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全本新注》第一册：《史记》对中国文学的贡献

《史记》对中国文学的贡献，即是司马迁对中国文学的贡献，主要有四个方面：其一，语言巨匠；其二，散文大家；其三，创立传记文学；其四，中国文学理论的先驱者。

1.语言巨匠

语言与情节是文学创作的最基本元素。语言巨匠，就是文学大家。《史记》语言之优美，不仅独步当时，而且为后世人所不可企及。《史记》中，短句一个字，长句四五十字，当代汉语中的各种复杂句型，《史记》全有。《史记》语言生动、流畅，而又雄健峻洁，婉曲细微，形成独特的风格。在司马迁生活的时代，汉赋是最流行的标准的文学语言。汉赋在句式上喜用骈句、偶句、排比，音韵上讲究抑扬谐妙。这种贵族化、形式主义化，并与口语分家的语言，是不能胜任记叙复杂的历史事件的，更不能用以描写人物，刻画形象。司马迁为了实现“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理想，在全面继承古代书面语言与学习民间语言的基础上，大胆创新，在《史记》中创作出了运用自如用以叙事的通俗化散文语言。这种语言的特点用八个字概括：“长短相间，参差错落。”司马迁遣词造句，句式灵活而多变，长长短短，组成文章错落有致，增强了语言的表现力。具体说，司马迁创造的通俗语言增强的表现力有三个方面。其一，引用先秦文献资料，对晦涩难懂的古文进行了汉代通行语的翻译；其二，大量采用和提炼民歌谣谚及方言俚语叙事，丰富了语言的内容；其三，司马迁精意锤炼用于刻画人物的语言，使之口语化、个性化。例如《张丞相列传》中写周昌口吃，模拟周昌神态说：“臣口不能言，然臣期期知不可！陛下虽欲废太子，臣期期不奉诏！”其中“期期”是周昌急于表态而又口吃说不出话时发出的声音，描摹周昌又急又怒的神情，活灵活现。又如《李将军列传》写霸陵尉醉酒，呵止李广不得夜行，说：“今将军尚不得夜行，何乃故尔！”这是模拟装腔作势的醉汉语言，表现醉汉神态，十分精妙。再如《魏其武安侯列传》在东朝廷辩一节中，司马迁通过切合各人身份、品格个性的语言，把窦婴之怒，田蚡之奸，韩安国之圆滑，王太后之愚泼，汉武帝之难言，惟妙惟肖地再现出来，使各个人物的情态历历如在眼前。最精妙的语言模拟，出口便知说话人的身份。如《张耳陈余列传》写蒯通说范阳令曰：“窃闻公之将死，故吊。虽然，贺公得通而生。”出口就是说客口吻。

总之，司马迁运用语言的成功，是他精意学习和锤炼语言，使之口语化、通俗化、个性化的结果。司马迁还运用各种修辞手段，如夸张、素描、对话、重沓、加倍形容、场景捕捉、心理独白，以及用虚字传神等来加强语言的文学性，打破平铺叙述的史笔，所以《史记》文章极富文采，这和班固的严谨形成了截然不同的风格。司马迁正是用他独创的具有魅力的语言，塑造出了一个个形神俱备，栩栩如生，个性鲜明的人物形象。

2.散文大家

汉代文章两司马，是指司马迁与司马相如，这是文史大家班固的评论。班固在《汉书·公孙弘卜式兒宽传》赞语中评论说：“文章则司马迁、相如。”班固推崇《史记》散文之优美，与辞赋大家司马相如比肩，足见司马迁是一代散文大家。唐宋八大家掀起的古文运动，就是以司马迁为旗帜，把《史记》树为追慕学习的典范。韩愈论《史记》雄健，柳宗元论《史记》峻洁，韩柳并师法《史记》作文。《史记》文章为汉代散文典范，从此确立。明清人评点《史记》，对其文章艺术美的研究，挖掘更深，尤以清桐城派的评点，成绩最大。方苞用“义法”论《史记》，已经明确地触及内容与形式统一的认识。方苞说的“义”就是“言有物”，即文章的内容；“法”就是“言有序”，即文章的表现形式。“义以为经而法纬之，然后为成体之文”，也就是内容与形式高度统一，才是富有文学价值的好文章。桐城派另一大家刘大櫆，在方苞义法说的基础上，进一步探索《史记》散文的艺术美，指出《史记》文法有“大”“远”“疏”“变”四大特点。桐城派最后一位代表人物林纾，他对《史记》散文艺术美的研究卓有成绩。他撰写的《春觉斋论文》，对《史记》文章情韵之美，运用虚字和结尾艺术做了不少具体分析，发前人所未发。

3.创立传记文学

刘勰《文心雕龙》标立“史传”专题，明确地把《史记》人物传记包括在文学范围之内。从人物形象塑造的角度评价《史记》的文学性——文章结构转折波澜，细节描写具有小说因素。最早把《史记》与小说相提并论的是明嘉靖间人李开先。他在《词谑》一书中说：“《水浒传》委曲详尽，血脉贯通，《史记》而下，便是此书。”李开先把《水浒传》的情节安排和文章技巧与《史记》的文章技巧联系起来。到明末清初，金圣叹径直把《史记》、《庄子》、《离骚》、杜诗、《水浒传》、《西游记》并称为“六才子书”。金圣叹在《水浒传》和《西厢记》的评点中多次赞扬司马迁的文笔。尤其是《史记》与小说的关系，金圣叹有深刻的认识。他在《读第五才子书法》中说：“《水浒传》方法，都从《史记》出来。”这些评论指出：中国文学的写人艺术，就是从司马迁创立史传文学开始的。所以中国传统小说，人物塑造带史传特点，以故事情节取胜，其实就是师法司马迁。

4.司马迁是创立中国文学理论的先驱者(www.xing528.com)

先秦时代，文、史、哲各学科还是混沌一片，正处于分立的前夜，各学科的理论建立还是萌芽状态。当时文学、史学的概念尚未提出，各家有各自的学说，统称百家。司马迁写作《史记》，宣称“自成一家言”。言，就是理论和主张。自成一家，就是别立一家，有理论，有主张。《史记》跨史学、文学两家，司马迁对史学、文学都有一系列的理论与主张。正由于此，《史记》才既是史学，又是文学，《史记》的成就，推动了史学与文学的分途。那么司马迁都有哪些文学理论与主张呢？是否超越了前人，启迪了后人？可以说司马迁是第一个较为系统地提出了他对于文学的理论与主张，其主要内容可以概括为以下四个方面。

（1）开始注意文学的特点，区分文学与学术的界限。“文学”一词出现很早，《论语·先进》：“文学，子游、子夏。”子游、子夏都是孔子的高足，这里的文学主要是指经学。该词在《史记》中多次出现。《孝武本纪》：“上乡儒术，招贤良，赵绾、王臧等以文学为公卿。”《袁盎晁错列传》：“晁错以文学为太常掌故。”《儒林列传》：“今上即位，招方正贤良文学之士。”其中的“文学”，均指精通文献典籍的学士，是一个复合词组的概念。精通儒家的典籍，即精通经学，因此汉代“文学”一词往往指儒家典籍，即经学。

对于诗赋、文章的文学特质，司马迁有明确的认识。他创造了“文章”“文辞”“文采”“辞”等词语来描述之。如《三王世家》：“文辞烂然，甚可观也。”《屈原贾生列传》：“屈原既死之后，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者，皆好辞而以赋见称。”《报任安书》：“所以隐忍苟活……鄙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也。”这些均表明了司马迁有意识地突出文学的特质，以与非文学的学术相区别，对当时和后世文学观念及文学实践具有重大的推动作用。班固修《汉书·艺文志》就明确地把诗赋别为一略。

（2）重视文学创作和文章家。司马迁为屈原、贾谊、邹阳、司马相如等文学家立传，大量引载他们的作品入传，开创重视文学创作与文学家的先河。

（3）强调文学作品的讽刺作用，提出了“发愤著书”说。在我国古代文学发展史上，讽刺是现实主义文学作品创作的一个重要方式。先秦儒家就十分重视文学作品的社会功能。孔子说：“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论语·阳货》）《诗·关雎序》：“风，风（讽）也，教也，风以动之，教以化之。”要求文学作品发挥感人、化人、移风易俗的作用。司马迁肯定屈原、司马相如赋的讽喻价值。《史记·屈原贾生列传》称赞《离骚》：“上称帝喾，下道齐桓，中述汤武，以刺世事。明道德之广崇，治乱之条贯，靡不毕见。”《太史公自序》：“作辞以讽谏，连类以争义，《离骚》有之。”司马迁在《史记》中把讽刺艺术发挥到了极致。至于他提出的“发愤著书”说，强调作家的写作动机是“发愤”，不仅继承了孔子说“诗可以怨”的传统，更多的是继承和发展了《离骚》“发愤以抒情”的文学观，在文学理论上具有重大的开拓作用。唐李白倡言：“正声何微茫，哀怨起骚人。”（《古风》其一》）韩愈《送孟东野序》：“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人之于言也亦然，有不得已者而后言，其歌也有思，其哭也有怀。凡出乎口而为声者，其皆有弗平者乎！”宋欧阳修也说：“非诗之能穷人，殆穷者而后工也。”（《梅圣俞诗集序》）清赵翼《题元遗山集》：“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这些议论与司马迁“发愤著书”说一脉相承。

（4）主张作家思想品格与作品内容一致，作品内容与形式一致。司马迁以此原则评论前代作家与作品。如评价屈原说：“其文约，其辞微，其志洁，其行廉，其称文小而其指极大，举类迩而见义远。”这里，司马迁认为作家的思想品格对作品的内容有决定性的作用。由于屈原具有“志洁”“行廉”的伟大人格，才有千秋不朽的《离骚》，其作品才有深厚的内容，才具有沁人心脾的含蓄美。而司马相如等一些辞赋家由于多缺乏这种人格美，所以他们的作品多“虚辞滥说”，或只有形式上的“从容辞令”，做不到“文约”而“义远”。

司马迁除要求艺术与人格统一外，还要求作品有深厚的内容，有美的语言与美的形式。汉武帝封三子为王，本无事迹可述，只因封册文“文辞烂然，甚可观”而作《三王世家》。《儒林列传》中记叙要求群臣奏章“文章尔雅，训辞深厚”。司马迁作《史记》，要求有“文采”以便流传后世。正因司马迁的刻意追求，所以《史记》才能以丰富多彩的内容和别具一格的纪传体形式，与优美语言完美地结合在一起，从而成为文史结合与文质结合的典范，以至于达到了鲁迅评价的“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之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