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琉璃厂窑：大量出土古瓷琉璃釉陶器

自古以来，陶器与人们的生活联系十分密切，比如桂林甑皮岩遗址出土的处于新旧石器时代交替年间的素面夹砂陶片，就有罐、釜、钵、瓮四种陶器，后来，陶器经过发展演变成“中国创造”的瓷器，至唐代制瓷业不仅成为独立的生产部门，瓷器大量出口还取代丝绸成为中国新的象征。唐代是陶瓷业迎来发展高峰的时期，彼时，成都东郊的琉璃厂始设，也开始烧窑造具。

宋琉璃厂窑将军坐像

明琉璃绿釉朵云五爪龙戏珠纹水滴瓦

琉璃厂窑是成都平原著名的古瓷窑场之一，也叫“琉璃场窑”，古属华阳县，所以又称“华阳窑”。据清嘉庆丙子二十一年《华阳县志》载：“马家坡之南约二里曰祝王山……屋宇参差，仿佛城郭。向此之北，即琉璃厂。明世官烧琉璃地也。”这段记载除指明了琉璃厂的位置外，也道出了琉璃厂窑得名的原因，即该窑在明代曾大量生产过官窑琉璃器。关于明以前的称谓，无完整史料说明，但有学者据北宋《元丰九域志·成都府路》“华阳县”条下提及的“均（垍）窑”和南宋《成都文类》卷五引何麒诗记的“垍窑镇税官”两则，提出“均（垍）窑”即是琉璃厂窑在两宋时期的称谓这一论断。

《华阳县志》里也有关于琉璃厂兴衰年代的记载，记：“琉璃古窑始于唐（目前学术界普遍认为该窑崛起于唐末五代之际），盛于宋，衰于明末”。清代及以后停烧。这一时期，引琉璃厂而名的琉璃场也一度成为废墟，不过个中原因却少有文书详陈。直到20世纪20年代，这一带又才逐渐聚集起人气。

20世纪30年代初，深埋厚土的窑址被发现，后经多次发掘。如：原华西大学博物馆馆长、美国学者葛维汉（David Crockett Graham）在1933年对其开展过短期试掘；1955年以后省文管会做过4次调查，搜集与采集到大量遗物，四川省博物馆、重庆市博物馆以及四川大学历史系均收藏有琉璃厂窑完整器物和标本；2018年5月至2020年3月，为配合成都市土地储备中心的用地需要，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对琉璃厂窑址进行了深度的考古勘探和发掘，在锦江区柳江街道等地发现一处从五代延续至宋元明时期的古窑址，探到琉璃厂窑的基本全貌。

20世纪60至80年代，四川境内即不断发现五代至宋、元、明墓葬中出土大量琉璃厂窑烧制的青瓷、琉璃釉陶器等。琉璃厂窑烧制的产品以生活日用陶瓷为主，也烧制陪葬用的陶俑，墓中出土了不少的以黄绿釉为主色的三彩陶俑，是为极具四川特色的陶品。南宋时期它的产品几乎独占整个四川市场，而该窑最具有代表性的作品也多是在南宋生产，南宋时的盘、盆的内壁先划出花卉纹饰的线条，然后在线条内的不同部位填以绿、黄、褐三色的画花填彩，在釉上绘三彩花卉纹饰这一尝试，开了明、清时代的釉上彩绘的先河。

北宋酱釉香

琉璃厂窑柳斗杯(www.xing528.com)

南宋白釉酱彩玉壶春瓶

南宋兽面纹瓦当

琉璃厂窑青釉褐绿彩花卉纹洗口瓶

此外，根据出土文物，学者们还得知宋代以后，特别是明代，华阳县一带曾大量烧造蜀王府、蜀王陵以及寺观，庙宇所需的绿、黄色琉璃筒瓦、板瓦、尖圆瓦当和兽头等建筑材料和各种明器。如王建墓、明朱悦燫墓、僖王陵地宫等均出土过琉璃厂窑烧制的陶器或琉璃器、俑。

琉璃厂恰是距离成都城中心最近的陶窑，因此从建造蜀王府开始便承担了“烧冶”琉璃建筑材料和构件的使命，并被纳入官营手工业的管理体制，受到官府的“董督”。这一点在1955年发掘出的成都瘟祖庙明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太监丁祥的墓志铭中有铭文：“为至正德初，侍于今上，尤重其能，屡命于琉璃厂董督陶冶，建诸瓴甓。自是工不告劳，事多就绪，上下咸得其欢心……”知该窑至明代仍在生产，并为蜀藩机构所控制。

须臾千年过尽，尘世如琉璃梦境，过去的王公贵胄附庸风雅置办的排场或已难寻几件完整的器物，但埋在地下的文物终究是抚着岁月的伤痕，平静地显露于世，为成都琉璃厂窑的历史沿革、产品面貌、制作工艺、生产性质等文化内涵提供了珍贵的一手资料，也为研究成都平原窑场的窑户组织结构及商品化进程提供了大量的实物材料。

拓展知识：

琉璃因烧制难得，被古人视作比玉还珍贵的器物。唐代李亢在《独异志》中有“开元间，有长安贩夫王二狗者，尝往返淄郡贩丝，微利也……二狗遂贩琉璃，成长安首富……”之说；《宋史·舆服制》有“今群臣之冕，用药玉（“琉璃”一词汇源于古印度语，随着佛教传入中国，后来又慢慢演化出“琉琳”“玻理”“璧流离”“缪琳琅”等词，它还有“流离”“药玉”“烧料”等名称）青珠，五色绒线……”以显示自己的官位和身份地位；明清时期的皇家宫殿紫禁城（今故宫）太和殿顶的跑兽、九龙壁上的腾龙、宫门前的彩色雕花也都是琉璃制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