归国留学生王右瑜的革命之路

留学归来，成都大变样

《大汉四川军政府成立前后见闻》文：“我于1911年（清宣统三年辛亥）夏期，在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后回到上海，即搭轮溯江西上，由万县起陆从小川北抵达成都，已是8月26日（阴历七月初三）了。入城见到久别后的成都正通城罢市，市民每家门口，都供奉了一个黄牌位，各街还扎得有许多黄牌楼……”

“我”即王右瑜（1881—1965年），又名椅昌，乐山市井研县宝五乡（今宝五镇）人，1902年前后进入成都东文学堂学习，后又考取公费留学日本，专习军事，先为日本步兵近卫联队入伍生，再进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学习，和蒋介石是日本军校的同班同学。

1905年，中国同盟会在东京宣告成立，留日的王右瑜也加入这一推翻清政府的革命队列。加入同盟会后，王右瑜曾襄助吴玉章编辑出版《四川杂志》，还担任陆军留学生主办的《武学》杂志社总编辑。

1911年夏，王右瑜自日本学成回川，入川即见到成都全城戒严，须臾十年过后，成都便与记忆里的状态截然不同，家家供奉黄牌位不是在打清醮，却原来是川人为了反对清廷以川汉铁路权抵借外债事宜，供起光绪帝的牌位，力主应遵循光绪帝的遗照要自办川汉铁路。在王右瑜记忆中，当时清军如果进攻，起义农民就都散在田地内从事耕作，一有机会，就出其不意地突然展开袭击，当双方交锋的时候，遍山遍野都在喊杀，声势极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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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右瑜书法

正是为了这条铁路路权，引起了“四川保路运动”，进而引发了“辛亥革命”。

积极参谋，政局重洗牌

回到成都的王右瑜在由朱庆澜率领见赵尔丰后，被委为六十七标的教练官。时四川保路风潮兴起，军队中以尹昌衡为首的川籍官佐与以朱庆澜为首的外籍军官之间矛盾很深，严重影响了反清斗争的开展。

川督赵尔巽调朱庆澜来川筹备第十七镇后，朱庆澜将随身带来干部也安置在十七镇里面，川籍军人对此颇有微词，因为四川军人周道刚自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三期毕业归国后，在四川历任武备学堂的教官和陆军小学堂总办有年，却没有取得十七镇协统位置。此一时的尹昌衡也不满自身官位（王右瑜回蓉时尹昌衡任教练处会办，兼代四川陆军小学堂总办），遂趁机煽动、拉拢川籍军官。

此时，王右瑜联合邵明权奔走斡旋于双方，使双方矛盾不致立即激化，促成了四川军政府的诞生。

1911年4月，赵尔巽转督东三省，不再督川，其弟赵尔丰随即被任命为四川总督。赵尔巽还特意嘱咐赵尔丰要留意尹昌衡。

武昌起义打响辛亥革命第一枪，大批有生力量在全国点燃推翻清政府的烈火，当武昌独立的消息传入成都后，成都方面也立即动作酝酿成都独立。

1911年11月27日，成都宣告成立，建立大汉四川军政府，薄殿俊任都督，原陆军统制官朱庆澜为副都督。

蒲殿俊就都督职不久，尹昌衡等正式提出要担任军政部长的要求，且要求立即在十七镇之外再行编一个镇，并在参谋部内安置一个四川人。朱庆澜等深觉尹昌衡排外，便以不到都督府办公等进行对抗。

但矛盾始终存在，后来双方再度因为扩充一镇的问题发生言语、肢体冲突，王右瑜虽再度设法调停隔阂，却已是无力。

12月8日，成都兵变。兵变后，蒲殿俊藏匿不出，朱庆澜等由东较场越城而逃，第二天早上，听闻清政府尚残余力妄图复辟的赵尔丰还来不及反应，尹昌衡等便从凤凰山率兵入“皇城”，站在了成都的心脏区域。四川军政府改组后，尹昌衡任都督，王右瑜任参谋部长。

尹昌衡就任都督后，本无杀赵尔丰之意，但赵尔丰暗地策划兵变，在督署拥重兵，且在兵变后仍以总督部堂名义出布告安民，另有川滇边务大臣傅华封不服调任、重庆蜀军政府西上讨伐等事态发展推动，尹昌衡不得不快速采取行动。(www.xing528.com)

利用袍哥关系，尹昌衡先分化赵尔丰的卫队，紧接着在12月22日命陶泽焜率队擒拿赵尔丰，令王右瑜在旧皇城都督府防守，以防赵尔丰卫队有异动。1911年8月2日正式上任的四川总督赵尔丰，在当年12月22日快速下线，被斩首示众，成为清朝最后一任四川总督。

赵尔丰被处决后，少城内旗籍人员及赵尔丰部下人人自危，担心自己会在革命排满的大趋势里遭受迫害，惶恐异常。旗籍人员满人文蔚卿与王右瑜曾是日本士官同学，借着这层关系，便紧急入督府见王右瑜，向王右瑜表示少城内旗籍人员均无袒护赵尔丰之意。闻此王右瑜立即报告尹昌衡，请其严令监视满城的军队，除收缴旗人武器外，不准随便开枪。及时提出善后措施妥善安顿好八旗兵及其家属，旗兵自动交出武器，实现和平解决。

内战频仍，求佛解心忧

当清廷留在成都的抗衡势力基本肃清后，王右瑜随即辞去都督府职务。再之后，王右瑜因时局辗转于各政权之间谋事，前后任袁世凯政府参谋本部少将、熊克武督军署顾问兼四川讲武堂军事教官等。皆因政见不一致疏离。

1919年，川军在对待讨袁后留驻四川的滇、黔军问题上意见不合，但懋辛一方主张武力驱逐，吕超一方意图联合三军，熊克武部内乱由此发端，进而形成混战。王右瑜系吕超参谋长，在配合滇军转战于简阳、资阳时，吕部被击溃，滇、黔军被驱逐，王右瑜随吕超等出走上海。

持续的内战消耗，让王右瑜心灰意冷，深感抱负落空，1923年后，王右瑜转向佛学研究，曾作《西南和平法会纪念七绝四首》语：“凶荒兵燹逐年催，玉垒浮云暗不开。无量慈悲施法雨，劫灰销尽启春台。”期望在佛音中寻到解脱。

再度出山，转角遇真理

1928年，王右瑜再度出山，任广州黄埔军官学校训练部主任，该校迁南京改为陆军军官学校后，任教授部主任。但因作风正派，办事认真，遭亲蒋分子、政治部主任酆悌等人排挤，一年后被调充国民政府参谋本部总务厅长。1932年调任国民政府参军处中将参军。

抗日战争开始后，时任国民政府参军长吕超主张团结抗日，反对蒋介石的独裁专制，于1939年10月派王右瑜携带自己的亲笔信函赴延安与毛泽东、朱德联系﹐共商团结抗战。毛泽东将回函托王右瑜带回，《毛泽东书信选集》载1939年10月7日《致吕超》信，说：“王右瑜（当时任国民党政府参军处参军）先生到延安，接谈甚快。奉读大示，向往尤深。先生翊赞中枢，功高望重，下风引领，敢不拜嘉。国难当前，团结为第义，此物此志，当与先生同之也。”

事后，王右瑜回忆说：“那次会晤，因在特务环伺下，未能深谈，却已有了感性认识。”并经常对家属说：“共产党有希望，国民党要垮台。”在1942年以年老力不足为由辞去国民党政府参军职务，回到成都四道街自宅后园，种蔬、练字自娱。抗日战争胜利后的1946年，井研县在成都的青年学子组成研新社创办报刊《研风》（因经费困难，于1947年冬停刊），王右瑜还为其题写了刊名。

这时期，王右瑜自己虽未加入共产党，但对后辈的地下秘密活动予以了积极支持和掩护。王右瑜的二儿王宇光，二媳贾唯英，三儿王一平都是中共地下党员。（据《武汉文史资料》，武大地下党出了五个群众组织代表，王一平就是其一。1949年4月，赵隆侃、王放、王一平分别作为重庆、成都、武汉的代表，参加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守得云开，又拾“参谋”心

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的号角响彻神州大地，传遍世界。12月10日，蒋介石逃离成都，在川的国民党军队不击自溃。12月27日，成都宣告解放。

刚解放的成都，满目疮痍，通货膨胀，市场凋敝，粮食奇缺，失业人口众多，加之残余匪特骚乱破坏，社会治安混乱，急需建立新秩序。于是在1950年3月16日，当局选定民国晚期的四川省参议会会址成都东胜街十二号，召开成都市第一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

东胜街口耸立起一座彩色牌楼，“成都市第一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横幅高挂街心，红旗飘扬，锣鼓震天，成都东胜街十二号院内也拉满大幅号召团结奋斗、共克时艰主题的标语，各界人士呼喊建设新成都的气氛高涨。

四川保路同志会报告

工人、农民、军政机关、民主党派、群众团体以及文教、科技、工商、少数民族、宗教、区域等各个方面选派或推举的代表人物纷纷列席，还有部分社会名流、起义将领也作为“特邀代表”出席会议，第一天大会选出以李井泉为代表的十九人组成的大会主席团，王右瑜系主席团成员之一。各界人士广发意见、建议，就剿匪肃特、进一步建立革命秩序、逐步恢复和发展生产、文化教育事业及征粮问题等做了阐述分析，提出对策。之后，王右瑜以民主人士参加成都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被遴选为成都市政协委员和驻会常委，还担任川西人民行政公署、四川省人民政府监委会监察委员。

1965年，王右瑜病逝成都，终年84岁，葬入白莲池街道石岭社区蜀陵路街737号磨盘山公墓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