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之所以敢于破裂国共关系，发动全面内战，自然有其本钱，因为在与战争直接关联的军事力量的对比上，国民党大大超过了中共。全面内战爆发前，国民党军队计有陆军86个军（师），248个师（旅），200万人；非正规部队74万人，特种兵36万人，后勤、后方机关和军事院校101万人；海、空军19万人，海军编为3个舰队，有各型舰艇129艘，空军编为5个军区，有各种飞机443架。总兵力达到430万人。而中共军队总数不过为127万人，其中野战部队为24个纵队（师）11个旅（师），61万人，地方部队66万人，特种兵只有炮兵1个旅14个团17个营38个连，没有海、空军。国民党的海、空军对中共具有绝对优势，而陆军野战部队，不仅数量超过中共两倍以上，装备更为中共部队所远不及。国民党部队已有39个军（师）换用美械装备，重装备火力与机动性大大提高。以其主力整编第11师为例，配备枪11520支（其中冲锋枪2370支），火炮440门（其中105榴弹炮8门），汽车360辆。而中共装备最好的东北第一纵队，配备枪13991支（其中冲锋枪92支），火炮46门（其中75山炮12门），没有汽车。国民党军队的后勤补给能力也强于中共，其下属的18家兵工厂月产步枪9000支、机枪1430挺、火炮875门；而中共下属的65家兵工厂月产步枪只有1000支，不能生产重武器。因此，蒋介石自信地认为：“比较敌我的实力，无论就哪一方面而言，我们都占有绝对的优势，军队的装备、作战的技术和经验，匪军不如我们，尤其是空军、战车以及后方交通运输工具，如火车、轮船、汽车等，更完全是我们国军所独有，一切军需补给，如粮秣弹药等，我们也比匪军丰富十倍，重要的交通据点、大都市和工矿的资源，也完全控制在我们的手中。”所谓“一切可能之条件，皆操之在我，我欲如何，即可如何”。
正因为国民党拥有强大的战争机器，因此其对打胜与中共的战争曾有充分的自信。停战的实现，并未影响国民党的战争部署。蒋介石特别要求各部队在整编期内注重攻击、防御、清乡侦察、组训民众方面的训练。1946年1月14日，停战令刚刚生效，副参谋总长白崇禧即召集各部门主要官员开会，提出：（1）陆军方面以整训名义，迅速整编，充实粮弹，赶运各师武器，并多制游动铁丝网，俾适于北地作战；（2）空军方面，应多储油、弹于各重要基地；（3）海军方面，第一舰队已在渤海口游弋，继续阻绝奸匪海运。以上各项系密为准备，如中共听命，则国军各师固应趁此时机，充实整训；如其背信抗命，则我有充分准备，宁未雨以绸缪，亦可毋临渴掘井。2月间，军方拟订的方案将未来的军事行动分为三步：第一步攻占热河之赤峰、承德及察哈尔之多伦、张家口，同时以数军由海道运至连云港登陆，以拊苏北鲁南共军之背而歼灭之；第二步打通津浦线；第三步击灭冀南、豫北的共军。对于延安，则认为在政治全面破裂之时，应一举而攻略之。蒋介石将此案“批交军政、军令、军训三部秘密研究准备”。同月，白崇禧到北平与李宗仁、孙连仲等商讨军事，认为“停战前途既毫无把握，如即开始整军，军队一经改编，非半年不能恢复战力，拟请将整军计划缓二三个月后实行”。他建议目前应完成平津地区之粮弹准备；集中兵力于京沪，准备向华北增援；准备几个军于秦皇岛、山海关地区，以备适时出关。东北战事开始后，国共关系日趋紧张，随着国民党的军事进展，军方动武的主张亦日渐抬头，形成了动武的大气候。6月1日，李宗仁致函蒋介石，认为“不应再受协议之拘束，确保主动，运用军政，导时局于有利，即一面进行协议，一面部署准备军事。”如协议进行顺利，则以政治为主，军事为辅，完成北方各省区之守备计划，监督共军之改编，恢复交通，推行政令。如协议不能进行时，则以军事为主，政治为辅，迅即增调兵力于华北，先扫荡热河，解除平津北面之威胁，隔断张垣与东北之联络；然后以津浦南北段与胶济路及鲁西方面四路进军，扫荡山东之共军主力；再以新乡、德州、石门三路进攻磁县、邯郸，封锁太行山区，打通平汉交通；最后由南口、归绥、大同三方面夹击张家口，打通平绥路，再回师会攻延安，以摧毁其根据地。他建议“迅速完成各要点要线之守备计划及坚固工事”，“尤其作战准备及小规模之绥靖行动，可不受协议之限制，其各主要线之进攻，则依政府之命令再行实施”。此项进行全面内战的建议实与蒋介石内心的想法不谋而合。早在2月3日，蒋介石就致电军训部长徐永昌，将5月31日作为参与绥靖部队师长以上军官轮流训练竣事的日期。及至国民党军队在东北四平取得一时的胜利，更使蒋介石颇为自得，认为已有资本与中共进行实力较量。5月中下旬，蒋介石连续给负责国民党军队整编训练的顾祝同和刘峙发去极密电，要求陇海路沿线已整编之部队，“尽速补足其依照编制所应装备之器械及通讯运输卫生等设备工具”，战车部队与步工兵联合作战及陆、空军联合作战之训练工作，“应即筹备实施”，并由各绥署先指定担任出击最重要方面任务之两个至四个师进行演练，“限六月底训练完成”。这说明蒋介石已将6月底作为开战之期，命令下属进行全面准备。
对于如何打赢与中共的战争，蒋介石有他自己的逻辑和想法。他认为：“现代作战最紧要的莫过于交通，而要控制交通就先要能控制都市，因为都市不仅是经济政治文化的中心，一切人才物资集中之所，而且在地理形势上，他一定是水陆交通的要点。我们占领重要都市之后，四面延伸，就可以控制所有的交通线，交通线如果在我们控制之下，则匪军即使有广大的正面，也要为我所分割，所截断，使其军队运动的范围缩小，联络断绝，后勤补给都要感到困难，终至处处陷于被动挨打的地位。”而且，“没有大城市作为根据地的匪军，就永远只能流窜，永远只能算是流寇，不能使别人相信他的力量。”因此，蒋制定的军事战略是第一步必须把匪军所占领的重要都市和交通据点一一收复，使共匪不能保有任何根据地；第二步要根据这些据点，纵横延展，进而控制全部的交通线，通过“先占领据点，掌握交通，由点来控制线，由线来控制面，使匪军没有立足的余地”。蒋介石始终固执于中国的历史和传统，将中共视为“流寇”。他认为中国历史上“流寇”的生存方式无非是两种，一种是“流窜”，一种是“负隅”；但在现代条件下，由于交通的发达，“不能流窜”，只要国民党军能够攻占中共的根据地，使其“不能负隅，那他就不能持久”。正是因为蒋的战略，国民党军在全面内战开始后将进攻重点始终放在中共根据地的城市和交通线，但中共部队惯用运动战，甚少固守城市，因此蒋的攻其“负隅”便成无的放矢；而当时中国的现代交通并未成网（只有东北是惟一的例外，但国民党军兵力又不足），国民党军的机动性与作战能力也不足以凭交通线封锁中共部队的运动转移，蒋的阻其“流窜”又成了空谈。
内战爆发之初，国民党军采取的是全面进攻战略，如蒋介石所部署，“第一是要占领匪军的政治根据地，使他不能建立政治中心，在国内外丧失其号召力。第二是要摧毁其军事根据地，捣毁其军需工厂与仓库，使其兵力不能集中，补给发生困难。第三是封锁其国际交通路线，使之不能获得国际的援助。”但在实际运用中，政治上由于外部环境压力（马歇尔尚在中国调停，国共谈判仍在进行，国共关系尚未完全破裂）和外交关系顾虑（苏联对东北战事可能之反应），国民党迟迟不能进行全面动员，进入完全的战争状态，而是在所谓“自卫”、“恢复交通”、“难民还乡”等口号掩护下进行军事攻势；军事上，由于兵力动员的困难（整编训练未及完成），以及军队兵力调配在中共军队的阻击下迟迟未能完全到位，只能就现有部署行动，将进攻重点放在华北和华东部分地区，尤其是苏北到山东一线。6月13日，参谋总长陈诚在国防部作战会报上提出，东北应军事、政治、经济、外交平衡发展，长江以北应以军事为主，政治经济为辅，长江以南则以政治为主，但仍配合军事要求。参谋次长刘斐具体解说国民党军的作战计划是：“关内重于关外。关内首先打通津浦、胶济两铁路，肃清山东半岛，控制沿海口岸。”根据这样的部署，国民党军在战争之初并未能全面行动，战场实际是由南向北，自中原向苏北，再向华北，复向东北推进，成逐次用兵之势，最后以进攻延安和山东为政治、军事配合之顶峰。全面内战爆发之初，国民党军用于一线的攻击部队不过26个整编师72个整编旅，约为其正规军总兵力的30%;最高峰时也不过为43个整编师117个整编旅，约为其正规军总兵力的一半。这个数字比防守一方的中共部队只多一倍左右，对于进攻一方而言，尚不能形成必胜的绝对数量优势。在华东、华北，尤其是东北地区，国民党军时有兵力缺乏之感，而在中共力量最为薄弱（只有2个纵队）的陕北，国民党军则部署了10个整编师，却不能一鼓而下。国民党资深将领程潜曾抱怨说：“不知蒋先生对这个仗是如何打法？最高的战略如何策定？重点摆在哪里？是关内？抑或关外？是由内往外打？还是由外往内打？由南往北打？或者由北往南打？实在令人无法揣测。”如此一来，虽然国民党认为以其优势兵力和装备，在战争打响后可以速决，而且其所面临的国内外政治经济环境也必须速决，但国民党军队战略不明、战术欠周的表现，与其速决战的预期完全背道而驰，不仅没能速决，反而在消耗战中拖垮了自己。即便是国民党高级军事将领在经过实战后也认为：国民党军“无计划，无准备，处于被动，常犯逐次使用不充分兵力之过失”；“多行全面攻击，兵力分散，攻防均无重点”；“以各个战场比较优势之兵力，发动攻势，固不能获致重大之战果。同时，散布各战场之兵力，因种种关系，抽调转用，多不自由，以致每每发现良机，而不能捕捉。”
在战场作战方面，国民党军表现出较强的优势炮火、较好的步炮协同能力、较为迅捷的交通运输能力和较为完善的筑工守备能力，尤其是其老牌主力部队，如在十年内战期间与中共交过手的第5军、18军（整编第11师），在抗日战争时期编成并经过若干重要战役磨炼的第74军（整编第74师）、新1军、新6军等，均表现出相当强的综合战力，使其可以在内战之初占据优势，四平攻击战和南麻守备战即为其战力之表现。但如与中共部队相比较，国民党军的战术运用亦表现出以下较为明显的弱点：
（一）由于抗战时期长期守势作战的影响，相当部分的部队攻击力较为低下，过于依赖武器装备的作用，尤惧中共部队夜战、近战和白刃战；对于上级指示的理解近于教条，在作战时缺乏主动性与灵活性。“只知呆板地沿一定进路，战备行军，无敌则进，有敌则战，不预判遭遇何种状况，亦不预筹因应对策，纯就临时状况作应急处置，行动完全追随敌人，无主动之作为，无至当之行动方案，更无全程作战构想”。中共部队则依靠强有力的政治工作，使部队具有高昂的士气与精神，并充分赋予和发挥前线部队及其指挥官在作战中的主动性与灵活性，强调应时而变、应地而变，不恪守成规，中共中央“不为遥制”，在相当程度上弥补了装备欠缺的劣势。
（二）过于注重占领地盘，而忽视消灭对手的有生力量。由于前述蒋介石对城镇和交通线重视，国民党军统帅部多要求部队于某日占领某地，“多以城镇为作战目标，故使匪主力得以逃走”，结果，国民党军虽然在内战初期占领了若干城镇，却使自己背上了守备的沉重包袱，导致占地越多则被牵制的兵力也越多，反而给对手以灵活运用、任意打击的目标，所谓“败固败，胜亦不胜，盖每发动一攻势，胜后即将能机动之部队悉供于驻守，则尔后即无再主动能力”。相反，中共并不在意一城一地之得失，其统帅部很少要求部队占领某一地方，而是要求部队消灭对手的有生力量。为此，中共还将应该歼灭的国民党进攻部队的数额分给各个战区，最初要求在6-8个月内歼灭国民党军一线部队的1/3，其后基本确定为每年歼灭其100个师（旅）。这样，算上其征补，中共估计在5年之内可以基本消耗并歼灭国民党的军队。内战的进程表明中共的算度相当精确，亦收到了实际的成效。
（三）国民党军有较为复杂的派系渊源，在所谓黄埔嫡系的“中央军”和由地方军阀收编的“杂牌军”之间、在“中央军”指挥官的不同出身与人脉关系之间，存在着或大或小的复杂矛盾。1946年上半年的精简整编更加剧了这种矛盾。加之国民党军统帅部的指挥层次过多，叠床架屋，“建制常被分割，指挥系统重复而紊乱”，军以上的指挥架构竟有多至四五级者，更有不少指挥官非有蒋介石手令不肯积极行动，而蒋个人的精力与能力总是有限的。这就导致国民党军的协同行动多不成功，各战场之间，各战场内部，军与军、师与师之间，少有协同配合的成功范例，以致形成恶性循环，固守部队对增援部队缺乏信心，不敢坚持，总在仓促突围中被歼；而增援部队则认为固守部队不会坚守，救援缓慢，又成为中共部队围点打援之对象。连蒋介石也不得不承认：“我们一般赴援部队因为在未出发的时候不先加研究，更没有切实的准备作积极的行动，而只怕在中途被匪军伏击或包围，这样一开始便没有信心，就存着不能达成任务的心理。同时被围的部队因援军不能及时达到，又不相信援军能达成其增援目的，因而不敢持久固守，宁可冒险突围，以致全部覆灭。”在这方面，中共部队胜于国民党军。经过八年抗战的实战磨合，中共基本形成了在中共中央领导下的既有高度集中统一，又在一定程度上照顾到历史渊源的战区指挥系统，原先的地域界限已渐为战区内部的统一指挥所消融，战区内部部队之协同配合甚少发生问题；发展到1948年底至1949年初的三大战役时，中共已可在相距千余里的全战区范围内进行成功的协同配合。
（四）虽然国民党军有不少新进指挥官，如杜聿明、胡琏、孙立人等有较突出表现，并已崭露头角；但亦有平庸之辈，如胡宗南因蒋之宠信一直手握重兵，占据战区高层职位，可是在内战中除了占据延安空城外几无表现；更因论资排辈并照顾人事关系，使得刘峙这样的老朽无能之辈仍占据着关键性的岗位，在其因定陶战役指挥失误被免去郑州绥署主任后，又在关键性的徐蚌会战前被委以徐州“剿总”总司令之重要职位，这对于国民党军之失利不能不有重要影响。中共则在注重发挥彭德怀、刘伯承等老一代战将作用的同时，放手让经过实战磨炼的年轻一代战将指挥作战，40岁左右的林彪、粟裕、陈赓等成为中共在内战中崛起的新一代将领的代表人物，他们独当一面，运用大兵团进行机动作战的出色指挥能力为中外军界所公认。(www.xing528.com)
（五）国民党军的情报工作，尤其是对中共的战略性情报工作可谓毫无建树，几乎未得到中共统帅部和战区一级有价值的重要情报。但中共对国民党的情报工作却极其成功，不仅国民党军的多位高级将领或是中共秘密党员，或与中共早有联系，在战场上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且中共情报人员还打入了国民党统帅部的核心，如胡宗南的机要秘书熊向晖和国民党中央党部机要速记员沈安娜等，他们接触的均为国民党核心机密——国民党军的战略决策、兵力部署与作战方案，国民党军进攻中原、苏北、延安、山东的情报均为中共事先所获，令国民党军处于非常被动的地位。如徐永昌所称，国民党军是“通信不能密，截电不能译，敌测国军如指掌，国军对敌在敷衍”。
为了应付内战之需要，国民党军必须维持一定的兵员数量，为此不能不依赖于高强度的征补。但因为国民党缺乏全面而得人心的社会政策配合（农村不实行土改，城市则有高通货膨胀），国民党部队的征补基本仍靠强迫，即所谓“抓伕”，士兵不知为谁而战，缺乏作战积极性，并不断在战争中投向中共方面，使国民党难以维持一支稳定而有战斗力的部队。相比之下，中共发展出以一线部队（野战部队）、二线部队（地方部队）、三线部队（民兵）逐级迅速递补的完整机制，并特别注重以实际利益（如土改）鼓励农民参军，同时争取国民党军士兵的投诚反正，做到了使国民党军俘虏“即俘、即补、即战”之地步。在中共部队中，出身于国民党军的士兵占了相当比例。以华东野战军为例，一些部队的“解放战士”（国民党军被俘参加中共部队后的称呼）占到总人数的一半以上，多的达到了2/3，技术兵种则基本是解放战士。中共部队的武器装备，尤其是重武器，相当部分来自于缴获国民党军的装备。如中共山东根据地在1948年生产了迫击炮499门、炮弹122万发、子弹504万发，而仅仅在济南战役，一次就缴获炮892门、炮弹55.6万发、子弹1121万发。据不完全统计，在三年半的全面内战期间，国民党军计有180余万人起义、接受和平改编和投诚，中共部队缴获和接收火炮5.4万门、机枪31.9万挺、长短枪316万余支、海军舰艇74艘、空军飞机26架。难怪当时中共的宣传将国民党军队比喻为“运输大队长”。
除了军事战略战术的失误之外，战后国民党在政治上纷争不已，经济上无力控制恶性通货膨胀，社会上因其接收过程中舞弊而广受批评，外交上受国际大环境的牵制，所有这一切，均不利于国民党进行一场全面的内战。但国民党及其领袖蒋介石对此并未深思熟虑，而是沿袭以武力解决问题的传统思维，只想凭国民党的军事实力解决中共问题，之后再及其他。但战争不仅仅是军事实力的较量，更是包含了政治、经济、外交、社会等各方面目标的综合行为，而蒋介石“从未能成功地为他的统治创造一个广泛的社会基础和一个牢固结合的、对抗共产党的反共力量的共同战线。他可以操纵个别的政治家，但中共却驾驭着民众支持的浪潮。他只能依靠军事力量镇压民众革命。”
与国民党相比，中共虽然在军事力量上处于明显的劣势，但中共并不因此而放弃积极进取的精神，而是兢兢业业，上下一致，战略上藐视对手，战术上重视对手，强调协同配合，通过精心算度，在实战中不断将总体劣势转化为局部优势，又由局部优势逐步积累为均势，最终超过对手变为优势，获得战争的胜利。
自东北战事发生后，中共就开始对各根据地进行战争动员，要求各地迅速行动，充分准备，从和平状态转入战时状态，以“能够于国民党发动内战时坚决彻底粉碎之”。5月29日，中共中央军委对各军区发出指示，要求“各战略区应于电到半月至一月内完成侦察敌情、配备兵力、配备武器弹药（例如黄色炸药）及预拟作战计划等项准备工作，不得有误”，说明中共对战争爆发时间的估计相当精确。6月19日，在全面内战即将爆发前夕，中共中央指示各地负责人：“观察近日形势，蒋介石准备大打，恐难挽回；大打后，估计六个月内外时间如我军大胜，必可议和；如胜负相当，亦可能议和；如蒋军大胜，则不能议和。因此，我军必须战胜蒋军进攻，争取和平前途。”至此，中共全党上下对即将来临的战争已经有了心理和实际的准备。为了扩大统一战线，争取一切可能争取到的人支持，至少是不反对中共，中共还制定了一系列相关政策，尤其注重发动城市工运、学运，扰乱国民党的后方阵线，同时团结城市中间阶级，争取舆论同情和支持，成功地在城市发展出反对国民党统治的第二条战线，配合了战场上的军事斗争。
面对具有绝对军事优势的对手，中共在军事战略战术的运用方面强调打运动战、歼灭战，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而不以保有城市为目的。中共军事战略的主要决策人和军事行动的实际指挥者毛泽东提出：“战胜蒋介石的作战方法，一般地是运动战。因此，若干地方，若干城市的暂时放弃，不但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是必要的。暂时放弃若干地方若干城市，是为了取得最后胜利，否则就不能取得最后胜利。”他将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作战方法概括为：在战役方面，必须集中至少三倍于敌的兵力，选择敌军中较弱的，或者是较少援助的，或者是其驻地的地形和民情对我最为有利而对敌不利的一路歼灭之；在战术方面，当我军集中优势兵力包围敌军后，不应平分兵力，处处攻击，而应集中优势兵力，选择敌较弱的一点，猛烈攻击之，务期必克。他强调，“这种战法的效果是：一能全歼，二能速决”。全歼，方能最有效地打击敌军，最充分地补充自己。在敌，则士气沮丧，人心不振；在我，则士气高涨，人心振奋。速决，使我军有可能各个歼灭敌军的增援队，也使我军有可能避开敌军的增援队。在战术和战役上的速决，是战略上持久的必要条件。因此，“集中兵力各个歼敌的原则，以歼灭敌军有生力量为主要目标，不以保守或夺取地方为主要目标”，“只要我军能够将敌军有生力量大量地歼灭了，就有可能恢复失地，并夺取新的地方”。在作战部署方面，中共特别强调各战区之间和战区内部的配合，并随着战争的进程而不断改变自己的部署。全面内战爆发前，中共以人数不多的中原部队吸引了大量国民党军在其周边地区，减少了其他地区的压力。战争爆发之初，中共最初曾设想以太行（晋冀鲁豫）部队出击陇海路徐（州）开（封）段，山东部队出击津浦路徐（州）蚌（埠）段，华中部队出击津浦路蚌（埠）浦（口）段，再视情形由太行和山东部队出击大别山，以外线作战方式，“逐步向南，稳扎稳打”，与国民党军由南而北之推进相反，将战争引向国统区，以利保持各根据地之实力。但当时中共的军事实力与这样的任务要求之间显有距离，根据国民党军全面进攻的现实，并总结粟裕部队在内线作战的成功经验，中共很快改变了原定的外线作战方针，而以“先在内线打几个胜仗再转至外线，在政治上更为有利”，并将整个战争进程分为内线与外线作战两个阶段。实践证明，中共部队依托根据地内线之有力支持，虽在国民党军进攻时失去了若干地区，但换来了消耗对手机动兵力的成功，因此10月间中共又将外线作战的时间推迟至次年春。直至1947年3月，中共中央明确指示：“考虑行动应以便利歼敌为标准。不论什么地方，只要能大量歼敌，即是对于敌人之威胁与对于友军之配合，不必顾虑距离之远近。转入外线之时间现亦不必顾虑。”这说明中共能够根据形势的变化而不断调整自己的战略部署，着重先发挥内线作战的优势。
虽然中共对内战的爆发从上到下都有了较为充分的准备，但与国民党相比，中共毕竟仍处于弱势，决定与国民党破裂，打一场全面战争并非易事，部分中共高级干部也对战争的前景表示担心。因此，当时中共还是希望“使全国性内战爆发的时间尽可能推迟，方对我有利。如不能推迟半年，即推迟三个月两个月以至一个月的时间爆发，亦将使我之准备比较充分。因此，我在目前对时局的基本方针，是避免挑衅，拖延时间，积极准备。”这也是中共在6月间的南京谈判中仍不惜作出重大让步的主要原因。但国民党不愿给中共以准备的时间，结果毛泽东“反复思考了很长时间才下了决心”。面对强大的对手，毛泽东有坚持到底的决心与气魄，他告诫中共干部：“对美蒋的压力与要求，我们应当有所让步；但主要的政策不是让步而是斗争，如果我党既有相当的让步，而对其无理压迫和无理要求又能出以坚决的斗争，则其结果比较付出更多更大的让步反而要好些；如无坚决斗争精神，则结果将极坏。”为了鼓励中共全党和根据地全体人民战胜强敌的士气，毛泽东对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发表了如下的著名论断：“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看起来，反动派的样子是可怕的，但是实际上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力量。从长远的观点看问题，真正强大的力量不是属于反动派，而是属于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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