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全本新注（第1册）》：产生《史记》的历史条件

《史记》产生在西汉盛世汉武帝时代，这绝不是偶然的。它是主客观条件交叉产生的必然效应。

1.《史记》产生是时代的呼唤

这可从五个方面来看：

首先，如何巩固西汉王朝的统治，需要总结历史的经验，做出学术的综合。早在高帝即位之初，这位马上得天下的开国皇帝，就让陆贾总结“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何，及古成败之国”^[4]的历史经验，寻求长治之术。文帝时，贾谊作《过秦》，贾山作《至言》，总结秦亡的教训，是陆贾《新语》工作的继续，还是侧重于政治方面。到了汉武帝时代，理论的归纳，大大向前推进了一步。董仲舒倡导“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治“春秋公羊学”，宣扬大一统，已经是学术综合的工作了。与司马谈同时而与司马迁相及的淮南王刘安，他纠集学者编纂了一部“观天地之象，通古今之事”^[5]的《淮南子》，更是学术综合的工作。司马谈《论六家要旨》，强调百家殊途同归，“皆务于治”，明确地阐述了学术综合与治政的关系。清代学者钱大昕说，《史记》的“微旨”有三，“一曰抑秦，二曰尊汉，三曰纪实”^[6]，这正是司马迁所处时代的精神和时代的使命。

其二，西汉的文化发展提供了修史条件。司马迁修纂《史记》，“是长期的历史研究成果的集中体现”^[7]。如果没有《春秋》《尚书》《左传》《国语》《世本》《战国策》等书的积累，就不可能凭空冒出《史记》这样的历史巨著。司马迁能够运用这些典籍，是西汉的文化发展提供的条件。司马迁说：“百年之间，天下遗文古事靡不毕集太史公。太史公仍父子相续纂其职。”^[8]也就是司马谈、司马迁相继主持文化典籍的整理工作，得以阅读秘籍图书，成为最博学的人。太史府等于是国家给司马迁设立的书局。

其三，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加强了中央集权的统治。宏阔昂扬的时代，是《史记》成书的直接背景。

其四，汉武帝的后期，社会阶级矛盾尖锐化，为司马迁“原始察终，见盛观衰”的方法论提供了现实的依据。

其五，文景之世开明政治的流风余韵，启迪了司马迁自成“一家之言”。汉文帝即位，发动了对秦王朝暴政的批判，吸取“雍蔽之伤国也”^[9]的历史教训，鼓励臣民直言极谏。举贤良方正的基本条件就是“直言极谏”。汉武帝专制有别于秦始皇的根本之点，就是还能容忍臣下直言，故有晚年悔征伐之事。汲黯在廷对时说：“陛下内多欲而外施仁义，奈何欲效唐虞之治乎！”^[10]武帝怒而不罪。所以在汉武帝时代，虽“罢黜百家”，而文网未密，臣工士庶，尚能直言议政。故司马迁述史，汉武帝未予干涉。在这一环境下，司马迁才敢直言，实录史事，虽有忌讳之辞，而能终成一家之言。

以上各点，是《史记》成书的客观条件。

2.父子两代人的心血结晶

《史记》的产生，是司马谈、司马迁父子两代人的心血结晶。首先是司马谈发凡起例，嗣后司马迁继承父志完成其业。

司马谈在建元元年（公元前140年）举贤良入仕，就发愿继承孔子圣人的事业，完成一代大典，提出了创作《史记》。司马谈正式写作是在元狩元年（公元前122年），直至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去世。司马谈的修史准备从建元元年至元狩元年，已达十八年，正式写作从元狩元年至元封元年，共十二年，前后三十年，耗尽了他的一生。《史记》规模体制，以人为中心，通史原则，均已确定。司马谈的写作宗旨，《太史公自序》中作了明确的交代。司马谈临终遗言说：

夫天下称诵周公，言其能论歌文、武之德，宣周、邵之风，达太王、王季之思虑，爰及公刘，以尊后稷也。幽、厉之后，王道缺，礼乐衰，孔子修旧起废，论《诗》、《书》，作《春秋》，则学者至今则之。自获麟以来四百有余岁，而诸侯相兼，史记放绝。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余为太史而弗论载，废天下之史文，余甚惧焉，汝其念哉！

上述司马谈的这段遗言，可条列其发凡起例的宗旨有三端：一曰效周公“歌文武之德”；二曰继孔子效《春秋》“修旧起废”，为后王立法，为人伦立准则；三曰颂汉兴一统，论载“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合此三端，即以人物为中心，帝王将相为主干，颂一统之威德，这正是秦汉中央集权政治在学术思想上的反映。《论六家要旨》为司马谈所作述史宣言，倡导融会百家思想为一体，自成一家之言。这些也就是《史记》的本始主题。(www.xing528.com)

今人考证，《史记》五体均有司马谈的痕迹。研究《史记》不谈司马谈，是不完整的。他发凡起例的创造，无论给予怎样高的评价都不为过，司马谈是一位伟大的历史学家。但《史记》终成于司马迁之手。司马谈之作，司马迁加以重新厘正，所以完整的《史记》不容分割。尽管《史记》是司马谈与司马迁父子两人的共同创作，但《史记》的思想体系只能用司马迁一人为代表，也是确定无疑的。元封三年（公元前108年）司马迁继为太史令，至武帝之末的后元二年（公元前87年），司马迁又进行了二十二年的写作，父子两代前后相继写作了近四十年。《史记》是司马氏父子两代人的心血结晶。

3.司马迁受父遗命接力完成一代大典

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司马迁三十六岁。这一年汉武帝东巡泰山封禅，太史令司马谈作为顾问随从东行，但司马谈到了洛阳就病倒了。正在这时，司马迁奉使归来，见到了病危的父亲。司马谈拉着儿子的手，悲伤地留下了遗言，他要司马迁矢志继承自己的事业和理想，做太史令，完成通史著作。司马迁聆听父亲临终遗命，恳切地低下头来，流着眼泪向父亲起誓说：“小子不敏，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弗敢阙。”^[11]司马迁守丧三年后，果然遵循父亲的临终遗训，在元封三年（公元前108年），继任太史令。这一年司马迁三十八岁。

太史令是皇帝身边最重要的历史顾问，重大制度的兴革和典礼仪节均有太史令参加讨论。司马迁为太史令第五年，即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汉武帝颁布了新历，定名太初历，并改年号为太初，改历是封禅活动的继续。封禅象征新王朝受命于天地，改历象征受命的完成。汉武帝完成封禅改历是划时代的壮举，意义非凡。司马迁躬逢其时，参与其事，激动不已。他想起了父亲的遗训，仿佛像洪钟一样在耳边响起：“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12]于是论次其文。司马迁按历史事势的发展，修正了司马谈的作史计划，延伸上限起于黄帝，下限至太初年间。所以《太史公自序》留下了两个断限的记述。“于是卒述陶唐以来，至于麟止”，是司马谈的计划，“余述历黄帝以来至太初而讫，百三十篇”，是司马迁定稿的实际断限。宏阔昂扬的时代精神，君臣相知的感遇，事亲、事君、立身的父教，建功扬名的男儿壮志，这些都是司马迁的创作动力。他全身心投入，潜心修史，并在《太史公自序》做了郑重的记载。司马迁说：“卒三岁而迁为太史令，紬史记石室金匮之书。”又说：汉兴“百年之间，天下遗文古事靡不毕集太史公。太史公仍父子相续纂其职”。这些说明了司马迁正式做了太史令后，堂皇正大地在皇室图书馆里翻阅石室金匮之书，整理一切秘籍和历史资料，接续父亲已经开创的事业，从事伟大的撰述工程，这是何等的心旷神怡！

4.司马迁受宫刑而发愤著书，升华《史记》主题

太初元年之后第七年，天汉三年，公元前98年，司马迁因李陵案牵连身遭腐刑，这是司马迁人生中的一次厄运。这场灾祸，改变了司马迁的立场，他从悲怨中走出，发愤著书，不仅是《史记》成书的一大动因，而且升华了《史记》的主题，使之发生了质的改变。

李陵是名将李广的孙子，少为建章监，骑射技术有其祖父李广之风，又谦虚下士，甚得战士心，与司马迁是很好的朋友。天汉二年（公元前99年），汉武帝派贰师将军李广利率三万骑出酒泉，击匈奴右贤王于天山。李陵率五千步兵出居延，北行三十天，直达浚稽山（约在今图拉河与鄂尔浑河间），吸引单于的注意力，保证贰师将军的出击。李陵遭遇了匈奴主力八万骑兵的包围，全军覆没，李陵被迫投降了匈奴。司马迁为李陵辩护，天汉三年（前98），受株连下狱，被判死罪。汉武帝惜其才，减罪一等，可以交五十万罚金免罪。司马迁无钱，受腐刑代死，即所谓的“李陵之祸”。

腐刑就是宫刑。儒家的忠孝观念，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更何况是宫刑，只有做宦官的人才受宫刑。司马迁称“大质已亏”，为人所不齿。刑余之人死后也不能入祖坟。司马迁因受宫刑，出狱后被汉武帝用为中书令，即贴身的秘书长，被朝官视为尊宠之职，司马迁却认为是奇耻大辱，痛不欲生，“肠一日而九回”，多次想到自杀。司马迁在生与死的沉痛思考中作抉择，悟出了人生的真正价值，遂有了震撼千古的至理名言：“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趣异也。”（《报任安书》）人的一生，若不能对社会做出贡献，而仅仅以一死来同黑暗作抗争，岂不是“若九牛亡一毛，与蝼蚁何异！”司马迁在《孔子世家》和《伯夷列传》中引孔子之言说：“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太史公自序》中记载了其父司马谈的临终遗训：“且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此孝之大者也。”立身扬名、光宗耀祖为最大的孝道。司马迁进而发扬为立德、立功、立言的修身观念，史称三立精神。刑余之人没有机会立德、立功，唯有立言，写好《史记》供后人评说。司马迁忍辱负重，以更加激扬奋发的精神投身于《史记》的修纂。司马迁在《史记》中记载了许多不甘屈辱、为保持名节而死的义士。齐国布衣王蠋在齐国沦丧濒于灭亡之时，仍“义不北面于燕，自尽身亡”；田横耻于降汉，自刎而死，他的五百宾客闻田横死，“亦皆自杀”；李广不堪“复对刀笔之吏”而自杀；项羽兵败愧对江东父老而自杀；侯嬴为激励信陵君而死；田光为激励荆轲而死；聂荣为给兄弟扬名而死；栾布为尽臣子之义，“哭彭越，趣汤如归”；等等。司马迁称赞这些慕义而死的人具有“高节”，“岂非至贤”，“虽往古烈士，何以加哉！”像屈原那样“死而不容自疏”的高洁之志，“与日月争光可也”。然而，在逆境中奋发、忍辱负重的志士，更加难能可贵。勾践卧薪尝胆，坚韧顽强，发愤雪耻，终灭强吴而称霸王，司马迁不仅许之以“贤”，还赞其“盖有禹之遗烈焉”。伍子胥弃小义，雪大耻，名重后世，司马迁赞其为“烈丈夫”。季布以勇显于楚，“身履典军搴旗者数矣，可谓壮士”，但是，当他被刘邦捉拿，为人奴而不死，受辱而不羞，“终为汉名将”，司马迁赞其为“贤者诚重其死”。这后一种忍辱负重的志士，司马迁认为是更值得敬仰的“烈丈夫”。但这一观点，与世俗相违，而且颇谬于圣人的是非。一般世俗观点，认为忍辱负重是“贪生怕死”，若被刑戮，“中材以上且羞其行”。孔孟遗教是“杀身成仁”，“舍生取义”，司马迁却说，“勇者不必死节，怯夫慕义，何处不勉焉”，又说，“夫婢妾贱人感慨而自杀者，非能勇也，其计画无复之耳”。那些一遇侮辱就轻生自杀的人，在司马迁看来只不过是无可奈何的表现，并不是真正的勇士。

慕义而死，保持名节；忍辱负重，自奋立名。处理好这二者的界限是很难的。司马迁提出了一个“人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的标准。人生最宝贵的生命不是不可牺牲，而是要让它闪光，要死得有价值。司马迁在荣辱与生死的痛苦抉择中懂得了人生的意义，他从沉痛中奋起，坚强地活下来，决心完成《史记》。他引古人自况，认为只有那些能够经得起艰难环境磨炼的人才能干出一番事业来。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厄陈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赋《离骚》，左丘失明著《国语》，孙子膑脚论《兵法》，不韦迁蜀传《吕览》，韩非囚秦有《说难》、《孤愤》，《诗》三百篇都是圣贤发泄愤懑的著作。这些人都是因为心里有郁结，又得不到通达，所以才叙述往事，寄情后人。这就是司马迁提出的发愤著书说。所谓“发愤”，就是指一个人身处逆境而其志不屈，更加激扬奋发而有所作为。司马迁发愤著书有两个方面的内容。第一，忍辱负重，从沉痛中奋起，用更加坚忍的毅力来完成旷世之作。第二，揭露和抨击统治者的荒淫残暴，同情社会的下层人民，歌颂敢于反抗、敢于斗争的历史人物，述往事，思来者，升华了主题。司马迁宣称，《史记》记事实录，“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也就是王公贵族，包括帝王本人，都可以批评，不为尊者讳，不与圣人同是非，这只能是司马迁受宫刑以后才能产生的叛逆新思维。

5.《史记》产生的条件留给我们的启示

《史记》成书的条件留给我们的启示是：一部不朽的传世名著，必须具备主客观条件且二者统一才能产生。西汉盛世为司马迁著作一部通史提出了时代的要求，也提供了物质条件，这是《史记》成书的历史背景。司马迁所受教育、修养及其经历是《史记》成书的著述内因。历史背景是客观条件，著述内因是主观条件。从历史背景来看，《史记》是适应秦汉大一统社会的历史使命而产生的，所以它的本始主题是颂扬帝王将相的功勋来为巩固封建统治服务。尽管《史记》注入了人民性的成分，但并未改变这一基本主题。学术界以往的论述，未能深究《史记》的成书条件，往往以后世个人的经验去看待《史记》，颠倒了两者的关系，把人民性看成是《史记》的基本主题，因而不能合理地解释纪传史产生的原因。《史记》是司马谈、司马迁父子两代人以汉太史身份修成，在这个意义上，也可以说它是一部自成“一家之言”的官修史书。《史记》的伟大价值，并不只是它揭露现实，表现为异端，而根本性在于它全面地反映了大一统的时代精神及其盛衰。当然，司马迁受祸发愤，在《史记》中熔铸了人民性，使它更加灿烂夺目，这是不言而喻的。

唐刘知幾论良史必须具备才、学、识三长，清章学诚又加之以德。这才、学、识、德四大要素，司马迁可谓兼备一身。司马迁聪颖勤奋，十岁诵古文，养育了他的才；得天独厚的家学渊源和师承，培植了他的学；壮游与受祸锤炼了他的识；史官世家的血统和气质，司马谈尽忠尽孝的诱导教育，临终遗言的嘱托，涵育了他的德。这些就是《史记》的主观条件。

在主观条件中，才、学、识、德四要素，最重要的是识。因为只有超卓的识，才能“原始察终，见盛观衰”，知其远，察其微，探其源，究其终，通古今之变。司马谈以其眼光远大，领略了时代的要求，立下述史壮志；司马迁以其识见超卓，才能追寻历史之变，不断升华述史主题。在司马迁手中，《史记》主题随着断限的修正，做了两次飞跃式的升华。第一次升华，当在太初元年，司马迁参与制历受到启示，修正《史记》断限，上起黄帝，下讫太初，突显大一统历史观。第二次升华，是受腐刑之后发愤著书，注入了史学批判功能，用司马迁的话说叫“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史记》主题的两次升华，从而使《史记》熔铸了人民性的成分，并形成了司马迁进步的历史观。鲁迅高度评价《史记》取得的成就和价值，称其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下面分两个专题详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