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与国民党对抗的边疆问题及蒋介石解决云南问题的关键时刻

由于国共武力对峙和政治经济环境的动荡，战后中国不仅中央政治不能走上有序的轨道，地方政治也不时处于不稳定的发展状态之中。中共治下的根据地，实行着与国民党统治体制相异的政治、经济体制，并且由于中共力量的成长和根据地地域范围的不断扩大，其政治、经济体制的影响也在逐渐由边缘而中央，成为对国民党既成统治体制的最大挑战。在国民党治下的各省，由于抗日战争时期中央集权化以及战后中央统一接收的作用，中央政府的支配力得以基本伸展到各省，地方与中央分裂的状况有所改观。国民党除了在华北和东北存在与中共的对抗之外，它面对的地方问题主要来自于边疆省份。

云南。还在民国北京政府时期，西南边陲省份云南便因其偏远和闭塞而形成了对中央政府的半独立局面。国民党上台后，云南名义上已统属于南京政府，但实际上仍自行其是，它有自己的军队和一套政治、经济体制，南京政府对云南省政可谓鞭长莫及。云南省政府主席龙云自1927年就任，直至1945年抗战胜利，仍在省主席位置上，成为国民党上台后任职时间最长的省主席。蒋介石对云南的半独立状况久已不满，早有更替龙云之心。尤其是龙云为了长期保持自己和云南独立于中央的地位并抗衡国民党的压力，对于抗战时期以昆明为中心的西南联大和民盟发起的民主运动采取默认与放纵态度，更引起蒋介石忌恨，必欲去之而后快。自抗战中后期开始，由于日军对缅甸的进攻危及云南安全，也由于其后编练新军、滇缅战役和对日反攻的需要，国民党中央军源源不断地开入云南，人数和装备的实力远远超过云南地方军队，为蒋介石彻底解决云南问题准备了条件。为了顺利解决问题，又不使龙云公然以武力抗拒，蒋介石准备了软硬两手。软的一手是调动龙云的职务，使其脱离云南，失去权力基础，同时故示尊崇，委以高位虚职，弃置闲散；硬的一手则是以武力解决，而以中央军在云南的实力，做到这点并不难，只是由于抗战尚未结束，不宜祸起萧墙，需要顾及国内外观瞻而选择合适的理由与时机。1945年4月，蒋介石秘密召见昆明防守司令杜聿明，告诉他已决定调龙云任军事参议院院长，但考虑到龙云可能不服从命令，故令杜聿明做好军事解决的准备。接着，蒋介石又在7月召见国民党中执委、云南人李宗黄，告诉他已准备由他回滇接任龙云的云南省政府主席和省党部主任委员职务。在云南的陆军总司令何应钦和杜聿明都认为，如果能够避免动武，说服龙云自动让位更好。但无论何、杜两人如何暗示龙云见好就收，龙云则装聋作哑只当不知，蒋介石只能因此在极端秘密中紧锣密鼓地策划倒龙。

抗战胜利为蒋介石解决云南问题提供了最好的时机。因为越南北部被划入中国受降地域，而云南紧邻越南，蒋介石便名正言顺地下令由龙云的头号大将卢汉率第一方面军入越接收，并带走了龙云的基本部队第60军和第93军，使龙云在云南失去了武力依靠。国民党此时认为：“苟不能适时处置，政府东迁，民主同盟与龙云勾结，借云南之武力，行西南之割据，中央投鼠忌器处理惟艰。此事之解决，对于大局裨益匪浅。”为此，蒋再次召见杜聿明，令他从速部署，准备武力解决龙云；并派何应钦去河内，就近安抚并监视卢汉所部。在一切准备妥当后，10月2日，国民政府发布命令，免去龙云的云南省政府主席职务，调任军事参议院院长，同时任命卢汉为云南省政府主席，在其未到职前由民政厅厅长李宗黄代理。同日，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下令撤销委员长昆明行营，免去龙云的行营主任兼陆军副总司令职务。当天下午，空军总司令王叔铭和李宗黄一行飞抵昆明，会同杜聿明秘密部署，准备以武力执行上项命令。因为杜聿明事前已对中央军在昆明的部署作了周密计划，因此3日凌晨行动开始后进展顺利，龙云的部队小有抵抗，即因实力不济而缴械。龙云本人于事起后仓促避入五华山官邸，杜聿明因奉蒋保证其生命安全的指示，只能包围五华山官邸，而龙云则因杜部已控制了昆明所有交通和电信的对外联系通道，无法与外界联系，双方形成僵持局面。

虽然蒋介石决心撤去龙云的职务，但格于内外环境，不能也不敢危及龙云的人身安全，在龙云避入五华山官邸后，因为不能使用武力强攻，蒋介石只能指示各方加大对龙云的压力，迫其早日听命。10月3日，蒋介石指示杜聿明：对于往来越南之陆路交通应暂时停止，凡可通往越南之各路要点，皆应有严密防范；昆明附近各机场以及云南全省机场皆应特别警戒；除美国盟军官兵外，凡中国人非有本委员长亲签证书，一律不准起飞；对龙云本人及其住地，只严密注意，不必有监视之形式，而应待之以礼貌。4日，蒋介石又指示杜聿明，只要龙云遵命如期到渝就职，则一切皆无问题；否则中央当以违抗命令、别有企图视之，不能不另行处理。5日，蒋介石致电何应钦，令其“即约志舟（龙云字）兄同机来渝，以正视听，免除中央同志误会。为志舟计，万不可稍事迁延，其行营职务应即遵命移交杜总司令接管。”为了迫其速速离职，蒋介石还亲笔致函、致电龙云，又打又拉，既缓和龙云的对立情绪，又加大对他的压力。4日，李宗黄至五华山官邸，向龙云递交蒋的亲笔函称：“当兹建国开始，重在中枢，故特调兄入长军事参议院，参赞戎机，辅导统一，甚望兄能树立楷模，为党国与共休戚也。”此为故示尊崇。但同日，蒋介石又通过杜聿明将其亲笔电交龙云，令其“速遵中央明令，即将省政交李代主席，军事概交杜总司令接管，如期飞渝，宣誓就职，以正视听，万勿滞迟行期，致误前途。中为公为私，皆不能不负责成全，务希勿稍迟延，致失中央国人之望也。”此为威胁施压。然而，龙云在如此压力下仍迟迟不愿交卸职务，或许他还寄希望于在越南受降的云南部队回师救主。当蒋介石逼迫龙云离职的消息传到越南后，确实引起了在越云南部队的震惊、不满和激愤，对这支部队的统帅卢汉也是考验。他们“有的要求卢汉下令打回去，有的要求连名发电，强求蒋收回成命，还有的说应忍辱负重，以待时机”。卢汉权衡利害之后，认为云南部队的装备及战斗力远不如中央军，既无准备，又远在千里之外，救援不及，而蒋令已发，木已成舟，很难改变此一既成事实，“故力排众议，告诫部属，千万不可轻举妄动”。当然，这其中也不排除蒋介石决定任命其掌管云南省政之拉拢和允诺所起的作用。

经过数日僵持，龙云被困于五华山官邸，眼见无法挽狂澜于既倒，被迫同意交卸职务。10月6日，蒋介石特派行政院院长宋子文和陆军总司令何应钦到昆明迎驾，使龙云对外保住面子和有台阶可下。当日，宋子文和何应钦陪同龙云离开昆明飞抵重庆，蒋介石总算如愿以偿地解决了云南问题。但蒋介石企图由中央派人控制云南的图谋并未实现，为了后方的稳定，他不得不任命卢汉担任云南省政府主席，以卢汉为代表的云南地方势力仍然控制着云南省政并保持着相当的独立性。

新疆。新疆是另外一个让国民党中央颇为头疼的省份。盛世才统治新疆多年，实行高压政策，埋下了民族矛盾的种因。1944年，盛世才向国民党输诚，调离新疆，吴忠信继之主新，新疆在表面的平静下涌动着反抗的暗流。11月7日，新疆发生伊宁事变，其西北部的伊宁、塔城、阿山三区相继起事，围攻政府机关和国民党军队。至抗战胜利之时，伊犁、塔城、阿山三区已全部为起事者所占，三区军队一度兵临省府迪化（今乌鲁木齐）城下，全疆震动。他们还成立政府，通过施政纲领，与省政府对抗。

新疆与苏联毗邻，新疆问题一向与苏联有千丝万缕的关系，三区起事也有明显的苏联背景。因此，处理新疆问题，很大程度上就是处理对苏的关系问题。国民党既不能容忍新疆动乱，威胁后方稳定，又不能轻易实行武力镇压，以免得罪苏联，影响大局。正所谓投鼠忌器，左右为难。权衡利弊之后，9月11日蒋介石决定对新疆的方针为“只可暂时忍受，不能立即作积极之抵抗”，“对新疆政治与宗族之改革，则作积极之准备”。9月13日，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部长张治中衔命飞往新疆，了解当地情况，并与吴忠信等探讨解决新疆问题的办法。经过一番调查研究，张治中认为：新疆与内地路途遥远，增兵不易，补给困难，不能动武；新疆与苏联有历史渊源，关系密切，不能反苏，因此只能用和平的方法解决问题，否则迪化一失，则局势全非，今后即使能恢复，亦须费极大力量与极长时间。他的意见得到蒋介石的重视与认可，蒋授权他全权处理新疆问题。

1945年10月，张治中以中央政府代表的身份飞往迪化。经过苏联方面的调停，他与三区方面的代表阿合买提江、赖希木江等，就如何解决新疆问题进行了接触和商谈。张治中将其所拟《中央对新疆局部事变的提示案》交给三区方面，其中提出：扶助新疆人民政治、经济、文化之平衡发展，尊重各族之宗教信仰及固有文化风俗习惯，保障各族人民身体、财产、行动、居住、出版、集会、结社自由，减轻赋税并严禁摊派；3个月内进行乡镇保甲选举，6个月内进行县参议会选举；县参议会成立6个月后，可选出2人，由省府择一为县长；各区行政专员由省府保荐，中央任命，亦可任用地方人士。提示案同时要求三区应于1个月内恢复事变前状态，取消不合法组织，参加人员资遣回籍或考核任用，免予追究。三区代表经过讨论，认为中央提示案“未能满足吾人之要求”，他们“要求真正的高度自治权”。11月间，三区提出对“中央提示案”的对案，要求各级行政官吏由选举产生，并规定省府的组织形式，还要求组织民族军队。经过反复谈判，张治中同意县级选举时间可提前为3个月，三区部队可以团为单位编为保安部队；其后又在省府组成方面作出重大让步，同意将省府委员名额扩大1倍，其中地方可保荐6/10（三区可占4/10），包括副主席1人及厅长2人（三区可保荐厅长1人）；最后又同意增加1名副主席，由三区方面代表担任。1946年1月2日，《中央政府代表与新疆暴动区域人民代表之间以和平方式解决武装冲突之条款》在迪化签字，主要内容为：事变解决后3个月内进行县参议会选举，县长由县参议会选举，副县长由县长委用；区专员由当地保荐，省府核定；省参议员由县参议会选举；省府委员25人，其中中央直接派定10人，各区保荐15人。此条款的附文（一）规定，三区可保荐省府委员6人，包括副主席、副秘书长、厅长、副厅长各1人。关于成立民族军队问题，该条款规定三区部队将进行改编，具体办法由附文（二）决定[6月6日，双方签订附文（二）《关于事变部队改编与住地的补充条款》，规定三区部队编为步、骑兵各3个团，人数以12000人为限，指挥官兼省保安副司令，住地以三区为限]。这些条款基本满足了三区方面提出的自治要求，同时也基本保证了中央政府对新疆省政的控制权，是当时情况下解决新疆问题惟一可行的方案，也为谈判双方所认可。

1946年3月29日，国民政府任命张治中为西北行营主任兼新疆省政府主席，主持西北并兼新疆政务。7月1日，根据新疆和平条款改组的新疆省政府成立并宣誓就职，张治中任省主席，三区方面的阿合买提江和地方民族人士包尔汉任副主席。这是当时全国独一无二的联合省政府，组成成员既有中央派出的官员，也有地方民族人士；既有革命派，也有中间派，还有保守派。而张治中则以中央大员身份居于所有人之上，维持着中央和地方以及省府内部各派之间的大体平衡。(www.xing528.com)

新疆联合政府成立之初，尚能保持大体合作局面。但不久之后，国民党就与三区方面在三区地位、地方选举等一系列问题上产生矛盾。此时，国共内战已经爆发，三区方面已和中共建立了联系，实际呼应着中共领导的反国民党斗争，而国民党也对三区形同独立的状况很不满意，双方的冲突不可避免。1947年2月，迪化连续三天发生三区方面策动的示威请愿，向省府要求中央军撤离新疆、重新举行选举、在南疆成立民族军。其后，国民党亦在迪化操纵举行拥护中央、要求取消地方特殊化的游行示威，并与支持三区的群众发生冲突，互有死伤。省府随即宣布迪化全市戒严，新疆的政治空气趋于紧张。5月间，张治中去南疆巡视，受到民众围攻。张治中认为，这是出于三区方面的支持。这使原本在两派冲突中态度较为超然中立的张治中也开始对三区不满，联合政府的处境岌岌可危。为了摆脱新疆的事务，也为了与三区方面的民族自治要求相抗衡，张治中提名与三区处于政治对立立场的国民党籍维族人麦斯武德担任新疆省政府主席，结果引来三区方面的强烈反应。5月28日，麦斯武德宣誓就任省主席，但三区方面的省府成员拒绝出席麦氏的就职仪式，此后更进一步拒绝出席由麦氏主持的省府会议。由于在省政府主席应由何人担任的问题上意见不一，民选产生的省参议会经过一个多月的协商仍无法正常开会，结果只能宣告休会。7月中旬，迪化以东的吐鲁番、鄯善、托克逊三县发生武力袭击军警事件，得到三区的支持。国民党不能容忍三区势力向新疆内地蔓延，张治中命令新疆警备总司令宋希濂“坚决镇压，彻底肃清”。吐、鄯、托暴动被平息后，三区方面有感于其自治地位受到威胁，8月12日，担任省府副主席的阿合买提江离开迪化回伊宁，三区方面参加省政府的其他成员随后亦陆续撤离，新疆省联合政府宣告破裂。此后，三区方面无力出击新疆内地，而国民党亦不愿和不能在新疆大动干戈，新疆局面处于不战不和的僵持状态中。

台湾。台湾因中国在甲午战争中失利而被迫割让给日本。1943年11月，在国际反法西斯战争发展到有利于世界人民的转折时刻，美、英、中三国首脑在开罗聚会，决定有关战后安排。会后发表的《开罗宣言》提出：“我三大盟国此次进行战争之目的，在于制止及惩罚日本侵略”，“三国之宗旨在剥夺日本自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以后在太平洋所夺得或占领之一切岛屿，在使日本所窃取于中国之领土，例如满洲、台湾、澎湖群岛等，归还中华民国。”《开罗宣言》关于满洲、台湾、澎湖群岛回归中国的决定，正式确定了中国领土主权完整而不可分割的国际法原则。此后，这个原则又在1945年宣布的《波茨坦公告》中加以重申。根据这个原则，中国政府筹划了收回台湾的准备工作。

1945年8月29日，国民政府任命陈仪为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长官，后又兼任台湾警备总司令。9月4日，《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组织大纲》公布，规定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隶属于行政院，依据法令综理台湾全省政务；行政长官于其职权范围内，得发署令，并得制定台湾单行条例及规程；行政长官得受中央委托办理中央行政，对于在台湾之中央各机关有指挥监督之权。10月25日，台湾日军投降仪式在台北举行，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长官兼台湾警备总司令陈仪接受了前日本台湾总督兼第十方面军司令官安藤利吉的投降证书，并宣布：“从今天起，台湾及澎湖列岛已正式重入中国版图，所有一切土地、人民、政事皆已置于中华民国国民政府主权之下。”台湾从此正式回归祖国，成为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当天，“台北四十余万市民，庆祝此具有重大历史意义之日，老幼俱易新装，家家遍悬灯彩，相逢道贺，如迎新岁，鞭炮锣鼓之声，响彻云霄，狮龙遍舞于全市，途为之塞。”

陈仪主政台湾，宣示治台政策为：修明政治，铲除贪污和弊政，三年内完成县市自治；在农村实行耕者有其田，公营事业以商业化为原则，实行统制贸易和专卖制度，继续使用台币。他要求台湾各界同胞通力合作，上下一心，共同努力，建设美好的新台湾。但是，陈仪的治台政策在实践中的成效并不如其预期。台湾行政长官公署的组成人员以接收官员为主，各地方行政机关的重要职位亦为接收官员占据。据1946年底的统计，在台湾全省行政机关担任荐任以上官职者，台湾本省人不到1/5.这就使台湾本地人士的参政机会，尤其是向上升迁的机会较少，从而压抑了他们在摆脱了日本殖民统治后要求自己当家做主的强烈参政热情，不少接收官员“或行为不检、能力薄弱，或贪污渎职，尤以经建及公营事业更不乏借权渔利之不良现象，予台胞以深切之反感”。更使台湾同胞反感的是陈仪的经济政策。陈仪提出“以计划经济的方法建设新台湾”，在台湾实行以公营事业为主的经济体制，将台湾绝大部分产业以公营名义控制在长官公署手中，并延续了日据时期的专卖贸易制度，由政府统一管理若干重要物品（如樟脑、酒、烟草、火柴等）的生产和销售，由贸易局“专办重要物资进出口及其配销业务，并兼理有关行政”。公营事业和专卖制度成为台湾财政预算收入的支柱，占年度预算收入的2/3.但这样的制度压抑了民间投资置业的积极性，影响到台湾的经济发展，甚至影响到一般人民的生活，因为“以工商企业之统制，使台湾拥有巨资之工商企业家不能获取发展余地；因贸易局之统制，使台湾一般商人均受极端之约束；因专卖局之统制，且使一般小本商人无法生存”。以至国民党中央也承认：“日人统制素称严密，尚且留台胞有经商余地，俾得谋生，而我政府在台措施反不顾及人民福利，连日人留予台胞谋生之商业亦剥夺净尽，此使台胞感觉祖国之剥削有甚于日寇，而动摇其对祖国之信心，实得不偿失。”光复后的台湾，物价上涨程度虽远不及大陆，但也较战前有较大幅度的上涨，尤其是米价的暴涨，大大影响了普通百姓的基本生活。在如此政策不当、人谋不臧、上下疏离、内外隔阂的情况下，国民党接收台湾不过一年多，岛内民众当初对其之欢迎和热情已有明显下降，而社会矛盾也累积至相当程度，岛内政情呈动荡不安之势。但由于陈仪严峻固执的个性，或不能正视已经累积的社会矛盾，或因下情不能上达而有所不知，仍然自信地对记者表示：“一切新政的推行，在实施之初，必定有许多障碍……似此阻碍，乃意料中事，余并未惊悸，然余所欲言者，设余实验民生主义之事业，可立足五年，余信一切事实，均可胜乎雄辩矣！”可是，他上任不过一年多，即发生了席卷台湾全岛、造成惨重损失的“二二八”事件。

1947年2月27日晚，台湾省专卖局的查缉员在台北市南京西路查缉香烟私贩时，与被查缉的小贩发生冲突，引来围观市民的不满与围攻。查缉员为驱散群众、摆脱被围困境，贸然开枪示警，结果误中市民陈文溪，致其伤重而亡，激起民众更大义愤，群起追至警察局，要求惩办凶手。此案本为一偶发的孤立事件，如果处理得当，对民众情绪予以安抚，尚不至于蔓延扩大。但当局循平常做法，未予足够的重视。民众在未得满意答复的情况下，情绪愈加激愤，并且以群体行为而产生对外的强烈感染力，影响了更多原本置身事外的民众。结果星星之火，终至燎原，事态迅速扩大，由孤立事件演变成全岛风潮，由自发行动演变成有组织反抗，官民对立加剧，最终酿成一出悲剧。

由于对官方处理此案迟缓拖沓不满，2月28日，台北全市罢工罢市，市民至长官公署请愿，并在公署外与守卫士兵发生冲突，死伤多人，冲突因此而不断扩大与激化。为了弹压民众的起事，台湾警备总司令部宣布实行戒严，事态急剧恶化。台北事件的消息很快传到全省各地。因为对当局一年多以来的统治有普遍的不满，各地群起响应台北的行动，不少地方民众起事的激烈程度更超过台北，台中、嘉义、高雄等地出现了民众与国民党军队的武装对抗，造成较大伤亡。台中全市一度被起事民众所控制。各地还先后成立了“二二八”事件处理委员会，声明“以团结全省人民，改革政治，及处理二二八事件为宗旨”，成员主要由本省籍的国大代表、国民参政员、省市县参议员、地方士绅、知识分子和人民团体及学校代表组成，俨然形成了自上而下与官府对立的一套行政系统。3月5日，台北处理委员会提出《政治根本改革草案》，要求台湾行政长官公署秘书长及各处处长的半数以本省人充任，公营事业由本省人经营，即刻实施各县市长民选，撤销专卖制度，取消贸易局及宣传委员会等。随着形势的发展，处理委员会提出的要求也在不断增加，至7日已有42条，其中难免有一些过激内容，如对台湾自治地位的过分要求，以及事件当中对外省人的一些过激举动等等。不过，此次事件并非少数人所为，以其波及面之广、涉及人数之多、事起之迅速而言，说明事件之发生有广泛的群众基础，主要还是出于对国民党在台湾专制、腐败统治的不满，目的是追求台湾在祖国大家庭中的地方自治，追求民主政治和经济发展。处于运动领导核心的“二二八事件处理委员会”在3月6日发表的《告全省同胞书》中明确声明：此次运动的目标是“肃清贪官污吏、争取本省政治的改革”。台中地区时局处理委员会发表的宣言，也提出了“建设新中华民国，确立民主政治，拥护中央政府，铲除贪官污吏，即刻实行省县市长民选，反对内战，反对专制”等要求。他们提出的这些政治主张，反映了“二二八事件”中最为普遍的要求，也体现了整个事件的基本政治倾向。

台湾事件发生后，省府当局颇为紧张。陈仪认为，事件“完全由于少数乱徒希图谋叛，决不是民众要求改良政治与改变专卖贸易等经济制度的运动”，将之归因于“奸党、日本御用绅士、海南岛、南洋、东北各地遣回之台籍日兵、热中之野心家勾结流氓地痞及少数私立学校之学生合串之叛乱行为”。此时正值国共关系彻底破裂，国民党军在山东作战中失利，国民党统治区又因黄金风潮导致经济危机，社会本已动荡不安，国民党不能容忍因台湾事件的扩大而致其后方更为不稳的情况出现，并在省方报告的影响下，将此次事件定性为“暴民暴动”。由于事件发生时，台湾岛内的正规军数量很少，陈仪曾对起事者表示缓和态度，同意将查缉员交付司法审判，抚恤死伤者，并解除戒严；同时，表示将实行政治改革，向中央请示将行政长官公署改为省政府，成员尽量任用本省人，县市长定期民选。但当蒋介石决策以“军力平息叛乱”，并派来增援部队第21师于3月9日在基隆登陆后，长官公署即重新宣布戒严，并于10日下令解散各地处理委员会及一切“非法组织”，在岛内对起事者实行严厉的镇压，并伤及一定数量的无辜人士，造成惨重损失。在国民党的镇压之下，台湾岛内局势得到控制，形势渐趋平静，但台湾社会因此而致之深重创伤却久久不能平复，国民党也将为此而付出相当的代价。

台湾事件基本平息后，为了缓和岛内的不满与对立情绪，4月22日，行政院决定撤销台湾行政长官公署，成立台湾省政府，任命魏道明为台湾省政府主席，并任命若干本省人士担任省政府委员和厅、处长；同时，将台湾警备总司令部改为警备司令部，任命彭孟缉任司令；专卖局改为烟酒公卖局，贸易局改为物资调节委员会。自信五年可见治台成效的陈仪，因此次事件而为台湾千夫所指，不得不承担责任，黯然下台，回大陆蛰居。5月16日，台湾宣布解除戒严，结束了因“二二八”事件造成的非常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