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共关系最终破裂：中国命运决战

全面内战爆发后，国共双方一方面在战场上进行着激烈的交战，另一方面也在谈判桌上进行着唇枪舌剑的交锋，即所谓的“边打边谈”。不同的是，此时的谈判已经不是为了和平，而是为了争取舆论，为了将对方推上战争责任者的审判台。蒋介石在对其下属的演讲中称：国民党真正的敌人是中共，“要彻底消灭共党，必须从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社会各方面对共党发动全面的斗争”。中共则认为，“今后将有一个相当时期是大打大闹时期，而主要是靠打得好，消灭蒋力量来解决问题”，谈判的目的在于“揭露蒋及逼美表明态度”。

作为调停者，美国深深地卷入了战后中国政治，但对于中国国内形势的发展，美国实际上也缺乏有效的干预手段。中共与美国对立自不待言，即便是将美国人引为盟友的国民党，其自身利益与美国的利益也未必那么完全一致，因而对美国人的主张并非言听计从。7月15日，“中国通”司徒雷登出任美国驻华大使，期望以其对中国的了解推动美国调停能有所成就。鉴于此时内战正酣，国共双方谈判已告中止，8月1日，司徒雷登向蒋介石建议，由他本人加上国共双方各两人，组成五人非正式小组，继续进行相关谈判。蒋介石企图“用军事解决，然后再收抚之”，因此8月15日同意了司徒的建议，但开出的谈判条件是：中共必须让出苏皖边区、胶济路、承德及其以南地区和鲁、晋两省6月7日以后所占地区，东北在10月15日以前退至黑龙江、兴安、嫩江和延吉。接受这样最后通牒式的条件，意味着中共将与国民党订城下之盟，向国民党投降，这是有武装、有实力、有根据地，在战场上与国民党对抗多年而不馁的中共所绝不可能答应的。周恩来对蒋介石所提条件的答复是：绝对不能接受，一条也不行；美既为调解人，应主持公正。国共双方毫不妥协的态度令司徒雷登颇感无奈。为了向国民党施加一定的压力，8月10日，美国总统杜鲁门通过中国驻美大使顾维钧向蒋介石转交其亲笔信称：“除非短期内能见明证，使人确信中国内部问题之和平解决已有真正进展，否则欲期美国舆论继续对贵国持优容态度已不可能。进而本人必须重新确定美国立场并向美国人民加以说明。“18日，杜鲁门以行政命令禁止对华输出军火（该禁令于1947年5月撤销），以此作为促使国民党“作出某些合理妥协的惟一手段”。面对美国人的压力，蒋介石决定“坚持我一贯之政策，决不为任何环境压迫而有所动摇”；同时也为敷衍美国人，于19日复函杜鲁门称，将“竭尽所能，排除万难，与马将军取得合作”；并说明“政府方面，亦不免有少数分子曾有错误之行动，但比较共产党之公然破坏协定，其程度相去甚远”，表示“切盼共党方面能接受余之意见，政府方面必将尽一切可能使此等达到和平民主之步骤，迅速成为事实”。8月29日，在美国调停下，由国民党代表吴铁城、张厉生，中共代表周恩来、董必武，及美国代表司徒雷登组成非正式五人小组。但国方表示只谈改组政府问题，不谈军事和停战问题，并在停战问题上坚持蒋介石的五项条件，因此非正式五人小组一直无法正式坐下来谈判。同时，由于国民党军自全面内战开始后连续占领中共控制区之地盘，中共中央认为，在这种情况下，无条件停战可使国民党军获得休整以利再战，而中共则不能恢复失地，因此指示周恩来改变谈判策略，将恢复1月13日停战令生效时的“地区和军队原状”作为停战的基本要求，如果“这一问题不解决，其他一切皆不能谈”。国共双方的立场渐行渐远，调停只是徒具形式而已。

国民党军对张家口的进攻将国共关系逼至绝境。张家口是当时中共在东北之外据有的惟一一个省会城市，国民党以前在谈判中对张家口属于中共的地位也一直未表异议。自9月下旬开始，国民党军自东西两路向张家口进攻，并提出只有在中共提交国府委员和国大代表名单，规定中共军队驻地并限期进驻后才能停战。基于这样的形势，中共中央书记处于10月上旬连续开会，讨论应对方案，认为中共对国民党应采取强硬立场，国民党如不同意停攻张家口，不同意恢复1月13日的军事位置，中共则应表示一切不谈，对美国调处亦不必表示挽留。为此中共公开声明：如果政府不立即停止对张家口及其周围的一切军事行动，中共不能不认为政府业已公然宣告全面破裂，并已最后放弃政治解决的方针，由此造成的一切严重后果，当然全部责任均应由政府方面负之。为了挽回局面，10月9日，马歇尔亲至上海促周恩来回宁谈判。但周重申了中共的原则立场，马歇尔的努力在国共双方针锋相对的立场前毫无结果，他再也找不出既满足国民党独领中国之意愿，又使中共接受的办法。在中国特色的政治面前，美国人的作用毕竟有限，马歇尔调停从此渐趋淡出。

10月11日，国民党军占领张家口，消息传来，蒋介石非常得意，“骄气正盛”，当天即宣布如期召开国大。16日，蒋介石挟国民党军胜利之势发表声明，提出处理时局的八点办法，主要内容为：实施6月达成的有关恢复交通、军调部调处办法和东北军队驻地方案等协议，华北、华中国共军队暂驻现地以待三人小组商决，五人小组成立之协议交政协综合小组处理，关内地方政权问题由改组后之国府解决，宪草委员会商定宪法草案后交国大讨论，在中共同意以上各点后下令停战，同时中共交出国大代表名单，参加国大。18日，中共中央发表声明，针锋相对地提出：必须承认停战、政协两协定的效力，即承认恢复1月13日国共双方军事位置为军事商谈的准则，承认实行政协决议为政治商谈的准则，毫不妥协地拒绝了蒋介石的条件。为了显示其解决问题的诚意，蒋介石曾想重施重庆谈判的故伎，并拟出了邀毛泽东到南京谈判的电文。其实蒋介石也并不真的认为毛泽东会南来订城下之盟。10月18日，蒋介石指示正在北平的陈诚，令其在“华北部署妥当以后，望即回京为盼”，因为“总须作中共不接受停战条件之准备”。这反映了蒋之真实想法。

蒋介石宣布将如期召开国大后，政局转入围绕国大召开与否之纵横捭阖。国民党为了给国大营造和平统一气氛，10月17日派出吴铁城、邵力子和雷震亲至上海，邀周恩来回南京谈判。中共此时明知谈判不会取得进展，并已声明国民党将为单方面召开国大承担所有政治责任，但为了争取第三方面与中共一致抵制国大，在第三方面的请求下，周恩来同意回宁。21日，周恩来回到南京。但果不其然，蒋介石多次指示国民党谈判代表必须坚持其提出的八项条件不得退让，而中共则坚持自己提出的两项条件，谈判根本没有成功的可能。11月15日，由国民党主导的制宪国大在南京开幕。次日，周恩来在南京举行记者招待会，声明中共坚决反对及不承认国民党一党包办的国大，并对记者表示：“自国民党召开所谓一党国大后，已经把政协决议破坏无疑，政协以来和谈之门已被最后关闭”，“政府如继续进攻，中共将坚决抵抗到底”。19日，周恩来飞离南京，回到延安，国共谈判实际中断。

随着国共关系的日趋恶化，美国特使马歇尔再无事可做。全面内战爆发后，他已几次表示退出调停之意，如果说起初这种表示尚有作秀成分，是企图以此迫使国共接受其调停，但随着形势的发展，这样的表示越来越成为马歇尔的真实想法，他已感深陷中国政治之泥潭而不可拔，终将一事无成，并有损其二战之“英名”。10月5日，他致电华盛顿，表示自己已不可能继续作为调处者而发挥作用。11月13日，他向周恩来表示，如果中共对他不信任，他继续留下来则完全无用，而且反而过多于功。周恩来并未对其表示积极挽留。即便是国民党，也对马歇尔继续调停没有积极表示。国大召开后，周恩来返回延安，国共谈判完全停顿，马歇尔不能不考虑结束调停。

12月18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再次发表对华政策声明。他回顾了一年来中国形势的发展，认为中国一直未能用和平方法达成团结目的，实为一大遗憾，表示仍然希望找到和平解决的路径，重申美国无意干涉中国的内部事务，美国的立场是明确的，美国将维持他们帮助中国人民在其国家内争取和平与经济复兴的政策，同时避免卷入中国的内部冲突。这个声明既为美国的调处政策辩护，避免对国共双方作直接的批评，力图表示美国对中国的内部冲突持中立立场，同时也显示了美国对马歇尔调处失败的失望。马歇尔也曾经向国民党高级官员表示了他的失望，出于其对中美两国的了解和对形势的观察，他一再告诫蒋介石及国民党官员：期望美国为军事领袖决心以武力解决问题而造成的经济空洞注入金钱是不现实的，同时期望美国为执着于垄断政府权力的反动派系所控制的政府注入金钱也是不现实的；共产党的军事和政治力量已经到了不可忽视的地步，不可能靠军事力量去消灭，抵御共产党的最好办法，就是中国现在的政府实行改革，以获取人民的支持。但是对正陶醉于军事胜利的蒋介石和国民党而言，马歇尔此番言论不过是“言者谆谆，听者藐藐”而已。

1947年1月8日，已被任命为美国国务卿的马歇尔自南京登机回国。时值寒冬，与他一年多以前也是寒冬时到达中国所感受到的融融暖意及其自信相比，此时的马歇尔感受更多的是浓重寒意以及发自内心的沮丧。他的中国之行，无论如何都说不上是成功的，而他的黯然离去，似乎已经预示了三年后美国势力不得不退出中国大陆之无奈。这不仅是马歇尔个人的失败，更是美国对华政策的失败。马歇尔行前发表声明，将其调处之未成功归于“中共和国民党彼此间完全的、几乎是压倒一切的猜疑心，政府领袖深信，中共愿意参加政协所规定之政府完全出于破坏性的目的；中共则感觉政府并无实行政协决议、组织新政府的诚意。因此，双方对各自的立场，对每一项建议和可能性，都心存偏见和戒心。”他在声明中对国共双方均有批评，认为“最近谈判破裂的最重要原因在于，国民政府亦即国民党方面，有一居于优势地位的反动集团，反对我促成真正联合政府的一切努力，他们公开坦率地声称，与中共在政府中合作是不可想象的事，只有实力政策才能解决问题，这个集团包括军事和政治领袖。中共方面，也有极端分子，他们完全不信任国民党领袖，确信政府的每一项举措都是为了摧毁中共。”这个对国共各打五十大板的声明，固然表现出马歇尔对民国政治特质的认识，并表示出美国的“中立”，但结果却是两面不讨好，中共严厉批评他支持国民党“反动派”，而国民党对他没有放手支持自己也不无怨言。为了对马歇尔表示安慰，蒋介石曾在他走前提议聘其为总顾问，但被马歇尔所拒绝，因为他在中国一年多的经历已经使他认识到，自己作为美国政府全力支持的调处人尚且不能完全影响国民党政府，就更别指望作为顾问能发挥什么有益的作用了。(www.xing528.com)

马歇尔走了，由国、共、美三方组成的军事调处执行部也到了解散之时。全面内战爆发后，军调部已经失去其功用，对制止战争束手无策。美方曾提出由国共双方前线高级军事指挥官进行直接会谈并在双方冲突地点建立中立区的建议，但被中共认为是单方面对国民党有利而未能实现。1946年7月29日，中共部队在距北平东70公里的平津公路上之安平镇与载有美军的运输车队发生冲突，美方伤亡15人。此事使得本是调处中立方的美国被牵扯进国共冲突，更使美国的调处不被中共信任。此时，停战、调处、恢复交通诸问题已不能列入军调部的工作日程，相反，军调部工作人员自身的安全已成为问题。7月23日，军调部国方委员郑介民竟向各地军法机关发出密令：“如中共方面组员与非法密探人员有关，而证据充足时，则当地之最高军事机关将以间谍罪审理之。"8月21日，军调部国方参谋长蔡文治又向美方声明：“凡有执行小组之中共方面人员被发现为密探时，则即失去代表资格，且受法律制裁。”如此则军调部及执行小组共方人员的安全毫无保障，引起中共方面的强烈反应。9月10日，军调部发出命令，重申保障各方人员之安全。但实际上调处工作已很难进行，军调部也在缩小编制，准备结束。9月27日，军调部三方委员决定，关内除保留太原等6个小组外，其余小组均撤回北平；11月21日，东北小组全部撤离；1947年1月，关内各小组全部撤离。此时，除了北平总部和长春分部还有少数工作人员维持日常工作外，军调部已无执行小组在战地，监督停战的功能已失，军调部自身也已名存实亡。1947年1月29日，美国驻华大使馆发表声明，宣布美国政府决定结束其与三人会议及北平军调部之关系。30日，国民政府宣布因美国退出调处而解散三人小组和军调部。随后，军调部中共人员开始陆续撤离北平和长春。2月21日，军调部中共委员叶剑英率最后一批工作人员离开北平。至此，曾在战后国共冲突中扮演过调处角色并一度有所成功的军调部风流云散，完成了其历史使命。

1946年底，国民党一党主导的制宪国大，以通过宪法、准备实施“宪政”而告结束。为了配合新宪法的通过，显示民主姿态及以政治方式解决中共问题的“诚意”，争取国内外舆论的支持，国民党发起了新一波和平攻势。1947年1月1日，蒋介石在元旦文告中声称：“政府对中共问题的处理，仍然要一秉以政治方法解决政治问题的方针，如果有任何机会，政府的政治解决能够实现，政府决不放弃那种机会。”其后，孙科、张群、吴铁城、彭学沛等负责处理国共关系的国民党高级官员均放出了和平风声。15日，蒋介石召集上年出席政协的国民党代表商谈，决定派张治中前往延安，或请中共派员来京，继续进行商谈，或举行圆桌会议，邀请各党派及社会贤达参加。谈判方案为：政府与中共双方立即下令就现地停战，并协议关于停战之有效办法；政府仍愿根据过去协议之原则，继续商谈军队驻地、整编程序以及恢复交通之实施办法；在宪法实施以前，对于有争执区域之地方政权，政府愿意与中共商定公平合理之解决办法。此决定于次日通过美国大使司徒雷登转达中共，并在20日由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对外声明公布。现地停战，意味着中共承认上年以来国民党通过军事进攻占据大片中共控制区的既成事实。中共自上年9月以后即反对这样的停战方式，现在更不可能同意。中共坚持重开谈判的基本条件是：恢复1946年1月13日停战令生效时国共双方的军事位置并全面实行政协决议；制宪国大召开后，中共不承认其合法性，谈判条件又加上取消国大与宪法。虽然国民党开动宣传机器，制造和平声势，但中共不为所动，反应冷淡。1947年1月16日，中共中央致电尚在南京的董必武，认为“根据目前形势，恢复和谈，只利于蒋方重整军队再度进攻，并利于三月莫斯科会议，美方好作交代，粉饰太平。故我们对美蒋所谓恢复和谈认为全是欺骗，绝不信任。我们方针，应使这种有利于美蒋的完全欺骗性的和谈恢复不成。"26日，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发表声明，强调中共的和谈条件，而这样的条件又是国民党所不可能接受的，国民党此番和平攻势就此收场。

实际上，中共拒绝国民党重开谈判的提议，并不仅仅是为了宣传的需要，更是因为中共对国内形势和国共关系的判断已经有了重要变化。上年中共主张实现国内和平，是因为承认国民党的优势地位，并希望通过实现政治民主化，削弱国民党的优势地位，壮大中共的力量，最终目的仍是建设新民主主义的新中国。但国民党的所作所为使中共丧失了对国民党起码的信任，全面内战爆发以来的形势发展也未完全如国民党原先所预期——国民党军事虽有较大进展，但也损失了相当的有生力量；制宪国大并未能实现整合社会力量、统一全国舆论和人心之作用；经济更是毫无起色，通货膨胀愈演愈烈，引发城市社会动荡。而中共在面临国民党军事、政治的猛烈攻势时，表现沉着，有条不紊，并在顶住其最初的进攻后，自信可以与国民党周旋到底，从而相应地改变自己的战略战术。

1946年11月，周恩来结束国共谈判，自南京回到延安后，中共高层在几次会议中检讨以往因应之得失，分析未来形势之发展，相应决定了中共的战略方针。11月21日，毛泽东、刘少奇和周恩来在延安枣园开会讨论形势。毛泽东认为：“前一段时间，在中国人民中间以及在我们党内都存在着内战打不打得起来的问题，人们都希望国共不打仗，现在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剩下的便是我们能不能胜利的问题了”；“我们的统一战线是宽广的。我们只要熬过明年一年，后年就会好转。”“蒋介石的进攻是可以打破的，经过半年到一年消灭他七八十个旅，停止他的进攻，我们开始反攻，把他在美国援助下七八年积蓄的力量一年内打破，使国共两党的力量达到平衡。达到了平衡就很容易超过它。那时我们就可以打出去……”周恩来认为：经过谈判，中共的和平民主方针与蒋介石的独裁内战方针为群众所认识，蒋集团中除极少数外都缺乏对前途的信心；我们的方针是坚定不移的，和平、民主、团结、统一，而以武装斗争为根本。刘少奇认为：在一二月间是糊涂了一下，但现在证明和平是不可能了；打的方针是定了，从国际国内分析，胜利是可能的，但要经过较长的困难时期，要提倡克服困难。当晚，中共中央全体扩大会议决定采取“打”的方针，即蒋要灭共，我必倒蒋，但现在尚不公开提“打倒蒋介石”的口号；认为共产党能够战胜蒋介石集团，预计用三年到五年，也可能十年到十五年可以实现这个目标。

1947年2月1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了《关于时局和任务的指示》，提出：“目前各方面情况显示，中国时局将要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这个新的阶段，即是全国范围的反帝反封建斗争发展到新的人民大革命的阶段。现在是它的前夜。我党的任务是为争取这一高潮的到来及其胜利而斗争。”中共领导人在会上的发言均肯定了形势的变化及革命高潮的即将到来。毛泽东说：“和国民党打的结果，有打得大、中、小三种可能，现在看来，打小的可能性是很小了，打大的可能性是很大了”，“我们现在的口号还不是打倒美蒋，但实际上是要打倒他们”。刘少奇认为，最近我们在军事上取得许多胜利，全局即将变化，在政治上国内外形势也有利，蒋的国大宪法、和平攻势均未达到目的，蒋区群众运动大发展，这些都表明中国大革命高潮要来。周恩来分析了蒋管区的人民运动，指出这是第二战场，认为从现在看，蒋介石是可以打倒的，但在宣传上要有保留，关键是自卫战争的胜利。朱德认为，现在到了快打出去的时候了，准备工作要做好；我们内无后顾之忧，外有发展之途。所有这些都说明，中共已经最终改变了战后初期一度实行的与国民党合作建国的方针，对中共而言，现在已经不是与国民党谈和的问题，而是迎接革命高潮，打倒国民党蒋介石的统治，另起炉灶，实现自己的建国理想。这是中共高层多年来第一次明确提出打倒国民党蒋介石的问题，并在中共高层内部获得了一致的共识，再由中共中央会议将此确定为中共的战略方针。当时不仅国民党正处于其政治、军事进攻的巅峰时刻，而且即便是中共党内也还有不少人对前途存有某些疑虑，然而中共中央已经敏锐地观察到形势将要起变化，提出革命高潮论，并决定相应的战略战术，动员全党为之奋斗，的确表现出中共领导层的成熟及其远见卓识。

中共战略方针的变动当时经由高层讨论决定，并通过一定的渠道传达到各地各级领导干部，同时也通过传媒公开透露其端倪。1947年2月1日，中共中央发表公开声明：“对于一九四六年一月十日以后，由国民党政府单独成立的一切对外借款，一切丧权辱国条约及一切其他上述的协定谅解，与今后未经政治协商会议通过或未经征得本党和其他参加政治协商会议各党派同意的一切同类外交谈判，本党在现在和将来均不承认，并决不担负任何义务。”此声明实际上等于公开否认国民党政权的合法性，使蒋介石得知后深觉“痛矣”，成为他下令驱逐南京等地中共代表的重要原因之一。

自制宪国大开幕、周恩来离开南京后，中共代表团由董必武领导，仍留守南京，以期最大限度地利用这块阵地，在国统区进行宣传、组织与联络工作，促进中共领导下的国统区反战民主运动，并逼国民党“负最后破裂之责”。当马歇尔离华、美国决定撤离军调部、国民党发动的和平攻势未得中共之回应、国民党军正准备发动对延安的进攻时，国民党再也无法容忍中共在其统治区保留机构，进行宣传鼓动，国共关系的最终破裂势成必然。2月27日，重庆警备司令孙元良致函中共驻重庆代表吴玉章，令其于3月5日前撤离。2月28日，南京首都卫戍司令部致函中共代表团称：“自贵党拒绝和谈，关闭和平之门，贵党军队在各地公开叛乱，处处攻击国军，而贵党人员又在各处散播谣言，鼓动变乱。本部为维持地方治安，应请贵处将居留本京人员，于本年三月五日前全部撤退。”同日，上海淞沪警备司令宣铁吾亦致函中共驻上海办事处，要求中共驻沪人员撤离。各地中共人员遂陆续撤回延安（由于技术方面的原因，最后撤离时间推迟了两天）。3月7日，中共驻南京代表团董必武一行最后离开南京。行前，董必武发表书面谈话称：“十年来从未断绝之国共联系，今已为国民党好战分子一手割断矣！”“内战显将继续，人民之灾祸必将更大更深。然而，此种以千百万人性命为赌注之极大冒险，因其违反全体爱好和平人民之愿望，终必失败无疑。”他登机前自信地对送别者说：再见之期，当不在远。至此，以全民团结、联合抗战为契机，维持了近10年之久的第二次国共合作，也因抗战结束使国共双方失去了合作基础而最终结束，决定未来中国命运的角斗场已由谈判桌转至战场，国共双方将继续在全国战场进行决定自己，也是决定对手命运的生死大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