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间势力的活跃与分化：中国命运的决战

抗战胜利后的中国一度出现了和平民主的气象，尤其是在政协召开前后，国民党为了改善自己在国内外的形象，争取社会各界和美国的支持，一度放松了政治管制，言论较为自由，组党在相当程度上也不再违法，从而使得党派活动空前活跃，出现了一百余个大大小小的党派，使战后初期的中国成为继民国初年之后出现的第二个党派活动的活跃时期。这些党派的政治态度和立场各有区别，但其政治地位大体处于国共两党之间，因此当时被称为国共两党之外的第三方面，也即习惯所称的中间势力或中间党派。

中国民主同盟是中间势力在政治上最重要的代表性力量。1941年，中国民主同盟在重庆成立，成为“国内在政治上一向抱民主思想各党派一初步结合”。民盟成立后，提倡实践民主精神，加强国内团结，厉行法治，尊重自由，并站在反对党的立场上，对国民党的政策多有批评，着重在要求国民党结束一党训政，开放政权，实行民主政治。民盟自称是“一个具有独立性与中立性的民主大集团。所谓独立性，是说它有它独立的政纲，有它独立的政策，更有它独立自主的行动。所谓中立性，是说它介在中国两大政党对峙的局面中，是两大对峙力量组织中间的一种，要求它保持不偏不倚的谨严态度，不苟同也不立异，以期达到国家的和平、统一、团结、民主。”抗战胜利后，面对国内新的政治形势，民盟在1945年10月召开的临时全国代表大会上提出：“我们当前惟一的责任是实现中国的民主，是把中国造成一个十足道地的民主国家。”大会通过的民盟纲领，全面阐述了民盟的各项主张。政治上，提出保障人民基本自由，实行宪政，厉行法治，实行地方自治，并实行国会制、内阁制、普选制的政治制度；经济上，提出保障人民经济平等，发展社会生产力，制定统一经济计划，以渐进方式完成土地国有，独占性企业概以公营为原则，其他一切企业均可由私人经营；军事上，提出军队属于国家，禁止军队中成立党团组织，现役军人绝对不得干预政治，并不得兼任行政官吏等主张。大会选举张澜、黄炎培、张君劢、左舜生、罗隆基、梁漱溟等18人担任民盟中央常委，并推举张澜担任主席，左舜生担任秘书长（青年党退出民盟后，梁漱溟担任秘书长）。此后民盟的组织有较大发展，至1947年11月民盟被迫解散前，共有总支部5个，分支部46个，盟员总数22000多人。罗隆基认为：“这时候的民盟已经初步地走上了中国资产阶级单一的独立的政党的途径了。它在中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中有它的代表性，亦有它相当的影响。除国民党和共产党以外，它的确是中国惟一的有代表性的政治集团。”

民盟最初是由所谓三党三派联合组成。三党为青年党、国社党和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即第三党，1947年5月改称农工民主党），三派为救国会、职教派和乡建派。各党派成员以个人身份加盟，其原有组织仍得以保留，民盟决议实际上对加盟各党派并无约束力。随着盟务的发展，无党派盟员的数量也在增加，但最早组成民盟的三党三派在盟内仍有较大的影响力。如何处理盟内各党派之间的关系，是民盟面临的重要问题，也是民盟不同于其他政党的特点之一。在民盟最初成立时，青年党有较大的力量，他们也因此在盟内占据着重要地位。抗战胜利后，出于历史和现实的考虑，青年党倾向于与国民党合作，在国民党既有统治下获得政治参与权，而民盟不少领导人倾向于与中共合作，共同迫使国民党结束训政，开放政权，实行民主，民盟内部的政治立场出现分歧。同时，为了实际的政治利益，青年党亦不愿作为民盟成员而影响自己在参政时的席位，因此，1945年底，青年党退出民盟，独立活动。为了解决民盟内部之党派关系问题，1946年4月，民盟中常会通过《调整盟内党派问题施行办法》，规定加盟党派应负下列义务：（1）接受本盟之政治主张，并遵守组织规章，服从决议；（2）对政治上之重大意见向政府提出者，应建议本盟提出，不得以其党派之名义自行向政府交涉；（3）所主持之言论机关，对于本盟或盟内党派不得有所诋毁或攻击；不得在盟内收揽盟员参加其组织。尽管如此，由于民盟还未将加盟党派完全融合为一体，组织基础不够稳固，而且参加民盟的各党派之间认识不尽一致，难免有不同的声音出现，又无法完全以纪律约束盟员的行动，为民盟的稳定发展留下了隐患。直到民社党（原国社党）因参加制宪国大而退盟，导致民盟又一次分裂后，民盟的内部关系才得以较为稳定。

战后出现的一大批党派中，与民盟政治主张相似的中间党派主要有：

中国民主建国会。以迁川工厂联合会为中心的部分工商界人士和以中华职业教育社为中心的部分文教界人士组成，于1945年12月16日在重庆成立。政策主张为：政治上主张和平统一，民主集中，政府充分尊重人民自由，各党派以国家利益为前提，相忍相让，通过政治民主化达成军队国家化；经济上主张有民主的经济建设计划，在计划指导之下的充分企业自由，用和平合理的手段解决土地问题；组织上不采领袖制，而采分工负责制，重大事宜以合议制决定；推胡厥文、章乃器、黄炎培、施复亮、李烛尘等为民建理事。

中国民主促进会。以上海文教界人士和部分工商界人士组成，于1945年12月30日在上海成立，“以发扬民主精神推进中国民主政治之实践为宗旨”，推马叙伦、陈巳生、王绍鏊为常务理事。

九三学社。由部分文教科学界人士发起组成，于1946年5月4日在重庆成立，主张发扬五四时期民主与科学的精神，认为“中国今日，舍和平团结，实无救济之策，而和平团结之能实现与否，端赖民主宪政之实施，故政治的民主与宪政的实施，实为救国要着”，并推潘菽、褚辅成、许德珩、涂长望等为理事。

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和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由国民党内民主派组成，分别于1945年10月28日和1946年4月14日在重庆和广州成立。前者由谭平山、陈铭枢、杨杰、柳亚子等任常务干事，后者由李济深任主席（在李未到任前，由蔡廷锴代理主席）。1948年1月，这两个组织合并，在香港成立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由宋庆龄担任名誉主席，李济深担任主席。他们主张改造国民党，恢复其革命精神，并利用在国民党内的各种老关系，联系与策动国民党内的反蒋人士共同行动，并进行了一些军事策反和建立武装的工作。

一些战前旧有的政党，主要是青年党和民社党（原国社党），战后的活动一度亦较为活跃。

青年党。成立于1923年，是除了国共两党之外，历史最长、组织较为健全、党员人数也较多的一个政党，并一度加入民盟，在其中占据着重要地位。抗战胜利后，青年党提出“对于时局的主张”，要求“从速召集建国会议（或政治会议），以奠定团结基础。其权限不必动摇国民党之领导地位，但必须是以解决问题”；国民大会之召开，须在政治协商会议作详密之协商；切实保障人民之基本自由。12月2-12日，青年党在重庆召开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新党章，提出“本党本国家主义之精神民主政治之原则，内求统一与自由，外保安全与独立，以建设全民福利的现代国家，并促进平等合作的世界为宗旨”。大会选举曾琦为主席，李璜、左舜生、陈启天、余家菊等为中央常委，陈启天为秘书长。青年党自称是国共之外的中国第三大党，有20余万党员，但实际党员人数不过万余人，组织分布主要在四川、西康、云南、贵州等西南诸省。尤其是在四川，活动较多，组织亦较为健全。青年党中央领导层长期奉曾琦、李璜、左舜生为三巨头，其中曾琦在抗战时期一度留在沦陷区，态度暧昧，形象欠佳，战后“力主脱离民主同盟”；李璜多年来实际领导青年党，“在党内之势力相当雄厚，该党参加民主同盟及与中共采取联系，多为李璜所主张，故有左派之称”；“左舜生则依违于曾、李之间，曾经联李以排曾，复因不满李之左倾领导，又联曾以排李”。在战后中国政坛，青年党一度颇为活跃，他们频频发表政治主张，时而批评国民党，时而又对共产党表示不满，并于1945年底退出中国民主同盟，极力与民盟争夺中间势力代言人的角色。在内战爆发前，青年党主张实行民主政治，满足自己的参政渴求，对国民党的批评居多；然而内战爆发后，随着国共关系的恶化以及青年党和国共两党关系的变化，加之历史的因素和现实的考虑，青年党的政治态度逐渐向国民党倾斜，党内在如何处理国共关系问题上的原有分歧渐趋消失。国民党出于政治利用的需要，极力拉拢青年党，允诺其若干政治利益，而青年党出于争取更多参政席位的实际考虑，对国民党也不再有公开批评。

民主社会党，简称“民社党”。该党虽为战后新成立的政党，但其前身国家社会党（领导人张君劢、张东荪等）和民主宪政党（领导人伍宪子、李大明等）早已存在。1946年8月，国社党和民宪党两党在上海召开代表大会，决定两党合并，成立民主社会党，并推举张君劢任主席，伍宪子任副主席。民社党主张实行民主社会主义，也就是政治上的民主主义和经济上的社会主义相结合。按其解释，就是在国家本位的基础上，实行英美式的政治民主和苏俄式的经济平等。民社党的领导核心实为张君劢，其个人多年从事政治活动，但一直不得发展，并屡受国民党的打击迫害，最感痛苦者为“人民权利毫无保障”，因此，在政治民主和经济平等两者间，张君劢更看重前者，极力主张实行政治上的民主自由。在政协会议期间，张君劢力主限制国民党的政治特权，实行西式议会民主政治，并主持起草政协宪草原则，将其定位于实行国会制、内阁制和省自治的民主制度，颇受国民党之外的与会各方好评。张君劢本人一度成为战后中间势力的代表性人物之一，在争取政治民主化的浪潮中起到了重要作用。正因为如此，民社党也一度为国民党所看重，张君劢更是成为国民党拉拢的主要对象之一。民社党曾经企图在国内政治斗争中保持中立。对国民党，提出反对其一党专政，指出其政治腐化，如国民党实施政协决议，则予赞助，如在各地不阻碍本党之发展，与之取友好态度。对共产党，在目前力避文字上之攻击，忠告其停止军事行动或缩小范围，在反对一党专政、取消特务等方面取同一态度。对青年党，保持以往私人往还及友好态度，在文字上对其取静观态度。对民主同盟，视为联盟而非为政党，暂不退出，惟须保持本身独立，如有共同行动，应以明文约定者为限。随着形势的发展变化，民社党同样不能保持自身的中立，也无法逃脱在国共两党之间作选择的命运。除了与青年党相似的历史因素和现实考虑之外，张君劢还因其弟张嘉璈为国民党高官而有了与国民党无法摆脱的个人关系，在蒋介石内外交加的极力拉拢下，民社党最终还是选择了支持国民党。民社党决定参加制宪国大后，民盟认为“与本盟的政治主张显有出入”，决议要求民社党退盟。

中间势力及其党派的发展实际上伴随着国共冲突而起。自国共两党在1927年分裂后，两党有着激烈的武装斗争，同时两党对于中国社会及其发展道路也有各自不同的分析和认识，代表着不同的阶级、阶层的利益。而在截然对立的国共两党之间，客观上存在着第三方面，即中间阶层或中间势力，他们是中间党派的社会基础。按中间派理论家施复亮的解释：“中国是一个落后的、农业手工业占优势的小生产制的社会，阶级分化还不十分尖锐，中间阶层还占着全中国人口的绝大多数。民族企业家、手工业者、工商业从业员、知识分子（公教人员及自由职业者）、小地主、富农、中农（自耕农和一部分佃农）等，都是今天的中间阶层。简单说，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都是今天中国的中间阶层。这些中间阶层，都是中间派的社会基础。”中间派就是在这样的社会基础上，要求在政治上实现英美式的民主政治，在经济上发展民族资本主义，在思想上采取自由主义，在行动上追求和平改良，同时用民主的方式解决中国的问题。他认为：“国共问题的合理解决，中国政治的全面安定，和平、民主、统一的真正实现，经济建设的顺利进行，都必须有一个强大的中间派在政治上起着积极的甚至决定的作用。”张东荪则对中间势力的立场和责任作了更为详尽的解释。他认为，因为国际上存在着美苏对立，反映到国内即存在着国共对立，中间势力的责任就是进行调和折中，使国共两者之间的对立趋于软化。他提出：“中国必须于内政上建立一个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中间的政治制度，虽名为政治制度，当然亦包括经济教育以及全体文化在内，自不待言。这个中间性的政制在实际上就是调和他们两者，亦就是，在政治方面比较上多采取英美式的自由主义与民主主义，同时在经济方面比较上多采取苏联式的计划经济与社会主义。从消极方面来说，即采取民主主义而不要资本主义，同时采取社会主义而不要无产专政的革命。”对于国共两党的对立和斗争，他希望将“偏右者稍稍拉到左转，偏左者稍稍拉到右转，在这样右派向左，左派向右的情形，使中国得到一个和谐与团结，并由团结得到统一”。为了给自己的存在和所能发挥的作用寻找理论和现实的依据，中间势力有这样的看法并不足奇，但这样的看法实在是一种脱离实际的理想主义，他们对西式制度，尤其是苏式制度的本质及其优劣的理解实在非常肤浅，以为实行了西式民主加苏式计划经济，就可以实现政治民主和经济平等，这无疑是一种空想，然而这却是一种在当时的中间势力及其党派中颇为流行的空想，这种空想注定了中间势力及其党派对世界大势尤其是中国国情认识之隔膜，注定了他们不可能有自己独立发展的空间。(www.xing528.com)

尽管中间势力有其发展的理论依据，但在国共两个大党以武装争天下的情况下，在国民党实行一党训政而不容其他党派合法存在的政治环境下，中间势力的政治结合在实际上受到强大的阻碍，无法得到自由发展的空间。战后中间势力一度有较大发展，是在较为特殊的情况和条件下出现的特例。因为刚刚经过八年战争，和平民主在战后成为人心所向，国共冲突一度有所缓和，两党斗争的战场一度由军事转移至政治，因此，国共两党都希望争取中间势力及其代表党派的支持，以扩大自己的政治同盟，孤立对手；与此同时，美国为了确保其在东亚和中国的长远利益，希望国民党政权稳固，要求国民党实行民主改革，开放政权，容纳反对党参政。这些因素一度为中间势力的发展创造了较为有利的环境，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膨胀了中间势力的政治意识和政治企图，他们以国共之间的调人自居，幻想可以调和国共，实现自己的政治参与愿望。在政协会议召开期间和国共两党围绕召开制宪国大问题而争执不下时，恰是中间势力最为活跃的时期，而也只有在这时，他们对国共两党的同盟军作用才得以较多地发挥。如时人所论：“近因共党滋事，而美国又力主中国政治须为民主，故其他党派逐级抬头。现除国共两党外，民主同盟已成为第三个有力量之组织。如中国确向民主之途发展，民主同盟颇有前途。”

中间势力企图以调和国共矛盾和冲突，在国共两党之间左右逢源，为自身的发展和政治参与争得一席之地，虽是在当时情况下惟一可行的抉择，然而这一事实本身就说明了夹在国共两强之间的中间势力的无奈。20世纪上半叶中国历史的发展，已经形成了国共两党相争的大格局，而且国共两党各有自己较为完善的组织和社会基础，尤其是两党均有自己的武装力量，在讲求实力的政治原则之下，其他党派难有活动的空间。从中国历史的发展进程观察，改朝换代往往伴随着暴力冲突，近代中国由传统向现代转型之艰难和各种矛盾交织纠葛之复杂，更加剧了这种冲突的激烈程度，使得中国当时缺乏引进西方民主制度的环境与条件。在这种特定的环境下，无论中间势力有多么美好的理想，在现实面前也难免碰壁。中间势力提出的种种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建设主张，因为他们的在野党特性而未能进入实践过程，也无法获得下层民众的认可。他们多在上层活动，与下层民众脱节，缺乏广泛的群众基础，尤其是缺乏基层组织，很难影响政局的发展。何况，国民党长期实行一党训政，不容其他党派存在，也使中间势力难以组成党派进行实际的政治活动，在民众中扩大影响。中间党派多为匆匆成立，缺乏政治斗争的训练，格于实际环境，也只能周旋于国共两党之间，并受制于国共两党的斗争。战后中国的特殊环境，客观上造成了中间势力活动的空间，也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中间党派的政治地位，但这不过是暂时的现象，中间势力的发展实际并不决定于他们自身的努力或进取，而是取决于国共两党的态度、关系和力量对比。国共两党的政策走向实际上都不会受中间势力的左右，在国共两党维持着合作关系并相持不下时，中间势力及其党派有其存在的必要。一旦国共两党的关系决裂，无论是否心甘情愿，中间势力都必须在两党中作一选择，方才可以有所依靠；而一旦国共两党中有一方的力量占据了优势，中间势力独立发展的空间也不复存在。他们自己对这一点也不无认识，如时人所论，“倘使内战长期继续下去，中国问题只有依靠武力来解决，那么中间阶层和中间党派在中国政治上都不会有重要地位，也不会起什么独立的作用。”“盖惟国共两方具有力量，而此外则没有。大局为此矛盾之两大力量所支配，其他的人皆莫如之何。”

就战后国共两党对中间势力的争取而言，由于国民党长期实行一党训政，形成了惟我独尊的理念，对于其他党派一副居高临下的态度，轻易不言让步，因此中间党派对国民党仍具戒心。如章伯钧所说：国民党专政多年，优越感太浓。我敢武断地说，他们的一切筹策，还是保持一党专政。他们早已认定我们这些中间人都是左倾的，不要说我们不愿右倾，就是你想投靠，他们也不会容纳你。国民党在其所拟对中间党派的对策中曾提出应付各党派的三项原则：（1）必须拆散各小党派与中共联盟之形势，当尽力疏隔其与中共之关系，不使有任何形式之反政府联盟可以产生；（2）采取对各小党派开放，对中共抑压政策；（3）拉拢各小党派，增我外围实力，以孤立中共。为此，应加强联系，有限度地满足其要求（如言论自由，活动公开，参加各级民意机构）。但在实践中，国民党仍以老大自居，处处表现出对他党的傲慢态度，即使是已经成为国民党政治盟友的青年党和民社党对此亦颇多抱怨，在参加政府的名额和国大代表、立法委员选举方面，对国民党的一党独大做法屡屡表示批评。因此，中间势力及其党派在实际政治活动中更多地感受到国民党的压迫，争民主是他们的一致要求。他们虽然在一些问题的看法（如实行和平土改还是发动农民）和追求的建国目标（西式民主还是新民主主义）方面与中共并不一致，但因为要求国民党实行民主的现实政治的一致性，在实际政治斗争方面，他们往往与中共合作，批评国民党。尤其是中间势力在政协期间与中共较为成功的合作，给国民党造成了相当的政治压力。

随着形势的发展和大规模内战的爆发，在国共两党截然对立之下，中间势力也无法再保持中立，出于自身不同的利益考虑，他们的政治立场和态度也在不断分化和变化。政协之后，青年党即与中共拉开距离，在诸多问题上支持国民党，其后参加制宪国大和政府，成为国民党的政治盟友。1947年9月，曾琦在青年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中声称：“自政协会议以来，共党存心破坏，无所不用其极。青年党力谋团结，与国民党政策固无二致。因而参加国大，参加政府，在与国民党合作之下，而使国家臻于富强之境。”民社党成立后，政策方针也逐渐脱离民盟路线，虽然在参加制宪国大和政府方面几经犹豫，但最后仍决定参加。民社党领袖张君劢历史上与国民党有过节，本人虽没有参加制宪国大和政府，但仍公开指责“共产党不合作之心已昭然若揭，必诉诸武力而后快，吾辈局内人，孰为戎首，未能为之讳也”。继青年党之后，民社党成为国民党的又一政治盟友。

作为一个整体，民盟与中共日渐接近，并在诸多问题上与中共保持一致立场，反对国民党，其中最明显的表现是拒绝参加制宪国大。这其中既有民盟自身的因素——因为青年党和民社党的退出，民盟组织的总体构成有较大变化，与中共有历史关系的第三党和救国会派占据了重要领导地位；也有中共的因素——中共对民盟做了大量的争取工作，并在有关实际利益的问题上（如政协和国大代表的席位）对民盟表示支持；还有国民党的因素——国民党将民盟视为中共的政治盟友，予以打击迫害，促使民盟为其自身利益而不断向中共靠拢。

自民盟成立之日起，国民党对其一直保持着警惕，并根据加盟党派的立场态度，要求“加速其分化过程，孤立其对外关系，并加强本党对其之压力。譬如民盟内部已有左右两派之斗争，即应加速挑起国社党村治派等对救国会派第三党之斗争，扩大其矛盾”。而且，由于民盟与中共的合作关系，国民党对民盟以压迫为主，怀柔其次。全面内战爆发前，蒋介石特别指示“对民盟不必姑息”，尤其对罗隆基、沈钧儒、章伯钧等“应施打击”。为了争取民盟中态度较为温和的一派，国民党特地派陶希圣前往上海，征求黄炎培对时局的意见。但因为黄炎培坚持民盟立场，认为对中共必须合作，只有政协会议决案可以解纷；若舍政协会，别寻门径，决非国家之福。结果使国民党非常不满。陈立夫为此指责黄炎培说：国民党不能容许共产党并存，第三者以国共并称，忽视国民党之为正统，从事调解冲突，即延缓对中共问题之解决。此后，国民党即不断对民盟施以打击迫害，企图压迫民盟放弃其原有的政治立场。1946年4月30日，民盟成员、著名教育家李敷仁遭国民党特务绑架枪杀，幸免于难后辗转逃至延安；5月3日，由民盟中常委兼西北支部主委杜斌丞担任发行人的西安《秦风工商日报》被迫停刊。这些不过是对民盟更大规模打击迫害的前奏，真正震动了民盟以及国内外政坛和舆论的，是发生在7月的昆明“李闻案”。

1946年7月11日晚，战前即以“七君子”而闻名的民主人士李公朴，在看完夜场电影后的回家途中遇刺身亡。15日下午，昆明各界举行李公朴追悼会，李之好友及反战和平民主运动的战友、西南联大教授闻一多参加了追悼会。因闻风声对其不利，事前已有人劝闻一多暂避，但他坚定地表示：“今天跨出大门，就不准备再跨进大门。”结果一语成谶。就在闻一多于李公朴追悼会上深切悼念亡友并痛斥杀人者之际，杀人者已埋伏在他回家的必经之地。追悼会结束后，闻一多在回家路上以身殉言，倒在了暗杀者的枪口之下。“李闻案”震惊国内外，案发地昆明形势更是空前紧张，民盟负责人潘光旦、费孝通、张奚若、楚图南等不得不避走美国领事馆，民盟刊物《民主周刊》等亦被查禁。

“李闻案”发生于昆明，而昆明由于得云南地方实力派龙云之庇护，以民主同盟为主的各种民主活动较为活跃，且西南联大成为反对国民党的民主派大本营之一，早已为国民党所不满。抗战胜利之后，蒋介石逼迫龙云下台，云南政局为一些对共产党有强烈敌意的军人控制，西南联大学生及教职员工又因复员而陆续离开昆明，民主活动的环境发生重大变化。1946年年中，随着国共内战的爆发，云南军政当局刻意打击民盟及民主运动，通过各种宣传手段，造谣说民盟成员就是共产党员，民盟要组织暴动，闻一多正组织暗杀团并得李公朴携款资助等等，情节虽然离奇到令人难以置信之地步，但此等谣言广泛传播，说明其有幕后策划。上年的“一二·一”惨案已经说明国民党云南军政当局行事鲁莽操切，惟因未有有力约束，更长其邀功请赏之心。“李闻案”案发地点附近，均为军警机关密布之地，但事发时无人过问，使凶手得以从容离去，可见绝非一般凶案。事后调查亦证明，国民党云南军政当局对“李闻案”有不可逃脱的关系及责任。

“李闻案”案发当时，正值国共和谈停顿，国共全面内战爆发，而李、闻一直大声疾呼，反对内战，要求和平，争取民主。因此，李、闻遇刺引来社会各界和舆论的强烈反应，认为“如此杀人，对中国民主前途，威胁至大”。李、闻均为民盟成员，积极参加了民盟的政治活动，他们的遇刺当然被民盟解读为国民党对民盟政治立场的不满及其对民盟的政治迫害，认为这是国民党“恨民盟是共产党尾巴”而蓄意“破坏民盟，打击民盟”。民盟政协代表致函国民党政协代表并请其转蒋介石，声明此案“是直以恐怖手段对付在野党派，实可骇异。且本同盟始终坚持以和平方式争取民主，自身从未利用武力，并坚持各政党均应放弃其武力，今乃以暴力残杀无武力之在野党派如同盟者，则尤可异讶，因是不能不向政府当局提出严重质问与抗议。”民盟本为主张在中国实行西式议会民主制度的政党，虽对国民党不断有批评，但不过是希望以和平方式实行宪政，并无以武力和暴力革命推翻国民党之企图与行动。但国民党的所作所为，使民盟日渐感到压迫，迫使其出于自身利益之考虑，不断向中共靠拢，对国民党的批评日益激烈。因此，“李闻案”对国民党而言，并无实际政治利益之可得，相反却导致其公众形象的进一步下降，并失去城市中间阶层、中间势力的支持。再以李公朴、闻一多论，他们本为潜心于学问的知识分子，在一个良好、民主的社会环境下，他们本可不问世事，一心专注于书斋。李公朴因为不满于战前国民党的对日妥协政策而成为名噪一时的政治活动家；闻一多则为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精通西典，与共产主义和共产党本无关系，也不关心政治，但因为国民党在抗战期间消极抗战、压迫民主、漠视民生的一系列做法，使他颇为不满，从而投身于政治运动，思想日趋激进。民盟和李、闻的政治转变，说明国民党在长时期一党训政的体制下，固守成局与既得利益，已经失去了统合社会各阶层支持之动力与创见。国民党政权如此举动，不能不使支持他们的知识分子感到寒心，而批评他们的知识分子更有人人自危之感，在政治上对国民党更为疏远，正无异于“为渊驱鱼，为丛驱雀”之古训。如马叙伦所称，国民党“看到意见和他不同的，都认为是反对他，都认为被他的敌党利用……张开眼睛，见的都是你的敌人，你会把忠于你的都和你分手，或者竟被你驱逐到你的敌党那方面去。”

“李闻案”发生后，引起社会各界及国内外舆论的强烈反应，甚至连国民党的主要支持者美国亦表示“严重关切”。美国特使马歇尔和驻华大使司徒雷登都在会见蒋介石时提及此案，希望他采取一定的补救措施，以免“政府在知识分子和大众中逐渐失去号召力”。为此，蒋介石不能不表示对此案必切实查究，并重申负责保护人民之生命与自由。为了应付外界的批评抗议，国民党当局派出陆军总司令顾祝同、宪兵司令张镇和警察总署署长唐纵先后到昆明查办此案，并于8月25日下令将云南警备总司令霍揆彰革职看管，由何绍周接任，同时开庭审判两案凶手，判云南警总特务营3连连长汤时亮和该连排长李文山死刑。但负责调查此案的民盟正、副秘书长梁漱溟、周新民认为，审讯过程既非公开，又无证人，因而颇多疑问，并且完全掩盖了其后是否有指使者的问题，批评国民党对此案“必要一手包办到底，其情虚胆怯，处处可见”；“国民党何止百口无以自解，他们直悍然不求自解了”。“李闻案”虽因此而暂告一段落，但其对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政治立场的变化和国民党统治的负面影响将有长远的作用。

“李闻案”后，国共内战规模越打越大，国共关系的最终破裂不过是时间问题。在民盟内部，于国共关系破裂后应采取什么立场的问题上虽有不同的意见（如有人主张坚持“中间性的政治路线”，对内“调和国共”，对外“兼亲美苏”；也有人认为在民主与反民主的斗争中，“没有调停两可的余地，只有勇往直前，以斗争解决我们的生存问题”），但是，国民党不断打击民盟而中共努力争取民盟的客观现实，迫使民盟只能向左转。制宪国大召开之际，民盟拒绝了国民党的一再劝诫，与中共站在同一立场，拒绝参加，表示“今后只有民主与反民主之分，第三方面这一名词应成过去”，表示其与国民党分道扬镳。1947年1月，民盟主席张澜在民盟一届二中全会报告中对国民党有直率的批评，认为“国民党方面的反动分子有彻底推翻政协的阴谋”，并且因为“政府撕毁了政协决议”而致政协失败，召开制宪国大则是“政府用任何言词不能掩饰这是彻底撕毁政协决议的行为”；同时，报告对中共则有肯定的赞扬，认为中共“确实有了与国民党合作的诚意”。民盟对国共两党的不同态度在报告中表露无遗。为了对外界和盟内成员解释民盟政治立场的转变，张澜在报告中提出：“站在政团的立场，对国共两党的党争，民主同盟是个第三者，我们应保持不偏不倚的态度。但民盟既是一个独立自主的政团，我们依据我们的政纲政策以争取国家及人民的福利，民盟对国事自然应该明是非辨曲直。是非曲直之间就绝对没有中立的余地。民主同盟的目的是中国的民主，是中国的真民主。民主与反民主之间，真民主与假民主之间，就绝对没有中立的余地。”国民党既然应为反民主、假民主承担责任，民盟既然以争取真民主为己任，当然就应该反对国民党。这样，民盟政治立场的转变就得到了合理的、合乎逻辑的解释。全会通过的民盟“政治主张”，虽然还提到“继续推进与国共两党的合作”，但同时提出彻底反对内战、重新举行政治协商、成立全国一致的联合政府等等主张，更为接近中共的立场，而远离国民党的立场。至此，民盟的第三方面或中立立场亦难以保持，国民党对民盟的公开活动日渐不能容忍，最终发展至压迫民盟解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