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里栈道：探索汉水文化的研究成果

中华古典文明有一个自西向东、由西北到东南的推进过程，而近代资本主义文明有一个从沿海到内陆、从东南到西北的推进过程。汉唐是中华古代文明的极盛时代，这一文明的轴心就是秦、蜀千里栈道。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史记·河渠书》及相关人物传记中，对千里栈道有着全面而深刻的认识。

首先，司马迁认为秦、蜀千里栈道是战国秦汉“天府之国”的经济文化大动脉。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将秦、蜀、陇右作为大关中的“天府之国”，“关中自汧、雍以东至河、华，膏壤沃野千里，自虞夏之贡以为上田，而公刘适邠，大王、王季在岐，文王作丰，武王治镐，故其民犹有先王之遗风，好稼穑，殖五穀，地重，重为邪。及秦文、德、缪居雍，隙陇蜀之货物而多贾。献公徙栎邑，栎邑北却戎翟，东通三晋，亦多大贾。昭治咸阳，因以汉都，长安诸陵，四方辐辏并至而会，地小人众，故其民益玩巧而事末也。南则巴蜀。巴蜀亦沃野，地饶卮、姜、丹沙、石、铜、铁、竹、木之器。南御滇僰，僰僮。西近邛笮，笮马、旄牛。然四塞，栈道千里，无所不通，唯褒斜绾毂其口，以所多易所鲜。天水、陇西、北地、上郡与关中同俗，然西有羌中之利，北有戎翟之畜，畜牧为天下饶。然地亦穷险，唯京师要其道。故关中之地，于天下三分之一，而人众不过什三；然量其富，什居其六。”司马迁将战国秦汉时期的华夏经济地理分为山东地区、山西地区、江南地区、龙门碣石以北四大地区。而大关中所在的山西地区，又分为关中盆地、巴蜀、陇右三大板块，在全国所占土地不到三分之一，人口不到十分之三，但财富却占全国的十分之六。而在大关中的“天府之国”中，褒斜栈道是沟通南北的经济大动脉，将“膏壤沃野千里”的关中平原与“巴蜀亦沃野”的四川盆地密切联系起来，“隙陇蜀之货物而多贾”，将大西北与大西南贯通起来，打破了秦岭南北两大盆地的封闭，“栈道千里，无所不通，唯褒斜绾毂其口，以所多易所鲜。”

其次，司马迁记载了汉武盛世开凿褒斜道，促进南北交通的盛况。褒斜道作为沟通西北与西南的官驿大道，在战国秦汉时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汉武帝时期，随着国家经济文化的全面繁荣，关东与关中、南方与关中的交通受制于“黄河砥柱之险”，“漕从山东西，岁百余万石，更砥柱之限，败亡甚多，而亦烦费。”《索隐》曰：“谓从山东运漕而西入关也。”因此，有人建议开凿褒斜道水路，实现水陆大联运，将关东黄河中下游的漕粮赋税运到南阳，再由汉水支流唐、白河运到襄阳，将南方的漕粮赋税由长江溯汉江而上运到襄阳，再由襄阳溯汉江而上输送到汉中，然后再经过褒斜道水运、陆转到国都长安，这样既可避开黄河干流上东西交通的“砥柱之险”，又可以将汉中、巴蜀钱粮、物产顺利转运到长安。这是一项涉及西汉国家经济大动脉、确保国家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安全的大战略，也是栈道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开凿褒斜道漕运，所以汉武帝格外重视，亲自下令实施。司马迁在《史记·河渠书》中，详实地记录了开凿的经过。“其后人有上书欲通褒斜道及漕事，下御史大夫张汤。汤问其事，因言：‘抵蜀从故道，故道多阪，回远。今穿褒斜道，少阪，近四百里；而褒水通沔，斜水通渭，皆可以行船漕。漕从南阳上沔入褒，褒之绝水至斜，间百余里，以车转，从斜下下渭。如此，汉中之谷可致，山东从沔无限，便于砥柱之漕。且褒斜材木竹箭之饶，拟于巴蜀。’天子以为然，拜汤子卬为汉中守，发数万人作褒斜道五百余里。道果便近，而水湍石，不可漕。”《正义》引“括地志云：‘褒谷在梁州褒城县北五十里。斜水源出褒城县西北九十八里衙岭山，与褒水同源而派流。’《汉书·沟洫志》云：‘褒水通沔，斜水通渭，皆以行船’是也。”“山东，谓河南之东，山南之东及江南、淮南，皆经砥柱运，今并从沔，便于三门之漕也。”这是秦蜀千里栈道第一次大规模地开凿水运通道，虽没有达到漕运的目的，但陆路更加畅通，成为南北方的经济大动脉和国都长安的生命线。(www.xing528.com)

再次，司马迁在秦汉帝王《本纪》和多个人物传记中，描写了秦蜀千里栈道与秦汉帝国创建发展的关系。由《史记·秦本纪》来看，秦国在春秋末、战国初年已开始向秦岭之南渗透。“（秦）厉共公二年，蜀人来赂。”《史记·六国年表》：“左庶长城南郑”。（秦）躁公二年，“南郑反”。（秦）惠公元年，“蜀取我南郑”。《史记·秦本纪》：惠公“十三年，伐蜀，取南郑。”惠文君“十三年，庶长章击楚于丹阳，虏其将屈匄，斩首八万；又攻楚汉中，取地六百里，置汉中郡。”昭襄王十三年，以大力士“任鄙为汉中守。”十九年，任鄙卒。“二十年，王之汉中。”证明秦人由西北进入西南时，充分利用了栈道。《史记·张仪传》记载：苴蜀发生矛盾后互相攻击，给了秦国以可乘之机。“秦惠王欲发兵以伐蜀，以为道险狭难至，而韩又来侵秦，秦惠王欲先伐韩，后伐蜀，恐不利，欲先伐蜀，恐韩袭秦之敝。犹豫未能决。”《正义》引《华阳国志》云：“昔蜀王封其弟于汉中，号曰苴侯，因命之邑曰葭萌。苴侯与巴王为好，巴与蜀为雠，故蜀王怒，伐苴。苴奔巴，求救于秦。秦遣张仪从子午道伐蜀。王自葭萌御之，败绩，走至武阳，为秦军所害。秦遂灭蜀，因取苴与巴焉。”实际上是司马错主张伐蜀，张仪主张伐韩，秦惠王最终采纳了司马错的意见，夺取了巴蜀，“蜀既属秦，秦以益彊，富厚，轻诸侯。”因此，《史记·蔡泽传》说：“栈道千里，通于蜀汉，使天下皆畏秦。”刘邦由子午道就封汉王，由陈仓道出定三秦。千里栈道成就了刘邦的千秋帝业。公元前206年的春天，项羽与刘邦等诸侯各归封地。《史记·项羽本纪》：“汉之元年四月，诸侯罢戏下，各就国。”《史记·高帝本纪》：“四月，兵罢戏下，诸侯各就国。汉王之国，项王使卒三万人从，楚与诸侯之慕从者数万人，从杜南入蚀中。去辄烧绝栈道，以备诸侯盗兵袭之，亦示项羽无东意。”《正义》韦昭云：“杜，今陵邑。”《括地志》云：“杜陵故城在雍州万年县东南十五里。汉杜陵县，宣帝陵邑也，北去宣帝陵五里。《庙记》云故杜伯国。”《集解》李奇曰：“蚀音力，在杜南。”如淳曰：“蚀，入汉中道川谷名。”由上述记载可知，刘邦“从杜南入蚀中”，所经行的可能是子午道。在汉中褒斜道入口处的石门隧道中，一块刻于东汉建和二年（148）的《石门颂》摩崖石刻明确记载：“高祖受命，兴于汉中。道由子午，出散入秦。”刘邦“出散入秦”，由故道攻入关中，学界已是定论。张家山汉墓竹简则进一步证明《史记》记载确凿。《张家山汉墓竹简·行书律》：“复蜀、巴、汉中、下辨、故道及鸡中五邮，邮人勿令徭戌，毋事其户，毋租其田一顷，勿令出租、刍稿（简268）。”这条律文印证了刘邦由汉中挺进关中，行军路线为故道，因而才免除了故道线人“邮人”的徭役，也证明汉中是刘邦的革命根据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