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限于封建迷信思想、生产力发展水平等,古人对疫病(急性传染病称“瘟疫”)充满恐惧,认为是“瘟神”或“疫鬼”作祟,中唐诗人姚合《除夜二首》就提到过,人们在腊月会举行驱傩仪式以驱逐疫鬼,诗曰:“傩声方去疫,酒色已迎春。”
20世纪60年代邛崃市血吸虫病群防群治现场
20世纪50年代,骑着三轮车处理疫情的医务工作者
人类与疫病的战斗自古便已存在。我国自有文字可考的商代起(夏朝的文字因无法让人读懂,遂被称为符号)就有了对疫病的记载,殷墟出土的甲骨文中明确记有多种传染病病名,如疟、疥、蛊等,且有“疾年”的相关记录。2002年第1期《中国中医基础医学杂志》内有刊文如是陈说:“我国拥有世界上时空跨度最大、连续性最强的疫情及其背景记录,具有研究人类传染病流行规律的最佳条件。”
《四川省志·医药卫生志》讲:“四川疫情流行,绵亘古今,不绝于史书、医籍。”巴蜀地区古代疫情与社会变动中的兵乱及自然灾异中的饥灾、旱灾关系最为密切,与兵乱的伴发关系是四川古代疫情中最主要的特点之一。据张涛《四川古代疫情研究》,从巴蜀有文字记载疫病以来,几乎历朝都有疫情记录,其中晋、唐、宋疫情记录数少,明清后疫情记录明显增多。
巴蜀地区有文献记载的疫病最早出现在公元280年后的西晋,《四川名胜志》载:“晋武帝太康(280—289年)初年,旌(德)阳大疫,死者十七八”。司马炎逼迫魏元帝曹奂禅让,即位为帝,国号大晋改元泰始,之后施行政策开创了“太康之治”,但纵向来看,其所处的大时代依然是魏晋南北朝时期,彼时社会十分动荡,大小战乱不断。
拿晋朝当代来说,西晋统一前,刘备为得巴郡,实施从德阳南下先取雒城(今德阳广汉境内)再攻向成都的策略;西晋统一后,“八王之乱”(成都王司马颖便是“八王之乱”其中一王)才告一段落,流民李特又造反进攻成都。避战的难民和死伤的士兵等混杂同一空间,环境恶劣、饥荒,为瘟疫产生提供了极有利的条件,而战乱、流民又加剧了瘟疫的传播,这就使得魏晋南北朝时期成为我国历史上疫病高发期。成都作为冲要之地,自是不能幸免于疫。再往后的义熙四年(408年)黄虎之战(东晋平定谯蜀之战)相持60余日,四川疾疫大起,“死者大半”,士兵十不存一,也是一例。(www.xing528.com)
巴蜀地区开发较早,从秦汉至宋都是经济文化相对繁荣之地,人口众多,因此若逢大疫必然被载入文献,但宋元、明清两次战乱,造成了许多文献资料的散失,县志多沿袭摘录正史资料,而正史以记载重大疫情为主。这也就不排除,巴蜀地区明明开发较早却至西晋才有第一条关于疫病记载的文字,是战乱导致历史资料毁损的缘故。自然,中国地大物博,古代通信闭塞,各地、同地不同时期的文明发展程度不尽在一线或战争侵犯(古战争中,四川屡被屠城)等,都会导致历史出现或多或少的断面。
在应用历史唯物主义思想和“还原法”研究金沙古城消失问题后,四川省社会科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李后强在2018年发布的一则研究论文指出,金沙古城就可能毁于洪水瘟疫。文中提到,中国科学院成都山地所研究员陈宁生等认为“金沙遗址可能是被公元前300年左右的龙门山区地震引发的山洪泥石流所毁灭,因为最近的一次金沙古城的毁灭时代上与2300—2600年前的区域大地震的时代吻合”,又引《山海经》《史记》等间接证据加以辅助说明,提出在杜宇与开明之间,成都平原在洪灾之后发生瘟疫,大疫后大多数人死亡,因而生产力大大下降,国力衰减,致使金沙王国很快被灭。结合本文的中心点来说,即巴蜀地区最早的疫病最迟或可追溯到公元前7世纪,这也从侧面说明了疫病的破坏、影响之大。每逢疫病,人民生命财产遭受极大损失,古人留下的典籍里,用“十不存一”“死人无算”“道殣相望”“疫死者几半”等又足见疫病之烈。
诚然,“民为邦本,本固邦宁”,所以当朝也会派出医官、医者“降疾”(甲骨文字),采用隔离、施药等方式控制疫情。在与疫病的长期抗争中,巴蜀先民还留下了有关疫病预防和治疗的方式供后世子孙“取经”,如同治《重修成都县志》载有“蕞尔小邦,必有流通之水以济民用,藩镇都会顾可阙欤。虽有沟渠壅于阻洳,则春夏之交,沈郁湫底之气,渐染于居民,淫而为疫疠,譬诸人身气血并凝,而欲百骸之条畅其可得平……”民国《双流县志》中有:“光绪壬辰夏,时疫亦似麻脚瘟,两腿转筋痛不可忍,俗称为蛇儿证。医皆束手,嗣又变为吐泻,邑中死者无数,贫苦为多……是年夏暑同,酷热异常,华氏寒暑表达百度以上。”到新中国成立初期,疫病威胁都是人们亟待攻克的一道大题,为此,1953年国家拨巨款先后新成立或完善专门研究疫苗等防疫制品的北京、长春、兰州、成都、武汉、上海等六大生物制品研究所和检定所(成都生物制品研究所是中国最大的生物制品研究、生产基地之一)。
曩昔几个朝代堆砌起来的封建王朝“里子”在1912年倾覆,连同“击鼓吹长笛”(引自唐代孟郊《弦歌行》:“驱傩击鼓吹长笛,瘦鬼染面惟齿白。”)以驱疫的唯心主义“面子”一起沉没于茫茫历史,社会主义下的中国,“坚定信心、同舟共济、科学防治、精准施策”(新冠疫情防控总要求)才是防疫治疫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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