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水文化研究论文集》：揭示天府之国的壮丽景色

秦岭南北的关中盆地和四川盆地，雄踞于河、渭与江、汉的上游，背靠西部辽阔雄奇的高原，面向东部坦荡如砥的平原，高屋建瓴，形势险要，居高临下，虎视东方，是秦汉王朝统一全国的战略基地。司马迁对秦陇与巴蜀在文明发祥和秦汉帝国发展壮大中的地位有着深刻的认识。

首先，司马迁从秦之崛起，发现了秦蜀“雍州积高”战略地位的重要。《史记·六国年表》云：“秦始小国僻远，诸夏宾之，比于戎翟，至献公之后常雄诸侯。论秦之德义不如鲁卫之暴戾者，量秦之兵不如三晋之彊也，然卒并天下，非必险固便形势利也，盖若天所助焉。或曰‘东方物所始生，西方物之成孰’。夫作事者必于东南，收功实者常于西北。故禹兴于西羌，汤起于亳，周之王也以丰镐伐殷，秦之帝用雍州兴，汉之兴自蜀汉。”由夏商周三代的更替，到秦汉大一统帝国的建立，江、河上游的秦陇与巴蜀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司马迁敏锐地发现了这一奇特的现象，从天人关系上追寻其中的答案。他在《史记·天官书》中说：“及秦并吞三晋、燕、代，自河山以南者中国。中国于四海内则在东南，为阳；阳则日、岁星、荧惑、填星；占于街南，毕主之。其西北则胡、貉、月氏诸衣旃裘引弓之民，为阴；阴则月、太白、辰星；占于街北，昴主之。故中国山川东北流，其维，首在陇、蜀，尾没于勃、碣。”实际上自先秦以来，就流行着“天道多在西北”的观念，《左传·襄公十八年》：“晋人闻有楚师，师旷曰：‘不害。吾骤歌北风，又歌南风。南风不竞，多死声。楚必无功。’董叔曰：‘天道多在西北，南师不时，必无功。’叔向曰：‘在其君之德也。’”天道，有宗教、命运、道义、自然等方面的含义。有人本意识、天道自然的意识；另一方面明确表达了“人法天”的观念，即人应当效法自然的天道。“西北”在地理文化上亦大有深意。古人为避水害，多择丘而居，天长日久，自然对山岳别有情怀，衍生出许多令人神往的山岳崇拜和神话。西北地高，故多神山，昆仑就是古神话中最重要的神山。“昆仑墟在西北，去嵩高五万里，地之中也。”“海内昆仑之墟，在西北，帝之下都。……百神之所在。”古人认为天门就在西方，“四方之门，其谁从焉？西北辟启，何气通焉？”昆仑之巅，悬圃之地，天门九重，其名阊阖，是上通天庭的唯一途径。凡欲问道通天者，无不神往西北。华夏始祖黄帝，治理天下，“西至于空桐（崆峒山），登鸡头”。黄帝为求“至道之精”，问道于广成子。《庄子·在宥》说：“黄帝立为天子十九年，令行天下，闻广成子在于空同之上，故往见之。”透过昆仑山岳神话，可以发现对“天道多在西北”的另一解读：通天之道在西北，即“天门在西北”。《周礼·大司徒》疏引《河图括地象》曰：“天不足西北，……西北为天门。”《文选·谢惠连〈雪赋〉》注引《诗纬含神雾》亦云：“天不足西北，无有阴阳，故有龙衔火精以照天门中也。”从“天道多在西北”到“西北为天门”，虽然尚未离天，但已落地。同时，西北还是阴间地之“幽门”。《淮南子·地形》：“西北方不周山，曰幽都之门。”《史记·律书》说：“不周风居西北，主杀生。”诚如史家所言，天人之际，关乎兴衰，不可不察。西北秦蜀之间，冈峦绵亘，为“天道”“天门”“幽门”之地，又是四岳古族居地。“崧高维岳，峻极于天，维岳降神。”山岳育人，维岳降神，可以说是形成西北地域文化特色的最重要因素。降至汉代，司马迁仍称“雍州积高，神明之隩，故立畤郊上帝，诸神祠皆聚云”。甘肃天水至陕西宝鸡之间，是华夏古文明的发祥地。《水经注·渭水》：“故渎东迳成纪县，故帝太皞、庖牺所生之处也。”“石宕水注之，水出北山，山上有女娲祠，庖牺之后有帝女娲焉，与神农为三皇矣。”渭水支流“又西北入泾谷水，乱流西北出泾谷峡，又西北，轩辕谷水注之，水出南山轩辕溪，南安姚瞻以为黄帝生于天水，在上邽成东七十里轩辕谷。”渭水经陈仓县西，“《地理志》曰：有上公、明星、黄帝孙、舜妻盲冢祠。”“荣氏《开山图注》曰：伏羲生成纪，徙治陈仓。”“岐水又东经姜氏城南为姜水，按《世本》：炎帝，姜姓。《帝王世纪》曰：炎帝，神农氏，姜姓。母女登游华阳，感神而生炎帝，长于姜水，是其地也。”这似乎表明西北地域文化已经积淀为足以影响历史的持久传统。这里密集分布着太皞、女娲、黄帝、炎帝、舜妻等远古神灵和圣王的遗迹。天水至宝鸡之间既是“神明之隩”，是秦、陇、蜀三大版块的结合部，更是九州咽喉、天关地机之地。《读史方舆纪要》卷五十二《陕西》：“章俊卿有言：自蜀江东下，黄河南注，而天下大势，分为南北，故河北、江南，为天下制胜之地。而挈南北之轻重者，又在川、陕。夫江南所恃以为固者，长江也，而四川据长江上游，下临吴、楚，其势足以夺长江之险。河北所恃以为固者，黄河也，而陕西据黄河上游，下临赵、代，其势足以夺黄河之险。是川、陕二地，常制南北之命也。”川、陕挈南北之轻重，制南北之命者也，而联系川、陕的咽喉正是千里秦蜀栈道。(www.xing528.com)

其次，司马迁从秦、汉更替，发现了秦蜀“天府之国”战略地位的重要性。《史记·项羽本纪》记载：“人或说项王曰：‘关中阻山河四塞，地肥饶，可都以霸。’项王见秦宫皆以烧残破，又心怀思欲东归，曰：‘富贵不归故乡，如衣绣夜行，谁知之者！’说者曰：‘人言楚人沐猴而冠耳，果然。’”项羽没有采纳定都关中的建议，虽有客观上的因素，但在战略上给刘邦留下了发展的空间。他和范增密谋之后，封刘邦为汉王，同时又立章邯、司马欣、董翳为三秦王，企图防止刘邦一统秦蜀，像秦国那样高屋建瓴统一天下，“乃阴谋曰：‘巴、蜀道险，秦之迁人皆居蜀。’乃曰：‘巴、蜀亦关中地也。’故立沛公为汉王，王巴、蜀、汉中，都南郑。而三分关中，王秦降将以距塞汉王。”但事与愿违，刘邦集团早有占据秦、蜀，统一天下的战略。第一，刘邦从武关进兵关中时，就派郦商统兵控制了巴蜀与汉中。《汉书·郦商传》：“从下宛、穰，定十七县。别将攻旬关，西定汉中。”“旬关”，颜师古注曰：“汉中旬水上之关也，在今旬阳县。”“先言攻旬关，定汉中，然后云沛公为汉王，是则沛公从武关、蓝田而来，商时别从西道平定汉中。”也就是说，刘邦主力在进占关中的同时，郦商也占领了汉中与巴蜀，证明刘邦比项羽更重视秦蜀大关中的战略地位。第二，萧何劝刘邦先到汉中为汉王，再夺取关中争天下。“臣愿大王王汉中，养其民以致贤人，收用巴、蜀，还定三秦，天下可图也。汉王曰：‘善。’乃遂就国，以何为丞相。”证明萧何也极为重视秦、蜀之间咽喉要地汉中的地位。第三，张良帮助刘邦取得了汉中郡，打开了消灭三秦的门户。《史记·留侯世家》：“汉元年正月，沛公为汉王，王巴蜀。汉王赐良金百溢，珠二斗，良具以献项伯。汉王亦因令良厚遗项伯，使请汉中地。”正是由于有了汉中，才有了汉王，才有了四百年汉室天下。第四，西汉定都关中，是秦蜀“天府之国”制衡天下的伟大实践。《史记·留侯世家》记载，刘邦身边多山东人，主张定都洛阳，同样是关东人的张良力主定都长安。留侯曰：“雒阳虽有此固，其中小，不过数百里，田地薄，四面受敌，此非用武之国也。夫关中左殽函，右陇蜀，沃野千里，南有巴蜀之饶，北有胡苑之利，阻三面而守，独以一面东制诸侯。诸侯安定，河渭漕挽天下，西给京师；诸侯有变，顺流而下，足以委输。此所谓金城千里，天府之国也。”定都关中的主要理由是：秦、蜀一体发达的农耕文明，“胡苑之利”广阔的游牧文明，“三面而守”“顺流而下”的险要地形。对此，首倡定都关中的刘敬讲得更形象。“且夫秦地被山带河，四塞以为固，卒然有急，百万之众可具也。因秦之故，资甚美膏腴之地，此所谓天府。陛下入关而都之，山东虽乱，秦之故地可全而有也。夫与人斗，不搤其亢，拊其背，未能全其胜也。今陛下入关而都，案秦之故地，此亦搤天下之亢而拊其背也。”汉六年刘邦借游云梦而执楚王韩信，田肯因说高祖曰：“陛下得韩信，又治秦中。秦，形胜之国，带河山之险，县隔千里，持戟百万，秦得百二焉。地势便利，其以下兵于诸侯，譬犹居高屋之上建瓴水也。”刘邦帝业的成功和汉初三杰的智慧，都不约而同地利用了秦、蜀一体化与农、牧一体化，而这两个一体化的大动脉是联系大西北与大西南的千里栈道。对此，司马迁有深刻的认识：“栈道千里，通于蜀汉，使天下皆畏秦。”“栈道千里，无所不通，唯褒斜绾毂其口。”因此，司马迁经行过栈道，对秦蜀栈道的认识非一般人所能企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