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与长江流域的经济缘

四川位于青藏高原向东部平原的过渡地带，水系中绝大多数河流均是顺从地势从盆地南北两个方向流入长江、沱江、嘉陵江等河流，形成以长江为主干，沟通全省多个县、市，直达沿海的天然水运网。

自李冰开郫、检二江，四川的省会城市成都便成为港埠城市开始通航。从战国末年到民国时期，水运在成都的运输系统中占据了重要地位。

二江是都江堰渠首的延续，能导引岷江上游丰富而清澈的水源入成都平原，成都也因此“水旱从人，不知饥馑”，被“天下谓之天府”，但当时开通二江主要目的并不是为了灌溉、排洪，而是为了运输士兵和粮草。

长江上游的岷江流域江边农家

灌县上游岷江

古蜀道翻山越岭很是难行，在运送大宗物资的时候，靠人力肩挑背扛运力十分有限，自然地，这条上通岷山山区、中联平原各地、下连万里长江的航运通道（岷江—长江水路）便取代陆路成为更佳的备战路线。据《战国策》记载，“舫船载卒，一舫载五十人”，“舫船……下水而浮，一日行三千余里，不费马汗之劳”，秦军讨伐楚国有四次都是从水路出发的。

长江上的船

后来，这条路线更是成为成都对外经济文化联系最主要的交通运输线，唐朝诗人卢纶在《送何召下第后归蜀》中所述“水程通海货，地利杂吴风”讲的就是蜀商和吴商之间互通有无的史实。

成都农业、手工业发达，曾以其先进的生产力对长江流域经济产生了不小的影响。譬如，汉武帝曾两次诏令调拨“巴蜀之粟”，通过岷江—长江航线把粮食转运到江南、山东赈济水灾难民；江汉地区和东南地区的纺织业，也是因南朝宋时在丹阳创设锦署，将会制造蜀锦的蜀中工匠迁入丹阳才逐步发展起来的；南唐时期徽州地区生产的澄心堂纸也是在蜀工的指导下创造出来的名贵纸张，其“细薄光润，为一时之甲”；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文物中有成都制造的漆器等。(www.xing528.com)

进入唐朝，成都仍是全国农业生产技术最先进的地区之一，全国最重要的高级纺织品生产中心，主要的布帛产区，造纸中心和雕版印刷最发达的地方。中唐以后，地处长江上游的成都和位于长江下游的扬州成为全国最繁华的两大商业都会，谚称的“扬一益二”就始自这个时候。唐朝诗人武元衡《古意》写：“蜀国春与秋，岷江朝夕流。长波东接海，万里至扬州”，说的正是位于长江上游的成都，可通过岷江—长江航线直接通到下游的扬州，从杜牧“蜀船红锦重，越橐水沈堆”（《扬州三首》）、杜甫“风烟渺吴蜀，舟楫通盐麻”（《柴门》）等诗词中又可知吴蜀之间有着直接的贸易往来。时吴盐蜀麻往来相通，万里桥等码头停泊着往来于吴蜀的船舶，沿锦江直至浣花溪。

不过，在宋元及明清之际，蜀中因战乱屡遭破坏，人口骤减，主要依赖人力的农业、手工业生产受到影响，加之长江中下游地区快速发展，成都作为长江上游经济中心在全国城市中的地位日趋下降，明清全国八大商业都市中有苏、杭等却没有成都。

20世纪40年代的万里桥

1946年，三峡瞿塘峡江段的古栈道

再后来，晚清西方资本主义入侵把商品输出和原料掠夺强加于中国，通过“江海要津”上海将西方商品输入中国内地，长江流域彼时变成英国的巨大市场。迫于形势，长江流域经济开始全面开发，适才有了以对外贸易为主要内容的整体的长江流域经济。

上海开来的轮船可以停泊重庆。重庆有着地处长江嘉陵江交汇之处，通过川江连接乌江、綦江、沱江、岷江、嘉陵江大约1万公里水路，连接着几千万人口，连接着富饶的天府之国的地理优势，而四川东障巴山、西屏邛崃、南踞苗山、北倚秦岭，与长江流域的经济联系仅岷江—长江航线，且这一航线的成都至乐山段186公里航段，由于都江堰分流灌溉农田，航道水浅，枯水水深仅0.3至0.4米，只能行驶20吨左右的木船，运载量有限难以满足市场需要，重庆因居于四川的水系枢纽之上，取代四川成了长江上游地区的经济中心。岷江—长江航线衰落后，成都逐渐通过重庆与长江中下游地区发生联系。

到20世纪50年代，成都的交通突飞猛进，双流机场建成、铁路联通，城市主干道人民路也贯通南北，在城市现代化进程中，成都与长江流域地区的经济往来彻底了摆脱岷江—长江航运原始自然状态的制约，而是通过更为便捷、高效的铁路、公路、航空运输为骨干的交通运输网往来，开创了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