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蜀都记》说：“成都之南街名赤里。”做学者依史寻根，提出“赤”在中国传统五行学说中代表南方，这也与“成都之南街”表示的方位相符，而“里”在古代居民区的一种编制和区划，故名。（另有任乃强校注的《华阳国志校补图注》：“秦赤里街当在秦城之北，如今昭觉寺与磨床厂间赤土埂，或平阳山附近红土浅丘间，故名赤里”）
以“里”命街巷是中国古代里坊制的表现。里坊制承传于先秦闾里制，按一定户数用高墙圈成方块状的“闾”，墙上设门供出入，战国时期以25户人家为一“闾”，各闾有自己的“里正”管理。至汉朝廷，又将坊、市外当成一个整体设围墙，在坊市中分别建“十”字形、“井”字形街道，开有坊门、市门，坊市分离，方便宵禁管理，形成最初的里坊制。
季政富所著《巴蜀城镇与民居》解释里坊制说，“传统城市规划为便于城市管理而形成的方格网状街道格局。里面街巷平直，呈垂直状态交叉而形成的方格里面积基本相等。”且指明平广的成都在布局街巷时就明显受到闾里制影响，会保持街道格局“尽量平直相交，或严格，或意象，或模仿以构成方格状”。扬雄《蜀都赋》也有载：“尔乃其都门二九，四百馀闾。”
在记载成都城事的历史文献中，目前学界公认成都最古老的街道便是这条赤里街。
成都老南门城门外
西汉扬雄《蜀王本纪》记：“秦惠王遣张仪、司马错定蜀，因筑成都而县之。成都在赤里街，张若徙至少城内，始造府县寺舍，令与长安同制。”也就是说，秦惠王筑城前，这条街便已存在，但目前史学上关于这条街道究竟是设于古蜀国开明九世还是五世尚有争论，统归是建于先秦便是。
晋人常璩撰写《华阳国志》也有类似记载，不过记的是成都“与咸阳同制”。
扬雄的“与长安同制”和常璩的“与咸阳同制”实际并非治史不严。西汉正式建立后，先定都雒（洛）阳，《史记高祖本纪》有“天下大定，高祖都雒阳”，但雒阳并不利于防御，于是谋士建议刘邦迁都关中，《汉书·高帝纪》载“（公元前202年5月）车驾西，都长安”，尔后长安成为西汉永久性的都城，汉长安是在秦咸阳的遗址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所以西汉人扬雄在引用时，将“咸阳”改成了“长安”。(www.xing528.com)
秦都咸阳按照天子之城十二里设计，里坊制布局，成都仿咸阳的样式建筑，建成了“周回十二里，高七丈”的大城，比旧制诸侯城制大了5里。为了更好地服务于军事，又“造作下仓，上皆有屋，而置观楼射阑”（《蜀志》），意思说在房屋底下修仓库，城墙上修楼阁，这样一来地下的仓库可以囤积粮食和兵器，作战略储备，而高处的楼阁建哨所、箭垛和碉楼，可观察、防御、反击侵犯的敌人。
成都“与咸阳同制”，所以在赤里街上，成都如同咸阳城一般，既设有居住区，还设有各类街市。据资料，这条街上有从事手工业生产的作坊以及经营商业的各种店铺，还设有专门管理盐业和铁业生产的“盐署”和“铁署”。后来这一地域商业发展十分兴盛，从西晋左思《蜀都赋》“亚以少城，接乎其西。市廛所会，万商之渊”足见其商业繁荣之貌。
至唐宋时代为了便于商业活动，围绕坊、市的高墙逐步消失，形成金马坊、碧鸡坊、富春坊等夜市，同时，蚕市、草市、锦市、花市、药市等专业化市场也在陆续出现。北宋中后期新的街巷制取代了封闭的里坊制，市场交易的地方，扩大到了全城。谚称的“扬一益二”正是打破里坊制后，成都商贾悉心经营才有的结果。
在成都的历史浪潮中，赤里街存续了2000多年后，毁于张献忠兵败后火烧成都。清朝重建成都城后，承“赤里”之名，在红照壁与万里桥之间新设南大街。南大街分上、中、下三段，下南大街口原有老成都南门的城门。20世纪50年代，在距离成都南门不远的地方，人们发现了先秦时代的痕迹。
1957年4月15日，时四川省博物馆征集组收集到铜戈、铜斧、铜刀、铜凿，共8件，其形制多是战国时流行的形制，其中2件铜戈上还有虎形花纹（战国时巴人崇拜白虎，以虎为图腾）。于是，考古人员一番追询，得知其出土于距成都南门约2公里处，又去到出土这8件铜器的地方清理残墓，发现人骨与残留墓中的铜器、陶器均未有汉代及以后器物，作出该墓应属于战国遗迹的推论。
悠悠历史几千年，赤里街虽消逝于朝代更迭，但自秦惠王时期始有成都城而后百姓聚居留下的生活痕迹，却是怎么也抹除不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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