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1949年中国命运决战：胜利引发的大规模学潮

自抗战后期起，由于国民党政府在政治、军事方面的种种失误，后方各界已有对国民党强烈的批评声浪。社会各界对国民党的批评起初虽因胜利而有所节制，但很快即因国民党的种种作为而又趋激烈。由于胜利后国民党一度迫于舆论压力而放松了言论管制，此种批评的广度和深度均在扩大，并因此而使社会矛盾有发展和激化之趋势，其突出表现就是战后遍及各大城市的学潮。

抗战胜利之初，战时迁往后方的各大学均面临复员回迁的繁重任务，青年学子满怀“青春作伴好还乡”的热情，纷纷准备复员，后方各学校的学生运动一时较为沉寂，取而代之的是收复区学生对国民党“甄审”政策的不满与抗议。1945年9月，教育部公布《收复区专科以上学校学生甄审办法》，规定凡敌伪所办专科以上学校的学生，一律需经过甄审合格后，才能承认其学历，敌伪政治性学校学生及赴敌国留学者不予登记。此令一出，立即引来收复区各学校学生的强烈不满，以北平的原北京大学和南京的原中央大学学生为中心，发起了“反甄审”运动。留平北京大学全体学生向社会发出公开呼吁：“固然沦陷区的行政机构是伪组织，有政治性的训练班或学校应予以解散，然而在学术机关的学校读书的学生，因为无力赴内地求学，又无力入私立学校，不得已而委曲求全，这种只以求知识为目的的学生，是不能指其为伪的。”清除日伪汉奸教育的影响固为正当，但将“汉奸”的概念扩大化，比附为不能不求学谋生的学生，确为过分；何况国民党在对汉奸的处理方面尚多有宽容之处，而独苛求于学生，亦为不妥，难免引起社会各界的非议。

收复区学生“反甄审”运动遍及南京、上海、北平、天津、武汉、广州、青岛等原沦陷区各大城市，并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同情。抗战胜利后，面对后方学生运动的暂时沉寂，中共地下党正在寻找新的机遇，而国民党的“甄审”恰为素有组织与发动学生运动经验的中共地下党提供了一个突破口。当时以“解放区学校联合会”名义发布的传单，号召说：“我们要反对这些不合理的措置，我们要联合全国公正人士来打倒这些摧残教育、摧残青年的败类。同时我们还告诉青年同胞们，不要悲观，不要徘徊，现在解放区的大学中学都向你们寄予无限同情，欢迎你们到这里来读书。”甚至连国民党的情报系统也对“甄审”做法的合理性表示质疑，因为“奸伪及民主同盟则针对学生隐痛，以谦虚、和蔼、忍苦、耐劳之态度，在学生群内争取领导地位，收获颇大”。鉴于各方的强烈反对，1946年1月，教育部先后公布了修订后的《收复区专科以上毕业生甄审办法》和《收复区中等学校员生甄审办法》，取消了甄审集中考试，但仍须研读“国父遗教”和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并写出心得报告，连同所修专业论文送甄审委员会审核，合格者发给证明，不合格者准予投考相当学校。所谓“伪校”学生，最终或升入各大学继续求学，或拿到毕业证书后就职。由“甄审”问题在收复区学校和学生中引起的动荡至此告一段落，但已经给国民党带来了不小的负面影响。

各级学校，尤其是各大学，其学生一向是国共两党争夺的重点对象。抗战期间，国民党在后方各大学逐渐强化“党化”教育，并以训导处和三青团为主干力量，和中共争夺学生。中共则以严密的地下组织为主干，加强学生工作，提出一整套切中学生思想脉络的政策方针，尤其注重以国民党的贪污腐败、专制独裁为事例，开展对学生的宣传，颇具成效。抗战胜利后，国共两党为争夺未来中国的主导权，对学生运动均较为重视。但在战后学运进程中，国民党除了以苏联在东北延不撤军为借口，以“爱国”为口号，在1946年2月下旬操纵重庆和全国各校学生举行反苏反共游行方面占了上风外，其余大部分时间里的学生运动，都是在中共领导下，以国民党为反对对象，而且学运规模越来越大，波及面越来越广，对国民党统治的负面影响也越来越严重，最后成为国民党不得不实行“戡乱动员”的起因之一。

抗战胜利后不久，国共武装冲突接踵而至，引起社会各界的不安。谁是内战的责任者，成为国共双方宣传战的重点之一，也是国共两党争取学生支持的重要方面，而中共因其组织和宣传的有效配合，在这方面占据着明显的优势。1945年11月底，在中共云南地下党的策动下，昆明各大学学生自治会组织多次时事演讲会，反对内战，并对国民党有所批评，结果招致云南军政当局派出军警干扰。如此一来，更引起学生的不满，各校相继罢课，要求查办责任人。云南军政当局认为罢课学生背后有“共党煽动”，态度强硬，在各校策动组织反罢课委员会，与罢课学生发生正面冲突。12月1日上午，国民党云南省党部主委李宗黄召手下集议，决定“以宣传对宣传，以流血对流血，进行还击”。当日中午，即有身穿军服、佩有“军官总队”徽号的人员闯入云南大学和西南联大，对在校学生大打出手，甚或投掷手榴弹，致使西南联大学生等四人身亡，数十人受伤，引起举国震动，并招致社会各界和舆论的强烈抗议。

昆明“一二·一”惨案引发的学潮，是战后首次政治性学潮。它既是中共地下党组织领导学生运动的结果，又给了中共在学运相对沉寂的情况下发动学生之机会。中共以收复区学生“反甄审”运动和后方学生反内战运动相配合，基本恢复了其领导的学生运动之势头，而国民党则以内战责任者的负面形象广受社会各界的批评。国民党内一些身处学校第一线的官员过后对军政人员之鲁莽行事不无抱怨。西南联大常委傅斯年认为，“地方当局荒谬绝伦”，“此等惨案有政治作用者岂有不充分利用之理”。身历其事的西南联大国民党党团负责人、三青团中央干事姚从吾认为，云南军政当局“热心有余，见识太差”，“指挥既不统一，见识又甚卑陋，实在没有政党的组织，也没有政治斗争的能力，就这次的学潮而说，C.P.（中共）可能完全胜利了！”无论如何，青年学生死伤于光天化日下的惨剧，国民党当局总难辞其咎。为了缓和社会各界的压力，12月10日，国民党当局以云南警备总司令关麟徵“负地方治安职责，究属防范欠周虑，以致学生竟有死伤”为由，将其停职议处，由霍揆彰代理其职务，后又将云南省党部主委李宗黄调离云南。

1946年年初，国共双方达成停战协议，并在随后召开的政治协商会议上，就召开国大、制定宪法、改组政府等问题达成协议，国内一度出现多年少有的和平民主气氛。但国民党内的反共强硬派对国民党在政协作出的让步极为不满，企图修改政协决议，维持一党训政体制。此时正值中苏关于东北问题的交涉僵持不下，中国民众和舆论对苏联利用占领东北之机拆毁机器设备、拖延撤军、要求经济合作、军纪废弛等种种作为颇为不满。1946年2月11日，上年2月由美、英、苏三国秘密订立的《雅尔塔密约》（一作《雅尔塔协定》）正式公布。此等牺牲中国利益，满足大国私利的秘密外交，引起中国社会各界和舆论的强烈批评，谴责苏联的作为“完全违反对侵略的法西斯国家共同作战的目的，违反列宁先生与中山先生共同建设的中苏友爱的新基础，违反苏联多次的对外宣言，尤其是对华放弃帝俄时代不平等条约的宣言”，要求“政府披露中苏签订条约以来，一切有关东北问题的谈判经过，并拒绝再作妨害主权的任何协商；政府与苏联均应忠实履行中苏协定，苏联应尽速撤退在我东北驻军，归还一切工厂设备与资源，不得有超出中苏条约范围以外之任何行动或措施”。中国人民对《雅尔塔密约》，尤其是对苏联在战后东北所作所为的不满与抗议实为正当，因为中国人民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付出重大的民族牺牲，支持同盟国作战，结果其自身利益却被同盟一方的少数大国所出卖，中国人民当然应该表达自己的反对意见。但是另一方面，国民党反共强硬派也正是利用此种情绪，挑起反苏运动，并企图将运动引向反共方面，实现其改变国民党对共政策和政协决议的企图。

知识界和学生对政治一向较为敏感，自《雅尔塔密约》公布后，重庆学生就在酝酿举行抗议密约、要求苏军尽早撤出东北的示威游行活动。国民党得到相关情报后，由CC控制的党务系统决定利用学生运动达到其反共目的，因此一反过去警惕、约束、反对学生运动的常态，而是派出人员到各学校频繁活动，诱导学生发动游行，并导向其预定轨道。重庆学生游行的前夕，陈立夫和吴铁城在2月20日和21日分别主持国民党党政小组临时谈话会，要求各学校当局和教职员工也参加游行，并由党部负责人坐镇中央党部，“以便应付一切”。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还致电各省市政府与党部，称对学生行动“制止恐不可能，但本党只宜善为引导”，而“引导”方向为“避免正面攻击苏联”，同时提出“东北问题乃是共党阻挠国军接收问题”，“应痛加指责”，“予以驳斥”，并要求各省市“特加注意，妥为运用，并将该省市情况随时电报为要”。陈立夫和吴铁城还电告正在杭州的蒋介石，说明学生游行“为青年民族意识国家观念之自动自发，学校中反共空气之浓厚，出于自然”，兴高采烈之情溢于言表。

2月22日，重庆各大中学校学生及教职员工两万多人举行“重庆市各校学生爱国运动游行大会”，并发表《告全世界人士书》《告全国同胞书》《对苏联抗议书》《质中共书》等，要求苏军立即撤出东北，苏联应切实履行中苏条约，尊重中国领土主权的完整，并进而提出反对东北“特殊化”，反对“割据东北”，质问“中共对东北所抱的见解及政策，无疑的是个莫大的错误”，提出“中共应彻底实行停战协定中对东北之协议”、“中共应该爱护祖国”、“拥护政府接收东北”等矛头指向中共的口号。当游行队伍经过民生路中共所办的《新华日报》营业部时，一些参加游行的国民党派出人员煽动捣毁了该营业部，并打伤职员数人。自此日直至2月底，重庆和全国各地持续进行类似的游行示威活动，并曾提出要求“中共勿再假借东北人民名义，组织军队及政府”，谴责中共“阻挠国军开赴东北”，并提出“共产党是苏联的傀儡”、“肃清间谍，打倒赤色汉奸”等反共口号。

此次学生游行，一方面表现了青年学生的爱国热情和反对苏联霸权主义之心态与情绪，应予肯定。中共亦将学生的爱国热情与国民党的反共煽动分开处理，认为“学生游行，表示爱国热忱，吾人极感佩”，学生“这种自发的爱国心是纯洁的，可贵的”；同时对国民党借游行而反共的做法表示了强烈的不满与抗议。另一方面，国民党对此次学生游行之利用亦为事实，而且这也是多年来国民党少有的对学生运动较为成功的运用。为了将此次学生游行的目的导向反共方面，除了派人参加鼓动提出反共口号外，国民党的宣传工具在此前后推波助澜，说东北问题“只是共党割据东北问题，只是内政问题，与雅尔达秘密协定无关，与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无关”；解决东北问题，就是“要以解决内政问题的方法来解决”。虽然如此，国民党的宣传并未能发挥长久的效力。一方面，随着苏军逐渐撤出东北，对于苏联在东北所作所为的抗议逐渐沉寂，国人的注意力集中到更为紧迫的如何解决内战的问题上来；另一方面，中共在各大中学校有相当完整的地下组织，可以组织动员学生运动转向反内战方面，并以国民党发动内战得到美国支持为理由，提出反美口号。而在这两方面，国民党显然居于不利地位。因此，1946年2月受国民党利用的学生运动就成昙花一现。此后的学生运动，基本上是由中共主导的反对国民党的政治运动，并成为中共在与国民党武装斗争之外开辟的城市斗争的第二条战线。

1946年年中，国共内战烽烟再起，国内局势更加动荡。当年底至次年初，因抗议美军士兵侮辱北京大学女生而发生的全国性反美学潮，是战后学生运动的大爆发，也是战后波及面最广的学潮之一。美军在战后大规模登陆中国沿海地区，尤其是在华北地区，多达数万美军，据守若干重要战略地点，支持并协助国民党接收。不少美军士兵以胜利者的姿态自居，在离开军营后缺乏自律，行为不检，经常惹是生非，恃强凌弱，对中国民众时有不当举动，使舆论啧有烦言。随着苏军完全撤离中国，社会各界和舆论对外国在华驻军不当行为的关注点转向美军，要求美军尽早撤出中国的呼声时有出现。正值此时，北平“沈崇案”发生，使民众和舆论对美军士兵的不满情绪爆发出来。

1946年圣诞节前夜，12月24日晚，美军士兵皮尔逊酗酒惹事，在北平市中心长安街东单广场附近，侮辱并强奸了北京大学先修班文法组女生沈崇。此事发生在素称文化古都的北平，受辱女生又出身于中国最著名的北京大学，从而使事件有了非常的象征意义，成为美国强权凌辱弱势中国的表征。案发后，北京大学学生立即发动全校规模的抗议行动，并在抗议美军暴行大会上发表《告全国同胞书》，称“我们中国的国民在自己的国土上都得不到平等的法律保障，犯罪的美军们一直逍遥法外，受迫害者却无从申诉，这表明了不但中国人的民族尊严已被糟蹋无余，而且连生杀大权也完全操在外国人的手里了”。学生们提出严惩凶手，并由美军当局公开道歉等要求，同时要求美军立即撤出中国。北平“沈崇案”和北大学生的抗议行动，很快即通过传媒报道而为全国所知，由此引发了全国规模的抗议美军暴行的学潮，学生运动迅速由北平而蔓延到全国各地。12月30日，以北平最著名的北大、清华、燕京大学为主导的各大学学生万余人走上街头，举行抗议美军暴行的示威游行。接着，天津、南京、上海、杭州、武汉、重庆、广州等20多个城市的大学生也都举行了支持北平学生、抗议美军暴行的示威游行。学生的抗议行动还得到了各校教授和社会各界的广泛支持，要求美军撤出中国成为社会各界的一致呼声。北平各校主管当局亦对学潮表示同情，处理方针均较为温和。北大秘书长郑天挺表示“北大四五十年一贯作风，向无干涉学生运动之成例”；清华校长梅贻琦和燕京代校长陆志韦均对学潮表示同情，梅贻琦还主持召开北大、清华、燕京三校联席会议，决定对学生游行不加阻止，并联络有关当局请求保护。在南京参加了制宪国大刚刚回到北平的北大校长胡适也认为：对此案“国人当然同具愤慨。学生间的开会游行，亦属理之常情。”社会舆论亦多对学潮表示同情与支持，各传媒所发消息及评论，有不少是对学潮的正面报道，不仅推动了学潮的扩散，而且形成了对国民党如何妥善因应学潮的压力，使国民党当局处于颇为尴尬为难之境地。

反美学潮的爆发，是国民党当局不愿见到而又不得不处理的难事。国民党在战后面临着中共越来越大的挑战，执政地位受到强烈冲击，而美国则是国民党最主要的支持者，驻华美军又在国民党顺利接收收复区各大城市，尤其是华北平津地区的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因此国民党对反美学潮可能对其与美国关系产生的负面影响十分敏感。而且反美学潮发生后，参与者不仅仅就事论事，而是进一步批评国民党对美外交软弱，要求美军立即撤出中国，进而要求和平，反对内战，从而呼应了中共的政治主张，表现出强烈的政治诉求，使得国民党更不能容忍。但是，反美学潮因美军士兵的不法行为而起，其理由出之正义，表现出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并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同情与支持，而且学生在游行抗议活动中并无过激举动，其有理、有利、有节的态度与立场和高度的组织性，又使国民党无法下手予以公开镇压。反美学潮爆发时，正值制宪国大刚刚通过宪法，国民党亟须向世界表现其民主形象，也可抵御美国要求其实行民主政治、结束一党训政的压力。因此，对于反美学潮，国民党当局既不能听任其无限扩大以致影响其对美关系，尤其不能容忍其向反政府的政治方向发展，但又不能完全站在反对的立场，以避免给社会各界留下批评的口实。对此，国民党的对策是，尽量控制反美学潮的规模，将其约束在就美兵个人行为而抗议的层面，防止提出其他反美的政治诉求。

对于此次反美学潮，蒋介石提出其处理原则为：（1）对共党扰乱我后方社会，应指明其叛国害民之罪恶；（2）中美国交与关系，不能以美兵个人罪行，而妨碍破坏；（3）统一我内部之言论行动。这几项处理原则表明，蒋极为看重国民党与美国的关系以及此次学潮的政治性，企图约束学潮的政治方向，极力避免其扩大化和政治化，并对中共与学潮的关系和国民党内部对学潮可能出现的不同看法极为敏感。根据蒋指示的原则精神，12月28日，北平市政府就“沈崇案”向美方提出严重抗议，要求严惩凶手，道歉赔偿，并保证今后不再发生类似事件，但是为了避免刺激美方，又强调“此案系一纯法律问题，酒后失检，各国均所难免”。1947年1月4日，行政院对各地军政机关发出指示称：“此事为该犯事美兵之私人行为，犯事者自应受法律制裁。至中美两国间之友谊，自不应因此而受损害，任何人亦不应以此种私人行为为借口，而有损侮我友邦或友邦人民之行动。”这是国民党处理此次反美学潮的基本方针，即将美军暴行归于其个人行为，而避免与其他方面联系，尤其避免“影响中美友谊”。但是面对学生、民众和社会舆论对美军暴行的激愤情绪，国民党官员不善以技巧性操作化解应对，而是出语生硬，伤及民心。负责国民党青年工作的高官陈雪屏荒唐地训斥学生说，“该女生不一定是北大学生，同学何必如此铺张”；后来又说什么“该女生亦有不是处，为什么女人晚上要上大街，而且还是一个人”。陈雪屏的言论完全无视美军违法的基本事实和学生反美的正当情绪，当即引起学生与社会舆论的愤慨，反而使他们的反美情绪转向反政府方面，实为国民党当局不能妥为因应学潮的例证。虽然反美学潮随着学生放寒假离校和美军士兵被处理而渐趋沉寂，但学生中涌动的反美反政府情绪实不容忽视。《大公报》认为：“政府首先不要把学生的行动认为是异党煽动。假使异党果真有此能力煽动这大群学生，那么这作为煽动借口的题目，其本身就必然是个问题了。”离任前夕的美国特使马歇尔曾告诫国民党官员，反美示威实际是间接反对国民政府的，而且是普遍的反国民党情绪的信号，在不久的将来，这种情绪将转到直接反政府一面。不出几个月，马歇尔的告诫就为反政府学潮的全面兴起所证实。

根据1943年6月9日中美双方达成的《处理在华美军人员刑事案件条例》，美国军人在中国犯罪后，由美军军事法庭及军事当局审判。“沈崇案”发生时，该条例尚未失效。因此，沈案案犯皮尔逊于1947年1月17日由驻华美国海军陆战队军事法庭开庭审判，并于22日被判犯强奸罪；3月3日被开除军籍，处以15年劳役。但同年8月11日，美国海军部在皮尔逊被押送回国服刑后宣布，原判证据不足，应予撤销，皮尔逊宣告无罪并恢复职务，再次激起了中国民众对美国当局以强权凌驾于正义的非公正性的抗议。(www.xing528.com)

与国民党对反美学潮处理的左右为难相比较，中共对反美学潮则是全面支持，并在相当程度上通过其地下组织发起和领导学潮，成为战后中共领导学运的一次成功经验，并为中共进一步发动全国性反国民党的政治性学运准备了基础和条件。抗战胜利，各大学陆续复员开学后，中共就在北平各校建立了较为完善的地下组织，以各种各样的形式宣传中共的主张，批评国民党的政策，掌握了学运的领导权。“沈崇案”发生后，北平各大学的中共地下党认为，这是发动学运的一个非常有利的时机，具有完全合理、合法的动员基础，应当放手发动群众，组织学生运动，通过学运打击美蒋，并进一步组织动员学生，为下一步行动打下基础。他们派出地下工作人员，在各大学进行广泛、深入和细致的动员工作，发动学生并将其情绪引向要求美军撤离中国、反对美国支持国民党内战的方向。中共中央指示国统区地下组织，要求组织各地学生的反美示威、请愿及组织后援会等等，扩大运动的声势和影响；同时，“依据情况联系到美军全部撤离中国，反对美国干涉内政，出卖军火，进行借款，助长内战，及废除中美商约，抵制美货等口号”，“造成最广泛的阵容，并利用国民党所宣布的元旦起实行宪法人权条文，采取理直气壮的攻势，使国民党不敢压迫，并达到暴露国民党之媚外卖国及其国大制宪全系欺骗之目的”。对中共而言，更重要的是，在全面内战爆发以及制宪国大召开之后，中共亟须在国民党统治区发动公开的群众运动，扰乱国民党的后方阵线，打破国民党政权合法与正统的外部形象，动摇其在城市的统治基础，而反美学潮之合理和正义及其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支持与呼应，则为中共发动国统区的群众运动提供了一个极好的突破口。中共中央认为，此次学潮表明“民主爱国运动的基础正日益扩大，与解放区自卫战争的胜利已渐能起着配合作用”，“标志着全国性的革命高潮已经接近。对于这一事变的重大意义必须充分估计”。中共中央指示：“我党在各地的领导同志，必须注意纠正对群众运动与民主来潮估计不足的右倾观点，方能有足够勇气与正确方针，领导这一运动的高涨。”此后，中共加强了在各大中城市尤其是大中学校的地下组织和宣传工作，以推动学运的继续高涨。正是在中共的直接领导和运作下，1947年5月，各大城市爆发了锋芒直指国民党当局的大规模的反饥饿反内战学潮。

1947年5月学潮的动因源于经济危机。1947年2月，上海爆发黄金风潮，导致物价急剧上涨，随后国民党实行强力经济管制政策，物价稍有稳定。但由于总体经济状况恶化，自4月下旬开始，物价再度急速上涨。尤其是关系民生的重要物品——大米的价格上涨更为惊人，5月份上海的米价较4月翻了一番还多，一些城市甚至出现了米店关门、无米可购的现象，并因米价狂涨而引发抢米风潮，使得全社会表现出不安与动荡之势。正如《大公报》社评所言：“因物价腾昂，生活不定，人心浮动，几乎处处都在闹事，事事都有风波，一种阴霾恐慌的气象遍布各地。”

因物价高涨而引发的社会危机首先表现为学潮的再度风起云涌。自抗战时期实行公费制度后，大学生的生活来源由政府经费提供，基本生活得以保证，在社会各阶层日受通货膨胀之苦、生活水平日渐下降之时，大学生却在某种程度上因生活较有保证、不必为生计操心而成为社会上较为特殊的一个群体。但是，由于战后经济形势日趋恶化，通货膨胀已进入恶性发展阶段，政府对大学生支出的定额公费远远追不上物价的急速上涨，从而严重影响到大学生的生活，使得本来不担心温饱的大学生们也受到饥饿的威胁，连每天两干一稀的伙食标准都很难维持。因为生活水平下降，大学生也开始感受到社会上一般人早就感受到的通货膨胀之影响，而且这种感受对他们的刺激较之对其他阶层更为敏感与强烈，使得原本应该是平静的校园里开始涌动着对政府的强烈不满情绪；同时，因为公费制度的存在，学生的生活水平同升同降，无论是哪个阶层出身的学生，对生活水平下降的感受是大体相同的，他们对政府的不满情绪因而有了共同点，使得最大多数的学生可以为了同一诉求而走上街头；加之学生集中生活于校园中，一呼百应，较易产生群体效应与社会影响。所有这些因素，均为1947年5月学潮准备了基础条件。

与反美学潮的突发性不同，1947年5月学潮的发生与扩大，与中共有计划的、强有力的组织、发动和领导工作是分不开的。自内战爆发后，中共即加强了在国统区的地下工作，以“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为总的工作方针，并以有理、有利、有节作为一般行动策略。反美学潮发生后，为了在组织上加强对学生运动的领导，中共要求各地地下组织“依据实况在学生组织多的学校，加强其政治领导与联系，在学生组织少的学校，发展与巩固其组织，在没有学生组织的学校，设法建立适应当地当时环境的组织”，为下一步斗争准备条件。在反美学潮逐渐平息后，中共确定其今后在国统区的工作方针是：“扩大宣传，避免硬碰，争取中间分子，利用合法形式，力求从为生存而斗争的基础上，建立反卖国、反内战、反独裁与反特务恐怖的广大阵线。”“同时在斗争中要联系到、有时要转移到经济斗争上去，才能动员更广大群众参加，而且易于取得合法形式。有了经济斗争的广大基础，也易于联系到反特务反内战的斗争上去。”学潮因学生生活困难问题而起，正体现了中共以经济斗争发动学生，并以大多数民众都可以接受的“反饥饿、求生存”口号为诉求，进而将学潮推向社会，提出“反内战”的政治性口号，将其引向反国民党的政治斗争，目的是利用国民党各项政策的不得人心，发动民众运动，造成国民党统治区的社会动荡，扰乱国民党的后方阵线，从而配合战场上的军事斗争。在中共的强力宣传和组织运作下，身为执政党的国民党在大学里却无法动员学生支持政府，甚至在中央大学和湖南大学学生自治会的选举中，国民党党团“尽了最大努力”，“集中力量竞争”，仍然未能选出中意的人选。国民党官员承认：“北方学生对我们的观感，已经像民国十三年时学生看北洋军阀一样。”

进入1947年5月，各大学校园便处于动荡不安之中，学生们酝酿以请愿方式向政府提出改善生活的请求。5月13日，国民政府所在地南京的中央大学学生派代表集体向政府请愿，要求增加副食费，解决吃不饱肚子的问题。虽然学生的要求是合理的，但当时全国享受公费待遇的大学生有数十万人，公费开支已经是政府财政支出中一笔不大不小的负担，如果按照学生的要求将副食费增加一倍，则每月又要多支出数百亿元。对于捉襟见肘的政府财政而言，实在是心有余而力不足，而且如果由此引起公教人员要求改善生活待遇的连锁反应，则更使脆弱的政府财政无法承受。但是，面对青年学子要求吃饱饭的合理要求，出面接待的各级国民党官员不是温语劝慰、解惑释疑、缓和学生的情绪，而是态度生硬，一派官腔，一味搪塞敷衍。行政院秘书长甘乃光对学生说：你们吃不饱，是实在的情形，可是全国人民都吃不饱，我也吃不饱，我的儿女也吃不饱。言外之意，学生吃不饱也是应该的。这一番官僚言词使本来对政府还抱有一些希望的学生颇为失望，中央大学学生遂决定联合其他大学的学生一起走上街头，向社会呼吁，解决温饱问题。自5月15日起，南京各大学学生连续到政府有关部会门前举行饥饿请愿游行，但国民党政府官员对情势的发展及其严重性缺乏认识，对学生的要求仍是敷衍其事。教育部部长朱家骅表示，提高公费“为绝对办不到的事”。学生追问“钱哪里去了”，行政院副院长王云五表示，“头可断亦无力答复”。这样的答复不仅使学生极不满意，而且难免使学生将政府财政无钱可支的状况归于其他方面，尤其是归于国民党的内战政策，结果反而将学生的情绪从要求改善生活待遇引向反内战的政治化、激进化方向。

中央大学的学生因为请愿未达预期目的，遂决定举行无限期罢课，直到政府同意学生的要求为止。他们的行动很快得到各地学生的支持。上海的复旦、同济、交通大学和杭州的浙江大学等学校都派出学生代表前往南京，参加向政府的联合请愿行动。北平各校学生则从17日起先后开始罢课，18日北平学生走上街头，向市民宣传反内战，因为受到国民党组织的人员围攻，学生有多人受伤，从而进一步刺激了学生的情绪。其他城市的学潮也开始兴起，学潮日渐扩大化。

此次学潮之起，本来已有明显征兆，但其发展之速、波及之广、势头之猛，多少出乎国民党的意料。国民党各级官僚机构对此次学潮事先既无防范，事起后则反应迟钝，迟迟拿不出正确有效的对策，有关部门多次开会，但“对处置办法及处置程度均未有明确决定，致执行极感困难”。他们一方面极力企图控制学潮的发生和扩大，但另一方面他们又无法满足学生的要求，其官僚式的处理方式使学生极为不满，更刺激了学潮的扩大和激烈化。面对学潮的迅猛发展，5月16日行政院开会讨论因应方案，教育部长朱家骅“主张采严厉办法”，但外交部长王世杰认为，学潮“一因经济的压迫遍及各校员生，一因内战之结束无期，人心苦闷”，“学潮之解决，究非警察所能为力也”。可是王世杰也提不出有效的解决办法，国民党对学潮仍只能沿用其一贯的高压政策。18日，国民政府委员会匆忙通过了《维持社会秩序临时办法》，规定了对于游行示威请愿的若干管制措施：不得越级请愿；请愿代表以十人为限；如有学生罢课、民众罢业、罢工及游行示威等情事，各地行政主管机关应采取必要措施予以解散；凡不遵守以上规定者，当地政府应采取紧急处置，作有效之制止。随后，教育部即通令各大学，要求“已罢课者，即日复课，并查明滋事分子，分别主从，从严惩处，为首者一律开除学籍”。

国民党的高压政策并未能有效地压制学生运动，反而激化了矛盾，使学潮越发扩大和激烈。5月20日，以南京中央大学学生为主体，联合了南京各高校和上海、苏州、杭州地区高校派出的学生代表，在南京举行大规模“反饥饿反内战”示威游行，并提出“反对内战”、“遵循政协路线”、“反对征兵征粮”等政治性口号。是日，国民党派出大批军警宪特上街，以水龙和棍棒阻止学生游行，并与学生发生冲突，致数十名学生受伤，酿成“五二〇”流血惨案。同一天，在全国一些大城市均发生了学生反饥饿、反内战示威游行，北平的大学生在游行宣言中声明：“目前中国社会一切混乱不安的局面，都是因为政治上不民主及打内战的关系，所以我们更要求政府，立即停止内战，恢复政协路线，实行民主政治。”这些口号和要求，使此次学潮越出了当初为解决生活困难问题而起的经济层面，而定位于反内战求和平的政治层面，并将国民党置于破坏和平、发动内战的被告地位，从而使此次学潮发展成为反对国民党统治的政治运动。

在学潮由经济层面向政治层面的发展和转变过程中，中共地下组织的工作居功至大。学潮兴起后，中共认为“蒋管区要饭吃、要和平、反对借外债打内战的任何一种斗争，不管其主观想法如何，其客观意义都在搞垮蒋介石统治……所以我们尽管放手动员群众进行反饥饿、反内战、反借款的斗争，向蒋政权要饭吃、要和平、要自由。”在中共中央的指示下，中共在各大中城市的地下组织对学潮进行了强有力的领导、组织和动员工作，并针对学生的动向、学潮的特点和国民党的政策，随时提出各种对策，最终促成了学潮由经济要求向政治要求的转向，加剧了国民党统治区的社会动荡，使国民党政府陷于内外夹攻之困难处境，因而得到了中共中央的高度评价。5月30日，新华社发表毛泽东亲笔撰写的评论《蒋介石政府已处在全民的包围中》，提出：“蒋介石进犯军和人民解放军的战争，这是第一条战线。现在又出现了第二条战线，这就是伟大的正义的学生运动和蒋介石反动政府之间的尖锐斗争。”由于中共在国民党统治区地下工作的不断深入与成熟，使得国民党苦于应付其统治区各大中城市此伏彼起的学潮、工潮与市民斗争，社会生活的动荡使国民党缺乏稳固的后方阵线，不能不影响其前方作战的情报、供应、军心与士气，第二条战线已真正成为中共与国民党斗争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1947年5月学潮的发生，因经济问题而起，而追根寻源，经济问题实源于内战耗费了大量的资财，因此，“反内战，反饥饿，是人民一致要求，无论何人，登高一呼，自会万众响应，群起支援”。学潮首先得到了各大学教职员工的支持。大学教师战前本为社会高收入阶层，过着相对优裕的生活。由于战时通货膨胀的发展，大学教师的实际收入不断下降，战后通货膨胀的恶性化，更使大学教师的生活沦为与一般民众无二致的境地。他们也有提高生活待遇的强烈要求，因此与学生站在同一阵线。学潮起后，平、津各大学教员在宣言中声明：“默察当前情势，无论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俱已临于崩溃之边缘，危机迫于眉睫。政府如仍长此敷衍支吾，不迅采釜底抽薪之有效办法，最后势必同归于尽而后已！继续战争，决不能解决困难，而只有引起更大之困难。党政军各方面欲图自救救民，惟有立即停止内战，以诚意谈判并实现和平，迅速依照政协路线，成立联合政府，办理善后，此外别无他途。”战时曾猛烈抨击官僚资本和国民党政府贪污腐败的著名学者马寅初，在中央大学演讲时将一切问题归之于“内战造成的恶果”，认为“内战不停不得了，内战一天不停，风潮一天不息”。即使是一向站在拥护国民党政府立场、避免公开批评政府的北京大学校长胡适，对学潮虽未公开表态支持，而是呼吁学生“以理智抑制住感情之冲动”，但同时也希望当局能够“保护青年安全”。他认为：“所谓学生受共党煽惑，此说不甚公平，应当说是青年在困难无路中的烦闷较为合适，一个国家政治未上轨道，政治不满人意……学生必然要干涉政治。”这样的言谈表示了胡适这样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立场，透露出对学生的同情。

1947年5月的学潮，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同情与支持。因为经济问题关系着千家万户，一般民众深受通货膨胀、生活不安之苦，学生的要求实际代表并传达了社会各阶层的共同呼声。学潮发生后，各地学生多次走上街头，向市民表达自己的诉求，寻求他们的支持，而国民党军警在大批市民围观的情况下，对学生滥用武力，大打出手，尤使市民对政府不满。更令人关注的是舆论动向。传媒在现代社会发挥着极大的影响力，并在相当程度上左右着政府的形象和公众的判断。学潮发生后，各传媒均予以大幅报道，其中不少传媒的立场站在同情学生的方面，他们发出的新闻、特写和通讯报道，将学潮的情况传播给社会大众，并以自己的倾向性影响着市民大众对学潮和政府的看法。学潮期间，上海《文汇报》因其报道“连续登载妨害军事之消息，及意图颠覆政府破坏公共秩序之言论与新闻”，5月25日被淞沪警备司令部下令停刊。《文汇报》立场一向左倾，对学潮的支持不出意外，而素有中国民间舆论喉舌之美誉、政治立场一向较为中立的《大公报》，此次一反常态，在报道中态度鲜明地站在同情学生的立场上。5月中旬，《大公报》总编辑王芸生正在北平、天津公干，他要求《大公报》天津版对学潮站在“居中而偏左”的立场，并在平、津各大学演讲，提出与学生反饥饿、反内战要求相一致的主张。《大公报》在学潮前后发表的多篇社评中，强调“争取和平，务求迅速实现”。就在一年以前，《大公报》对东北内战的报道倾向于国民党，其发表的《可耻的长春之战》社评，批评中共军队攻占长春，从而遭到中共舆论的尖锐批评。而此时此刻的《大公报》却站在同情学潮的立场，对国民党提出批评，反映出社会舆论及其代表的中间势力和市民阶层对国民党政府的离心倾向，确实值得国民党的反省与关注。但国民党对此缺乏应有的认识，反而认为“对于大公报应该想办法，应该给以无情的批评，无情的打击，用以判裁他的错误，采取办法来制裁他”。对《大公报》的言论一向较为注意并予以适度包容的蒋介石，有感于《大公报》之转向，亦责备“《大公报》言论，几全为共党宣传，已丧失其昔日之公正立场，至为惋惜”。其实，应该“惋惜”的恰恰是蒋介石本人，他没能反省《大公报》立场的转变正反映了民心之所向。负责国民党学生与青年工作的青年部部长陈雪屏承认：五月的学潮弄到全国骚然。我们分析学潮为什么容易发生，学生不满现状是根本原因之一。我们派几个人到各学校侦察，或者逮捕几个异党分子都没有用，党团多吸收一些分子也没有用。再进一步说，拿着手枪在那里工作，也没有法子把一般人的思想改变。

1947年5月，学潮从国民政府所在地南京发端，波及上海、北平等诸多城市，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呼应和支持，使国民党统治的稳定性受到很大影响。此时又正值国民党军队在山东和东北遭遇连续的失利，加上经济危机和社会动荡，使国民党政权切实感受到了自身统治的危机。为了维持其统治，蒋介石对学潮态度强硬，指责学潮是受“共产党直接间接之策动”，“以达成其夺取政权，推翻中华民国之企图”，因此“决非政府所能许可，亦决不能有所姑息”，表示对学潮“将不能不采取断然之处置”。然而高压政策的结果却使学潮更为激烈，以至国民党内部也出现了对学潮处理方式的不同意见，尤其是处于应付学潮第一线的国民党官员，感同身受，对于形势的认识与国民党中央有一定的差别。5月24日，蒋介石致电北平行营主任李宗仁称：“共匪捣乱我后方各都市，期以其军事相配合，先由罢学而后暴动与占据之阴谋已经显著。各地军政当局应从速准备，肃清其市内外所有之反动共产分子，方可防制祸乱之蔓延。望召集平津两市党团军政负责人员，严密准备，待命行动。”次日，李宗仁在复电中称：“目前仍拟先责成校院当局负责约束学生，避免施用军警力量。因如遽行逮捕，不但难于肃清，且恐惹起非左倾学生及教授方面之反感，益使扩大为全国学校之联合运动，增加政府困难。如校院当局无力约束，而学生越出常轨，扰害社会秩序者，政府自可再予制裁。尤以平津环境特殊，必须先求多数学生之安定，暂时不宜持之过急。”在李宗仁的影响下，北平市市长何思源对学潮也持较为温和的态度。北平市政府在致蒋介石的电文中承认：“综观此次学潮，社会人士明知学生系受奸匪煽动，但生活不安，人同此感，仍不免寄予同情。客观情势如此，强制消弭，似难奏效。”军统局负责人郑介民在给蒋介石的报告中认为：“政府对学潮之处置，似应避免以整个学生群众为对象，而应以少数奸伪学生为对象。”这些建议对蒋介石决定处理学潮的方针有着一定的影响，国民党对学潮的政策也从一味高压转为软硬兼施、分化瓦解，以期尽快平息学潮，并防止其进一步向社会扩散。

5月23日，国民政府通过《追加公费学生膳费》和《调整文武职人员待遇》案，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学生和公教人员提高生活待遇的要求，同时下令对各地学潮严加防范与镇压，严厉禁止学生的示威游行活动。在国民党政府软硬兼施的措施之下，兼之学潮发动已有若干时日，本身也不能无限期继续，进入6月后学潮渐趋低落。总而言之，此次学潮之兴起及其得到社会各界和舆论的广泛支持，表明国民党在城市的统治基础已大为动摇。当时即有论者谓：国民党“一党孤行，发动内战，加之官吏贪污，特务横行，祸机四伏，险象环生……革命政党，一变而为革命对象。此足贾生所谓‘可为长叹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