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全面军事进攻：中国命运决战（1945-1949）

国共全面内战以中原战事为其开端。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共新四军第5师李先念部、河南军区王树声部和自广东北返的八路军第359旅南下支队王震部，在平汉路西的鄂北、豫南地区会合，组成中原军区，李先念出任司令员。中共在重庆谈判中曾提议让出这一地区，但后来因为形势的变化，又要求中原部队在现地坚持，以吸引国民党军，策应中共在北方的发展。但中原根据地建立时间不长，地域狭小，回旋余地有限，数万大军云集于此，致使后勤供应不继。1945年12月，中原部队开始越过平汉路，向东移动，目的是与苏皖地区的中共华东部队会合。停战令发布后，因为禁止长江以北所有部队移动，中共中原部队不得不停止在鄂东北、豫东南以宣化店为中心的狭小地区内待命。此地孤悬于中共其他根据地之外，无法取得他们的呼应与支持，且为移动途中临时停留，并非中共长期发展之根据地，人力、物力动员困难，尤其是粮食供应极度短缺，无法满足部队的需求。因此，中共多次提出中原部队的转移问题，但为国民党所坚决拒绝。实际上，国民党早已将孤立在外的中共中原部队当做其围歼的对象，调动大军予以层层围困，只等待动武时机到来。实力远不如国民党军的中共中原部队的处境非常危险，时时有被包围和消灭之可能。

东北战事发生后，中原实际上已成为关内最有可能爆发战争的热点地区。1946年5月5日，国、共、美三方代表前往宣化店实地调查，10日在汉口达成协议，要求立即停止该地区的战斗和冲突，立即停止部队调动，并确定对峙部队之界线。该协议只是暂时缓解了中原地区的紧张局势，但并未使国民党放弃围歼中共中原部队的计划与准备。正如陈诚对俞大维所说：政府不能同意放一条路让李先念部去延安，李部逃得脱，算伊本领好，政府不能打，算政府不行。其后，随着东北战事的进行、国共武装对峙的加剧，中原地区的紧张局势也在日渐升温。6月7日，蒋介石下令东北停战，同时将注意力转移至关内，准备在关内动武，蒋频繁在国民党党、政、军高层各种场合进行战争动员。18日，他电令由郑州绥靖公署主任刘峙统一指挥第五、六绥靖区的部队，围歼中共中原部队。为此，刘峙动员了数倍于中共部队的8个整编师18万人（后来又增加了6个整编师，总数达到30万人），准备一举歼灭中共中原部队。20日，刘峙下达了作战计划，采用“四面对进，将匪分割为三部分，同时击灭”的作战部署，以防剿部队“堵匪流窜”，“肃清收复区潜伏残匪”；以进剿部队“依急攻猛打、穿插分割，先将匪截成数段”，以“分别包围而歼灭之”；以机动部队“准备适时截击企图逃逸之匪”。他要求“各部队应于6月25日前，进抵指定地区，完成攻击准备，待命开始进剿”。21日，蒋介石再次电令刘峙，将完成进攻准备的时间提前至22日，要求在此之前，担任攻击各部队按既定方案，秘密完成包围形势及攻击准备，待令实施攻击，并于攻击开始之日起，将中共部队一举包围歼灭。

国民党军的部署很快即通过秘密情报渠道为中共获悉。6月23日，中共中央指示中原部队“立即突围，愈快愈好”。中原军区遂在十分秘密的情况下集结部队，准备以突然行动的方式突围，以避开国民党军的进攻。中原部队四面均为国民党军所围，在突围方向的选择上，向东、向北均为国民党军重点所防，而且东边的津浦路国民党控有重兵，北边因正值雨季有众多不能徒涉的河川，向南则有长江天险阻隔，因此中原军区负责人决定出乎国民党军之意料，以主力部队调头向西，越过平汉路，从国民党军部署的薄弱处突围而出，再转向豫、陕、鄂交界处的山区活动。6月26日，国共双方军队在对峙前线已有交火，当晚，中原军区部队开始向平汉路方向运动。6月29日和7月1日，李先念部、王震部和王树声部分别在平汉路信阳南之柳林和花园北之王家店成功越过平汉路。担任牵制任务的皮定均部采取声东击西战法，向东突围，吸引并牵制国民党军围攻部队，并成功地利用国民党军的空隙突出包围，向苏皖地区疾进。

中共中原部队的突围行动大大出乎国民党军的意料，原定的围歼计划落空。6月30日，刘峙下令所属各部以主力分途堵击“追剿”，另以一部兵力进行“清剿”。此后，中共部队突破国民党军之“追剿”，李先念部到达陕南之商南县，王震部到达陕南之商县（后继续长驱千里回到延安），王树声部到达鄂西北地区，皮定均部到达中共淮南根据地。中原部队因为是在劣势情况下作不得已之突围，因此在国民党军的围追“清剿”中遭受相当的损失，减员过半数以上，但他们毕竟以迅捷的行动，在占有绝对优势的国民党军之包围堵截中突围而出，保持了基干力量；而数十万国民党军事先未能有所察觉，事后只能临时改变部署，且兵力调度迟缓，部署亦有不周，没有完成其全部围歼中共中原部队的预定计划。

停战令颁布后关内相对平静的局面终于为中原战事所打破，内战战火自东北烧向关内。紧接着中原战事，国共之间的大规模战争在苏中、苏北和皖中、皖北爆发，华东战场为举国所瞩目，并成为国共全面内战爆发之初的关键战场，对战局的发展具有重大影响。其后，其他战场亦逐次开始大战，中国大地重又笼罩在全面内战的战火之中。

内战爆发之初的华东战场，一般指位于长江以北、主要沿津浦铁路和大运河两侧的东战场（江苏中部北部地区）、西战场（安徽淮南淮北地区）、北战场（山东胶济铁路沿线地区）。自抗战中期开始，中共陆续在这些地区建立了较为巩固的根据地，几乎控制了全部农村和多数城镇，并经过较长期的经营，基础已经稳固，其人力、物力与战略地位对中共有重要意义。但这些地区多位于国民党统治的中心地带，尤其是苏北紧邻一江之隔的沪宁地区，对国民党政权形成较大威胁，故为国民党志在必得。6月停战谈判之未有成果，关键在于国民党以强硬态度要求中共退出苏北，但为中共坚决拒绝。在此之前，第一绥靖区司令汤恩伯5月初即拟订了进攻苏北的方案，但此时东北战场正在激战之中，蒋介石因顾虑“全面冲突多处无把握”，没有批准这个方案。东北停战后，蒋的注意力转向关内，国民党判断：“奸匪总兵力号称八十六万人，民兵除外，其中实力较强者，不过陈毅（约廿二万）刘伯承（约十四万）两股约卅六万，如将其主力分别击溃，不难乘势收复整个华北，控制关内交通，与东北围剿主力会合，再求彻底肃清残部。”苏北遂成为国民党动武的主要目标。徐州绥靖公署主任薛岳指挥第一（无锡）、第二（济南）、第三（徐州）和第八（蚌埠）绥靖区负责实施华东作战方案，计划“以徐、蚌地区国军，极力向东、西发展，在第一绥区及第五军北进支援下，合力规复苏北、皖东，彻底歼灭地区之匪军。同时打通胶济路，并准备继续向鲁境进击，寻求华东陈匪主力，实施决战”；并以“稳扎稳打，步步为营，逐次完成碉堡线，防匪反扑，确保既得成果”为具体作战指导。中共对华东战场亦极为重视，决定由新四军及山东军区陈毅负责统一指挥华东战场，具体部署则由陈毅指挥山东野战军负责淮北作战，粟裕指挥华中野战军负责苏中作战。中共中央起先要求粟裕以主力出击淮南，彻底破坏铁路，配合刘伯承、邓小平和陈毅部，争取将战争引向国统区。但粟裕经认真思考后，提出了不同意见。他认为淮南国民党军实力较强，中共部队应避实就虚，而苏中主力如出击淮南，征粮征夫必超过当地负担，不仅影响当地人心，而且亦影响战斗力，同时主力出击后，苏中被国民党军占领的可能性极大，对群众、对部队均难说服，对政治、军事、经济影响均不利，因此他建议首先在苏中作战。此建议得到了重视下属意见的中共中央的首肯。

内战初期，担任华东战场东线——苏中作战任务的国民党军主要是第一绥靖区李默庵指挥的4个整编师、2个整编旅及2个交通警察总队，约12万人。7月4日，徐州绥署发出第二号作战命令，以确保京沪、津浦和长江交通，拱卫南京安全为目的，肃清长江以北之东台、兴化、高邮、盱眙以南地区以及津浦路南段铁道两侧地区，作为第一期作战计划。但由于国民党的进攻计划事先为中共侦知，并在军调部提出交涉，使马歇尔不得不向蒋介石施加压力，迫使蒋下令暂缓行动。此一延误正使中共部队抓住了战机。为了打好首仗，粟裕选择了主动出击的战法，首先集中2个师的兵力，以6比1的绝对优势，攻击分散驻扎在苏中宣家堡、泰兴一带的国民党军整编第83师的2个团。7月13日，华中野战军出其不意地对国民党军发起攻击，这一大胆的行动完全出乎对手的意料，正在部署对中共进攻的李默庵来不及调整部署、派出增援，结果国民党军的2个团至15日基本被歼。

苏中战斗打响后，国民党统帅部方急令各部按原计划发动进攻。获知国民党军的行动方向后，粟裕再次作出一个出乎对手意料的决定：他命令正面部队避开向前推进的国民党军队，由西转东奔袭进攻如皋的整编第49师。国民党军仓促间由攻转守，损失甚大，7月19日，第26旅被歼，第79旅受重创。其后，华中部队在海安坚守5天；8月10日，在李堡乘国民党军整编第21师新7旅和整编第49师105旅换防交接之际，歼灭其3个团；21日，在丁堰、林梓歼灭战斗力不强的5个交通警察大队；25日，又在如皋、黄桥公路上围歼增援如皋的国民党整编第69师99旅和自如皋接应的整编第65师187旅，经两日激战，至27日全歼该2个旅及增援的1个团，迫使李默庵下令暂时停止进攻，巩固已占地区，休整和补充部队。国共两军苏中作战，国民党军在恢复地盘方面有所收获，但付出了损失5万余人的代价。粟裕以灵活的用兵方式、机动的作战方法，成功地指挥中共部队以弱击强，连续作战，遏制了国民党军的进攻势头。在国民党重兵压境的苏中地区，粟裕初战成功及其成功的战术运用，对中共在内战初期鼓舞各根据地军民对国民党战而胜之的军心士气和内线作战战略方针，以及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战术运用具有重要意义。苏中作战被中共称为“七战七捷”，称其“对于今后的战局的发展，是有重大影响的”，“已奠定解放区军民之胜利信心”。毛泽东总结说：华中部队每战集中绝对优势兵力打敌一部，“故战无不胜，士气甚高；缴获甚多，故装备优良；凭借解放区作战，故补充便利；加上指挥正确，既灵活，又勇敢，故能取得伟大胜利。这一经验是很好的经验，希望各区仿照办理，并望转知所属一体注意。”

在华东战场东线激战正酣之际，国民党军在西线对淮南、淮北的进攻取得了较大进展。担任进攻淮南的国民党军是其精锐主力第5军和整编第74师58旅，作战目的是“确保津浦南段交通及首都安全”。7月16日，国民党军在淮南发起进攻，中共守卫淮南的部队只有1个师，兵力与装备远不及对手，处境亦相对孤立，在优势国民党军的进迫下被迫撤退，转进至苏北淮安。国民党军于当月底占领了天长、盱眙，解除了中共部队对津浦铁路南段和国民政府首都南京的直接威胁。国民党军在淮北的进攻由徐州绥署直接指挥，动用了1个军和3个整编师，从西、北两面直指中共华中解放区的首府淮阴。7月18日，国民党军开始进攻行动，南路第7军先后占领了灵璧、泗县、五河；中路整编第58师占领濉溪口，整编第69师占领朝阳集；北路整编第28师占领曹八集。中共方面，由陈毅指挥山东野战军担任淮北作战，以寻机歼灭国民党军一部，巩固苏北根据地为作战目的。陈毅部于27日初战朝阳集，歼灭整编第65师92旅。随后陈毅决定以主力攻击泗县，虽然华中方面和山东野战军内部对先打泗县有不同意见，但陈毅认为北路国民党军兵力密集，难有战机，而泗县相对地处孤立，攻下后可再觅机打其他部队，遂定下攻城决心。8月7日，国共双方部队在泗县城下交手，泗县防守部队为桂系第7军172师，作战较为顽强，而山东野战军攻城部队分散攻击各点，难以形成绝对优势，在守城部队阻击下伤亡严重，虽一度突入城内，但无力扩大战果，形成对峙局面。更出乎意料的是，此时因正值雨季，连降大雨，火炮、辎重的运输及运用大受影响，后续部队为河水所阻，无法投入攻城作战，而第7军增援部队171师突破阻击，逼近泗县，陈毅遂于9日决定停止对泗县的攻击，后撤休整。山东野战军在泗县作战伤亡较大，且攻城未果，被迫退出淮北，对部队的战斗力和作战心态均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

华东战场北线作战以胶济路为中心。全面内战爆发时，国民党军在山东只据有济南、青岛和潍坊三市，以第二绥靖区王耀武指挥的5个军担任作战任务。中共几乎控制了山东全省，国民党军处境孤立，后勤不继，一时尚无力发动全面进攻，只能将其作战目标定为确保济南、青岛，另以部队分由胶济路两端东西对进，先打通胶济路，沟通济南与青岛之间的联系，并以一部兵力自徐州出击鲁南，建立前进基地，俟苏皖战场的战事结束后再会攻山东。国民党军在东北攻下四平、长春之后，中共为采取报复行动，命令山东部队发起反击作战，国民党军亦以此开始胶济路作战，山东战事早于中原、苏北而开始。1946年6月，第二绥靖区命令以第12军防守济南，第54军扫荡胶东，另以第8军军长李弥指挥东兵团，第20集团军总司令夏楚中指挥西兵团第73、96军，自6月25日开始，分由东端昌乐和西端济南发起胶济路作战，7月6日在张店西会合，打通了胶济路西段。9月底，第8军为西路自坊子，第54军为东路自胶县，东西对进，于10月10日打通全部胶济路。鲁南方面，整编第59师于9月2日占领台儿庄，10月8日占领峄县、枣庄，获得了进一步攻击的前进基地。此后，国共双方在山东战场均暂时转入休整，以等待苏北战事的发展。

直至1946年年底，国共双方在华东的主战场仍在苏北。由于淮北攻势的顺利，徐州绥署自9月开始实施第三期作战计划（第二期作战计划以陇海路为攻击中心，见华北战场之叙述），将淮北部队1个军3个整编师全部转用于苏北，由徐州绥署副主任李延年指挥，以整编第74师为主力，正面攻击中共苏北根据地的中心城市淮阴和淮安，另以第7军掩护其侧翼，整编第69师守备宿迁，整编第28师为预备队。中共方面，由于山东野战军在淮北作战失利，遂东移至泗阳休整待机，与华中野战军的作战地域相邻，但双方在如何部署作战以应付国民党军进攻方面有不同意见。陈毅倾向于向北打整编第69师和第74师，希望华中部队配合行动；而粟裕倾向于坚持苏中，认为山东野战军在现地甚至更南的地区作战为有利。双方的不同意见实际反映了不同的利益所在：陈毅所带的部队来自山东，对于保持山东根据地更为重视，而且陈毅身为中共在华东的最高指挥官，山东又是中共在华东最重要的根据地，不能不重视；粟裕指挥的部队则多年征战苏中，与苏中根据地之关系较为密切，家乡的子弟兵自然更愿意为保卫家乡作战。如何协调不同根据地之间的利益关系并非易事，因此自华东战争爆发后，陈毅和粟裕在作战方向的重点放在何处的问题上有不同看法。由于粟裕在苏中作战的胜利，最初中共中央支持了粟裕的意见，指示华中野战军利用苏中的各种有利条件继续在那里作战。就在中共讨论苏北作战方针之际，9月10日，整编第74师自运河西岸南下，会同第7军进攻泗阳。此时，山东野战军由于对整编第74师的行动路线判断失误，正在离开泗阳北移的途中，来不及调整部署，中共中央急令粟裕率部自苏中北上增援，然缓不济急，12日泗阳失守。次日，整编第74师向淮阴发起猛烈攻击，并在优势炮火、坦克支援及空军掩护下，于19日攻下淮阴，22日又占领淮安。由于部署失误，两淮失守较为突然，事先缺乏必要的准备，撤退非常混乱，造成相当大的损失，并影响到中共苏北根据地军民的心理和情绪。

自内战开始后，陈毅指挥的山东野战军几次作战均未达预期目的。陈毅坦承：山东野战军“在淮北未获连续胜利，既未完成截断津浦的任务，内线亦未歼敌，而且丧失五个城；部队撤退多，前进没有转移多，疲困病苦；与各兄弟兵团如刘、邓、粟、陈赓等比较相形见绌，因而生长失望情绪，因而对领导不满”。这“主要是我这个统帅犯两个错误，一个是先打强，即不应打泗县；一个是不坚决守淮阴。……我应以统帅身份担负一切，向指战员承认这个错误。”由于内战开始后山东野战军和华中野战军在作战地域与战术应用方面发生了一些分歧，影响到协同作战能力，对华东战场的继续作战不利，粟裕率华中野战军主力北上后，建议集中两个野战军共同作战，陈毅表示赞成，并建议将两个指挥部合而为一，军事上多由粟裕下决心。此时，中共中央“对陈毅在淮北仗没打好，也有些不满”，一度有派徐向前到山东负责鲁南作战的动议。陈毅和粟裕各有特长，陈毅的政治地位高，更具有大局观，善于统领全局；粟裕具有卓越的军事才能，在指挥作战方面表现突出。粟裕是陈毅的老部下，两人长期合作，配合默契，虽在内战开始后对战略战术有一些不同意见，但粟裕对陈毅仍极为尊重，陈粟合作对中共在华东之战局具有不可替代、不可或缺的作用。中共中央审时度势，决定由陈毅和粟裕继续指挥华东作战，9月22日，指示由陈毅担任司令员，粟裕担任副司令员，集中两个野战军统一指挥，“在淮海地区打几个大仗，开展局面”，“歼灭东进之敌”。中共中央还特别要求：华东各负责同志“团结协和极为必要。在陈领导下，大政方针共同决定……战役指挥交粟负责。”但实际上，中共在华东战场作战重点的问题仍未完全解决。陈毅认为：如山东不保，全军供应困难，华中也难恢复，主张山东野战军回鲁或全军回鲁作战。粟裕则认为：苏北如不能坚持，则将使大军局促于鲁境，更为不利，也将造成山东莫大困难，主张继续在苏北作战。自9月两淮失守到12月宿北战前，中共部队的作战重点一直在苏北还是鲁南之间徘徊，“部队南调北移数次，虽也组织过一些战斗，但均未获得大量歼灭敌人的战果。部队打得很艰苦，也有不少损失，思想波动很大。”直到国民党军在苏北继续发起进攻，苏北局势已对中共不利，客观形势要求中共部队集中兵力作战，此一问题才得以最终解决。

两淮失守，国民党军楔入中共苏北根据地的中心地带，并从南向北对其形成了半弧形包围，使其处境非常不利。而粟裕率部北上后，中共在苏中的兵力单薄，李默庵所部自10月初起再次发动进攻，至当月底先后攻占高邮、东台、兴化等地，向北压迫中共部队。中共苏中根据地尽失，部队撤至苏北以盐城为中心的狭窄地域，战局出现对国民党军有利的转变。整编第74师攻下两淮后甚为骄傲，10月中旬起倾全力向东攻击涟水。涟水位于中共苏北控制区的中心，涟水如失，不仅将危及整个苏北根据地，而且自盐城北撤山东的后路也将被切断，因此粟裕部署华中部队坚守涟水。自19日至27日近10天时间里，整编第74师在强大的地面及空中火力支持下，分三路猛攻涟水，守城部队则顽强抵抗，双方反复拉锯，并以白刃战相拼。23日，整编第74师一部突入城内，但在守军反击下未能扩大突破口。24日，华中野战军十纵司令员谢祥军战死城下，成为内战期间亡于战场的惟一一位中共野战部队纵队级指挥官。经过反复争夺，守城部队以伤亡6000多人的代价，终于迫使整编第74师暂停进攻。此时正值国民党筹备召开国大，亟待以军事胜利提高声势，压迫中共就范。10月26日，蒋介石致电陈诚，严词指斥：“苏北军事滞钝如此，殊所不料。应督促急进，务望于本月底能收复沭阳与新安镇也。东台与兴化至今亦尚未收复，该两路之国军指挥官应严加督责，如至月底仍未收复，则必须处治矣。”

尽管华中野战军守住了涟水，但国民党军在苏北毕竟已占据了优势。经过一段时间的休整后，12月间，国民党军对中共苏北根据地继续发起进攻，以期彻底控制苏北。徐州绥署部署以绥署副主任吴奇伟指挥整编第11、69师进攻沭阳，绥署副主任李延年指挥整编第74、28师和第7军进攻涟水，第一绥靖区李默庵指挥整编第65、83、25师进攻盐城。12月3日，整编第74师改以侧翼攻击的方式再攻涟水，并经多日苦战，于16日攻占涟水。与此同时，整编第83师于18日攻占盐城，整编第25师于27日攻占阜宁，基本控制了苏北全境。因苏北所余地域有限，中共华中野战军和山东野战军此时已会集一处，实行统一指挥，联合作战。为避免更大的损失，陈毅与粟裕决定不与国民党军在阵地战中硬拼，而是选择在宿迁北面的整编第69师作为打击对象。整编第69师原建制不一，合编后的战斗力及协同作战能力均较差，加之师长戴之奇言过其实，未有实战历练。15日，粟裕指挥山东和华中野战军3个纵队2个师的绝对优势兵力，隐蔽开进，突然出击，切断了整编第69师与整编第11师之间的联系，并将整编第69师分割包围于宿北人和圩。19日晨，整编第69师2万余人被全歼，师长戴之奇自杀。此役是中共华中与山东野战军统一行动后进行的第一次大规模作战，结果以全歼整编第69师而创下内战以来的胜利记录，为华中与山东两大野战军实现统一指挥、协同作战、积累大规模歼灭战的经验、提高民心士气都具有重要意义。粟裕认为：宿北战役“可以说是华东战区第一个转折的开端……是胜利实现这一转折的标志”。陈毅则“长期抑郁的心情为之一扫”，认为“由于要尽量保持华中盐阜地区，我未能贯彻集中大兵力的主张，数月来，用于钳制的兵力太大，今后当可多用兵去突击（由于华中城镇沦陷，包袱放下）……过去的问题是山东部队常不安心南下作战，华中部队亦不肯入鲁作战。数月来的矛盾，由于战局演变，现已解决，今后可集中从鲁南向南打。”

宿北战后，苏北作战基本结束，国民党军收复了苏北全部县以上城镇，解除了中共部队对津浦铁路和南京、上海一带的直接威胁，并将中共部队压至陇海路北，华东主战场即将转入山东。国民党军用于苏中苏北、淮南淮北作战的部队数倍于中共，但多头出击，主攻方向不明，互相之间亦缺乏良好的协同策应，加之作战主要目的在于收复地盘，各部队均以占领实地为完成任务，未能在野战中歼灭中共部队。反观中共方面，虽然失去了苏中苏北和淮南淮北根据地，但部队损失不大，基本上是主动有序地撤往山东，并在这一转战过程中保持了部队的高昂士气与战斗力，为山东战场的作战准备了条件。

华北是战后国共争夺的主战场，其地域包括河北、山西、绥远、察哈尔的全部和热河的部分地区、河南北部，以及豫、皖、鲁、苏交界地域。(www.xing528.com)

冀、晋、察、绥四省是华北战场的北线，国民党军由第二战区（山西，司令阎锡山）、第十一战区（河北，司令孙连仲）、第十二战区（绥远、察哈尔，司令傅作义）担任作战任务。但由于国民党军在这些地区的兵力相对较弱，因此当内战爆发之初，除了第一战区胡宗南派出部队自陕西进入晋南发起攻势外，国民党军在其他地区均暂取守势。中共赋予华北部队的任务则较重，要求他们夺取“三路四城”，即首先集中晋察冀部队出击平汉路北平石门（石家庄）段，相机占领保定与石门两城；然后以晋察冀主力入晋，会合晋绥部队夺取正太、同蒲两路，相机夺取太原与大同两城。这样可使中共华北各根据地基本连成一片，孤立并包围华北最大的城市北平与主要工商业城市及出海口天津，确立中共在华北的战略优势。但这个作战计划在相当程度上脱离了当时的实际，既高估了己方力量，也低估了对手的实力。

担任华北北线作战任务的是中共晋察冀军区聂荣臻部和晋绥军区贺龙部，他们在分析情况后认为，如果同时出击三路四城，恐兵力不足；根据国民党军有保存实力、协同不好的弱点，他们建议先打国民党在华北三个战区结合部的大同，打通晋绥到晋察冀根据地的交通，然后再出击平汉路和正太路。此建议得到了中共中央的同意。大同为山西北部重镇，由于其地处孤立而又地位重要，阎锡山派第8集团军副总司令楚溪春坐镇大同，指挥3个师2万余人负责守城。楚溪春对大同将被攻击早有困守的心理准备，命令在大同城池内外布下四郊、外廓和内城三道防线，并主动放弃城外据点，收缩至城郊，准备依托核心据点和坚固工事，逐渐消耗攻方力量，争取时间以待援兵。中共攻打大同的部队为晋察冀的5个旅和晋绥的4个旅，其中以4个旅攻城、5个旅打援，攻城部队总数不到2万人，略少于大同守军的人数，不能确保以多数优势压过对手；而且作战准备时间较短，武器装备欠缺，尤其是用于攻坚的火力严重不足，又是两个方面军联合作战，联络协同有所不周，为攻击不利埋下了伏笔。8月初，中共部队开始攻击大同外围，国民党军陆续收缩至城郊。自中旬开始，中共部队对城关外的各据点发起攻击，国民党军“依托坚固工事、充足的弹药和复杂交错的碉堡群进行抵抗”；而中共部队“由于没有攻坚经验，火力不强，仅用手榴弹和梯子攻敌人的碉堡”，“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很大代价，许多据点得而复失，形成拉锯”，结果用了20天的时间，直至9月初才攻至城垣。

大同被围后，楚溪春连电请求增援。大同虽属于阎锡山的地盘，但因为阎锡山在战后初期的上党战役中损兵折将，此后不得不固守太原，无多兵可派，他虽不愿别人的势力渗入自己的地盘，但又不能眼见大同落入中共手中，只能请求蒋介石设法增援。华北其他地区距离大同较远，又被中共控制区所阻隔，因此蒋介石将大同划归第十二战区傅作义统属，以此促成傅作义派援兵解大同之围。傅作义接令后行动积极，9月1日，傅部以集宁为目标，开始自归绥向东攻击前进。中共事先估计援兵将来自大同东面的第十一战区，因此将阻击重点放在东面，而未估计到傅作义部队会自西面增援大同，且行动较为迅速，暂三军已于5日进至卓资山。中共大同前线指挥部不得不决定暂停对大同的进攻，集中7个旅4万余部队重点打击傅军。自7日开始，暂三军和中共部队陆续到达集宁四周，展开激战，因为中共部队占据了兵力优势，战况渐对傅军不利。12日，傅部头等主力第35军101师后续跟进增援，中共前线指挥部临时又决定转移兵力打击第35军，结果导致兵力分散，未能予第35军以打击。集宁战场的傅军也稳住阵脚，准备反攻，中共部队有腹背受敌之危险。在此情况下，中共前线指挥部于13日决定撤出集宁。集宁既撤，傅部援军逼近，再打大同之坚城已属不利，中共随后又于16日撤围大同，将部队转移休整。大同作战，中共未达预期目的，主要原因是对攻击坚固设防城市的困难估计不足，准备不周全，而又未能集中兵力形成绝对优势，以致久攻不克；同时，对国民党军守城决心与增援之速判断失误，又多次分兵作战，使得战场形势逆转。这次失利直接影响到后来的张家口作战。大同作战的指挥者之一罗瑞卿事后总结，“大同战役，实际上是一次败仗”；“这是起了战略性的影响的。主要的还不是影响了张家口的过早失守，主要的是影响了冀察晋地区在大半年时间内，在对敌作战中，都处于被动地位。”

中共攻击大同受挫，使国民党军在华北的进攻声势渐涨。9月中旬，北平行辕制定张垣（张家口）会战计划，集结重兵于平绥路两端，东线由第34集团军总司令李文指挥，以南口的第16军、怀柔的第53军进攻张家口，另以第94军进攻怀来南侧，形成对张家口的包围之势；西线由第十二战区傅作义部负责。此举企图东西对进，打通平绥路，收复张家口，巩固华北和平津地区。9月30日，第16军进占康庄；10月11日，第53军占领延庆，第94军亦进至怀来南，但因中共晋察冀军区以2个纵队顽强阻击，东线进展较为缓慢。蒋介石为此颇为恼怒，以致曾有暂时停战、再作打算之议。他致电在北平督战的陈诚说：“此次对察作战，如此滞钝延误，殊所不料。可知平时一般将领，对于张家口之各种作战准备与地形兵种，以及敌情工事毫无研究所致。而且我军作战计划多为匪部侦获，更可知保密组织之疏忽。……如此中途顿挫，必使匪部之气焰骤增，我军之声威消失，殊于我最为不利。”

负责平绥西线作战的傅作义在东线激战之时却按兵不动，以借机提高要价。蒋介石遂故技重施，将张家口划入第十二战区管辖范围，使傅作义为扩张地盘而积极向张家口进兵。傅作义乘中共主力与第十一战区部队在怀来方面作战、张垣西侧防务空虚之机，部署尽速秘密移师东进，夺取张垣。他以声东击西之法，一方面大张旗鼓地布置自大同沿平绥路东援，实际命令以董其武指挥第35军的2个师和暂三军的1个师及骑兵集团作为第一梯队，秘密集结于集宁地区，绕道经由长城外之偏僻荒凉地区直扑张北；另一方面以第35军和暂三军各1个师作为第二梯队，在大同待命随时准备跟进增援。中共估计傅军增援将循常规走平绥路，并将打援重点放在平绥路上，对张家口北翼的防卫十分薄弱。但傅部援军避开铁路，以骑兵打头，以迅捷而出人意外之速度自北面奔袭张家口，9月27日占领兴和，10月6日占领尚义，8日直下张北，距张家口不过百里之遥。中共部队因没有准备，无法急速增援张家口，在张家口已处于傅部直接威胁的情况下，中共晋察冀各机关只能紧急动员，于10日晚仓促撤离。11日，傅部进入张家口。此后，中共在平绥路的阻击部队主动撤退，14日国民党军东西两线部队会师于宣化东，打通了平绥路。

因为华北中共部队自内战开始后几次作战均告失利，“有些同志震惊于张家口之失，议论纷纭”，“由此产生的埋怨情绪，甚至对战胜蒋介石缺乏信心”。中共其后总结失利原因：远则因为“和平幻想，备战不足，和的工作做得太多了，备战工作太少了，复员过多直接影响到战争，练兵工作我们没有抓紧”；近则因为“主要是在军事指导上，初战没打好，因为当时有轻敌思想，对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思想，在战役指导上和战术指挥上均存在问题”。在内战初期的华北战场，第十二战区傅作义的部队对国民党军攻势之成败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傅作义长期局促于绥远偏僻荒凉之地，心有不甘，积极图谋向华北中心地区发展，大同、张家口之战正好给了傅作义实现自己谋略的机会，蒋介石将两地划归傅作义的做法，明显调动了傅作义的积极性。傅作义的部队自成系统，由傅多年指挥训练，上下一心，协同能力较强，指挥运用得当，保密工作相当成功，几次作战采取出其不意、声东击西的战法，收到了预期成效。也正是由于傅作义在华北内战初期的表现，使其在国民党中的地位迅速上升，直至成为华北“剿总”总司令，成为少数被蒋介石信任并委以重任的非黄埔系将领之一。

国民党军攻占张家口之后，蒋介石即准备扩大战争，命令陈诚在华北准备由平汉路南北对进，进攻冀南邢台，打通平汉路；在东北于半月内收复安东与通化，再专心筹划北满之收复；对山东烟台收复之计划亦要求积极进行。陈诚在北平对记者自负地表示：如果继续作战，也许3个月，至多5个月，便能解决中共问题；对于交通，任何一线均可于两周内打通。而中共一直以国民党军停止攻击张家口作为继续维持国共关系的重要条件之一，张家口之失使中共再无任何负担，国共关系从此亦再无挽回余地。

热河是华北战场的东线，但由于热河地处华北与东北之结合部，国共双方均由东北方面负责热河作战。国民党东北保安司令长官部调动了其属下的第13、第93军和第十一战区的第53军担任热河作战，以第13军担任主攻，由凌源沿锦承路进攻承德，第53军和第93军担任策应，分由绥中进攻都山（今青龙）、由锦西进攻凌南（今建昌）。担任热河作战的中共部队只有冀热辽地方部队的7个旅，实力上无法与国民党军硬拼，国民党军的进攻行动未遇太大的抵抗。8月28日，第13军占领热河省会承德。第53军和第93军会同北平第十一战区出动之第16、92、94军及整编第62师进攻中共冀东根据地，以安定平津侧翼。至9月底，基本占领了冀东各县城。10月，东北保安司令长官部又令第13军和第93军出动，配合张家口作战。10月10日，第93军占领了热河的中心城市与交通枢纽之赤峰。12日，第13军占领多伦，打通了与察境国民党军之联系通道，此后国民党军转入“扫荡”作战。

华北战场南线位于华北、华东、中原诸战场的结合部，以豫北、豫东北、鲁西南为中心，并包括晋南部分地区。国民党方面以郑州绥署担任此地域作战，并可得相邻之徐州绥署和第二战区的支持。中共方面则以晋冀鲁豫野战军刘伯承、邓小平部担任该地域作战任务。全面内战爆发前，中共赋予刘邓部队的任务是配合华东战场，以豫东为主要作战方向，主动出击陇海路，切断国民党军徐州和郑州两大集团间的联系，并沟通中共晋冀鲁豫和华东两大根据地间的联系。8月10日，刘伯承、邓小平率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3个纵队出击陇海路豫东段。由于国民党军在此兵力部署单薄，只有战斗力不强的前西北军刘汝明部的整编第55、68师，且地处徐、郑间之结合部，缺乏协调，刘邓部的行动较为顺利，在半个月之内连续破路300多里，直接威胁徐州侧翼安全。

8月，徐州绥署实行第二期作战计划，集中2个军3个整编师，包括精锐主力第5军、整编第11师和第74师，将作战重点由苏北暂时转移至以徐州为中心的陇海路东西两侧，以期改善徐州当面态势。8月19日，整编第11师在徐州西翼占砀山，21日第5军继占夏邑，刘邓部队主动撤退。但蒋介石却判断刘邓部是“向北溃退”，下令徐州、郑州两绥署继续发起对中共冀鲁豫根据地的攻势。徐州绥署遂令第32集团军总司令王敬久率第5军、整编第11师及新编第21旅，自东面的虞城、砀山向北攻击；郑州绥署令第五绥靖区孙震率整编第3、47师为左兵团，第四绥靖区刘汝明率整编第55和第68师119旅为右兵团，自西面的考城、兰封向北攻击，另以整编第41师自长垣东进，目标直指中共冀鲁豫根据地的中心城市菏泽和定陶。8月底9月初，国民党军各部开始攻击行动。由于郑州绥署担任进攻的部队除整编第3师外均为非中央系部队，实力不及徐州绥署派出的部队，内部矛盾较多，协同能力较差，刘伯承、邓小平遂集中了晋冀鲁豫部队的主力4个纵队，准备在鲁西南求歼整编第3师，以瓦解国民党军的攻势。正在此时，指挥西线国民党军作战的郑州绥署主任刘峙却命令原为齐头并进、会攻定陶的整编第3师和整编第47师分头攻击菏泽和定陶，使两部间的距离拉大到20余公里，与其他部队的距离至少也在30公里以外。刘邓抓住战机，决定改变原定作战时间与作战地域，将整编第3师诱入定陶西南的预设地区，于9月3日开始分左右两路实施向心攻击。刘峙得知整编第3师被围后，急令各部增援，但被晋冀鲁豫部队所阻击，且因内部矛盾，其他各部之增援并不积极。在晋冀鲁豫部队的猛烈攻击下，9月6日，整编第3师全军覆没，师长赵锡田被俘，晋冀鲁豫野战军随后又歼灭退却中的整编第41、47师各1个旅。此役国民党军损失1个整编师及2个旅，共1.7万余人，为内战开始以来所仅有。刘峙因其指挥庸碌无能，于9月14日被免去郑州绥署主任职务，改由陆军总司令顾祝同兼任郑州绥署主任。为避免鲁西南作战地域分属郑州与徐州两个绥署在指挥上的不便，此后鲁西南之作战全部划归郑州绥署指挥。

由于刘邓部队的攻击重点在西线，东线国民党军的行动较为顺利，基本完成了预期作战目标，于9月12日攻占定陶，20日攻占菏泽。接着，第5军和整编第11师沿菏泽、济宁公路之北、南两侧，继续自西向东攻击巨野、嘉祥。由于整编第11师态势稍为突出，晋冀鲁豫野战军遂集中了3个纵队求歼整编第11师，并以1个纵队阻击第5军的增援。自9月29日至10月7日，在近10天的时间里，晋冀鲁豫部队以龙崮集为核心，顽强抵抗了第5军的增援，但对张凤集整编第11师的围攻却未能一鼓而下，致该师得以突围而出。第5军和整编第11师（其后恢复为第18军）为国民党军传统之头等精锐主力，内战期间一直是中共在华东和中原战场最强硬的对手，此役表明他们有较强的战斗力。后国民党军方面总结认为：“国军两绥署投入之兵力达三十余万，以优势战力居外线之有利态势，对匪实施分进合击，惜因缺乏统一之指挥、齐一之行动，虽屡有斩获，但亦损兵折将，逸失捕歼刘匪主力之好机。最后，国军在迫匪退返黄河北岸，广领鲁西南要域，却未获致决定性战果之状况下，结束本次作战。”

豫北战场，郑州绥署命令整编第26军军长王仲廉指挥4个师，于9月底占领了平汉路东的道口、浚县，再于10月占领了平汉路西的焦作、博爱、沁阳、鹤壁等地，扩大了国民党军在豫北据有之地域。

晋南战场由郑州绥署所属第一战区胡宗南部担任作战任务，胡部4个师渡黄河自运城入晋后，沿同蒲路北进，连占闻喜、侯马、曲沃等地，企图与自介休南下的第二战区阎锡山部会合，打通同蒲路南段。中共方面，以晋冀鲁豫野战军第四纵队陈赓部担任晋南作战，自7月中至9月底，在同蒲路南段三战三捷，连克多座县城。直至10月间，国民党军集中兵力南北对进，方才打通了同蒲路南段。

全面内战爆发后，经过半年的攻势作战，国民党军占领了原先由中共控制的不少地盘及若干城市，打通了津浦、胶济、陇海、平绥、同蒲等铁路，改善了其统治区大城市如沪宁、平津地区受中共部队威胁的态势，有利于其后之作战行动；但它未能消灭中共的野战部队，自己却背上了守备包袱，机动兵力下降，攻击锐气已挫。毛泽东认为：“在军事上，蒋军战线太广与其兵力不足之间，业已发生了尖锐的矛盾。此种矛盾，必然要成为我胜蒋败的直接原因。”“敌人的野战军，一方面，不断地被我歼灭，另方面，大量地担任守备，因此，它就必定越打越少。”毛泽东以此鼓励中共各根据地军民士气，并将消灭国民党进攻部队作为各野战军作战最重要的目标。但国民党统帅部并不认为得城占地为其失。1946年12月1日，蒋介石致电陈诚，认为国军正按预定计划取得进展，提出继续作战的基本设想是：以北满，太行山之长治、晋城与涉县，鲁南，胶东之烟台、威海卫与龙口，五台山之涞源、灵丘与阜平，冀南，晋北，陕北八个地区为今后作战之重点；每区以1个军或1个整编师进行整补、装备与训练，准备此后之进攻；期于次年3月15日前完成作战准备。这说明蒋介石仍企图以全面进攻方式从速解决问题，并注重发挥国民党军重装机械化部队的优势，战争仍将在更广大的地域内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