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城书声：20世纪30年代四川大学学生宿舍的兴起与发展

自张仪取土筑秦时少城、大城，此后不论是唐时扩充罗城，抑或五代时期新建宫城、羊马城，又或明朝拆前朝子城（唐时原“秦大城”被改建为“子城”）在原址上重建蜀王府（蜀王府一改过去历代成都城主轴偏心的布局，首次确立正南北的中轴线，与紫禁城布局相似，故而百姓以“皇城”称蜀王府，以“皇城坝”称王府前的牌楼、拱桥、空地），今日的天府广场一带，都一直被视作成都城的政治经济中心。

清顺治十二年（1655年），清政府将被张献忠撤离时烧毁的蜀王府改成贡院，这片土地又重新建起房屋座座，恢复了生气，成为各类学校发展起步的中心。

有清一代，以成都城墙为界，墙内便是一块办学胜地。

在新式学堂出现之前，城内除设有全省考试举人的贡院外，还有依制建立的成都府学、成都和华阳两县学等官办教育机构。此外，在历经宋、元、明等朝代发展后，清代的书院也达到顶峰时期，四川当时的书院数量居全国第2位，成都城内就分布着由官绅捐或倡捐的六大书院，具体为锦江书院、潜溪书院（初设于东门外的净居寺侧，道光年间迁至城内梨花街）、芙蓉书院、墨池书院、尊经书院、少城书院，其创办时间分别为1704年、1747年、1801年、1821年、1874年、1871年。

进入20世纪后，新思潮在四川扩散，清政府在新世纪的头十年又陆续将各类书院改办为新式学堂，如前述锦江书院便在这一风潮中改为成都府中学堂，潜溪书院改为华阳县中学堂。

20世纪30年代国立四川大学的学生宿舍

辛亥革命之后，清政府被推翻，处于城内中心位置的皇城贡院，虽先后被用作军政府和其他民政办事机构，也曾因为军阀破坏沦为废墟，但战火平息间隙，不少学校陆续迁聚至此，在残垣断壁的荒地上兴建房舍，立学治学，将皇城外蒙尘的“为国求贤”石牌坊擦拭干净，皇城复闻书声琅琅。国立四川大学便是其中的一所，该校校门就在牌坊正后方。

一份“中华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五月测图十二月制版”的《成都市街图》显示，当时的成都市被府南河环绕，不是以“区”划分，而是分作五“署”，府南河以内按东、南、西、北四个方向依次分作一、二、三、四署，府南河外的九眼桥、牛王庙、水津街一带则为五署。在一、二、三、四署交汇的中间位置，也即过去的皇城贡院，标注的正是四川大学。细察地图还能找到，在南较场一带，包家巷、半边桥和上汪家拐街，另有一块比皇城区域面积稍小的地块，同样标注的是“四川大学”。

民国时期的成都有两所四川大学？还是说这是同一学校的两个校区？四川大学档案馆资料给出了答案。

1927年，成都陆续成立国立成都大学、国立成都师范大学和公立四川大学。1929年，国民政府发布《大学组织法》，各地陆续整顿大学办学。当时的四川因军阀割据，各高校均存在一定政治背景，谈到合并，三校都曾力主以自身为主体进行组合，意在取得对新大学的领导权。最终，在省府主席刘文辉的推动下，三所高校破除“别户分门”的前史，于1931年合建为国立四川大学，皇城为校本部。

国立四川大学定址皇城并非偶然。三校相校，国立成都师范大学校园面积较大坐拥优势空间资源，国立成都大学是原高等学堂及陆军医院旧址，公立四川大学校址又分散在城内各处，但皇城过去一直扮演着中央权威在地方的具象化角色，所以成为军阀的首选乃至必选。

国立四川大学校门

皇城牌坊后正是国立四川大学校门(www.xing528.com)

时新大学名为“国立”，实质上为地方政府所把持，但已然能看出国立四川大学与旧式学校的不同。从1933年绘制的《成都市街图》及1935年绘制的国立四川大学校址简图中，不仅能发现该校当时设了单独的女中校（1926年，在充满革新精神的张澜校长主持下，国立四川大学源流之一的国立成都大学在第一次本科招生时录取了3名女生，自此成都男女共同受教于大学成为常态），还能看到学校内部分设了不少运动场所，标注有运动场、体育场、操场、篮球场等。

国立四川大学兵役宣传图

皇城校址并非新建，而是依旧而改。它继承了清贡院的主轴线，轴线的顶端设置了图书馆（该馆为文法学院图书总馆，另在理学院和农学院建有分馆），过去的端礼门被改为校门替换上“国立四川大学”的匾额，明远楼被改造成会议厅，至公堂成了大礼堂，至公堂前的大片空地被当作集会的广场……1931年11月9日，国立四川大学第一届开学典礼举行，刘文辉暂代校长一职，公立四川大学农学院独立为省立农学院、工学院调入重庆大学，三校其余的校址校产悉数拨归新大学使用。

新大学校舍分散各地，除皇城校舍外，还有一部分在南较场以及外东白塔寺。初期的国立四川大学各学院设置续有变迁，至1935年才基本稳定，其中文、法两学院居皇城，理学院驻南校场，农学院在东门外近郊。

关于国立四川大学校舍分散及年久颓败的问题，该校校长任鸿隽（1935—1937年在任）在很多公开场合谈到过这一问题：“川大校舍一部分在皇城贡院旧址，一部分在南较场旧址。所有建筑，多属三十年前旧物，而且屡经兵燹，残破不堪，其甚者至于不蔽风雨……”这严重拖沓了学校的发展脚步。

任鸿隽曾有过就在皇城原址改扩建学校的想法，但后来地方当局觉得在皇城区内建设中心商务区能置换更大经济利益。从教育环境本身来讲，城外相对而言静谧些许的确更适合办学。

最终，省政府对国立四川大学的迁址给出建议，建议校址迁往九眼桥边的望江楼附近，政府收回极具商业价值皇城校区，拨划望江楼附近圈地近2000亩作为交换，并承诺帮助修建校区和给予补助经费。1937年6月10日，国立四川大学新校舍开始动工，皇城校区齐整的读书声进入尾声。

次年11月8日始，成都遭遇日军机不间断空弹轰炸，国立四川大学在1939年6月从皇城及皇城坝南迁到峨眉办学。1943年3月，国立四川大学决定迁回成都时，望江楼旁新校址已建得七七八八〔1943年夏，新校区图书馆（今校史馆）、数理馆、化学馆，三大标志性建筑正式竣工〕，便直接搬回新校区（今四川大学望江校区东区）。

今日的天府广场及其周围，老牌坊坍圮，旧书生无影，但成都博物馆、四川省图书馆、四川科技馆、锦城艺术宫等分列周围，组成新时代的学习胜地，仍闻书声其里。

拓展：

何一民著《成都通史（卷7）：民国时期》载，成都市政公所成立后，成都开始称市。1923年1月，刘成勋就任四川省长职后，委任陈泽需继任成都市政公所督办，陈泽需对城市行政组织做一些变动，其中一项是拟定《署区街正会议暂行条例》，按警察区域分界，划成都市为东、西、南、北及外东五署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