度，反对主张对共缓和的政学系和在蒋介石身边有一定影响的部分高级官员；出于对官僚资本把持国营企事业获取巨额经济利益之愤懑，国民党内多数派别均反对官僚资本之代表人物宋子文、孔祥熙等。派系间之纵横捭阖，往往随形势的变化和利益的转换而重新分化组合，更加剧了派系纷争的长期性和复杂性。蒋介石本人对派系矛盾纷争的态度常常暧昧不定。他惟一需要保持的是自己在所有派系之上的独尊地位，为此他需要保持派系之间的平衡，运用派系，而非完全消灭派系。他的以我划线、任人唯亲的举措，对国民党派系之形成和凝聚力之涣散也有着不容忽视的影响。战前表现十分明显的中央与地方派系的矛盾，随着抗战时期国民党中央对西南、西北的经营，战后一时未得表现，而以隐性化面目存在；但随着国民党统治能力的急剧衰颓和蒋介石个人声望的持续下降，至蒋介石下野前后，又得以凸显，并以桂系和中央系的矛盾为焦点。就战后国民党内的派系纷争而言，因为多发生在高层，外人不得其详，影响多涉及国民党的决策，而对基层活动的影响尚未十分彰显。真正从上而下广泛影响到国民党各级组织及其活动的是所谓党团之争。

抗战初期成立的三青团，本为蒋介石因应战时需要，并有感于国民党渐失活力，企图以此刺激国民党“新生”的举措。三青团自始即对国民党的官僚政治、效率低下、贪污腐败等等有所批评，至战后此种批评更趋扩大，甚而有了“弃党造党”的主张，即放弃老朽之国民党，另以三青团为主体创造新党。其实三青团成立后，在树立清新形象、支持抗战方面并无特别表现，而其干部多为缺乏政治资源和实际权力的年轻一代，他们急欲进入国民党的权力系统，获取一己之利。所谓“弃党造党”主张，即为利用社会各界和党内对国民党老朽腐败之不满，为三青团干部扩张权力、获取个人晋身之阶的张本。而且由于三青团与国民党的同质性，三青团扩大组织和权力的行动，只能以蚕食国民党的地盘为代价，影响到党方的利益。三青团此种咄咄逼人的主张和举动，当然引起国民党干部的强烈不满。结果，同以三民主义为信奉之理论、以蒋介石为拥戴之最高领袖的国民党和三青团之间却发生了越演越烈的矛盾和冲突，三青团不仅与国民党发生“工作矛盾，甚至群以党部为对象，从事种种斗争，同室操戈”，党团之间在湖南甚至发生了流血冲突。如时人所论，“在同一主义与领袖下之党团员，其相互仇视斗争情状，且远较对他党尤激烈，实创古今万国政党政治之恶例”。由于三青团自国民党派生而出，有从中央到地方与国民党平行的一套组织系统，有大量合法性资源可以利用，其干部与国民党干部间有交叉任职，使得双方的矛盾冲突更为复杂难解，党团之争已成为令国民党上下颇为头疼的一大问题。

对于党团之争，国民党内多数人从党的利益出发，均主张取消三青团，将其合并于国民党，或使其完全脱离国民党而成为单纯社会性组织，以消弭日趋激烈的党团矛盾。1946年3月，白崇禧致函蒋介石，认为“青年团与本党之关系未能明确划分，而工作亦多重复，必须立即加以调整，乃能避免相抵相消之病”。蒋介石将白之意见交给国民党中央常会讨论，惟因意见分歧，未得结果。在1947年3月举行的国民党六届三中全会上，有多位中央委员提出重新确定团的地位并澄清党团关系，否则党团关系若即若离、含混不清，省级以下的党团摩擦日益显著，长此以往实为自杀。全会决议由国民党中央秘书长、组织部长和三青团中央书记长共同拟议具体办法。全会结束后，国民党中常会推朱家骅、谷正纲、康泽等会同吴铁城、陈立夫、陈诚等共同研议办法，但因为党团两方面都有各自的利益考虑，都希望未来的改组于己有利，因此他们一直拿不出令双方都满意的方案。

根据国民党的“行宪”日程，将于1947年底举行国大代表和立法委员选举，随着选战的升温，党团均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并且互以对方为对手，彼此竞争，消耗着国民党原本有限的资源；同时，“戡乱动员”令实施后，党团之间仍然纷争不已，势将影响“戡乱动员”之成效。如何解决党团之争已不容久拖不决。由于国民党的决策体制，最终解决党团之争，仍然只能由蒋介石进行决策。1947年6月27日，蒋介石召见党方陈立夫和团方陈诚，决定实行党团合并。30日，蒋介石发出手令，指示成立党团统一组织委员会，以两个月为限实行党团合并统一，以将三青团融入国民党的方式解决党团之争。蒋介石的决定在7月9日得到国民党中常会的认可。同一天，蒋介石在三青团团庆日致辞，解释了他的党团合并决策。他认为：“我们党和团没有基层组织，没有新生的细胞，党员和团员在群众间发生不了作用，整个党的生存，差不多完全寄托在有形的武力上面，这是我们真正的危机。”他批评三青团提出今年的中心工作是参加国大代表和立法委员选举并主张与国民党保持不即不离的关系是两大错误，因为“党与团如保持不即不离的关系，其结果只有相互摩擦，相互牵制，力量相互对消。今天党团的关系，已经弄到这种地步，现在如再不合并统一，则革命必然失败。"7月23日，国民党中常会决定，成立中央党团统一组织委员会，以代表国民党的吴铁城、陈立夫和代表三青团的陈诚、刘健群为召集人，并将统一原则定为：现任各级三青团部干事、监察，一律改任为各级国民党部执、监委员。此后，党团统一进入实际操作进程。(www.xing528.com)

9月9日，国民党六届四中全会及党团联席会议在南京开幕。12日，全会通过《统一中央党部团部组织案》，决定三青团中央干事和候补干事改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和候补执行委员，中央监察和候补监察改任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和候补监察委员；扩大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和常务监察委员名额，以容纳三青团干部；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增设青年部。13日，六届四中全会选出中常委55人、中监委常委19人，属于三青团系统的贺衷寒、赖琏、刘健群、萧铮、邓文仪、康泽、蒋经国、程思远等成为新科常委。于全民抗战声中成立、首尾历10年的三青团终因形势变化而结束其历史使命。当年因满怀抗战热情与建国理想而参加三青团的热血青年，或因屡屡碰壁而失望，或因久弊成习而麻木，至此均被融入国民党官僚体制之中，少数人因缘时务而在政治上崭露头角，成为国民党体制内的新贵，但在国民党高层复杂的派系与人际关系中，他们所能发挥的作用仍然有限。国民党和三青团的统一，总算在形式上解决了党团纷争的弊端，但对解决国民党面临的重大危机并无多少实际作用，而且由于三青团方面多对团合并于党不满意，使他们在国民党内仍屡屡有反对党方主张的作为。

六届四中全会通过了《中国国民党当前组织纲领》，决定整饬党内纪律，改进党员作风，并实行党员重新登记。但如同国民党此前和此后所实行的多次党员总清查、党员总宣誓和党员财产总登记相似，所谓党员重新登记不过是以轰轰烈烈、上下鼓吹开场，再以人人过关、无疾而终收场，何况在国民党统治风雨飘摇之际，不少党员对登记与否也不再有兴趣。据统计，1947年9月国民党员和三青团员总数为669万人，重新登记工作应在自10月15日起的1个半月内完成。但到1948年11月，登记工作仍未完成，登记者只有132万人。国民党这部庞大的官僚机器，到了内战的后期，由于惰性与惯性，任何革新动议提出后都如石沉大海，难以付诸实施。蒋介石认为：“权利是个个人都要享受，责任是没有一个人肯来分担。对于公家的事情，不是袖手旁观，不闻不问，就是争权夺利，互相防范，甚至对同志的斗争比对共产党的斗争还要激烈。”他不禁感叹：“我们为什么会弄到这种地步，为什么会弄到人人束手无策，人人失去信心。”“本来在很好的环境，具有很好的条件，一到我们的手里，就毫无办法，这真是最耻辱最可痛的问题。”蒋介石对国民党员提出的一些具体要求也屡屡碰壁。当时政府的财政非常困难，发行公债因信用低落和通货膨胀而乏人问津，蒋介石号召国民党员多买公债，提出：我们有钱为什么不捐给党，为什么不募集公债，以取信于一般民众。我觉得有钱最好是买公债，既有补于国家，又于个人有利，这样的事我们为什么不做？然而蒋介石的号召无人理会，国民党员有了钱不是投机发财，就是存在国外，因为他们知道买公债并不“于个人有利”。国民党当政后，党员一直不需交党费，党的经费全由国库开销，连蒋介石也认为这是国民党最糟糕的一件事。如果连党员交党费这样具体而微的事都解决不了，一叶知秋，何谈其他。面对国民党“生死存亡”的危机，国民党从上到下毫无团结奋斗、力挽狂澜的决心与信念，一般党员麻木不仁，得过且过，有权有势者更是只图个人利益，以致虽拔一毛利其“党天下”而不为。难怪非国民党员的傅斯年这样说道：“古今中外有一个公例，凡是一个朝代一个政权要垮台，并不由于革命的势力，而由于他自己的崩溃！”

衰颓的国民党无法振作，只能将挽救危局的希望寄托于美国的支持。马歇尔调停结束后，美国对华政策的基调仍维持在有条件支持国民党而不直接大规模卷入中国内战的基础上。马歇尔回国后出任国务卿，负责美国的对外政策，他在华期间与国民党打交道的经历，使他对国民党的腐败无能有较多的负面看法，从而对援助国民党政权并不十分积极；而且在美国的全球战略中，中国和亚洲地位的重要性毕竟不如欧洲。因此，虽然马歇尔提出了大规模援助欧洲复兴的“马歇尔计划”，但是并未相应提出加强对国民党政权援助的计划。不仅国民党在1947年5月提出的10亿美元贷款要求没有得到美方回应，而且就连先前已经批准的5亿美元信用贷款也始终未予拨付。在美国国会内外，反共亲蒋议员和院外活动集团的态度则较行政当局为积极，他们要求大规模援助国民党，并通过各种途径向行政当局施加了一定的压力。为了对抗苏联，稳定东亚形势，美国在中国仍然有着重要的战略利益，国民党军事的不断失利及其面临的政治经济危机，也引起了美国当局的关注。1947年7月11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决定派前中国战区参谋长魏德迈前往中国，“就中国之政治、经济、心理及军事各方面情形，作一估量”，并在此基础上，考虑美国的援助计划。魏德迈对国民党的态度较马歇尔积极，因此蒋介石对他来华表示欢迎，希望由此获得美国的大规模援助。

7月22日，魏德迈抵达南京，8月24日离开中国。他的足迹遍及国民党统治区主要地域，访问了东北、华北、华东、华南各大都市以及台湾，与各方人士广泛接触，并注意听取中间派人士和自由派知识分子的意见。魏德迈的考察结论与马歇尔的看法并无重大区别，他认为国民党面对的情势已较前更为恶化，党内普遍失去信心，仅仅依靠军事力量并不能消灭共产党，希望国民党立即实施全面彻底的政治经济改革。美国对国民党的政策并未因魏德迈的考察而发生国民党所期待的变化。不仅如此，魏德迈在考察期间还对国民党多有批评，并在国民党高级官员云集的场合，严厉指责国民党的腐败无能，使国民党颇为不满。行政院长张群对记者表示，政府将不因魏氏意见而改变政策，许多事情必须等待，必须逐步实行。9月14日，外交部发表的声明认为：“批评中国之人士，往往忽视中国幅员之广袤、政治经济及社会组织基础之薄弱及其内在各种问题之复杂，其观察及判断每根据某一时期之特殊情势，而未适当顾及其背景。”

国民党视美国为其主要支持者，依赖美国的援助，但国民党的一党专制与美式民主格格不入，其腐败无能与效率低下也令美国人每每不满意。司徒雷登常常“痛责”国民党“不长进”，美国也一直在要求国民党为其支持提供所谓“道义上充分之理由”，也就是“民主进步之证据”，从而使国民党认识到，“美国实有憎于共党，但亦无爱于我国，彼等以我国情形不佳，故取旁观态度”。在国民党最需要美国援助的时候，美国并未如国民党所期待的那样慷慨。蒋介石曾经感叹：“凡我政府所有措施，彼等皆认为系迎合美国意向，所以讹诈美国援助，因谓我毫无诚意与自主自立之精神。尤可痛者，美国舆论不仅以中国与韩国并论，而且其对待中国之态度，尚远不如对待其仇敌之日本。”但是，无论国民党自觉在美国方面受到什么“羞辱”，也不能不依赖美国；而美国无论对国民党有什么不满，但出于其自身利益的需要，仍不能不给予必要的支持。

1948年初，国民政府派前中央银行总裁贝祖诒率领技术代表团访美，游说美国援助。为了说动美国人，他们特别强调反共“关系到美国的切身利益，如何及早与顺利地实现这个利益就需要美国的大力协助”，“为了有效地抵抗共产党，中国需要美国的军事援助”，提出一项为期3年、总额为15亿美元的信用贷款计划。但是美国最后提出的援助计划远未达到这个规模。2月6日，美国国务院宣布，请求国会通过57000万美元援华法案，以期达到中国经济稳定和复兴的目标，并在美国断定援助使用不当时保留停止援助之权力。在美国国会讨论援华问题时，美国行政当局的态度并不积极。国务院认为，中国的情形颇为悲观，援助不仅无裨于中国，反将有损于美国；陆军部认为，中国内部扰攘不息，欲求援助收效非拨巨款不可，而美财力有限，宜集中援助欧洲；魏德迈在作证时认为，中国大局已难挽回，此时援助等于浪费，不能收到实效，反必牵涉美国有损国际威信（他以发言关系机密为由，要求不作记录）。在美国国会亲蒋议员和院外活动集团的大力推动下，援华法案仍于4月1日被参众两院联席会议通过。此项援助总额定为46300万美元，其中12500万美元为军事援助，其余作为购买食品、原料及复兴建设用途。美方还要求“必须确定若干办法，监督此项基金的使用，以确保其有效”，具体做法是由中方提出购买物品的清单，说明用途，经美国审查同意后予以拨付，以免无谓消耗或贪污中饱，并在采购物品时有利于美国商品的对华输出。5月15日，行政院成立美援运用委员会，由院长兼主任委员。7月3日，中美在南京签订双边协定，规定美国援华资金的使用目的与范围等事宜。此项“大半为赠与性质”的美国援助，对于正处在全面危机之中的国民党政权不失为有力的支持，但是此项援助的金额未及使用完毕，国民党政权就垮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