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水文化研究论文集：汉中诗词对宏大景观的偏爱

按照曾大兴先生对中国古代文学区域的划分来看，汉中地区主要属于巴蜀文学区涵盖范围，而陆游之前生活的山阴、临安等地则属吴越文学区，曾大兴先生认为，吴越文学区在文学创作方面主要有“风格秀美、语言华丽、音乐、音律谐美、结构精致”等特点，而巴蜀文学区的文学创作的主要特征之一便是“豪放之感”，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学区势必为陆游文学创作带来影响。上文提到，来到南郑之前，受所居住环境的影响，陆游在诗歌创作中对景物的描写普遍取景较小，写亭台楼阁等文人景观的诗歌较多。到达南郑后，南郑地区险要的地理位置与充满历史内涵的文学景观极大地吸引了这位刚刚投笔从戎的文人，他开始将关注的目光转向对这些景观的书写与借景观抒发前所未有的豪情壮志，这时，诗人在意境的塑造上普遍选取辽阔壮观之景，借此给读者以恢宏壮丽的审美体验，其“宏肆”诗风的逐渐形成恰好与巴蜀文学区的“豪放之感”不谋而合。

首先，在景情关系的处理上，陆游南郑诗词创作表现出以壮阔之景抒宏伟之情的创作倾向。以南郑诗词的代表作品《山南行》为例，此时诗人刚刚完成由文人向军人的角色转换，对于一向渴望收复失地的陆游来说心情无疑是激动振奋的，加之身处战争气氛浓郁的边防前线，诗人以饱蘸深情的笔墨抒发自己内心的波澜，故而在诗歌的意境塑造上，诗人首先选取壮阔之景入诗，如“如绳大路”“平川沃野”“麦陇青青”等，看到这样开阔的景物，诗人的心胸也随之开阔起来，忘记之前官场不如意而带来的烦恼，对抗金战役变得信心满满。然而，诗人并未仅仅满足于借外界景色描写进行意境塑造，在诗歌后半部分，陆游特别提到了“将军坛”与“丞相祠”这两个文学景观，值得注意的是，此时的诗人已经不再是一位单纯的文人，在这样一篇颇具总结概述性意味的南郑作品中，陆游以“冷云低”与“春日暮”对两个景观进行描绘，在中国古典诗词中冷云、暮春这类词汇的出现往往与低沉悲凉的气氛密不可分，而陆游这首诗中以这两个词语形容历史遗迹绝非出于此意，在诗人看来，战争是严肃而悲壮的，通过对两个英雄人物密切相关的文学景观作严肃书写，更容易渲染出诗人慷慨磊落之气，这种景物书写处理手段与之前以小家碧玉为主要特色的江南水乡风光截然不同，诗人对南郑景物的书写充满豪爽的英雄之气，使读者读起来也不免精神为之一振。《南郑马上作》一诗中诗人提道：“犹嫌未豁胸中气，目断南山天际横。”这里的南山即终南山（秦岭），诗人心中始终活跃着昂扬的战斗情怀，时值暮春时分，策马而兴的诗人无心渲染伤春意绪，他心中所隐忧的，是抗金主张不得重用与统治者犹疑不决的态度耽误重要作战时机，故而才有结尾一句的意气难平之感，诗人将这种淡淡的隐忧投放至连绵不绝、恢宏壮观的秦岭山脉中，这种意境塑造一定程度上消解了自己的担忧，使诗歌的整体格调趋向积极向上，这是诗歌中壮阔之景对情感抒发的重要好处。

此外，陆游在南郑时期尽管抱有积极乐观的抗战情怀，但这种情怀并不是一以贯之的，个别诗歌中，诗人也显现出对抗战前景的些许隐忧。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刚刚投笔从戎的诗人此刻内心自信与焦虑同时存在，也正是由于这种矛盾情感的存在，使陆游南郑诗歌作品中的意境解读时而为读者呈现出双向的审美感受。如作于“乾道八年（1172）十月自阆中还南郑，作于利州道中”的《驿亭小憩遣兴》一诗，以“老松临道阅千载，杜宇号山连四时”一句，借对阅尽沧桑的松柏与代表悲声的杜鹃鸟的描写，渲染此时壮志难酬的凄凉悲伤心境，接下来，“汉水东流那有极，秦关北望不胜悲”借对汉水、秦关这两个辽阔景观的书写，暗喻自己绵延不绝的愁绪，全诗至此悲愤的情绪上升到极点，但诗人并未以这样悲观的情绪结束全诗，结尾处“邮亭下马开孤剑，老大功名颇自期”笔锋一转，一扫前文为读者带来的悲伤情绪，也将自己从壮志难酬的失落中拉扯回来，依旧以积极的战斗精神憧憬在不久的将来可以收复失地，建功立业。这样两种截然相反的矛盾情绪虽出现在同一首诗歌中而不显突兀，一方面是由于诗人以婉婉诉说心曲的形式实现情感的自然过渡，另一方面，正是由于战争前途的不确定性与当权者游移不定的战争态度，才导致诗人的情绪频繁波动，这样的意境塑造与情感表达反而增强了诗歌的真实感，使读者更能理解诗人当时的焦虑情绪。陆游南郑诗词中类似这种双向意境塑造与反向情感表达的例子还有很多，《归次汉中境上》《初离兴元》都是这方面的代表作品，在这些作品中，意境的塑造除了渲染气氛外，也为复杂情感的表现提供强有力的媒介形式，这也是陆游汉中诗词创作的一大特点。(www.xing528.com)

总的来看，诗歌创作中宏大的场面描写总是能在一定程度上刺激读者感官，使读者精神为之一振的同时可以驰骋想象，进行阅读再创造。所以说，陆游汉中诗词对宏大之景的偏爱是导致其诗风由“穷极工巧”向“宏肆”转变的重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