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重建：困难与解决

从1945年抗战胜利，到1949年国民党失败退居台湾，在短短几年时间里，国内局势急剧变化，中国经济也因此走过了一段十分艰难的历程。虽然国民党在战后提出了经济恢复与重建计划，但不稳定的政治经济环境，使这样的计划难以付诸实施，实成一纸空文。在近代中国长期战乱的特定条件下，稳定的环境对经济发展具有更重要的意义。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没有把握国内人民望治心切的历史契机，没能以求实的态度实现国内和平，内战重起之后，大量资财被耗于战争，政府财政捉襟见肘，以至于基本上依靠发行钞票维持开支，通货膨胀恶性发展，维持正常的生产活动非常困难。而日渐残破的经济也无法支持国民党的战争，随着国民党军事由盛而衰，其统治区日渐缩小，不仅经济恢复与重建成为泡影，而且国民党统治的经济基础也已濒临崩溃边缘。

由于多年的战争对中国经济造成了严重的破坏，经济体系被割裂，生产力水平低下，资金短缺，发展停滞，抗战胜利后亟待恢复与重建。战后经济恢复与重建的有利因素，首先是接收日资产业和物资价值颇巨，加以美援和进口物资，有利于政府对经济之调节；其次是多年战争之后的旺盛市场需求，有利于刺激经济之恢复；再次是外资对华资的压迫有所减轻，有利于华资的发展。但不利因素亦非常之多，首先是政局不稳，社会不安，内战重起，交通受阻，不利于经济之恢复；其次是东北和华北工矿业集中地区本已因战争影响而损失严重，复又为内战战地而不利于基础工矿业之恢复；再次是通货恶性膨胀，币值变动剧烈，不利于投资意愿之培养。比较而言，经济恢复与重建的不利因素胜过有利因素，经济恢复与重建面临诸多困难，经济形势不容乐观。

国民政府主管经济的部门为经济部，抗战胜利后，1945年11月又设立最高经济委员会，统管全国经济工作，并由行政院院长宋子文兼任该会委员长，以示政府对经济的重视。宋子文与国民政府的财政经济政策有长期的渊源，本人又自诩为财经专家，他在行政院院长任内的主要工作就是负责经济恢复与重建。在宋子文的主导下，国民政府的战后经济政策纲领为：（1）扶助民间事业，协调国营民营关系，使它们的配置轻重合理；（2）平衡政府收支，协调各部门利益；（3）与友邦进行经济合作，坦白互惠。然而实施过程则全不似宋之预期，民营事业未得扶助，而是国营事业独大；政府收支非但未能平衡，反而赤字愈增，几至无法维持；友邦经济合作偏于美国，互惠其名，美国单惠其实。宋子文也深知在当时环境下实现经济恢复与重建的困难，他在国民参政会答复质询时，一方面为自己的经济政策辩解，认为“今后如能照目前所施方针，力行下去，二三个月后，比现在决可缓和”；另一方面，他对未来经济恢复与重建之前景并无把握，所以坦白地告诉参政员：“我没有离奇巧妙的办法，不过无论任何办法，必须切合国内外情势环境，如国内的团结，交通复员，国外物资能源输入。”事实验证了宋子文的担心，他的经济政策在现实面前不断碰壁，不过一年多的时间，他就在黄金风潮引发的经济危机中下台。

战后工商业经济的恢复与重建，集中在部分轻工业部门和沿海大城市。轻工业第一大产业，也是中国经济支柱产业的棉纺织业恢复较快，并有一定发展，成为战后华资工业表现最好的部门。曾在棉纺织业中占据重要地位的日资纺织厂因战败被接收，低价美棉大量进口，复员、军需和投机囤购等因素，均刺激了华资棉纺织业的复苏和发展，“是以凡能开工的纱厂，无不利润累累”。1947年，华资纺织业拥有纱锭438万锭，布机5.4万台，分别为战前的1.59倍和2.1倍；生产棉纱170万件，棉布4763万匹，分别为战前的1.17倍和4.3倍，达到了民国年间的最高峰（棉纱总产量仍低于战前华资和外资企业的总产量）。同一时期，外资在棉纺织业中所占比例已下降至不过1%,影响已微不足道，棉纺织业成为华资占据绝对主导地位的产业。华资集中的另一主要产业是与棉纺织业同为中国经济支柱产业的面粉业，虽华资厂数及其生产能力均超过战前，但由于战乱导致的原料缺乏，加上大量廉价美国面粉的进口，产量反逐年下降，1947年生产5565万包，不过为战前的1/3左右。重工业的恢复情况则远不如轻工业，主要因为采矿、冶金工业地处东北与华北战地，不仅未有预期之恢复，还受到内战的影响，产量急速下降，生产指数不及战前的一半，尤其是本就不高的钢铁产量，更低落至战前的1/10左右。惟有以供应城市为主的电力工业，因轻工业之恢复及人口快速流入城市而恢复较快，产量超过战前的最高水平。略有积极意义的是，一向极为薄弱的华资重工业战后有了一定的发展，产量全面超过战前（虽然绝对数字仍不高），尤其是华资电厂的发电量已超过战前的3.8倍，这主要得益于没收日资产业和外资因战乱原因之退出。总体而言，战后轻工业尚未完全恢复到战前水平，而重工业距战前水平的距离更大。就地区而言，由于复员对消费的刺激和资金的流入，加上原有的经济基础较好，沿海大城市的经济恢复较快。上海、天津、广州、青岛的华资工厂与工人数占全国总数之比例，由战前的41%增至战后的70%,1947年上海新登记的工厂数更创下民国年间之历史记录，达到9285家。经济活动进一步集中至沿海大城市，地域经济发展之不平衡较战前尤为明显。抗战时期曾有较大发展的后方工业，则因不少厂商复员清货，资金紧缺，发展状况一落千丈。在经济大幅度萎缩的同时，金融业却有畸形发展，全国商业银行的数量从1936年的132家增加至1947年的1210家，猛增到8倍以上，还有超出此数两倍以上的银号和钱庄，说明金融交易在不事生产的投机刺激下之活跃。在中外经济关系方面，美国取代英国和日本，成为对中国经济影响最大的国家。价廉物美的美货倾销导致中国外贸的严重入超，1946年入超额高达47430万美元，除了棉纺织业得益于廉价美棉外，其他工业多受不利之影响。

战后农业经济的恢复与重建也受到内战的强烈影响。大规模战争对生产环境的破坏、征兵拉伕对劳力的占用、田赋征实对农民生产物的低价以至无偿占有等等，均对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非常不利，农业生产力和生产量均徘徊不前。1947年，水稻、小麦、高粱、小米、玉米、大豆等主要粮食作物总产量为22.5亿市担，与1936年的产量大体持平，但最重要的经济作物棉花的产量下降为不到1936年的一半，只有743万担。廉价美棉之大量进口（美棉居战后进口物品数额之首，超过进口总值的1/5）压抑了自产棉花之种植，同时自产棉花产量之大幅度下降，又进一步刺激了美棉之大量进口，更压抑了自产棉花之种植，使得战后的棉花种植业始终未能真正复苏。农业生产的低水平，使战后的粮食问题愈加严重。由于战争的影响，粮食产量在下降，而大量人口涌入城市，则扩大了粮食的消费，加以交通受阻，调配困难，各地粮价均因此而不断上涨。1946年，全国粮食消费亏空高达446万吨，同时期国外援助及进口粮食只及亏空数的1/10.民以食为天，而各地粮情紊乱，粮价暴涨，使得城市民心不稳、社会动荡，更不利于国民党后方之稳定。为了保证军粮和都市的供应，国民党在战后农村仍然采用征实、征借、征购政策，但因为全盘政治经济形势的恶化以及其统治区面积的减少，实行此种政策的阻力在增加，实征数也在不断下降。1945至1947年度实征7210万石，1948年度则剧降为2000万石，说明在法币崩溃之后，实物征收制度也难以为继。

由于经济恢复与重建之困难，更由于重工业部门生产的大幅度下降，战后资本主义经济在工农业总产值中的比重由战前的21.81%下降至战后的19.7%。降幅虽不大，不过两个百分点，但对原本就不够发达的中国资本主义经济而言，仍表现为现代化进程之后退。较有积极意义的是，由于战争的因素，日资被没收，外资在退出，战后在华外资尤其是外国直接投资有较为明显的下降。1948年，在华外资总额只有战前1936年的81%,其中直接投资下降更多，只有战前的48%。外资在中国经济中的地位亦随之而明显下降，只占中国全部资本总值的8%（战前为36%），其中占产业资本的11%（战前为57%），商业资本的4%（战前为25%），金融资本的6%（战前为19%）。因此，外资对华资发展之挤压已不明显，华资发展之主要困难在于国内政治经济环境之恶化。战后时期，国民党视中共为头号敌人，注意力全在如何对付共产党，根本无力顾及经济。由于内战重起，军费剧增，政府经费几乎全部被战争所吞噬，用于经济的经费少得可怜，还不到军费支出的1%,根本无法支持经济的恢复与重建。通货膨胀的恶性发展，极大地阻碍着经济的正常运行，急剧贬值的法币，使得投资者无法得到正常的回报，企业虚盈实亏，导致投资停滞，投机盛行，尚存的经济活力亦被销蚀尽净。

对于经济恢复与重建，国民党曾对美国寄予很大的期望，宋子文以知美和亲美著称，战时曾在美国从事争取援助的工作，战后自然也希望在经济方面得到美国的援助。他向美国提出贷款20亿美元的要求，美国进出口银行也曾有贷款5亿美元给中国的计划。国民党要求美国贷款的目的，不仅是为了经济恢复与重建，还为了显示美国的支持，安定国内人心。蒋介石曾告宋子文：“此款于我完全为对内政一时之作用，如果此借款成，则政局当可比较稳定，关于国民大会与改组政府，皆可如计完成，至少亦可增加美国协助我政府形式上之效用。”然而，美国的贷款并非国民党预期之易得，对于数亿以至数十亿美元的庞大贷款数目，美国不可能让其有去无回，所以“特别注意于适合当地政治环境”，并附有指定用途之条件。中国国内形势发展的不稳定，没有合理可行的贷款偿还担保，都使美国贷款给中国的意愿不高，态度也随着国民党在内战中的不断失利而变得“不如以前积极”，最终没有下文。战后美国以租借、捐助、转让等名义对国民党政府的物质支持数额虽高达近16亿美元，但以实物形式为主，而且多被国民党用于内战，可以自由支配的金融贷款数额不多，对经济重建的作用也不大。

战后国民党经济政策最受诟病的方面是国家资本的急速膨胀。由于接收日伪产业中的大部分以自营、转让、标售等方式处理并转入国营单位之手，战后国家资本数量已超过中国资本总数量的一半（54%,战前为32%），其中产业资本占64%的优势（战前为22%），金融资本占89%的压倒优势（战前为59%），发展到民国时期的最高峰。除了原有以中央、中国、交通、农民银行和中央信托局、邮政储金汇业局等为代表的国营金融企业，以资源委员会统管的国营重工业企业之外，战后国家资本的势力还伸入一向以民营资本为主的轻工业企业，新建的中国纺织建设公司、中国蚕丝公司、中国盐业公司等，均为在本行业中具有垄断性的国营企业。以1945年12月成立的中国纺织建设公司为例，其下有85家企业，囊括了纺织业的几乎所有部门，拥有纱锭176万锭，线锭35万锭，布机3.6万台，占全国总数的一半，棉纱产量占全国总产量的40%,棉布占70%。在政府的特许之下，中国纺织建设公司享有获取低息贷款、官价外汇、低价美棉、免于政府限额收购等特权，具有民营纺织企业无可企及的特殊优势地位。资源委员会则基本上垄断了中国的重工业。1946年5月，资源委员会由原隶属于经济部改为直属行政院，以创办开发及管理经营国营基本重工业，办理政府指定之其他国营工矿事业为其经营方针；下属96个单位291个厂矿，有员工22.3万人，控制了国内全部的石油生产，绝大部分的钢铁和有色金属生产，一半的电力生产和1/3的煤炭生产。除此之外，还有以国民党党营名义经营的文化企业，如中央通讯社、中央电影股份有限公司等。历经掌握政权后20余年之经营，国民党已经建立起由其掌控并集中在党政官僚经营下的遍及各个行业的经济体系。

战后国家资本的发展有多方面的原因。客观上，接收的日伪产业转由国家控制，增强了国家资本的实力；主观上，国民党以“节制”私人资本作为发展国家资本之口实，并受到国际上以计划经济追求现代化之理念的影响；现实中，国营企业可以为政府提供税收与实物支持，如中国纺织建设公司1947年上缴国库利润4000多亿元，无偿供应军用布匹300余万匹。但是从经济角度而言，国家资本企业机构庞大、人浮于事、管理混乱，生产效率远不如民营企业。1947年，国家资本占全部产业资本的64%,而产值只占全国总产值的42%。因此，“国家垄断资本虽然因接收了巨额的敌伪产业和美国的援助而高度膨胀，但并没有发挥生产力的作用，而是处于瘫痪状态。它像一个充气的巨人，貌似强大，内部却是孱弱的。”

毋庸讳言，国家资本企业名为国家所有，但因为国民党长期实行一党“训政”，垄断了全国政权，而且缺乏有效的监督，国家所有的企业便因此而成为官僚豪门可以任意处置的产业，名为国有，实为私营，以国家的资源谋个人之私利，成为遭致当时舆论广泛批评的官僚资本。正如时论所批评：“官僚资本往往假借发达国家资本，提高民生福利等似是而非之理论为掩护，欺骗社会。社会虽加攻击，彼等似亦有恃无恐。盖官与资本家已结成既得利益集团，声势浩大，肆无忌惮也。”

自抗战中后期起，社会舆论对官僚资本的批评声浪日渐升高，战后官僚资本更成为众矢之的。主管战后国民党经济政策的行政院院长宋子文，本人就是多家公司的股东，与官僚资本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他在战后垄断了接收产业和物资的处理权，并以此扶植国营经济，被认为是偏向官僚资本，并为自己谋利，不仅受到社会舆论的批评，而且由于利益分配不均而引起国民党内其他派系尤其是CC系的不满，国民党党内发起了对官僚资本和宋子文及其经济政策的批评。在1946年3月召开的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上，以CC系中委为主，一些与会中央委员指名道姓批评宋子文和官僚资本，认为战后生产低落，经济凋敝，通货膨胀，物价高涨，可说民穷财尽，水深火热，主要原因就是官僚资本作祟。他们提出，凡是利用政治地位，运用公家资金及其他力量，操纵物价，阻碍农工建设与商业发展，把持国营事业，破坏国家信用的，就是官僚资本；要求实行官商分开，实行官吏财产登记，绝对不许官吏经商。更有人认为，宋子文本人就是官僚资本的代表，应承担相应的责任，要求他辞职下台。由于CC系控制了国民党文宣系统，所以他们还将对官僚资本的批评公之于传媒，在其控制的国民党中央党报《中央日报》上频发言论，抨击“官僚资本操纵整个的经济命脉，且官僚资本更可利用其特殊权力，垄断一切，以妨碍新兴企业的进展。所以代表官僚利益的官僚资本，如果不从此清算，非仅人民的利益，备受损害，抑且工业化的前途，也将受严重的影响”，要求“实行一次大扫荡的运动，从党里逐出官僚资本的渠魁，并没收其全部的财产，正式宣告官僚资本的死刑”。CC系头面人物陈立夫还曾当面指责宋子文经济政策之不当，以至惊动了蒋介石的关注，特意告陈“以后对外不可再发表对于经济财政有关之言论，须知此时无论任何人或任何政策，担任财政与经济必无良效，只有增加党团之艰危，尤其是社会纷乱，敌党环攻之时，更不能自相攻讦，以加张敌方之力量也”。国民党内对官僚资本之批评有出于利益分配不均之矛盾，CC系对宋子文的批评，也不能说明他们没有自己的官僚产业，中国农民银行、交通银行和中央合作金库等金融产业即为CC系所控制。但对于官僚资本的批评可以公开见之于传媒，并引起社会各界之广泛共鸣，诚为官僚资本引发社会矛盾之事实。但是，各级大小官僚的既得利益很难从根本上予以触动，因为他们毕竟是国民党统治的重要基础。因此，从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到三中全会、四中全会，每次全会虽都不乏对官僚资本的声讨，并提出封闭官僚资本公司，没收其财产的主张，但始终是雷声大雨点小，从未见此类言辞化为实际行动，所谓“事实如此，无可谁何”，“徒增加人民失望的感观”。官僚资本可谓与国民党统治始终如影随形，成为招致社会不满并导致国民党最后失败的重要因素之一。

与经济恢复重建之困难相伴随的，是战后通货膨胀的恶性发展以及由此造成的社会不安和动荡，已成为影响国民党统治稳固的最重要因素之一。从根本上说，物价上涨是通货膨胀的结果，即纸币发行超过市场吸纳的限度，又没有相应的硬通货或物资作后盾，必然造成物价之上涨。而通货膨胀则源于政府收入来源之匮乏，不得不靠发行货币填补财政赤字。这样，货币发行越多，物价上涨幅度越大，而物价上涨幅度越大，又迫使货币发行越多，致使物价更进一步上涨，形成恶性循环。战后国民党政府所面对的物价上涨与通货膨胀，较抗战时期更为剧烈，尤其是政治形势不稳定，内战导致军费大涨，使政府财政愈加依靠发行货币维持。如何解决通货膨胀问题以及由此产生的社会动荡是国民党政府面临的严峻考验。但是，国民党政府在战后拥有的数亿美元黄金外汇储备和价值巨大的接收及援助物资，也为稳定物价、解决通货膨胀问题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关键是如何以此为基础，采取适当的政策措施，尤其是避免内战重起，以对通货膨胀釜底抽薪。

宋子文素以金融专家自诩，并曾对国民党的金融政策多有贡献。他出任行政院院长后，手握黄金外汇储备和接收物资之筹码，一度对解决通货膨胀问题颇具信心，其经济政策也更偏重于金融方面。宋子文以实行金融开放为中心的经济自由化政策，作为解决通货膨胀问题最重要之举措；通过开放金融市场，钉住法币与美元比价，稳定法币币值；通过开放黄金市场，出售黄金，回收泛滥于市的法币，减少市场通货之流通；通过大量进口和出售接收物资，缓解市场物资供应的不足，压抑物价。他认为这样“对外贸易便可畅通，各项物资尤可随人民的需要而增加；游资之流入投机市场，以助长物价之波动者，亦可纳入商业正轨；国外原料及机械，也可因对外贸易之恢复，源源进口，来配合国内工业之发展；足以使增加生产，并收平定物价的效果”。在他多管齐下的措施作用下，1946年上半年的物价上涨势头趋缓。然而作为金融专家，宋子文深知上述种种不过是治表之策，解决通货膨胀问题的关键是解决政府收支不平衡的问题，只有做到政府预算收支的大体平衡，才能少发通货，对物价釜底抽薪。他承认：“胜利以后，健全财政，实为首要，而必须求收支趋于平衡之途径，则通货膨胀，自可逐渐遏止，一切金融经济等问题，始可获得解决。”因此，他将“安定物价，平衡国家预算”作为其需要解决的首要任务。宋子文当政后，大幅度增加了货物税税率，并提高了进口货税率，以增加政府财政预算收入，但因为法币币值的剧烈变动，预算收入与军费开支相比较，不过是杯水车薪。以往用于填补财政亏空的重要手段——公债，由于法币信用的低落难以发行。政府实际收入的大部分依靠出售黄金外汇和接收物资的非税收入，一旦此项收入枯竭，则填补财政赤字的惟一办法就只有印钞票，法币信用的完全崩溃即在预期之中。宋子文因此提出，在战争结束以后应积极减少军费，但是他知道问题的症结所在，却无力改变现实，拿不出合理可行的解决办法。因为国民党坚持以战争解决中共问题，军费便不可能减少，庞大的军费开支只能靠中央银行的垫款，也就是靠无限量发行纸币来解决。宋子文也承认：“预算外之支出，为数过巨，且多系临时支出，事前难以预计，收支相较，差距巨大，仍不能不赖于中央银行之垫借。此种超额之支出，则以军费为最巨。”由于军费开支之庞大，军费和以特别支出名义支付的军费已占到政府财政支出的60%以上，实际支出则更多。军费事实上成为一个无底洞，消耗了政府几乎所有可用的资源。在这种情况下，宋子文力求实现政府财政预算平衡的打算只能是不具现实意义的空想而已。根据政府编列的预算，1946年收入19791亿元，支出55672亿元，为收入的2.81倍；1947年收入138300亿元，支出409100亿元，为收入的2.96倍。实际上，因为通货膨胀的因素，政府预算也失去了控制与反映收入和支出的真实意义，实际收入虽因通货膨胀而增加，但实际开支增加的数额更大，政府财政已成为完全依靠发行钞票应付开支的赤字财政，所谓管制物价、平衡预算，结果都不过是纸上谈兵而已。如时论所言，“根本上讲，物价的病根在于通货，通货的病根在于内战。内战不停，生产不能进展，通货不能停发，物价便无法收拾。”

因为有限的收入无法应付庞大的支出需要，政府只能动用发行手段，增加法币的发行量。1945年8月抗战胜利时，法币发行额为5569亿元，为战前的395倍；到1947年2月，已达到48378亿元，为战前的3430倍；每月的增发额也从1946年的1000亿元达到了1947年4月的10000亿元。在这样巨量的货币发行刺激下，物价的上涨幅度增加更快，1946年法币每月发行数增加11.3%,而同期物价指数每月增加16.9%,1946年的物价上涨倍数已经是法币发行倍数的1.1倍，而且这种差距还在继续扩大，说明发行的增加和物价的上涨交相刺激，螺旋上升，通货膨胀已进入恶性化阶段。尽管法币发行已达天文数字，但其具有的支付功能日渐萎缩，几成废纸。普通民众尤其是城市市民阶层的生活水准因此而不断下降，严重影响到社会的稳定。为了缓解法币币值的急剧下降对工薪阶层生活的影响，维持城市的安定，国民党政府实行了按生活费指数发放薪金的办法，但在大多数情况下，生活费指数的增加远远追不上物价指数的上涨幅度。胜利初期上海的物价指数为战前的346倍，生活费指数为299倍，此后物价指数与生活费指数互有涨落，但自1947年5月到1949年5月，物价指数始终高于生活费指数，说明工薪阶层收入在绝对下降。即使在物价指数低于生活费指数的情况下，因为指数编制的滞后效应（按季或按月进行）以及编制时的人为操作（如按较低价格而不按基准价格编制），由名义薪金可得之实物仍在减少。另据统计，上海的生活费指数与物价指数之比，如以1937年为1，则1947年12月降至0.49，表明以指数计算的生活水平下降幅度之大，是工薪阶层难以承受的。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国民党政府从1947年3月开始对部分城市的公教人员实行以低价配售实物的供应方法，但是这一措施不过在部分城市实行，供应对象与数量均有限，未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通货膨胀对于社会各阶层的影响，实际的程度不同，意义也不同。基本上靠工薪生活的公教人员，即政府公务员、事业单位职员和大中学校教师受影响最大。据统计，1945年下半年，昆明大学教授的月工资水平为战前的300倍，但同期生活费指数为战前的6000多倍，因此实际收入只及战前的1/20.大学教授在战前本为高收入阶层，然而他们在战后的生活却下降至一般水准甚至不及一般水准，难怪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在蒋介石召见时，将一些知识分子反政府态度的激进化归结为他们“生活特困难，而彼等又不欲效他人所为在外兼事，于是愁闷积于胸中，一旦发泄，火气更大”。战时生活水平的下降，尚可因顾全抗战之大局而为多数人所理解；战后生活水平的下降，则是多数人不能理解以至不能忍受的。所谓公教人员，是维持政府工作正常运转的重要环节，本应是政府最主要的支持者，但他们的生活水平如此大幅度的下降，必然使他们心怀怨气，从而在感情上和事实上对自己服务的政权发生态度变化，并因此威胁到这个政权统治基础之稳定。何况公教人员“以此可怜之薄薪，维持五口之家之生活，其清苦情形，可以想见。欲其工作情绪之提高，与为官操守之清廉，当非易事。”因此，战后贪污腐败盛行，政风日下，吏治败坏，不完全是官吏个人品质和严刑峻法所能解决的问题，也与经济状况尤其是恶性通货膨胀有密切的关系，并在国民党统治由盛而衰的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

为了解决通货膨胀问题，宋子文曾经试图通过开放金融市场，通过自由买卖黄金与外汇，回收泛滥于市的法币，减少市场通货之流通，最终达到稳定法币币值，恢复经济活力，重建经济之目的。但这一政策实行的结果，在耗费了巨额黄金外汇储备之后，非但没有解决通货膨胀问题，反而使其进一步发展，最后引发了震动全国的黄金风潮，造成经济的更大危机，宋子文也因此而被迫下台。(www.xing528.com)

抗战时期，国民党实行金融管制政策，将法币与美元的兑换比例定为20比1.由于通货的膨胀，法币币值的跌落，这一长期不变的兑换比例已完全脱离了市场实际，黑市兑换价超出其几近百倍，不仅失去了调节经济、平衡外贸之作用，而且也为权势者倒买倒卖、大发国难财提供了条件。宋子文认为，只有开放金融，鼓励流通，才能刺激贸易与市场，有利于战后经济的恢复和重建。因此，他在战后提出金融开放政策，将法币汇率由固定不变，改为随市场供给自由浮动，同时开放黄金市场，以中央银行库存黄金的买卖，回收过量发行的法币，稳定通货，平抑物价，以最终达到经济恢复与重建的目的。战后国库拥有的8亿多美元的黄金外汇储备和价值上万亿法币的接收物资，为宋子文实行金融开放政策提供了有力的物质基础。在发行一时难以控制的情况下，以此作为回收通货的手段，也不失为可行的途径，加以国内当时出现的和平气氛，使宋子文对实施金融开放政策一度颇具信心。国民党最重要的支持者美国，战后急欲以其经济实力在世界范围内推行经济自由化市场化政策，以利美国的资本扩张和货物输出。国民政府经济顾问、美国人杨格由此极力鼓动宋子文实行金融开放政策。素来亲美并奉行西方经济理念的宋子文，因此而与美国的要求一拍即合，加以美国可能提供的贷款，更增加了宋子文实行金融开放的底气。

1946年2月25日，国防最高委员会通过《开放外汇市场案》，规定将进口物品分为三类，一类为工业及民生需要物品，可以自由进口，二类为烟草、汽油、汽车、纺织品等，可以经许可进口，三类为奢侈品，禁止进口；废止官价外汇汇率，由中央银行根据供求情形，指定若干银行买卖外汇，随时调节；对于外币现钞及黄金买卖，依同样原则办理。3月4日，中央银行开放外汇市场，将法币与美元的比价定为2020比1；同时，公布《黄金买卖细则》，规定上海各金号银楼每天可向央行申购黄金，即明配；另外由央行委托上海的几家指定金号，随时抛售黄金，即暗售。中央银行即以这样的方式控制市场黄金买卖的平衡。3月8日，中央银行开始以每条（10两）165万元的价格对外卖出黄金。

黄金外汇市场开放之初，黄金外汇即为卖出多于买进。4月份，黄金净卖出674条，美元净卖出837万元，数量尚不大。但至6月份，黄金净卖出19580条，美元净卖出2492万美元，买卖已完全失去平衡，表明市场对未来预期之悲观及对法币之不信任。不过因为中央银行通过大量抛售调节市场，黄金外汇价格上涨幅度不过20%左右，金价升至每条190余万元，法币兑美元升为2500比1，指数分别为战前的756倍和1663倍，远低于同期上海物价4072倍的涨幅。正因为如此，黄金外汇买卖实际是低进高出，获利颇丰，这导致大量资金涌入黄金外汇市场，使市场面临巨大的压力，并为官吏贪渎创造了条件。

实行金融开放政策，需要市场心理的稳定，才不至于引发过多的投机行为；而市场心理的稳定，又需要政治经济大环境的稳定作为保证。可是，战后国共内战重起，政治形势不稳，经济环境更是江河日下，通货膨胀愈演愈烈，市场对未来之预期颇为悲观。在这样的环境下，黄金外汇买卖不再为正常的支付需要，却成为保值或投机的手段。人们希望将手中不值钱的纸币换成硬通货，从而刺激了对黄金外汇的需求，导致其价格的上涨；黄金外汇价格的上涨，又造成市场的恐慌心理，使更多的人卷入其买卖之中，刺激其价格的进一步上涨。央行本试图通过买卖黄金外汇回笼货币、平抑物价，实行的结果，不仅不能平抑物价，反而成为物价上涨的示范；货币虽在不断回笼，但也因发行的不断增加而再度出笼，黄金外汇买卖也因此而失去其本来意义。加上军政官员和投机商人借机兴风作浪，上下其手，更使黄金外汇买卖成为贪污腐败、投机谋利之渊薮。

宋子文之所以能够实行金融开放政策，是因为有大量黄金外汇储备的支撑，但在市场的投机抢购之下，黄金外汇储备的消耗速度十分惊人，中央银行因此感到了沉重的压力。外汇市场首先因为进口大增、出口不畅、入超严重、购汇压力过大而动摇。8月，美元净卖出已达3262万元，迫使央行于8月19日将法币与美元的比价调高为3350比1，法币官价骤然贬值66%。央行实行此举的理由，明为减少进口，鼓励出口，激导侨汇，扶助生产，实际则为减低售汇压力，以维持法币的官价体系。央行的决定公布后，市场对未来的预期更为悲观，不仅导致美元十分抢手，黑市卷土重来，而且金价亦随之大涨，首度越过每条200万元关口，金融形势日趋恶化。为了打击外汇黑市，10月4日中央银行与上海市政府决定，美钞买卖价格不得超过官价的5%,如有巨额买户高价收买，可由上海市钱兑商业同业公会向市府密告，以凭究办。但市场经济规律的作用是无情的，央行既无法以官价供应充足外汇，则黑市的出现即无可遏止，而且黑市美元兑换价已超过官价的1/3.即便如此，央行售汇压力仍未解除，至11月中旬已净卖出3.8亿美元，外汇储备下降至警戒线，迫使政府不得不动用行政手段解决外汇供应问题。11月17日，政府通过修正进出口贸易办法，实行输入许可与出口补贴制度，大幅度放宽出口限制，同时严格限制进口，除禁止进口的物品外，所有其他物品的进口亦需申领许可证，以此缓解外汇供应压力。这一措施实行后，外汇需求确实大幅度下降，此后三个月央行净卖出的美元锐减为2000万，但是这也表明宋子文的金融开放政策受到重大打击，实际已难以为继。何况这一措施实行后，在外汇买卖受到严格限制的情况下，大量资金更蜂拥而入黄金市场，刺激黄金价格的暴涨，黄金市场亦继外汇市场而动摇。

在外汇买卖受到严格限制后，巨量资金麇集于黄金市场，尤其是权势机关、权势人物和大投机者对市场走向更有恶劣之影响。一些军政机关收到预算资金现钞后投入黄金买卖，甚至有机关部队以紧急支付命令或以种种威胁方法胁迫提款，用以炒买黄金。在币值变动剧烈、生产无利可图的情况下，工商企业也以大量资金投入炒买黄金。加以上海金价低于外地，游资因此向上海集中，抢购黄金保值。在数量多至数千亿元资金的疯狂炒买之下，中央银行有限的黄金储备无论如何也难以抵挡，黄金价格每日都在飞涨。12月12日，上海金价突破每条300万元关口，24日又突破400万元大关。进入1947年，由于政府实行棉纱棉布管制，并发行大额关金券，进一步刺激了物价上涨，黄金更成为抢购对象，价格已难以控制。2月5日，国防最高委员会决定对进口货物征收50%的附加税，导致物价上涨更为猛烈。6日，上海金价达到每条550万元的高位，法币兑美元的黑市比价突破1万大关。由于上海金价因央行抛售仍相对较低，招致“全国各地游资麇集上海，群以黄金为投机对象，央行如不大量抛售，则金价日高，刺激物价。如拟以全力与投机者相搏，则牺牲甚大，徒使牟利者益增利润。于是政府运用黄金政策，不得不改弦易辙。"2月8日，中央银行决定停止黄金暗售，10日停止黄金明配。当日，上海金价和法币兑美元的黑市价均涨至最高峰，黄金每条720万元，法币兑美元比价为16000元，分别为一年前的4.36倍和7.92倍。此时中央银行的黄金外汇储备，也由一年前高峰时的83359万美元（其中黄金568万盎司）下降为37987万美元（其中黄金237万盎司），分别为一年前的46%和42%。

黄金外汇市场开放之初，价格上涨较为平稳，有助于增强市场信心，平抑物价的上扬。而黄金外汇价格的大幅度上涨，将使市场信心动摇，反而刺激了物价的上涨。1946年年中之后，黄金外汇价格和市场物价两者之间，就陷入了互相刺激、互为影响、螺旋式循环上涨的恶性循环。1946年3月至12月，上海的物价指数在10个月中上涨了123%,而1947年1月至2月，央行抛出黄金近8万条，相当于黄金售出总数的1/4，但物价指数仍大幅度上涨了86%。及至央行停售黄金，除了消耗大量黄金外汇储备由官方所有转为“民间”所有之外，宋子文的金融开放政策完全未如当初之设想，反致市场一片混乱，所有物价均大幅度上涨，并因此引发了全国范围内空前的经济危机和对国民党政权的信任危机。

金融开放政策实行后，中央银行指定同丰余等5家金号银楼作为市场代理人，每日以明配和暗售方式进行黄金买卖。黄金买卖的决策由宋子文作出，再由中央银行总裁贝祖诒下令业务局局长林凤苞和副局长杨安仁执行，但决策与执行过程为高度机密，外人不得与闻，不仅是财政部长俞鸿钧，即便蒋介石也对实际情况不明底里。1947年1月，因为市场形势之急剧恶化，央行才开始向蒋介石和财政部呈送黄金外汇买卖情况报告。央行停售黄金后，蒋介石得知情况严重，从2月11日起连续召见宋子文并主持国民党中常会，讨论经济形势。宋子文虽然意识到形势之严重，但仍不甘心，力图作最后一搏，要求蒋介石核减预算，节约开支，以对物价釜底抽薪，挽救危局。他还搬出美国顾问杨格一同会见蒋介石，提出改变外汇汇率，继续抛售黄金的方案。但蒋介石认为宋子文的做法“决难持久”，“期期以为不可”。他决定实行经济紧急措施，对经济严加管制。

2月16日，国防最高委员会通过《经济紧急措施方案》，决定自即日起禁止黄金买卖及国外币券在境内流通，将法币与美元比价调整为12000比1，废除出口补助进口附加税办法，严格管制物价，日用必需品按评议物价实施办法严格议定价格，职工薪金以1月为最高指数，粮、布、燃料亦按1月平均零售价定量配给于职工，禁止罢工怠工、投机垄断、囤积居奇。《取缔黄金投机买卖办法》《禁止外币流通办法》《加强金融业务管制办法》《评议物价实施办法》等同时公布，规定持有黄金外币者必须按公布价在指定行局兑换为法币，违者处5年以下徒刑；各行局应严控放款，5000万元以上放款必须经四联总处核定，多余款项一律存放中央银行，机关单位用款一律使用支票；一律不准新设银行钱庄；在全国重要地点设立物价评议会，评议主要民生日用必需品售价，协助检举违反议价行为。国民党当局企图以此严厉之规定，遏制投机风潮，稳定急剧恶化的经济形势。

宋子文的金融开放政策实行不到一年即告惨败，引发黄金风潮、经济危机和社会动荡，以至舆论哗然，他也因此而成为众矢之的。傅斯年连续发表《这个样子的宋子文非走开不可》和《宋子文的失败》两文，以尖锐犀利的文辞痛责宋子文的经济政策“简直是彻底毁坏中国经济，彻底扫荡中国工业，彻底使人失业，彻底使全国财富，集于私门，流于国外”；呼吁国民党“要做的事多极了，而第一件便是请走宋子文”，因为“国家吃不消他了，人民吃不消他了，他真该走了，不走一切垮了”；要求“彻底肃清孔宋两家侵蚀国家的势力，否则政府必然垮台”。傅文发表后轰动朝野，黄金风潮不仅引发经济危机，而且已经越出经济领域。在国民党内复杂的派系矛盾作用下，由此激化了国民党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早就对宋子文的经济政策颇为不满的国民党CC系和其他派系借此发起倒宋潮。傅文的公开发表，宋子文以行政院长的身份而成为舆论公开攻击的对象，预示着他的政治生涯岌岌可危。

2月13日，监察院院长于右任主持院会，决定派何汉文等四位监察委员前往上海彻查黄金风潮案。次日的立法院会议更对宋子文发起猛烈攻击，要求他“辞职以谢国人”。宋子文与蒋介石虽为姻亲，并与孔祥熙同为蒋手下主管财政经济之大员，有长期的密切关系。但在经济政策方面，宋较具西方理念，主张政策的规范化，不能如蒋所愿任意动支。在他担任行政院院长期间，多次拒绝了蒋介石派陈诚催索军费的要求，使蒋甚为不满。黄金风潮爆发后，蒋介石痛心于黄金外汇储备之大量消耗，其赖以维持统治的经济本钱大受损失，于震怒之下决定换马。2月29日下午，蒋介石召见宋子文，以次日的立法院会议将对其大加攻击为由，对他表示关心，并要求他考虑是否不必出席立法院会，实际即暗示其提出辞职。宋答如不出席，必须辞职，但并未明确表示自己的态度。当晚，蒋再见宋，告他以不必出席为宜，宋谓如此则只好辞职，蒋允之。这表明宋尚有恋栈之意，他的辞职实为蒋逼迫的结果。

1947年3月1日，国防最高委员会议决，行政院院长宋子文辞职照准，由蒋介石兼任行政院院长，张群任副院长；同时免去贝祖诒职务，任命张嘉璈为中央银行总裁。一年以前，宋子文提出金融开放政策，企图振兴衰颓残破之经济；如今经济状况未见丝毫改善，反而日渐恶化，直至发生黄金风潮和经济危机，他之黯然下台亦为必然。但舆论和国民党内其他派系对其在黄金潮中应负之责任仍不依不饶。3月间，监察院派往调查黄金风潮案的四位立委对宋子文提出弹劾案，认为宋“接任行政院长以来，其误国失职多端，尤以此次黄金风潮，使社会骚动，影响国计民生至深且巨”；因“依法提出弹劾，即请提付惩戒，以正纲纪”。蒋介石虽对宋子文的经济政策不满，但也不愿因此过于影响国民党的公众形象，在他的授意下，监察院院长于右任主持提出监察院对弹劾案的审查意见为：“本案所举弹劾宋子文之事实，均属政策运用问题，尚未举出有何犯罪情事。该宋子文于金钞风潮发生后，既经自请去职，应毋庸再付惩戒。”但久已对宋子文不满的CC系仍不甘罢手，在3月份举行的国民党六届三中全会上，谷正纲要求彻查此案，认为金钞案不仅造成少数人的发财机会，而且影响全国民心，动摇国本，无论前方后方军心民心均为之沮丧，本党的威信为之丧失，如果不办，影响民心很大。黄宇人在发言中矛头直指宋子文和孔祥熙，认为不能含含糊糊地过去，不是马马虎虎表决了就完事，要求中央常会负责办理，对全党负责，对全国四万万同胞负责，不要弄得三年五年办不了。会上有100多名中央委员临时动议，提出《请惩治金钞风潮负责大员及彻查官办商行账目没收贪官污吏之财产以肃官方而平民愤案》，要求对宋子文及贝祖诒等负责大员，“自不能即以辞职或免职为了事。……亟应一面催促政府，依法提付惩戒，一面转咨中央监察委员会，从速查明议处，以肃党纪而彰国法。”还有一些委员提出成立调查委员会，彻底调查宋子文和孔祥熙的财产。宋子文也因此而未能继续当选为中央常委。为了化解党内矛盾，蒋介石不得不亲自出面，表示宋“依法执行任务，不知何故加以谴责”；辩称“宋子文在行政院长任内，并不贪污，如谓余见贪污而不知，则由余负责”。查办宋子文的声浪就此停息。

黄金风潮案发后，中央银行前总裁贝祖诒亦被监察院提出弹劾，后经央行新任总裁张嘉璈通过行政院秘书长甘乃光找司法行政部部长谢冠生疏通，对贝祖诒只予申诫处分。与黄金风潮案直接有关的中央银行业务局局长林凤苞、副局长杨安仁和上海金业公会主席兼同丰余金号经理詹莲生三人则被逮捕，因为央行对出售黄金行号“任意决定，漫无标准，已属不当，益以此五家均系由詹莲生一人介绍，则显然央行出售黄金事宜在市场方面故任詹莲生一人把持操纵，谓为官商勾结，实非过分”。在上海地方法院开庭审理配售黄金“舞弊嫌疑”案时，林凤苞和杨安仁均称“一切都是奉命办理”，詹莲生亦称所有买卖黄金的决定都由局长和总裁作出，“我丝毫不能参加意见”。7月12日，法院以“对于主管事务直接图利”，判处杨安仁有期徒刑7年，詹莲生有期徒刑4年，林凤苞则无罪释放。至此，震动全国的黄金风潮案以对各方均有所交代的结局而落幕。

宋子文的金融开放政策，实际上是国民党企图以经济手段解决日益严重的通货膨胀问题的最后一次尝试。黄金风潮的爆发，标志着这一政策的彻底失败，其中虽有诸多因素的作用，但根本上是通货恶性膨胀、政治形势不稳、内战烽烟四起、国民党政权的政治经济信用大大下降所导致的必然结果。如时论所言：“今天中国的经济财政病症，任何专家设计，任何医生开药方，其前提只有一个，就是停止内战，实现和平。”著名金融家陈光甫认为，除非政府改变对中共的政策，否则经济注定无法长期维持，黄金政策的失败不在于中央银行的错误，而是错误的政治政策的结果。但国民党无意结束对中共的战争，因此继宋子文之后的历任阁揆，经济更无确切政策可循，只能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拆东墙补西墙，以维持经济的基本运行。继任中央银行总裁张嘉璈上任后，将能否平衡预算、获得外援及军事胜利作为稳定财政经济的三个必要条件，但外援迟迟不来，军事胜利遥不可期，平衡预算又因“法币增发，物资日趋缺乏，距离紧急措施之平衡预算与稳定物价两目标，相去日远”，因此“思之几于寝食不安”。他向蒋介石要求，中央银行的垫款应有限度，紧急支付命令应经过审核后再付，但财政部长俞鸿钧认为：“军费支出，无法拒绝，何能规定中央银行垫款限度。主席（蒋介石）亦以俞部长所言为然。”在此情况下，因经济紧急措施的行政手段所致之市场稳定，不过维持了两个月，从4月中旬开始，各地物价再度急剧上涨，新一轮经济危机又在酝酿之中，而国民党对解决经济危机已经束手无策，只能听任其发展，直至不得不以国家政权的强力推行金圆券币制改革，从而彻底失去民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