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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夏文明宝墩遗址成果

时间:2023-08-26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2021年4月13日在京揭晓的“2020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也明确揭示,中华文明自孕育之初就呈现出多元发展的鲜活场景。2009年,考古专家对新津宝墩遗址再次发掘,这次发掘也让专家们惊觉,新津宝墩古城不仅是成都平原乃至中国西南最大的史前古城,更是目前全国发现面积最大的具有内外双重城墙的龙山时代城址。

华夏文明宝墩遗址成果

依靠科技创新,人类走出蒙昧时代,从原始的野蛮时代到创立古代文明,历经了数千年周折进入现代文明。一代代考古学者掘开沉积的厚土层,探析远古文明的秘密,在进行大量数据比对分析后,作出当今发现的人类文明几乎起源于大河流域的判断。

此前,我国在民族传统文化研究中,考古界长期存在着重黄河、轻长江的现象,随着21世纪考古工作的深度开展及考古技术手段的成熟完善,长江沿江两岸远至200万年旧石器早期、近至5000年前新石器晚期的古遗址相继被发现,考古学者们这才发现,长江流域也是中华文明的发源地,且长江流域存在不少明显优于黄河流域同时期的文化遗址和文化遗存(指同时期文明先进程度)。2021年4月13日在京揭晓的“2020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也明确揭示,中华文明自孕育之初就呈现出多元发展的鲜活场景。

长江,是我国第一大河。成都位于长江以北。长江上游水量最大的一条支流岷江(成都主要河流,自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松潘县岷山南麓而下,流经茂县、汶川等县从都江堰进入成都境内)及湔江、石亭江、绵远河出山口后,形成的冲积扇相连接,便才有了广袤的成都平原。

20世纪30年代,新津县(今新津区)一位爱好文史的青年去宝墩镇龙马小学访友,无意间发现宝墩村随处可见汉砖残余,开始关注宝墩村。当时中国的考古学才诞生不久,四川还没有专门的考古单位,所以并没有有关部门介入。

1995年宝墩古城遗址现场发掘图

宝墩古城蚂蟥墩土路、水沟遗迹

1953年,中国的考古工作从解放战争时期的停顿状态中苏醒,西南博物院一位叫徐鹏章的学者来到宝墩村,进入这块平坦而开阔的原野。他直奔一处高4—5米、宽10余米的黄土埂子上。经过粗略查看辨识,徐鹏章找到些汉砖、陶片,推断其为战国时期的古城墙。

20世纪70年代后,中国考古学进入黄金时期,文物部门再次派人来到这块发现不少汉砖的田野上。

1984年,成都市考古队(原成都市博物馆考古队)在宝墩村找到大量汉代砖室墓,1995年又在村里一个叫真武观的地方开挖探沟,发掘出大量陶片、石斧、石锛、石凿。这一发现证实真武观土埂子确为人工夯筑的“木骨泥墙”式的古城墙,时代应在战国以前。

1996年底,一支由成都市考古队、四川大学考古教研室、日本早稻田大学、新津文管所组成的中日联合考察队进入宝墩村,发现了土埂子下掩藏的史前城址,同时认定诸如蚂蟥墩、李埂子、余埂子等土埂子也是城墙遗址,面积约60万平方米。古城文明属新石器时代末期龙山时代,比黄河流域的古城早1000年,与世界文明发祥地美索不达米亚、埃及、印度等地出现的早期古城的时代相当。(www.xing528.com)

1996年以后,温江鱼凫古城、郫县古城、都江堰芒城古城、崇州紫竹古城、崇州双河古城陆续在成都平原被发现。2001年,几座古城一起被国务院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在这之后又发现了大邑盐店古城、大邑高山古城。

研究发现,包括新津宝墩古城在内的8座古城都位于河流旁的台地上,环绕古城的城墙也采用与宝墩古城同样的堆筑技术,年代在距今4500—3700年左右,文化面貌十分相近,考古学家便以最早发现、最具典型性的新津宝墩遗址将这一文化命名为“宝墩文化”(公元前2700—公元前1800年)。

2009年,考古专家对新津宝墩遗址再次发掘,这次发掘也让专家们惊觉,新津宝墩古城不仅是成都平原乃至中国西南最大的史前古城,更是目前全国发现面积最大的具有内外双重城墙的龙山时代城址。

古城内城呈比较规整的长方形,东北—西南走向,方向北偏东45°,长约1000米,宽约600米,城垣周长约3200米,面积60万平方米;外城大致呈圆角长方形,外城方向与内城一致,约北偏东45°,长约2000米,宽约1500米,城墙周长近6200米,面积约276万平方米。古城面积因此被修订为276万平方米(地跨宝墩镇宝墩村、双石村、龙马村,规模仅次于长江下游的290万平方米的良渚古城)。

如此规模的城址给人留下巨大的想象空间,有人猜测宝墩遗址是古蜀国的王都,因为《华阳国志·蜀志》的确有载:“有蜀侯蚕丛,其目纵,始称王。”说在开发成都平原的过程中,鱼凫与蚕丛、柏濩先后发生了兼并战争,最终由鱼凫统一了成都平原,建立起第一个强大的古蜀王朝。

诚然,宝墩遗址是否为古蜀国的王都还需要更多的考古研究、材料去证明支撑,但古蜀先民在平原上的拓荒史却是有直接证据的。遗址中出土的陶器、石器、种子以及家猪、狗、鹿等动物骨骼,成为复原宝墩古人生活的线索。出土的水稻、粟等农作物种子表明,宝墩人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就已经告别游牧生活,过上了定居生活,而且当时的宝墩人,已经会自制诸如石镞、石刀等工具进行捕猎。

在古城内外层,均有类似祭台的大型礼仪性建筑,这也符合新石器时代原始先民崇尚神的力量,靠信仰进行统治的历史背景。古城城墙中间没有后世城墙那种城门式的缺口,斜坡式的城墙更像防洪的堤岸,与四川河流纵横、水源丰沛的自然基础相配。南、东、西三个方向都有内外两道城墙护卫,北面因外有河流而内外城墙重合。城墙外侧有宽约10至15米的壕沟,墙挡水,壕泄水。城址东北和南边还有一古河道曰文井江,说明古蜀先民在择城址之时已懂得灵活避水、用水。

宝墩古城虽然庞大恢宏,但其延续时间不长,土夯的城墙并不能阻挡住滚滚而来的江河水,城墙屡经修缮又被冲垮,城内被淹,大约100—300年,这座古城便被废弃了,淹没在河沙泥流之下(也有学者认为宝墩古城毁于战争)。住在城内的人向成都腹心地带和鸭子河畔的三星堆古城转移,另立家园垦地种稻,形成新的文明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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