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1945-1949年中国国共决战的关键战役

自1946年年中全面内战开始后，华东一直为国共双方的主要战场。进入1947年，随着华东中共部队在国民党军优势兵力的逼迫下自苏北逐步退向山东，山东已经成为华东战区的主战场。国民党军为配合苏北作战，扩大防区，并便利其后之攻势，1946年12月中旬于鲁南的4个整编师奉令向前推进。其中整编第26师进展最快，当进至鲁南向城时，师长马励武有感于己部“前进位置过于突出，兵力极感薄弱，形势极为孤立”，建议暂时后撤，以接上友邻各部，但未得徐州绥署同意，使其“孤军久暴，既不进又不退，前后左右皆空”。陈毅抓住此次机会，集中山东和华中野战军主力，于1947年1月2日晚突然出击，包围了集结于向城的整编第26师和第1快速纵队。此时正值新年，师长马励武在后方峄县师部休息，前方群龙无首，军心涣散，无力坚守待援，4日决定突围。但恰逢天降大雨，道路泥泞不堪，辎重车辆均陷泥淖，行动倍增困难，快速纵队的战车在泥泞中根本无法发挥作用，不仅不能快速突破，反成挨打目标。突围当天的下午，整编第26师和第一快速纵队被全歼。中共部队继续作战，向国民党军在鲁南的孤立据点峄县和枣庄发起进攻，并于11日攻占峄县，俘获马励武；20日又攻占枣庄，全歼整编第51师，俘师长周毓英。全部战役过程历时近20天，国民党军损失2个整编师和1个快速纵队，共5万余人。此时，苏北作战尚未最后结束（1月中旬中共部队才放弃苏北最后一座县城沭阳），徐州绥署可能是对中共部队的动向判断不明，故未作出及时反应，未令正在陇海路南的主力部队北进增援，致路北部队遭受重大损失。及至战役结束后，国民党统帅部判明中共部队主力已转移山东，决战之机已至，故积极策划鲁南会战，期望一举拿下中共华东根据地的政治和军事指挥中心临沂，并歼灭中共在山东的主力部队。蒋介石认为，“关内土匪计有四大股，为贺龙、聂荣臻、刘伯承、陈毅等，现贺聂已无大能为，如陈刘两股能一举击灭，则中原大局可早安定”，故指示陆军总司令顾祝同：“此次陇海东段与鲁南之决战，实为堵遏共军成败之惟一关键……必须先集中我主力对付陈毅一股以后，再肃清刘伯承股，此为既定不易之方针。“2月初，蒋介石先后亲至徐州、郑州部署作战，“责令前方将领乘此有利形势，把握战机，督率所部继续前进”。参谋总长陈诚亦认为，华东中共部队“大势已去，不得不作困兽之斗”，而鲁南“为主要战场所在地，同时更为匪我决战所关”，故亲临济南部署鲁南会战，命令整编第19军军长欧震指挥整编第11师、第74师等8个整编师（军）组成南兵团，担任主攻，由南面陇海路出发，沿沂河、沭河分三路北进，目标直指临沂；第二绥靖区副司令李仙洲指挥第73军等3个军（师）组成北兵团，担任助攻，由北面胶济路出发，南下进占莱芜、新泰一带，切断中共部队后路。他们企图以优势兵力南北对进，在沂蒙山区夹击中共部队而歼之。1月底，国民党军各部开始按计划行动。

1月30日下午5时，鲁南会战计划在国防部作战会报通过，半个小时之后，此份极密情报通过中共内线传递已放在陈毅的案头，所以中共应对国民党军鲁南会战可谓从容不迫。就在大战前夕，2月3日，中共将山东野战军与华中野战军正式合编为华东野战军，由陈毅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粟裕任副司令员，谭震林任副政委，所辖部队编为11个纵队及1个特种兵纵队（其中有2个纵队仍留在苏北作战），总兵力达到30万人，成为中共实力最强的一个战略集团。自上年10月以后，中共华东部队的两大集团——山东野战军和华中野战军，由于客观形势所逼已逐渐会合一处联合作战，并收到了较好的成效，为最终完全合编打下了基础。当此山东将成为华东主战场之际，中共华东部队的合编，使华东战场中共部队分头指挥之困扰与不利完全消除，部队实现了完全的统一指挥，更有利于统一运用，为打大战创造了条件。中共中央也将山东视为与国民党军作战、歼灭国民党军有生力量的主要战场，对山东战场的形势较为关注，在战前指示陈毅和粟裕：不要轻动，而要休整部队，充分准备，创造战场，一切以打大歼灭战为目标。这样，山东战场就成为国共两军实力较量的主要战场。

国民党军对鲁南的攻势开始后，华东野战军因为主力集中在南线，并希望尽可能保有临沂，最初曾企图在南线诱使对方深入，然后寻歼其一部，打破其进攻。但南线国民党军可能是因为有苏北、鲁南几次失利的教训，此次攻势开始后，行动非常谨慎，二三十万部队在几十里宽的正面，以密集平推方式向北攻击前进，稍遇阻击即停止不前，而且各部互相观望，都不愿过于突出，没有暴露出明显的薄弱环节。在此情况下，华东野战军如果出击，最多也只能击溃对手，而很难达成歼灭目的。北线国民党军虽实力较弱，但因尚未与中共部队实力较量，不知利害，故表现冒进，2月1日开始行动后进展甚速，4日到达莱芜，8日整编第46师已前出至新泰，3个军（师）的兵力脱离胶济路后方支持，沿莱芜、新泰公路自北向南分莱芜、颜庄、新泰三地摆放，形成了一字长蛇阵，处境孤立分散，缺乏互相照应，较有利于分割围歼。陈毅、粟裕研究此种情况后，改变原定作战部署，下决心将华东野战军主力转移至北线，先打北线国民党军，南线只作牵制配合，并不惜放弃临沂。2月10日，华东野战军指挥部发布命令，集中全部9个纵队的优势兵力投入此次作战，其中以4个纵队自临沂北上，3个纵队由胶济路南下，围歼北线国民党军，只以2个纵队在南线担任牵制任务。兵贵神速，当天，南线参战部队即秘密撤离临沂一线，急速北上，北线参战部队也开始向南运动。为了不使国民党军判明华东野战军的真实企图，部队运动采取了严格的保密措施，同时部署南线留守部队在临沂外围伪装主力，节节抗击，迟滞国民党军的进攻。

2月9日，徐州绥署令南线各部向临沂地区攻击前进，企图歼灭当面中共部队，完成鲁南会战任务。在中共主力部队已北移的情况下，南线国民党军因为不明底里，面对中共少量部队的阻击，行动仍较谨慎，直至中共部队主动撤离后，方于15日占领临沂空城，却虚报战果，声称消灭共军数万人。蒋介石为此得意非常，认为形势正按其设想发展，山东决战计划已接近成功，“陈毅已失其老巢，就再不能发生过去一样大的作用了”，“国军占领临沂以后，如果我们计划周密，部队努力，则鲁南、胶东不难收复，以后的问题，都在黄河以北了”。蒋认为中共自临沂主动撤退的说法是不明事实，声称中共“退出老巢，放弃军事重镇，便证明他们是受了严重的打击，不能不出此穷途末路的一着了”。倒是负责指挥北线作战的第二绥靖区司令王耀武得到了中共部队北移的情报，判断“由南向北急进之匪军，应为其主力之转用，显有打击北路兵团之企图”，急令北线各部向胶济路收缩。李仙洲得令后即于16日下令北线3个军（师）依次后撤，以靠近胶济路后方。但国民党军统帅部的判断与王耀武正相反，陈诚认为中共部队“无足顾虑”，已“无力与我军主力作战，有北渡黄河避战的企图”，故命令王耀武坚决执行南北夹击的作战方案，严令李仙洲部回防，否则将以抗命论处。结果李仙洲只得又令正在后撤中的各部重回原地，使部队来回运动，疲于奔命。临沂至莱芜距离将近200公里，南线华东野战军近10万大军转移北上，在近10天的时间里，不可能不露出种种蛛丝马迹，至少其电信联络可以为国民党军侦听，国民党空军的空中侦查也可以发现种种非常情况。可是在这段时间里，国民党统帅部却始终未能判明中共部队的真实企图，可见国民党军战场情报工作之差，并终将为此付出沉重的代价。

2月19日，李仙洲发现中共大部队出现在其四周，中共部队的动向终于被判明，王耀武等不及南京统帅部的批准即命李部火速后撤，但是国民党军多日来在部署上的动摇与延误，已经注定了李仙洲部的覆灭命运。2月20日，华东野战军首先在莱芜以北歼灭了由博山南下莱芜归建的第73军77师，并封闭了李仙洲部队向北的退路，占领了莱芜城外各要点，完成了对李部的大包围。次日，自新泰北撤之整编第46师到达莱芜，与第73军会合。王耀武认为李部处境孤立，粮弹缺乏，且援军无望，下令李部突围，先北进至吐丝口与第12军新36师会合，再向北靠近胶济路。莱芜至吐丝口之距离不过20余里，王耀武认为以2个军（师）的强大力量，在空军掩护下作短距离战斗前进，绝未料其会失败。但李仙洲本非军事长才，其属下的3个军（师）临时配置成战斗集团，互有矛盾；更关键的是，整编第46师师长韩练成早在1946年冬即面见中共南京代表团负责人董必武，与中共建立了联系。1947年初，山东军区政治部主任舒同亲临第46师驻地，与韩建立了直接联系。战斗开始前，韩练成向华东野战军透露了国民党军的行动部署，并领受了任务；战斗开始后，韩以种种借口拖延部队的行动，在李仙洲接到突围命令后，韩仍坚持准备不及而要求将突围时间推后一日，使华东野战军有了更充分的攻击准备时间，也使李部进一步陷于不利境地；李部突围开始后，韩练成脱离指挥岗位，在中共安排下秘密出走，使得整编第46师指挥混乱，并牵连到李部其他部队。韩练成因是秘密出走，无人知其与中共的关系，后来中共又安排他以突围而出的身份回到南京，居然得到蒋介石的夸奖，安排他为侍从室武官，并以此教训下属向韩学习，使韩得以继续潜伏在蒋身边为中共工作，直至一年多以后方才因暴露而出走香港。国方在情报工作上真可谓不知彼亦不知己。

2月23日晨，李仙洲命令第73军和整编第46师并列出莱芜城向北突围。李部出城后逶迤而行，因行军路线两侧为山地，部队正面狭窄，行军队伍拉得很长，为中共部队提供了极好的攻击机会。华东野战军以1个纵队在李部北进必经之地设伏，另以4个纵队分别部署于李部北进之路两侧，又以迅速动作在李仙洲部刚刚离开莱芜之后即派兵占领莱芜城，切断了李部后路。此时，李仙洲北进之路被堵，后退回城也已不可能，又未派有力部队占领行军路线两侧山地要点作掩护，全军数万人被华东野战军分割包围攻击，无法展开队形，被迫向内收缩至东西六七里、南北三四里的狭小范围内，互相拥挤，指挥大乱，迅速瓦解，4万余人的部队，不过4个小时即被全歼，李仙洲和第73军军长韩浚等多名高级将领被俘。当晚，驻守吐丝口的第12军新36师见态势危险，不得不弃城向胶济路方向退却，又遭华东野战军伏击，大部被歼。而在北线激战之时，南线欧震兵团数十万部队因对华东野战军动向判断不明，在占领临沂后滞留多日未有行动，对下一步主攻方向徘徊不定。当他们最终判明中共部队的意图后，因为距李部太远，根本来不及北上增援。直到23日李仙洲部被歼，徐州绥署才命令南线主力向临沂西北费县、曲阜、汶上、东平等地“进剿”，但已无法挽回莱芜之失。

国民党军统帅部精心策划的鲁南会战，以大张旗鼓地占领中共华东区政治军事中心临沂为其兴高采烈之开端，以无声无息地在莱芜损失7个师（旅）5万余人为其消沉惨淡之收场。这样数万人整装配置的大兵团被歼，实为国民党军自内战开始以来空前之失败，“其对双方战力与士气之消长，影响尔后作战者甚巨，所以此次作战，实为双方在主战场上胜败之转捩点所在”，被蒋介石认为是“国军无上之耻辱”。国防部为此多次举行检讨会报，总结此役得失，结果上下之间对失利责任互相指责。王耀武认为：“共军放弃临沂后，本部即已判断共军必打击我南进兵团，以挽回其颓势，故一再要求机动作战，但层峰因有整个计划，始终未能采纳”；部队“旋进旋退，轻进轻退，举棋不定，措置乖方，涣散了军心，打乱了步骤，以致造成了不可收拾之局”。参谋本部则认为：“第二绥区未能恪遵本部迭次指示，使新泰莱芜我军坚守待援，反饬令其退却，致于半途遭优势匪军截击，蒙受重大损失。”参谋总长陈诚则将失利原因归于前线指挥官的无能与轻敌，事前事后毫无处置，粗疏轻率，致一被袭击即成混乱之局，虽欲展开战斗而不可能。为了维护统帅部的威信，2月24日，蒋介石亲飞济南部署善后，将失利原因推之于下属，认为此次失利“全在于李仙洲司令官指挥部署之错误及其怕敌心理所造成”。他训斥王耀武：莱芜既已被围，你为什么又要撤退，遭到这样大的损失，你是不能辞其咎的；这次你选派的将领也不适当，李仙洲的指挥能力差，如派个能力好的人指挥，还不致失败。为了对此次失利作出交代，徐州绥署主任薛岳被免去职务，成了替罪羊。3月3日，国民党下令撤销徐州与郑州绥署，设立陆军总部徐州司令部，由陆军总司令顾祝同坐镇徐州，统一指挥华东战事，另设陆军总部郑州指挥所，由范汉杰担任主任。

在鲁南会战之同时，国民党军在各个战场的进攻均已渐趋停顿。在华北战场北线，国民党军于攻占张家口后，继续向南进攻中共晋察冀根据地，但到1947年2月，对易县的4次进攻均未得手，进攻被迫停止。自5月起，中共晋察冀部队重组野战军，由杨得志任司令员，罗瑞卿任政委，并连续发起正太、青沧、保北战役，攻占了冀晋两省交界处之要点娘子关，控制了正太路大部分路段，切断了津浦路天津至济南段和平汉路北平至保定段。在华北战场南线，1946年12月，王仲廉指挥的整编第26军和王敬久指挥的整编第27军向冀南发起攻势，一度逼近中共晋冀鲁豫根据地的中心城市邯郸。刘伯承、邓小平指挥的晋冀鲁豫野战军遂发起巨金鱼战役，出击鲁西南，调动国民党军自冀南回援，结束了冀南攻势。此后，晋冀鲁豫野战军发动局部反攻，在豫北迫使国民党军收缩到安阳、新乡等少数孤立据点，在晋南则迫使国民党军收缩到临汾、运城两城。在东北战场，自1946年6月停战后维持了4个月的平静局面，在10月被打破。杜聿明根据蒋介石的指示和东北国民党军兵力不足，并须顾忌苏联可能之反应等情况，制定了“南攻北守，先南后北”的作战方针，先集中兵力进攻中共南满根据地，解除北进的后顾之忧，再全力向松花江北的中共北满根据地进攻。10月下旬，东北国民党军开始进攻中共南满根据地，并于10月25日占领安东，11月2日占领通化，达到其攻势的顶点。虽然中共南满根据地的地域大大缩小，领导层内部对是否继续坚持南满根据地也有不同意见，但中共东北局认为坚持南满意义甚大，可以使中共在东北仍能保有广大土地与人口，并可使南北互相依存，使国民党不能全力向北进攻，因此决定在东北实行坚持南满、巩固北满、南打北拉、互相配合的作战方针。中共派东北局副书记陈云兼任辽东（南满）分局书记，领导南满根据地的斗争。从1946年12月中旬到1947年4月上旬，杜聿明先后派兵4次进攻中共南满根据地，但在南满根据地的坚持和北满根据地的配合下，国民党军的进攻未达预期目的，由于兵力不足，至开春后其攻势基本中止。

经过1946年7月至1947年2月的全面进攻，国民党军在向中共控制区推进的过程中，得到了占有地盘之收获，但由于机动兵力的损失及转用于守备，渐渐失去了兵力运用的优势与便捷。随着全面进攻的扩大及其暴露出的问题，国民党军前线指挥官对全面进攻的利弊得失有所检讨。11月15日，参谋总长陈诚主持国防部作战会报，检讨军事形势，提出为争取主动，应取战略攻势、战术守势、分区扫荡的原则，先肃清苏北、鲁南地区，再准备解决刘伯承部主力，进一步再解决聂荣臻部。为此，陈诚专门飞往北平，召集华东、华北、东北各战场主官于18-19日举行秘密会议，总结战争开始以来国民党军进攻之成败得失和经验教训。对于未来的作战方针，陈诚归纳总结为四点：兵力转用免化众为寡，与空军密切协同，发挥特种兵效用，各战区协力。国防部和高级军事将领在作战检讨中认为，“国军因受政略影响及局部状况之诱惑，致将主力逐渐分散于各战场，遂使主战场之陇海方面，无法集注绝对优势及精锐之部队，以致进展迟缓”，建议今后“确实控制战略要点，控置战略机动部队，迅速以围歼匪之主力，不计其他点线得失”。

面对国民党军进攻势头渐失之状况，为了尽快以武力解决中共问题，速战速决，在全面进攻已取得相当进展的情况下，蒋介石决定集中兵力，改行重点进攻方案。他认为，中共在关内有三个重要根据地，即以延安为政治根据地，以沂蒙山区为军事根据地，以胶东为交通供应根据地。他强调：“最要注意的是分清主战场与支战场。我们在全国各剿匪区域中，应先划定匪军主力所在的区域为主战场，集中我们部队的力量，首先加以清剿，然后再及其余战场。同时在这个主战场中，又要先寻找匪军兵力最强大的纵队进攻，予以彻底的歼灭。”根据蒋介石的设想，国民党军的重点进攻目标为山东和陕北，前者是企图捕捉并消灭中共军事主力及摧毁其后方基地和补给通道，后者是企图一举摧毁中共首脑机关，使中共陷于群龙无首之境，从而便于国民党各个击破。在这两个战场中，蒋介石更注重山东战场，因为“照现在的战局来观察，匪军的主力集中在山东，同时山东地当冲要，交通便利，有海口运输，我们如能消灭山东境内匪的主力，则其他战场的匪部就容易肃清了。所以目前山东是匪我两军的主战场，而其他皆是支战场。在主战场决战的时期，其他支战场惟有忍痛一时，缩小防区，集中兵力，以期固守。”国民党军重点进攻的基本计划是：

1.西北第一战区及徐州绥署同为本反击作战之主攻，分别于西安、徐州地区向北发起攻势。（1）第一战区为西翼主攻，首先反击延安，摧毁中共党政军神经中枢，动摇其军心，瓦解其战志，削弱其对外声势；然后荡平陕北，东渡黄河，连系第二、第十二战区，续向北平亘石门之线进击，会合徐州绥署部队，协同郑州绥署，捕歼刘伯承部于晋、冀、豫、鲁边区地带。（2）徐州绥署为东翼主攻，首先摧毁沂蒙山区陈毅根据地，消灭陈毅主力，控领山东，截断共军来自东北之外援；尔后再北渡黄河，除以主力继续进出天津及其以北地区外，另以一部左旋，于石门附近地区会合第一战区部队，协同郑州绥署，捕歼刘伯承部，肃清关内共军。

2.郑州绥署应与华东、西北战场切取连系，以有限攻势拘束刘伯承部，并准备于后期作战中协同友军，围歼共军于晋、冀、豫、鲁边区。

3.第十一战区（北平）确保冀境要点、要线，对当面聂荣臻部相机发起攻势，策应主攻作战。

4.第十二战区（归绥）及第二战区（太原）准备协同第一战区在晋、冀之作战。

5.东北保安司令部暂采战略持久，以待国军主力移师关外后，随同转移攻势，彻底歼灭共军，规复东北。

根据其重点进攻规划，1947年3月之后，国民党军向中共根据地的进攻以山东和陕北为中心，其中尤以山东战场投入兵力最多，战斗规模最大。重点进攻开始后，参谋总长陈诚下令将原徐州、郑州两个绥署的绝大部分机动兵力共计24个军（师）45万人，集中使用于山东，山东成为当时国民党军各战区中兵力最为雄厚、精锐主力集中最多、实力最强的地区。这些部队被编组为3个攻击兵团，其中第1兵团司令汤恩伯指挥整编第74师等6个师，以临沂为基地，预备自南向北向鲁中山地推进；第2兵团司令王敬久指挥第5军及整编第70师等4个师，自宁阳、汶上东向攻击大汶口、泰安等地；第3兵团司令欧震指挥第7军及整编第11师等3个师，自曲阜、邹县东向攻击新泰、蒙阴地区。这三路兵力以集结在鲁中山地的中共部队为攻击目标，构成半月形攻击态势。第二绥靖区司令王耀武指挥第8军等5个军，第三绥靖区司令冯治安指挥整编第59师等2个师，徐兖绥靖区司令李玉堂指挥整编第20师，担任现地守备与牵制任务；整编第9师为总预备队。其基本目标是“迫匪于蒙山与沂山地区，与我决战，抑或迫匪放弃沂蒙山区老巢，向胶济路以北、东北地区退缩，以利我尔后之围剿”。鉴于以往多次作战均因缺乏协同而被各个击破之教训，此次国民党军在军（师）之上编组兵团，强调统一指挥和行动；基本战法则改为加强纵深，密集靠拢，稳扎稳打，逐步推进，强调纵深配备与兵力密度，以免重蹈孤立推进而被歼灭之覆辙。(www.xing528.com)

4月1日，国民党军各部开始进攻行动，首先打通了津浦路济南至兖州段和临沂兖州公路，为大兵团调动创造了条件；继由东进之欧震兵团于当月底先后攻占蒙阴、新泰，逼近集结于鲁中山地的华东野战军及其指挥中心。但国民党军各部此次行动均较为谨慎，大军麇集抱团，稳扎稳打，并不以一地之得失而轻易变更进攻计划，使华东野战军几次诱使对手犯错误的企图均未达成。尤其是担任正面主攻的汤恩伯兵团一直徘徊不前，一旦发现华东野战军对其稍有威胁，即调整部署，向后收缩，使华东野战军无法实现其一向拿手的分割围歼战法。中共中央军委因此指示华东野战军：“敌军密集不好打，忍耐待机，处置甚妥。只要有耐心，总有歼敌机会。”华东野战军遂将主力部队集结待命，同时以假动作迷惑国民党军，等待并创造作战时机。果然，当国民党军得到华东野战军“损失甚重，刻已北窜”的情报后，5月3日，蒋介石亲飞徐州、济南，部署汤恩伯兵团自南向北攻击莒县、沂水、坦埠一线，欧震兵团和王敬久兵团自西向东推进，配合汤兵团行动，以围歼鲁中山地的中共部队为战役目标。在蒋介石亲临部署督促之下，国民党军各部于10日开始全面进攻。汤恩伯令所部6个师（军）并行，自临沂、蒙阴公路上的垛庄经孟良崮向北攻击前进，以华东野战军指挥中心坦埠为攻击中心目标，其中整编第74师处于中心位置，其左翼为整编第25、65师，右翼为整编第83、48师及第7军。由于各部进展略有快慢之别，战线渐成弧形，又由于整编第74师的行动最为迅速，处于此弧形战线之弧顶位置。整编第74师战斗力较强，抗战时期在江西德安、上高和湖南常德会战中都有较好表现。部队为全美械，装备有榴弹炮、山炮、战防炮及各式迫击炮，火力强大，机动性强，合成战力水准及官兵素质在国民党军中堪称一流。自全面内战开始后，整编第74师在苏北与中共部队多次交手中都占了便宜，尤其是涟水作战，使中共部队受到较大损失，因此志满而骄，师长张灵甫刚愎自用，自信于己部之强大战力，不待友邻各部协同，即指挥整编第74师于12日进至坦埠南，独立展开攻击，与友邻两翼均拉开了一段距离，犯下了孤立轻进的致命错误。

整编第74师的动向立即引起了中共华东野战军指挥员陈毅和粟裕的注意。陈毅和粟裕原准备以位于汤恩伯兵团右翼的桂系第7军为打击目标，但因整编第74师进展甚速，威胁甚大，而且态势突出，正处于华东野战军主力当面，便于将其从汤兵团各部中分割而歼之。虽然华东野战军此时正处于国民党军重兵环伺之中，整编第74师周边的友邻部队多达10余个师（军），距离也都不远，其本身战斗力又较强，一旦华东野战军对其攻击不能于短时间内获取战果，胶着后将处于被围境地，处境极其不利。但因为，一则国民党军发起此次攻势后始终未出现适宜之战机，整编第74师的冒进可谓稍纵即逝之机，不能放过；二则国民党军判断中共部队不敢在其大军云集之地进行决战，整编第74师也无被攻击的准备，此种轻敌心理正可利用，而且该师的重装备在山地地形下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三则华东野战军上下均有歼灭整编第74师以报仇雪恨之心，可用来激励部队士气，所谓“气可鼓而不可泄”，而整编第74师与其友邻部队有很多矛盾，当其被围后未必全力援救。因此，陈毅和粟裕经过周密考虑，定下了先打整编第74师的决心。他们根据主客观形势，改变了中共部队先打弱敌的传统战法，舍弱取强，以出其不意之势，攻对手于不备，造成强弱易势，充分体现了决心的坚定性和战术的灵活性。对于华东野战军的作战选择，中共中央军委于5月12日致电陈毅和粟裕，明示“究打何路最好，由你们当机决策，立付施行，我们不遥制”。战场形势正可谓瞬息万变，一切决定于战区指挥员的即时判断和行动，中共中央的指示表现了对下属战区军事指挥员的高度信任。此前鲁南会战和当下鲁中会战的事实均说明，战争的胜负成败往往决定于深思熟虑之后的即时决策和行动，而非仅仅决定于兵强械精。

5月13日，华东野战军各部以整编第74师为目标的作战行动全面展开。陈毅和粟裕集中了华东野战军全部主力部队，以2个纵队自侧翼割裂整编第74师与其他部队的联系，以1个纵队封闭其退路，以2个纵队担任正面进攻，同时以4个纵队阻击并牵制援军。国民党军统帅部此时尚未判明华东野战军的真实意图，蒋介石当日令进攻各部队同时行动，汤恩伯部进占莒县、沂水，欧震部进占南麻，王敬久部进占淄川、博山，以“达成包围歼灭淄博山地共匪之目的”。汤恩伯随即命令整编第74师尽速攻占坦埠。但战场情况完全不似国民党军统帅部之判断。14日，前出较远的整编第74师正面遭到华东野战军的攻击，并发现华东野战军部队正向其两侧运动，而其左右两翼友邻部队已在华东野战军打击下后撤，己部陷于孤立境地，师长张灵甫“乃确信解放军有积极企图，已成包围我师之态势，乃决心撤退”。此时，整编第74师的后方通路畅通，如果行动迅速，尚可脱离包围，但整编第74师的美械重装备在山地运动不便，耽误了后撤时间；更出乎张灵甫意料的是，部署在战场南面200余里之遥的华野六纵，在接到命令后昼夜兼程，2天时间里急行军200余里赶到战场，用他们的双脚跑过了整编第74师的汽车，于15日拂晓攻占垛庄。此地为整编第74师后撤必经之要点，被占后整编第74师退路已断，张灵甫没有当机立断下令突围，而是决定全师退踞孟良崮，固守待援。他认为孟良崮居高临下，四周大军云集，己部可以以逸待劳，等待援军，反击进攻。实战经过却证明，这是他犯的致命错误，因为退守山地之后，“各种火炮以俯角全失，效力降低，且阵地毫无遮蔽，全受共方火制。而山地概系岩石，匪方射击威力倍增，人马损害更大，尤以我军骡马及杂役兵夫，受敌炮击惊扰奔窜，引起部队混乱，致使掌握困难。”双方接战后，虽然张灵甫指挥所部顽强抵抗，“战斗空前激烈，官兵伤亡重大，骡马、非战斗人员多漫山遍野，通讯机构时断时续，已成混乱状态；且因石地无法构筑工事，伤亡特大。”经15日一天的战斗，整编第74师大部已失去抵抗能力。

整编第74师被围后，国民党统帅部认为决战时机已至，企图以整编第74师为中心拖住华东野战军，同时调周边各部队增援孟良崮，对华东野战军实行反包围，一举达成歼灭华东野战军主力的决战任务。第1兵团司令汤恩伯一面致电张灵甫，命其固守孟良崮，“协同友军予匪痛击，以收预期之伟大战绩”；一面令驻桃墟的整编第25师、驻青驼寺的整编第83师、驻汤头的第7军和整编第48师、驻蒙阴的整编第65师，以及驻新泰的整编第11师速向孟良崮增援，并令孟良崮外围的第5军和整编第9、20、64师向孟良崮运动，对华东野战军形成强大压力。上述部队距离孟良崮至多不过一两天的路程，但在华东野战军的坚决阻击下，并未用尽全力，多则前进十几公里，少不过三五公里，再次暴露出国民党军缺乏协同、不能互救之顽疾。担任山东作战任务的国民党军各部，原有指挥系统不一，战场配合亦不无矛盾扞格。5月13日，蒋介石致电临时配置于第5军指挥的整编第85师师长吴绍周，要他处理好国民党军内部的矛盾：“惟闻我方将领间有不睦情事，殊为系虑”，“此次淄博之战，不能不增厚邱军（第5军邱清泉部）实力，而将弟师编入于该路，暂归邱军长之指挥。务希以大局为前提，不以阶级位置是论，时时遵从上级命令，达成所赋之任务。”然而尽管有蒋介石之耳提面命，每临实战之时，许多高级军官首先考虑的仍是己部之安危，对于救援他部总欠积极。战场主官对下属的如此作为亦时感无可奈何。自全面内战开始后，张灵甫指挥所部自苏北一直攻至山东，自视甚高，对其他部队之每每企图保存实力啧有烦言。此役开始前，张灵甫有感于此，在给蒋介石的电报中愤愤不平地说：“以国军表现于战场者，勇者任其自进，怯者听其裹足，牺牲者牺牲而已，机巧者自为得志，赏难尽明，罚每欠当，彼此多存观望，难得合作，各自为谋，同床异梦，匪能进退飘忽，来去自如，我则一进一退，俱多牵制，匪诚无可畏，可畏者我将领意志之不能统一耳。”此役恰恰证明了张灵甫的担心。不过张灵甫万万没有想到的是，以己部之强大实力，会在周边数十万友军之坐视中被歼。直至其战死，离孟良崮最近的整编第25师仍徘徊于10里开外的界牌，张灵甫终为其自信轻进付出了惨重代价。

5月16日，华东野战军对整编第74师发起总攻，全歼其部3.2万余人，师长张灵甫、副师长蔡仁杰等多名高级军官被击毙。中共华东野战军司令员陈毅和副司令员粟裕在国民党军重兵环伺的巨大压力下指挥若定，终于战胜对手，实现了他们战前所发“百万军中取上将首级”之豪言。当天，蒋介石手令山东各部：“竭尽全力，把握此一战机，万众一心，共同一致，密切联系，协力迈进，各向当面之匪猛攻……如有萎靡犹豫，逡巡不前，或赴援不力，中途（停顿）以致友军危亡，致使匪军漏网逃脱者，定以畏匪避战，纵匪害国，贻误战局，严究论罪不贷。”面对优势国民党军的进逼，华东野战军迅速脱离战场，蒋介石的决战计划再次落空。5月19日，蒋飞抵徐州，与陈诚、顾祝同等商讨山东军事，决定各部暂驻原防，实施全面整训，改正战术，期作最后决战之准备，国民党军在山东的攻势暂告一段落。

以整编第74师之实力，以其友邻部队相距不远之事实，结果仍被全歼，震动了国民党上下。蒋介石“悲哀痛愤”，“尤增愤激”，痛责“高级军官已成了军阀，腐败堕落，自保实力，不能缓急相救”，“各级指挥官每存苟且自保之妄念，既乏敌忾同仇之认识，更无协同一致之精神，坐是为敌所制，以至各个击破者，实为我军各将领取辱召祸最大之原因”。为追究此役失败之责任，整编第83师师长李天霞被“革职拿办，交军法审判”（次年被重新起用）；整编第25师师长黄百韬被告诫；第1兵团司令汤恩伯被撤职，由范汉杰接任。在山东的国民党军将领大半被召到南京，检讨此役得失以及军队战术、精神、纪律等方面的缺失。蒋介石自信其指挥正确，将失败责任完全诿于下属，批评他们对其手订之军事计划没有遵照实行，认为“这就是你们一切失败的总因”。此后，一直负责指挥作战的参谋总长陈诚失去指挥权，并在8月份被打发到东北，接替熊式辉担任东北行辕主任。国民党军的作战改由蒋介石直接指挥，重要作战行动“必受到蒋先生亲署命令方生作用”，从而更进一步养成了前线将领对所谓“手令”的依赖，不利于他们适时因应瞬息万变的战场情况，发挥作战的积极主动性；而那些出于正宗嫡系的“天子门生”，更是非有“手令”不肯行动，也加剧了军队内部的派系矛盾，不利于需要高度配合协同的军事作战行动。而蒋“远隔前方，情报不确，判断往往错误”，即便亲令，也是“一曝十寒，无甚效果”；何况，蒋介石既为国民党内独揽大权的最高领袖，党、政、军决策事务集于一身，可谓“日理万机”，个人精力毕竟有限，很难对每次作战都进行具体的指导，而其指挥之错误，又造成军队内部对其信任的下降。蒋介石亲自指挥军事的结果，并未从根本上改变国民党军事由攻转守的不利局面。

经过一段时间的检讨总结，蒋介石将山东作战的方针定为“并进不如重叠，分进不如合进”，决定继续集中部队，重点进攻鲁中沂蒙山区的中共部队，以实现其肃清山东中共军队及其后方基地的目标。6月24日，国民党军发起对鲁中的进攻，企图压迫中共华东野战军主力脱离沂蒙山根据地而就歼。此次攻势，由第2兵团王敬久部和第3兵团欧震部分别担任左右侧翼掩护，而以范汉杰指挥第1兵团自南向北担任正面主攻。范汉杰以第5军和整编第25师居左，整编第11、64师居中，整编第9、65师居右，三路兵力在宽不过百余里的战线上密集向北推进。由于范汉杰兵团的兵力优势，华东野战军部队未作坚守打算，范兵团先后占领南麻、鲁村，并于7月11日攻占华东野战军在鲁中沂蒙山区的核心基地沂水。此时中共晋冀鲁豫野战军在刘伯承、邓小平指挥下，已于6月30日渡黄河南进，进行外线作战；在鲁中国民党军麇集一团、内线作战没有合适战机的情况下，为了配合刘邓部队的行动，华东野战军亦于7月初实行分兵作战，5个纵队转至外线，余下5个纵队由陈毅、粟裕指挥，继续在鲁中寻歼进攻的国民党军。由于此次分兵，华东野战军内线部队实力明显下降，又因为孟良崮战役的胜利，对己部战斗力估计过高，对国民党军战斗力过于轻视，致使内线作战未获预期胜利。

7月中旬，因为国民党军自鲁中抽调部队对付华东野战军外线部队在鲁西南的攻势，其鲁中部队暂时据守各点，华东野战军以此为歼敌之机，首先集中4个纵队发起对南麻的攻击。据守南麻的整编第11师（第18军）为国民党军头等精锐主力，也是陈诚赖以起家的基本部队，自江西“剿共”时期起，即与中共部队多次交手，具有丰富的作战经验。师长胡琏机敏精干，上年9月鲁西南张凤集作战时，整编第11师在一部被围的情况下，靠自身实力救出被围部队，与中共晋冀鲁豫野战军打成平手。此次进占南麻后，胡琏有感于态势较为孤立，立即下令筑工守备，构成了以地堡为中心的完备防御工事。7月17日，华东野战军以3个纵队发起对南麻的进攻，遇到整编第11师的顽强抵抗，攻坚不利，进展甚慢，时值天降大雨，装备受潮，更对攻击不利。此时，国民党援军4个军（师）逼近南麻，担任阻援的只有华东野战军1个纵队，受命参战的外线叶飞、陶勇2个纵队因天雨泥淖、路途险阻而被国民党军困于鲁南，无法赶到战场。攻击南麻的华东野战军已处于国民党军夹攻的危险之下，21日被迫放弃攻击。此时部队已较为疲惫，亟待休整，但华东野战军指挥部思虑不周，又命部队于转进途中于24日起改攻临朐第8军。第8军军长李弥亦为国民党军悍将，十年内战时期曾在江西参加“剿共”，具有与中共作战之经验。他率所部于21日刚刚进占临朐即奉命进援南麻，时值南麻解围，中共部队移师转进，李弥自觉态势危险，立即督率所部赶筑工事，稳固防务。自24日至29日，华东野战军对临朐连续发动猛攻，并一度攻入城内，进行巷战，李部则顽强据守，并得到空军的大规模轰炸支持。华东野战军在大雨中多日攻击不克，终以疲师而无法久持，只能在国民党援军的威胁下再次被迫撤离。在这两次作战中，华东野战军对对手的战斗力过于轻视，投入攻击的兵力为3个纵队，未能形成绝对优势，而且第二次还是未经休整的疲惫之师，阻援部队仅有1个纵队，不能阻挡对手的增援（孟良崮战役投入5个纵队攻击，4个纵队阻援）；尤其是对整编第11师这样一支与中共有交手经验、装备精良，又是以逸待劳的精锐部队，轻敌的结果导致未能一鼓而下，形成被动局面；再加上事先未料到连续大雨的天气，大大影响了部队的后勤供应和战斗力。华东野战军内线部队在这两次作战中损失近2.2万人，并被迫撤离鲁中，转至胶济路北和胶东一带休整，外线部队亦在鲁南几临险境，减员近3万人，从而在华东野战军内部引发争论和疑虑，认为是“打了败仗”。粟裕为此专门解释，这“不是败仗，也不能算胜仗，只是打了个平手仗、消耗仗”。华东野战军在战后对此两役的经验教训进行了认真的总结。粟裕认为，几仗“均未打好，影响战局甚大”，原因主要是“对当前战局亦过分乐观，而对蒋顽继续维持其重点进攻之判断错误”，“随之发生轻敌”，加以“七月分兵，失去重点”。陈毅和谭震林则认为，主要是由于“军事部署上的错误与战术上的不讲究”。尽管他们对失利原因的看法不尽相同，但粟裕坦诚地表示，他对所有战略指导和战役组织的缺点错误均应负全责，并自请处分。陈毅为此致电中共中央军委，表示“我党二十多年来创造杰出军事家并不多。最近粟裕、陈赓等先后脱颖而出，前程远大，将与彭（德怀）、刘（伯承）、林（彪）并肩前进，这是我党与人民的伟大收获”；并表示此次“事前我亦无预见，事中亦无匡救，事后应共同负责”。中共中央军委复电完全同意陈毅的意见，宽慰陈粟“几仗未打好并不要紧，整个形势仍是好的。请安心工作，鼓励士气，以利再战。”

由于华东野战军分兵及内线作战不利，使国民党军较为顺利地进占鲁中沂蒙山区，并于8月中旬打通了胶济路，蒋介石认为他规划的重点进攻目标——占领中共政治根据地延安和摧毁中共军事根据地沂蒙山区均已实现，惟余最后一个目标——捣毁中共交通供应根据地胶东地区仍待实现。因此，虽然中共中原野战军已南渡黄河，进入大别山区，华东野战军和陈赓兵团亦发起外线作战，但蒋介石起初并不十分重视，认为这“完全是被迫的临时决定的”，是其进攻战略的成功，因此仍命令山东部队“照原定目标与任务，专心挺进，勿为中原匪情所炫惑动摇”。范汉杰随后指挥第1兵团的6个军（师），以“锥形突进，分段攻击”为作战方针，发起胶东攻势，企图一举摧毁中共胶东根据地，然后再转用兵力于其他战场。胶东为中共华东根据地的后方基地，集中了大批后方机关和物资储备，地位重要，但三面临水，地形由宽而窄，不利于防守和机动。此时，陈毅、粟裕已率华东野战军西兵团出击外线，留在胶东的是华东野战军东兵团（山东兵团）4个纵队，由许世友任司令员，谭震林任政治委员，且分散在两处，实力远不及当面国民党军。因此，他们并未准备固守胶东，而是以运动防御作战迟滞国民党军的进攻，转移人员物资，再伺机发起反攻。9月1日，国民党军以第8军为左翼，第54军为右翼，整编第9师和第25师居中，自胶济路出发，向中共胶东根据地发起攻击。华东野战军东兵团在节节防御后，按照预定计划转进国民党军后方。国民党军一路占领胶东城镇，并于10月1日占领烟台，达到其攻势的顶点。由于中共在胶东的土改对地主冲击较大，不少地主逃亡他乡，在此次胶东作战过程中，大批逃亡地主组成还乡团，跟随进攻的国民党军回到胶东，进行报复。

山东是国民党军事重点进攻的主战场。1947年上半年，国共两军在山东对垒，国民党军屡遭挫折，使蒋介石及国民党上下均颇为沮丧；7月至9月，因为中共华东部队主力分兵转进，国民党军在山东的攻势进展较为顺利，又使蒋介石及国民党上下均盲目乐观。蒋介石对胶东攻势评价甚高，认为是“国家转危为安，革命事业转败为胜的关键”，“在整个剿匪战事中有极其重大的价值，占极其重要的地位”。他认为，从此以后，战局转入“新的阶段”，中共军队既无根据地，也无目的地，只是窜到哪里就算哪里，已经完全陷于被动的地位了，国军下一步目标为“追剿”，进一步断绝中共军队的兵源和粮源，并转用于其他战场。不过，战争的实际进程远非蒋介石估计的那样乐观。胶东攻势是全面内战开始后国民党军发动的最后一次像样的进攻，也是国民党军攻势的终点。此后，国民党军在全国所有战场均转为防守，并在中共部队的进攻下步步退缩。因此，蒋介石所称“新的阶段”，已经不是国民党军可以“追剿”中共，而是国民党军由攻转守并步步退缩，中共部队由守转攻并步步进击的新阶段，所谓“胜利”对国民党已经是遥不可期了。

在国民党军重点进攻的另外一个战场陕北，其攻势相对顺利，达成了预期目标——占领中共中央首脑机关所在地延安。早在全面内战爆发前，自抗战中期开始就担任封锁中共陕甘宁边区及延安任务的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胡宗南便企图攻打延安，实现其“建功立业”目标，但他命部下所拟进攻陕北的作战计划，“因碍于政治因素，未蒙批准”。全面内战爆发后，胡宗南重提进攻延安计划，并为此于10月间到南京，“力言进攻延安之时机，逾此，天候限制、地形限制、补给限制，不可为矣”。但因国民党与中共的关系尚未最后破裂，延安为中共中央所在地，还驻有美国军事观察员，蒋介石仍认为攻打延安的时机未至，要胡宗南先出兵晋南，打通同蒲路，解除西安侧翼之威胁。直到1947年2月底，蒋介石下令驱逐中共驻南京等地代表，国共关系最后破裂，进攻延安已不再有政治上的障碍。2月28日，在南京卫戍司令部下令中共代表限期撤离之同日，蒋介石在南京召见胡宗南，商讨陕北作战方案。此时，国民党军刚在鲁南会战中失利，陕北作战关系中外视线，蒋介石对胡宗南的进攻计划并不放心，连问胡“陕北作战有把握否”，胡“列举匪我兵力以对，并称极有把握”，使蒋下定进攻延安之决心，并令胡宗南具体组织实施。胡宗南对进攻延安早有准备，在其进攻计划得到批准后，立即部署各部按计划进行。他令整编第29军军长刘戡指挥2个师1个旅为左兵团，自洛川北攻甘泉、延安；整编第1军军长董钊指挥3个师为右兵团，自宜川北攻临镇、延安；整编第36师副师长顾锡九指挥1个旅及6个团为陇东兵团，自甘肃合水向东行侧翼攻击；整编第76师为预备队，总兵力约为15万人，作战指导是“彻底集中优势兵力，由宜洛间地区直捣延安，以有力一部突入敌后而奇袭之”。3月13日，各部开始全线进攻，自领命、部署到攻击，时间不及半月，行动相当快捷。

延安虽为中共中央多年之驻地，但并无大军拱卫，直至战前，陕北甚至还没有野战部队的统一指挥机关，即使算上接邻的晋西北地区，中共在这一地区的军事力量仍是中共各大战区中最为薄弱的，陕北作战开始后才编成的西北野战兵团（司令员彭德怀），不过2个纵队2万余兵力，装备亦甚差，这也使陕北成为国共双方兵力悬殊最大的一个战区。因此，中共中央自始就没有固守延安之意，而是计划有秩序地退出延安，“以边区地域之广，地形之险，人民之好，有把握钳制胡军并逐渐削弱之，保持广大地区于我手，以利它区作战取得胜利”。国民党军发动进攻之前，胡宗南的机要秘书、中共地下党员熊向晖将此绝密情报传回延安，使中共得以从容准备，部署撤离等事宜，这是中共在全面内战时期最为成功的情报杰作之一。国民党军发起进攻之后，中共陕北部队进行多日阻击作战，以掩护中共中央机关撤离。3月18日傍晚，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离开延安。次日上午，中共部队主动放弃了延安。其后，为了更好、更有效、更方便地指导全国各战场的作战并领导中共的工作，29日晚，毛泽东在清涧北枣林子沟主持中共中央会议，决定由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率中共中央及军委机关留在陕北，主持中央工作；由刘少奇、朱德、董必武组成中央工作委员会，以刘少奇任书记，前往晋西北或其他适当地点（后进驻河北平山县西柏坡），进行中央委托的工作。4月11日，中共中央又决定，中央和军委机关大部分工作人员留驻晋西北临县，组成以叶剑英为书记、杨尚昆为后方支队司令员的中央后方委员会，统筹后方工作。这样，中共中央在面对国民党军进攻，撤离其多年驻地延安时，处变不惊，有条不紊地安排了今后的工作，确保了中共中央对各根据地工作领导的连续与高效，尤其是对各战场作战的统一指挥。当时，中共内部对毛泽东是否继续留在陕北有不同意见，不少人出于安全考虑，建议毛泽东不必留在陕北，但毛“力排众议，坚持要把党中央留在陕北”，体现了他对于这场战争的充分自信。

国民党军占领中共中央所在地及其政治中心延安，实现了蒋介石对于陕北作战的预期目标，完成了蒋之驱赶中共中央首脑机关出延安的夙愿，并可使国民党获致宣传利益，蒋介石颇为满意。21日，蒋介石致电胡宗南称：“延安如期收复，为党为国雪二十一年之耻辱，得以略慰矣，吾弟苦心努力，赤诚忠勇，天自有以报之也，时阅捷报，无任欣慰！”但胡宗南部进占延安，所得不过为一空城，既未歼灭中共陕北部队，更不知中共中央之去向。胡宗南判断中共部队已向安塞“北窜”，遂令部队向安塞攻击。3月25日，中共西北野战兵团利用胡部整编第27师31旅孤立行进于安塞东南青化砭之机会，设伏歼灭之。4月13日，国民党军在多日求战不得后再向蟠龙西北进击，西北野战兵团集中4个旅的部队，在羊马河伏击并歼灭了自瓦窑堡南下策应的整编第15师135旅。5月2日，西北野战兵团又乘胡部大军据不实情报北上绥德企图求歼中共部队之机，以主力4个旅南下，避实就虚，攻击胡部后方补给基地蟠龙，并于4日歼灭守军整编第1师167旅，缴获大批物资，既充实了己方实力，又使胡部之后勤供应更加困难。中共西北部队以弱旅而三战三捷，初步度过了撤离延安后的困难时期。

胡宗南部队占领延安后，急于寻找中共主力决战，并企图一举消灭中共中央首脑机关，但为避免再遭伏击，他令所部采取“方形战术”，将各部排成方阵，不走大道平川，专走小路爬山；不就房屋设营，多为露天宿营；不作单独行进，改为数路并行；在缺乏植被、黄土遍布的陕北裸露山梁上，胡部行进队列浩浩荡荡，蔚为壮观，被中共讽之为“武装大游行”。中共中央机关以几百人的小分队，利用陕北的地形与多年形成的群众基础与胡部十数万大军周旋，其间几次遇险，亦得迅速脱离而安然无恙。结果，胡部来回奔走，每每扑空，人困马乏；加之陕北人烟稀少，偏僻荒凉，胡部后勤全待后方补给，时有供应不及之虞，“伤落倒毙日渐增多，战力消耗极剧。人马时致枵腹，故不特军纪日衰，且士气已远非昔比。”毛泽东将此比喻为“蘑菇”战术，即将对手磨得精疲力竭后再消灭之。国民党过后承认：“陕北追剿作战，因无全程之指导，加以情报失灵，不仅使追剿作战捕风捉影，往返奔驰，徒劳无功，全陷被动，反而受匪欺骗，堕入陷阱，为匪所乘。”曾经对胡宗南攻占延安大为嘉许的蒋介石，此时才发现陕北战况并不如其所预期，由希望一变而为失望。5月25日，他直截了当地问胡宗南：“陕北军事何时可以结束？”胡宗南无以答复，蒋令其在两个月内肃清陕北。但“肃清”时间一延再延，终成遥遥无期。胡宗南为蒋介石的得意门生，蒋寄予厚望，在国民党军系统内升迁甚速，属部众多。自抗战中期起，其部队被部署在陕北周边，封锁中共边区，然一经与中共交手，战斗力并未显出过人之处，被中共讽为“野心十足，志大才疏”的常败将军。胡部占领延安，国民党除了可以借此对外大加宣传外，并未获得多少实际利益，相反却被牵制了大量兵力，并由强师被拖成弱旅，最后师老兵疲，使胡部在以后也未能发挥应有的作用。当时国民党内部即有人对攻占延安的行动不以为然，如徐永昌认为此举使国军“被抑留数万，不能将所有包围陕北者调出使用”；延安被占后，“陕北共党若折回扰胡宗南之后，则可征其有力，如被迫仅至扰晋，则无能为矣（吾将以此测中共前途）”。胡宗南部占领延安后，中共并未“扰晋”，而是频频“回扰胡宗南之后”。可见中共前途之“有力”，是国民党高级官员也不能不承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