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游从戎南郑缘由考论，汉水文化研究论文集成果

付兴林

宋孝宗乾道八年（1172）三月，陆游在夔州通判任结束后，由川入陕，北上至南郑（今汉中），任四川宣抚使王炎幕干办公事兼检法官，由此开启了一段从戎南郑、身临前线、施展抱负、抗金北伐的火热生活。这段生活虽只持续了八个月，但对陆游诗歌题材的扩大、表现手法的丰富、创作成就的取得，以及爱国主义思想、军事思想、诗论主张、创作风格等的形成与成熟，产生了重要而深远的影响。可以认为，没有从戎南郑的经历，就没有我们今天所能见到的陆游的成就及其伟大性。由于受到陆游在诗歌中反复吟咏的“从军乐”的豪情的影响，我们在研究陆游时，对其是在怎样的背景、处境下从军南郑这一重要问题，问之不多，更觉得不必追问。《宋史·陆游传》载：“王炎宣抚川、陕，辟为干办公事。”从正史简单的陈述中，给人的第一感觉是，王炎主动将陆游招纳至麾下。而学界传统上认为，陆游是主动请缨奔赴抗金前线、御敌重地南郑的。陆游究竟是怎样一步步走向南郑的，是否如传中所记和学人陈陈相因那么简单？事实上，由异乡到更远的异乡、由夔州再赴边远的南郑，这一过程充满复杂、曲折、委屈、酸辛、无奈和不得已，远非我们想象得那么轻松容易、那么充满崇高与自豪感。

事情的来龙去脉还得从陆游从戎南郑前十年说起。宋孝宗隆兴元年（1163）正月，主战派将领张浚任命枢密使、都督江淮东西路，积极筹划北伐之事。陆游于这年五月，由枢密院编修官出任镇江府通判，虽然他到次年二月方才到任，错过了张浚主导的北伐和符离之战的失败，但种种迹象表明，陆游是支持和赞赏张浚北伐壮举的。陆游于开禧三年（1207）八十三岁时，曾有《跋张敬夫书后》，回忆了隆兴二年（1164）三、四月间，张浚巡视江淮路过镇江的情况：“隆兴甲申，某佐郡京口，张忠献公以右丞相督军过焉。先君会稽公，尝识忠献于掾南郑时，事载高皇帝实录，以故某辱忠献顾遇甚厚。是时敬父从行，而陈应求参赞军事，冯圜仲、查元章馆于予廨中，盖无日不相从。迨今读敬父遗墨，追记在京口相与论议时，真隔世事也。”因陆游父亲陆宰曾与张浚早年在南郑结识，所以张浚对陆游“顾遇甚厚”，张浚随行的幕僚也下榻通判衙门，且“无日不相从”。这说明，陆游与张浚父子相处十分融洽和快意。隆兴二年（1164）四月中、下旬，张浚先后被罢免都督、右相，并于八月辛巳（二十八日）病逝。乾道元年（1165）冬，陆游写下《去年余佐京口遇王嘉叟从张魏公督师过焉魏公道免相嘉叟亦出守莆阳近辱书报魏公已葬衡山感叹不已因用所遗拄颊亭诗韵奉寄》，对张浚离世深致悲悼：“河亭挈手共徘徊，万事宁非有数哉！黄阁相君三黜去，青云学士一麾来。中原故老知谁在，南岳新丘共此哀。火冷夜窗听急雪，相思时取近书开。”二十二年后即淳熙十三年（1186），陆游写有《书愤》一诗，还满怀激情地忆及为镇江通判时壮浪恣肆的场面：“早岁那知世事艰，中原北望气如山。楼船夜雪瓜洲渡，铁马秋风大散关。”从这些诗文中，我们不难推知陆游与张浚志同道合。所以，张浚被免职的不幸结局自然会波及陆游的仕途。乾道二年（1166）春天，还在隆兴府通判任上的陆游，被弹劾罢职：“言者论游交结台谏，鼓唱是非，力说张浚用兵，免归。”对于陆游因与张浚的关系遭受罢官免职处分，朱东润先生在《陆游传》中认为：“所以后来台鉴认为陆游‘鼓唱是非，力说张浚用兵’，尽管他们的政治立场是不正确的，但是所举的不能说是不符事实。”

陆游遭罢免以后，退居山阴三山新居，过着读书赋诗、游村阅山、观时瞭局的无所事事的生活。乾道五年（1169），南宋王朝受符离之败和隆兴和议影响而一度低迷的形势出现了逆转。“二月……戊戌，赠张浚太师、谥忠献。……甲辰，以王炎参知政事兼同知枢密院事。……乙亥，以王炎为四川宣抚使，仍参知政事。”消沉数年，宋孝宗似乎一下从隐忍、负辱的状态中惊醒，接二连三实施了一系列大动作，一批公忠体国、主张北伐的大臣渐次进入朝廷要害部门，执兴兵讨伐之牛耳：“八月……己丑，以陈俊卿为尚书左仆射，虞允文为尚书右仆射，并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兼枢密使兼制国用使。……（九月）壬申，大风。命淮西安抚司参议官许子中措置淮西山水砦，招集归正忠义人耕垦官田。……十一月癸丑朔，复置淮东万弩手，名神劲军。庚申，增置广东水军。乙丑，以孙扩为右千牛卫大将军。以明州定海县水军为御前水军。丙寅，为岳飞立庙于鄂州。……壬申，复成闵庆远军节度使、镇江诸军都统制。”种种迹象和气氛表明，东面江淮一带、西面川陕一线进入了北伐的准备阶段。这令陆游激动不已、颇受鼓舞。

当然，更令陆游激动和鼓舞的当属四川宣抚使王炎主动向他发出了征聘入幕的邀请。王炎秉承家风，立志北复中原，当时深得孝宗赏识，仕途蹿升很快。他在出任四川宣抚使后，便招揽有志抗金人士，以图谋北伐大业。曾因隆兴年间“力说张浚用兵”而遭免赋闲的陆游，自然很快进入了王炎的视野。对于王炎的邀请，陆游受宠若惊、感激不尽，他在《谢王宣抚启》中写道：“杜门自屏，误膺物色之求；开府有严，更辱招延之指。衔恩刻骨，流涕交颐。……曾未干于诏墨，已亟远于周行。病骨支离，邅途颠沛，驽马空思于十驾，沉舟坐阅于千帆。方所向而辄穷，已甘分于永弃。侵寻末路，邂逅赏音。招之于众人鄙远之余，挈之于半世奇穷之后。……曾是疏远至孤之迹，又无瑰奇可喜之能，不知何由，坐窃殊遇。称于天下曰知己，谁或间然；虽使古人而复生，未易当此。……某敢不急装俟命，碎首为期。运笔飒飒而草军书，才虽尽矣；持被刺刺而语婢子，心亦鄙之。尚力著于微劳，庶少伸于壮志。”从陆游的言辞——“赏音”“知己”中，不难体会他对王炎穷途提携的感激，也不难看出他对此番入幕的期待，并让我们清楚了他所认定的“壮志”的内涵。

就在陆游准备启程的当日，乾道五年（1169）十二月，“通判夔州”的职任发布。这是朝廷的正式任命，陆游只能听命服从，只是鉴于长期染病，无法长途行役，所以特意谋算第二年夏天赴任。这样一来，王炎辟招入幕之事，只得暂时搁置一旁。对于夔州通判一职，陆游内心有不悦之感。“从乾道二年春天南昌罢官，到乾道六年赴任夔州，前后五年。五年所等到的，还是一个‘通判’！这个官职陆游已经做过两任了，从镇江到南昌，现在却是夔州了，职位没有变，路可是越走越远了。其实陆游并不在乎路的远近，重要的是与抗金收复的素志越来越不沾边儿了！”的确，在罢官赋闲“久之”的情况下，仕途没有获得丝毫补偿，所任职事不仅与自己平生素志不沾边，而且是在原地踏步的情况下又去往荒凉贫瘠的异地他乡，这岂能令陆游平静地接受？他在将离故里远赴夔州之际，写有《将赴官夔州书怀》，明确表达了他对此任的不满和对夔州的鄙夷：“病夫喜山泽，抗志自年少。有时缘龟饥，妄出丐鹤料。亦尝厕朝坤，退儒没自笑。正如怯酒人，虽爱不敢釂。一从南昌免，五岁嗟不调。朝廷每哀矜，幕府误辟召。终然敛孤迹，万里游绝徼。民风杂莫徭，封域近无诏。凄凉黄魔宫，峭绝白帝庙。又尝闻此邦，野陋可嘲诮。通衢舞竹枝，谯门对山烧。浮生一梦耳，何者可庆吊？但愁瘿累累，把镜羞自照。”虽有畏怯心理和不愿接受的情绪，陆游还是于乾道六年（1170）闰五月十八日上溯舟行远赴夔州，并于十月二十七日到达目的地，其间耗时近五个半月，历经十五个州，行程五千余里。陆游自此开始了履常职、阅道书、访古迹、思家乡、虑出路、忧国是的三年荒疏苦涩的生活。

三年任职满打满算，其实只有一年零四个月。转眼之间，一任官职行将结束。宋制，地方官三年一任，任满即停给俸禄。在“受代”定制的逼迫下，陆游只得提前考虑何去何从。他首先想到的便是两年前曾向他发出召唤的四川宣抚使王炎。于是他于乾道七年（1171），主动给王炎写了《上王宣抚启》，态度诚恳，言辞切直，欲为所用的意旨明晰可见。启曰：“薄命邅回，阻并游于簪履；丹诚精确，犹结恋于门墙。敢辞蹈万死于不测之途，所冀明寸心于受知之地。伏念某禀资凡陋，承学空疏。虽肝胆轮囷，常慕昔贤之大节；乃齿牙零落，尤为天下之穷人。抚剑悲歌，临书浩叹，每感岁时之易失，不知涕泗之横流。昨属元臣，暂临西鄙，获厕油幕众贤之后，实轻玉关万里之行。奋厉欲前，驽马方思于十驾；羁穷未慭，沉舟又阅于千帆。伤弱植之易摇，悼鸿钧之难报，心危欲折，发白无余。如输劳效命之有期，愿陨首穴胸而何憾。兹从剡曲，来次夔关，虽未觇于光躔，已少纾于志愿。此盖伏遇某官，应期降命，生德自天。……念兹虚薄，奚足矜怜？然遭遇异知，业已被扆前之荐；使走趋远郡，岂不为门下之羞？倘回曩昔之恩，俾叨分寸之进。穷子见父，可量悲喜之怀；白骨成人，尽出生全之赐。”言语当中流露出偿还宿债、渴盼为用的迫切心情。(www.xing528.com)

也许是为保证“受代”之后有官可做、有禄可享，陆游在寻求王炎“矜怜”之后，又于乾道八年（1172）二月中旬，给时任左丞相兼枢密使的虞允文上书，请求施以援手，帮助斡旋官职。《上虞丞相书》中云：“若某之愚，不才无功，留落十年，乖隔万里，而终未敢自默，特曰，身之穷，大丞相所宜哀耳。某行年四十有八，家世山阴，以贫悴逐禄于夔。其行也，故时交友醵缗钱以遣之，硖中俸薄，某食指以百数，距受代不数月，行李萧然，固不能归。归又无所得食。一日禄不继，则无策矣。儿年三十，女二十，婚嫁尚未敢言也。某而不为穷，则是天下无穷人。伏惟少赐动心，捐一官以禄之，使粗可活；甚则使可具装以归，又望外则使可毕一二婚嫁。不赖其才，不借其功，直以其穷可哀而已。”其中，东归无颜、家贫累多、仕途将止、穷困难继的焦虑、哀号、吁求盈于纸间。陆游陈情虞允文和希求他帮助，究竟产生还是没产生影响和结果，学界有不同的看法。朱东润先生认为：“大致通过虞允文的提名，四川宣抚使王炎招请陆游参加宣抚使司的工作，正式发表以后，他的官衔是‘左承议郎、四川宣抚使司干办公事、兼检法官’。那时四川宣抚使司设在南郑。”而许文军先生则持相反的观点，他认为：“虞允文怎么答复他，我们不得而知。此信写于乾道八年春，如果陆游逆水入蜀一路用了半年之久的话，那么此信顺水而下寄到远在临安的虞允文手里，自然也需要不短的一段时间吧。然而陆游没有等到回信，便于乾道八年（1172）春二月离夔州任所，赴四川宣抚使王炎幕中干办公事去了。我们可以设想也许是他上任伊始的那一封《上王宣抚启》产生了效力，而并非如论者所谓是‘他的《上虞允文书》使得虞允文对他加以推荐，所以才去南郑干办公事’。因为此信寄到临安再由那里返回王炎幕中至少需要半年以上的时间，而陆游就在当年春天去了南郑。”针对这两派意见，笔者赞同后一种观点。《宋史·孝宗二》载：（乾道八年）“二月乙巳，诏改尚书左右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为左右丞相。……辛亥，以虞允文为左丞相，梁克家为右丞相，并兼枢密使。”陆游在《上虞丞相书》曾称虞允文为“大丞相”，据此可知此书必作于乾道八年（1172）二月十二日之后，而绝无可能作于二月之前。但最晚也应在二月之内，因为陆游是于乾道八年三月中旬抵达南郑的，他的启程准备和奔赴南郑是需要一定时间的。有此判断基础，再从时空的客观性上推算，陆游《上虞丞相书》不可能在半个多月时间内即达于虞允文之手，随后虞允文的推荐由临安传至远在南郑的王炎手中，王炎认可决定后再向身在夔州的陆游发出召辟邀请文告。所以，最大的可能是，陆游在受代期限一步步逼近之时，未雨绸缪，提前给王炎写了《上王宣抚使启》，就在即将卸任夔州通判任的半个多月时间内，接到了王炎的允诺任命、开赴南郑的。不过，笔者以为许氏之研判亦有值得商榷之处：其一，用陆游赴任夔州通判路途花费时间作参照，推算《上虞丞相书》达至虞允文之手和王炎处所耗时间“至少需要半年以上的时间”，恐非科学测算。陆游入蜀赴夔有“道路半年行不到”之叹，历时五个半月之久，主要原因大略有四：一是走的上水船，二是拖家带口负担过重，三是途中自己妻子儿子女儿接二连三生病耽搁，四是如陆游自己所说“江山万里看无穷”。所以，费时耗日自有一定道理。若拿陆游一家的行进速度比照类推陆游上书丞相的速度，显然有武断之嫌。其二，不知许氏由何断定，《上王宣抚启》“是他上任伊始”写成的？马亚中、涂小马的《渭南文集校注》，在《上王宣抚启》的“题解”中作了以下注解：“乾道七年（1171），陆游在夔州通判任。王炎前年辟陆游为幕僚，去年朝廷选差通判。故陆游先赴通判任，以不乐佐郡，故上书王炎述拟赴幕府供职之情。”依此注解的观点，陆游是不满夔州通判职任才想另谋他就的。当然，陆游的确对夔州及通判一职多有不满，但决定其写寄《上王宣抚启》的根本原因恐怕还是受代在即。但此注解将《上王宣抚启》的作年定于“乾道七年（1171）”，或许更符合客观实际。陆游于乾道六年（1170）十月二十七日到达夔州，走马上任伊始，一切都得安顿、适应、感受、观察，是否会写信给王炎表达弃官更职的请求？是否会如此早地谋划未来、考虑去就？这些常理值得参酌较量。事实上，若结合受代问题考虑，卸任时限临近，而开始思考谋划生活、职事等问题，当比较切合人之常情，符合官场常理。

从以上论述考辨中可知，陆游因隆兴年间“力说张浚用兵”而遭罢免，居家赋闲之时得到四川宣抚使王炎的主动召辟，然未及前往，夔州通判任发表，只得勉强就任。在职任行将到限的乾道七年（1171）和八年（1172）年初，为受代所困扰，为解决后续出路问题，先后给四川宣抚使王炎写寄《上王宣抚启》、给左丞相兼枢密使虞允文写寄《上虞丞相书》。后得王炎之应允召辟，于乾道八年（1172）三月赴南郑就职，从此开始了一段为期八个月的从戎岁月。据此可知，陆游之所以从戎南郑，其直接缘由显然不是要实现自己“上马击狂胡，下马草军书”的宏伟志向，而是受到生计、尊严、返程、仕途等多方面的困扰，才逼不得已就近、就便做出了选择。

不过这里有必要澄清的是，陆游上书王炎、虞允文而非他人，选择南郑而非他处，是有前因后果的，是有志趣相投为基础的，是有国难当头、抗金北伐这个大的时代背景的。所谓物以类聚、人以群分，道不同不相为谋是也。所以，即便陆游选择南郑有许多实际、世俗的成分，那也与趋炎附势、追名逐利之徒不可同日而语，那也是谋食与谋道权衡、掂量、统合的结果。在陆游看似不甚高格的选择中，贯注着的仍然是不低俗的国家民族、抗金北伐、同道相从的意志和品格。

【注释】

[1]原载于《南都学坛》2016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