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城风雨：方志成华第五辑

康熙五十七年（1718年），由于西藏地区发生蒙古准噶尔部入侵事件，康熙打算在成都设驻防八旗以震慑西南。《康熙皇帝实录》记有：“（五十七年八月庚寅）四川巡抚年羹尧疏言：‘川省地居边远，内有土司番人聚处，外与青海西藏接壤……见今驻扎成都之荆州满洲兵丁，与民甚是相安。请将此满洲兵丁酌量留于成都……’”

次年，战乱平息，1600名旗兵奉命留驻成都。成都始有旗兵驻防。驻防的官兵中，仅混编满族八旗和蒙古八旗两支，无汉军八旗，遂以旗人统称满人和蒙古人。

为安置旗人，年羹尧又主持在成都大城之内原少城所在地修建了满城，清人吴好山成都竹枝词：“‘满城’城在府西头，特为旗人发帑修（用国库的钱修）。仿佛营规何日起？康熙五十七年秋。”说的正是这段史乘。

清代成都满城旗人宅院

满城城垣周共四里五分，计八百一十七丈七尺三寸（嘉庆《四川通志、舆地志》），高一丈三尺八寸（雍正《四川通志·城池》），其中，西御街西口到羊市街西口一段城墙是明藩王府旧城垣，有二丈高；西大街起至西南较场一段，系利用成都府城的城墙，更为高大。整个满城在康熙六十一年（1721年）初具规模，“既丽且崇”，但“以形势观之有如蜈蚣形状”，傅崇矩《成都通览》将长顺街比拟为蜈蚣身子，左右排比的胡同比作蜈蚣的脚，而蜈蚣之头，自然是将军帅府矣。

朝夕间，星汉尽改，从前住着明朝闲散王爷的皇城，而今成为清朝驻防兵丁的胡同庭院。

驻防旗兵起初是三年一换，后因成都偏安一隅交通困难，便把最后一批留下，不再调动。康熙末年开始，清廷分批把旗兵眷属护送入川，直到乾隆初年才陆续送完。不仅如此，当廷还在政治、经济上给予驻蓉旗兵许多优待，给每位旗兵分有“一甲地”宅地，还派发了可观的收入，仅旗兵一人的粮饷就足以养活一家十余口人。

清廷对这些驻扎在西南边陲的旗兵十分倚重，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朝廷“费五年之力，十万之师，七千余万之格”平定两金川后，定西将军阿桂建议特设成都将军，廷议通过后，满城内又新建了将军帅府（俗称将军衙门）。成都将军也是当时全国唯一能管辖绿营军的将军。但同时，为免旗人汉化，清廷也在政治生活中对旗人提出诸多限制，规定旗人不能随便出，汉人不准自由进，把满城变成了一座围城。另要求八旗兵丁不得与汉人通婚，不能经商或是为工为农，“均以弓箭为生，必须永远遵行”（《成都县志·武备志》），子弟亦须习“清语骑射”，多方面限制满、汉、蒙三族人民的交流。(www.xing528.com)

清末，随着旗汉分治政策逐渐瓦解，三族人民开始由疏离走向亲密。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当廷允许满汉通婚（顺治年间，曾有过短暂的鼓励满汉通婚的上谕，但到嘉庆时又禁止满、汉通婚）；1904年前后部分富家子弟、八旗世袭后裔进入四川高等学堂、四川武备学堂、铁路学堂、警察学堂等学习。开放的交往和接触，使广大的成都旗人逐渐接受了中华民族的共同命运，逐渐对腐朽没落的清政府产生了不满，不少旗人投身爱国运动之中。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革命党革命排满的口号吓煞了一众旗人，“福州、江宁、荆州受祸尤烈”（《辛亥春秋》）已让满城内人心惶惶，西安几乎不留一人的消息一经传出更是震慑异常。但旗人也终是关门自守，没有采取过激的反抗行动。军政府一方认为三营旗兵久居蜀地，领饷做事，并没有实际的战斗力，为避免给成都百姓带来损失、伤亡也有和平解决的意愿。最终，汉族士绅徐炯和周凤翔就带着四川军政府的使命入满城进行和平商谈，旗绅赵荣安也奉成都将军玉琨等人的命令到军政府进行请愿。

成都的八旗驻军向军政府和平缴械，之后编制撤销。军政府支付了若干个月薪饷以供八旗兵丁及其家属可顺利过渡生活，接着又在西城根街设办“同仁”工厂招收他们就业。西城根街也因之更名为“同仁路”，取满汉一视同仁之意。

八旗制度随清王朝一起湮灭史海，满城不再是军营，旗人与汉人地位对调，在成都讨不到生计的八旗子弟只得奔走他乡，继续留在成都生活的满、蒙两族为免被差别对待，只得隐瞒民族成分和姓氏，学汉语，通嫁娶，在风俗、服饰方面也逐渐汉化。为了生活，他们变卖手里的“一甲地”、一方院，由是满城内汉人渐多，满城也渐渐与大城相融。

1912年起，阻碍城市发展、民族交流的满城城垣相继被拆除。1912年开始拆除满城北段的城垣，位置在今八宝街至老西门一带，接着拆南段城垣，位置在今包家巷至西、南校场一带，从此满城与大城合为一体；1921年拆除东城根街一段的满城城垣。1935年拆毁了满城的最后一段城垣，位置在今人民公园至小南街一带，至此满城城墙被完全拆除。其间为了交通便利还于通惠门（俗称西门）及武成门（俗称新东门）。

一个强大的国家，需要民族团结起来维护；一个昌盛的民族，需要各族人民心连心。而今民族昌盛、国家富强，正是中华各民族团结一心、携手并进结出的硕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