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全本新注》：一部体大思精的历史著作

《史记》是一部体大思精的著作。体大是指《史记》宏大的五体结构，关于外在形式；思精是指《史记》内容的全面性和系统性，关于思想内容。司马迁以前，还没有一部体例完备，囊括中外，贯通古今的历史著作。司马迁第一次汇总古今典籍，“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创造了纪传体通史，从内容到形式都是划时代的伟大创造，分别评介如次。

1.宏大的五体结构

《史记》由五体构成：《本纪》12篇，《表》10篇，《书》8篇，《世家》30篇，《列传》70篇。凡130篇，526500字。《史记》的这一五体结构，载述古代从黄帝到汉武帝三千年历史，创造了纪传体通史，在史学史上建立了一座巍峨的丰碑。宋代史学家郑樵评论说：

（《史记》）使百代而下，史官不能易其法，学者不能舍其书，六经之后，惟有此作。^[13]

清代史学家赵翼更进一步评论说：

司马迁参酌古今，发凡起例，创为全史……自此例一定，历代作史者遂不能出其范围。^[14]

郑樵和赵翼的评论，基本上是符合事实的。自班固《汉书》以下至《明史》，以及后来的《清史稿》，都承袭了《史记》的体例，创一代一代的大典，丰富了中华民族的悠久文化。《史记》所起的开创与启后的作用是非常巨大的，无论怎么评价都不过分，“史家之绝唱”的评价当之无愧。

五体结构的意义和特点下分三个细目来说。

（1）五体结构是一个完整的统一体系，它是一种编纂方法，能容纳大量的历史素材。内容决定形式。《史记》是百科全书，分门别类加以有条不紊的记载，决定了五体形式。《本纪》以王朝的更替为体系，用编年的方法纂录历史大事。《世家》记述诸侯世系。《列传》载官僚、士大夫、名人和一般平民的活动，是注述《本纪》的。《表》用简明的表格标注错综复杂的史实，表现历史发展的线索，它是联系纪、传的桥梁。《书》分专题记述政治、经济、天文、地理、典礼等方面的制度沿革，可以看作是分门别类的文化专史。五体是一个独立的纵向体系，叙述从古到今的历史发展，《本纪》和《表》均上起黄帝，下迄太初。五体相互之间又有着横向的联系，司马迁创造了互见法，详此略彼，使五体构成了一个统一的体系。这样的五体结构拥有无限的容量。正如刘知幾评论所说：“《史记》者，纪以包举大端，传以委曲细事，表以谱列年爵，志以总括遗漏，逮于天文、地理、国典、朝章，显隐必该，洪纤靡失，此其所以为长也。”^[15]

（2）《史记》五体，各具笔法义例，呈现宝塔式结构，形象地照映了封建社会的等级秩序。特别是《本纪》《世家》《列传》三体，用不同笔法载述社会各个阶层的人群，呈现出鲜明的等级序列。裴松之《史目》云：“天子称本纪，诸侯曰世家。”司马贞曰：“列传者，谓叙列人臣事迹，令可传于后世，故曰列传。”张守节发挥说：“本者，系其本系，故曰本；纪者，理也，统理众事，系之年月，名之曰纪。”^[16]刘知幾总论之曰：“夫纪传之兴，肇于《史》、《汉》，盖纪者，编年也；传者，列事也。编年者，历帝王之岁月，补《春秋》之经；列事者，录人臣之行状，犹《春秋》之传。《春秋》则传以解经，《史》《汉》则传以释纪。”^[17]因此，纪传史是以帝王将相为中心的历史，适应了封建统治者的思想体制，这就是纪传史被封建王朝颁令为正史的内在原因。

司马迁运用五体序列的等级秩序，破例为体寓褒贬，如为项羽立本纪，为孔子、陈涉立世家，降吴王刘濞、淮南王刘长、刘安、衡山王刘赐为列传，均是寓褒贬。

（3）五体结构的序列、数目，内涵天人合一与五行运行的哲理，形象地展现历史就是不断循环往复的流年。本纪十二篇，称十二本纪，写帝王，编年记事。十二这一数目象征一年有十二月。

表十篇，称十表，为数之极。十又为两五，恰是人的一双万能的手的数目。十表划分历史断限。

书八篇，称八书，象征一年四季的两倍。八书分门别类载朝章国典和天文地理。《史记》八书为：礼、乐、律、历、天官、封禅、河渠、平准。(www.xing528.com)

世家三十篇，称三十世家，载诸侯，象征一月有三旬，二十八宿环卫北辰，是中央王朝的藩篱。

列传七十篇，称七十列传，记载将相黎庶。七十之数是环周天360度的五分之一。五行环周天，其数360度，一行为72度，70举其成数。列传记载人臣黎庶等众多人物的言行。

《史记》的五体结构，是五行哲学图解宇宙运行的模型，把关于宇宙的书面描写从结构上变成一个可视可感知的年、月、日的时间流逝运行之轴。《史记》五体之数，构建了一个思维模型。五体结构又是一个人间等级制度的宝塔模型。本纪是塔尖，列传是塔基，表、书、世家是塔身，形象地反映了封建社会的等级序列。

汉代流行的五德终始学说，是一种循环论的理论。司马迁的历史观包括历史进化论、循环论、二元论、大一统历史观等。五行哲学与五德终始学说是司马迁创作历史的理论基础之一。那么什么是五德终始呢？五德终始，又称五德之传，是战国时期齐人邹衍等人解释历史发展改朝换代的一种循环论理论。这种理论把古代朴素的自然观五行说用于人事。“五行”为金、木、水、火、土五大物类，也是构成世界万物的五大元素。五行是运动变化的，生生不息。其规律是五行相生相克。五行相生为：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五行相克为木胜土、土胜水、水胜火、火胜金、金胜木。如此相生相克，永恒不灭，构成了万物变化的世界，具有朴素唯物论与朴素辩证法思想。朝代更替为五行相克，循环往复相承，故称“五德终始”。其说认为：黄帝为土德，夏为木德，商为金德，周为火德。代周者必为水德。照五行说法，水为北方，色黑，水德主阴，阴主刑杀。秦以水德王，所以秦始皇统一六国后，衣服、旄旗、节皆尚黑，施政以刑杀为主，不能讲仁慈。汉代秦，克水者为土，所以汉为土德，色尚黄。秦汉时代是五行学说盛行的时代，五德终始是当时深入人心的历史观。司马迁化五行哲学为五体结构，创造了纪传体历史编纂学的人工系统工程。

2.继往开来的百科全书

司马迁创作《史记》，“网罗天下放失旧闻”，把天、地、人，以及古今历史的发展变化，纳入于一书，使《史记》成为一部继往开来的百科全书，天文、地理、人事、物事，无所不包。用今天的话讲，《史记》把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统括于一书。这里，从历史学角度看《史记》的百科内容，大要有五个方面。

（1）备载天地万物。天地是人生之根本，人类社会活动的舞台。司马迁“究天人之际”，把天文、地理、水利等自然环境纳入史学范畴，考察人与自然的依存关系。司马迁十分形象地指出：“夫天者，人之始也；父母者，人之本也。”^[18]父母为个体人的根本，天地为人类的根本。研究人，必须研究天，研究地，就这样，天文学、地理学在《史记》中得到了反映，即特立了《天官书》《历书》《河渠书》等专篇。此外，《夏本纪》三分之二的篇幅也是地理专篇。

（2）囊括国家大政。五帝三王时代，国家大政被归纳为八政：一曰食，二曰货，三曰祀，四曰司空，五曰司徒，六曰司寇，七曰宾，八曰师。这是先秦时代儒家的八政观念，载于《尚书·洪范》，《史记》采入《宋微子世家》。民以食为天，故食、货居八政的第一、第二位。《史记》八书为：礼、乐、律、历、天官、封禅、河渠、平准。司马迁认为礼是维系等级秩序的制度，为治国之头等大事，所以列礼为八书之首。礼乐相辅为治，故《乐书》与《礼书》蝉联。《洪范》八政内容在八书中的反映，“食”“货”对应“平准”，“祀”对应“封禅”，“司空”对应“河渠”，“宾”对应“礼”“乐”，“师”对应“兵”（即《律书》）。《洪范》八政的司徒、司寇在八书中没有对应之篇，但在列传中有对应之篇，“司徒”对应“儒林”，“司寇”对应“循吏”“酷吏”。同时，《史记·货殖列传》亦为食货之事。对应只是一种近似的比较，并不等同。总之，《洪范》八政，在《史记》中均有所体现，表明司马迁把国家大政纳入了历史学研究范围，专列八书系列开后世政书之先河。内容和序列的调整，表现了司马迁的史学观点和国家大政的轻重序列。班固《汉书》十志，序列为律历、礼乐、刑、食货、郊祀、天文、五行、地理、沟洫、艺文，内容更丰富，结构更严密，发展了司马迁史学，这是应当揭明的。班固还把职官纳入了史学范围，创《百官公卿表》以载其制。

（3）展现古今社会。国家大政只是社会生活的一部分，而更丰富、更广阔的内容，应是社会基层大众的物质及精神文化生活。历史家的责任，就是要全面地反映以往历史的社会生活，摆事实，讲道理，还历史本来面目，知往鉴今，使读者受到启迪。司马迁很好地尽到了他的责任，以人物为中心贯通古今，全面地展现了古今社会实况。他不只是研究帝王将相等上层人物，同时也研究社会下层各阶级、各阶层的人物，全方位反映社会生活，而且对古代社会的风俗习惯、精神风貌等，都进行了认真的研究与总结，达到了“备天地万物”于一书的境界。

（4）辨章一切学术。《太史公自序》论列六家要旨，又立“老庄申韩”“孟子荀卿”等列传，辨章学术，把学术、学派纳入了史学研究范围。班固在《汉书》中立《艺文志》，对学术学派进行分类，使其更加条理化和严密，这是弘扬司马迁之学。司马迁的视野是极其广阔的。有些学术、学问，在当时还不甚发达，或未引起史家足够的重视，无论《史记》《汉书》都没有专列论载，但司马迁将之纳入了其研究范围。如金石、简牍、甲骨，作为专门学术是后代的事，金石学形成于宋代，简牍学、甲骨学奠基于近代，但这些学问早在先秦就已经发源。三代已经开始了铸鼎彝^[19]，秦代已经重刻石，甲骨盛行于殷周，秦汉是简牍为主的时代。《史记》对金石、简牍、甲骨都有不同程度的载述。《周本纪》记武王克殷后“封诸侯，班赐宗彝，作《分殷之器物》”。《秦始皇本纪》多次记载“刻石颂秦德”。《封禅书》记载得宝鼎，李少君鉴赏齐桓公器。这说明司马迁已将金石作为史学研究对象。《周本纪》记“尹佚策祝曰”，《齐太公世家》记“史佚策祝”，《鲁周公世家》记“史策祝曰”，《孔子世家》记“（孔子）读《易》，韦编三绝”，《匈奴列传》记汉遗单于书，牍以尺一寸。单于遗汉书以尺二寸牍，及印封皆令广大长，反映了简牍的形制、使用情况。可以说简牍已纳入了史学研究对象。至于甲骨，有《龟策列传》，此外记载卜筮卦象的篇章是很多的，如《周本纪》《晋世家》《田敬仲完世家》等篇，不必一一具引。

（5）遗事旧闻纳入史学研究范围。拾遗事，网旧闻，司马迁将之作为史学理论贯彻。这在《太史公自序》中作了明确的交代。一则曰“拾遗补艺”，《索隐》注：“补六艺之阙也。”再则曰“网罗天下放失旧闻”，《索隐》注：“旧闻有遗失放逸者，网罗而考论之也。”拾遗补缺，《左传》注《春秋》开其端，司马迁条释为理论，成为中国史学的传统。裴松之注《三国志》，发展成为一种史书体裁，可以说是司马迁拾遗补缺、网罗旧闻理论在实践中的发扬与光大。

拾遗补缺，贯彻在其创作过程中，使《史记》内容更加全面。如孔子高足七十子，《仲尼弟子列传》实载七十七人。《史记正义》注：“公伯寮、秦冉、鄡单，《家语》不载。”说明也补了《孔子家语》之缺。《日者列传》说：“古者卜人所以不载者，多不见于篇。及至司马季主，余志而著之。”古代日者社会地位低贱，史书不载，司马迁特补前人之失而作《日者列传》。列传中有许多人物附传，亦是补无传之缺，如《卫将军骠骑列传》补公孙贺、李息等十六人无传之缺。《史记》十表，特别是汉代诸表，不仅补纪、传人物之缺，也补行政大政之缺。如《将相表》记高祖六年“立大市”，“更命咸阳曰长安”，以及太尉之废置，都是本纪中没有记载的。

以上条列了司马迁创立百科全书式通史的五个主要方面，均属历史学的范畴，所以《史记》最本质的定位，是一部历史学著作。由于以人为中心，司马迁写人，创造了传记文学。《史记》既是史学，又是文学，所以一般称《史记》是一部文史名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