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水文化研究：汉三国与石门十三品

两汉三国时期（前206—280），南北文化大融通，中华文明大发展。在近490年的漫长岁月中，西汉、东汉与蜀汉前后相继，“三汉”文化一脉相承，“汉朝”“汉家”“汉人”“汉室”等文化符号相继产生并广泛传扬；在此基础之上，“汉”文化符号得到了全民族的认同，汉中作为“汉家发祥地”的地位得到进一步的巩固，这一过程在“石门十三品”中得到了强化和广泛传播。罗运环在《金文简牍中的汉水与楚国》一文中指出：与汉水有关的“汉”字最早见于西周金文安州六器《中甗》铭文，汉字写作。从水声。字见于甲骨文，从口从黑。春秋时从的字多讹变为从黄。汉水的“汉”字也是如此。进入战国时代以后，楚人的汉字又增隹旁，作、形。就字形而言，秦楚虽然同饮一条汉水，而对汉字的写法与读法则存在差异。如战国末年秦国六年汉中守戈的“汉”字省水作形，仍然从。《说文解字》秦篆汉字作形，其下部增土作堇，其实堇是从下加土分化而来的。堇为溪纽，为晓纽，晓、溪为喉、牙通转，堇为之准声首。秦文字“汉”字不从黄，也不从難（難），这是秦楚两国文字的一种区别。

“汉”文化符号起源于先秦，本指“天汉”或“汉水”，后来引申为“吉祥”“美好”“盛大”“精华”等意义。首先，“汉”有吉祥之意。《诗经·小雅·大东》：“维天有汉，监亦有光。”灿烂的银汉，像一条天河，光华而吉祥。《左传》昭公十七年，“有星孛于大辰，西及汉”。“星孛及汉，汉，水祥也”。这里的“星孛”是我国古代对彗星的称呼。“彗所以除旧布新也”。虽然，这里讲的是天象中的彗星接近银河，但“天汉”的“汉”，本来是指水，“汉，水祥也”。《河图括地象》曰：“河精为天汉”也。《史记·天官书》：“汉者，亦金之散气，其本曰水。汉，星多，多水，少则旱，其大经也。”《汉书·五行志》说：“星孛及汉。汉，水祥也。”而地上以“汉”命名的水只有“汉水”。而远古“汉水”的名称，只称“汉”，“水”是后来加上的。《尚书·禹贡》有“嶓冢导漾，东流为汉。”后来也将汉水称为“天汉”。东汉大学者蔡邕在《汉津赋》中说：“夫何大川之浩浩兮，洪流淼以玄清；配名位乎天汉兮，披厚土而载形。发源自乎嶓冢，引漾澧而东征。纳汤谷之所吐兮，兼汉沔之殊名；搃畎浍之群液，演西土之阴精。”其次，“汉”有盛大之意。《诗经·大雅·江汉》中，常将“汉”与“江”并称，“江汉浮浮”，“江汉汤汤”，使汉具有盛大之意。《诗经·周南·汉广》：“汉有游女，不可求思。汉之广矣，不可泳思。”以“汉广”为题，明白无误地说明“汉”具有广大之意。在此基础上，孟子将“江、淮、河、汉”视为四大文化之河。《孟子·滕文公》：“水由地中行，江、淮、河、汉是也。”实际上华夏文明就是以江、淮、河、汉为中心而形成的。段玉裁《说文解字》说：“漾言其微，汉言其盛也。”“汉”的上源称“漾”，国学大师饶宗颐认为甲骨文中无“汉”而有“漾”，漾水即汉水。水流弱小曰“漾”，水势浩大曰“汉”。汉水源头的众多支流汇聚到汉中盆地中央，水流盛大，才称为汉水。古人造字时，“汉”的古体写法，也有“大”“國”之义。许慎《说文解字》云：“汉”的古体（战国时的写法），左从“氵”，右从“或”，右下从“大”，段玉裁注曰：“古文从或从大，或者，今之国也。”“大”“或”（域）等义，都具有广大之意。再次，“汉”有美好之意。地上的汉水与天上的银河交相辉映，处在黄河与长江南北两大文化巨流之间，是天地之间最美好吉祥的福地。《诗经·大雅·云汉》：“卓彼云汉，昭回于天。”《诗经·大雅·棫朴》：“卓彼云汉，为章于天。”灿烂的云汉，天人感应，使得地上的汉水成为美丽吉祥之地。《尔雅·释天》：“析木之津，箕斗之间，汉津也。”郭璞注“汉津，天汉之津梁”，指木宿（箕）、水宿（斗）交汇之处的星河。汉《古诗十九首》之《迢迢牵牛星》：“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纤纤擢素手，札札弄机杼”，是写银河边的牵牛、织女（星）正在耕织。三国曹丕《燕歌行》：“明月皎皎照我床，星汉西流夜未央”，指的是星河西偏。后来，“汉”由星河义扩展，泛指“天”，如“天汉、云汉、霄汉”等词都是“天上、上天”之义。天上的星汉与地上的汉水交相辉映，让地上的汉水成为美好的吉祥福地。刘邦被封为汉王时，不愿意到汉中就国，萧何谏曰：“汉中语曰‘天汉’，其称甚美”，“臣愿大王王汉中，养其民以致贤人，收用巴蜀，还定三秦，天下可图也”。刘邦采纳了萧何的建议，果然击败项羽，建立大汉王朝，印证了汉水是转运福地，兴王胜地。正因为如此，常璩在《华阳国志·汉中志》中说：“汉沔彪炳，灵光上照。在天鉴为云汉，于地画为梁州。而皇刘应之，洪祚悠长。萧公之云，不亦宜乎！”以刘邦皇业的成功，证明了萧何的预言是正确的。第四，“汉”有精华之意。按照中华传统的认识，天人的星象，代表了地上的人才。老子的《道德经》说：“天大，地大，道大，人亦大。域中有四大，人居其一焉。”人就是天地创造的“精华”。《汉书·天文志》：“星者，金之散气，其本曰人。星众，国吉，少则凶。汉者，亦金散气，其本曰水。星多，多水，少则旱，其大经也。”孟康注曰：“星，石也。金石相生，人与星气相应也。”“汉，河汉也。水生于金，多少谓汉中星也。”既然星之本是人，星众则人多，人多则国盛；星多，则水多，云汉则是天上星的精华。杨泉《物理论》：“星者，元气之英也。汉，水之精也。气发而升，精华上浮，宛转随流，名之曰天河，一曰‘云汉’，众星出焉。”正因为“云汉”是精华上浮而成，所以“汉”有精华之意。

西汉、东汉与蜀汉，一脉相承，使“汉”由吉祥美称，演变为“汉家”“汉人”“汉室”等文化符号。“汉家”一词，至迟在汉文帝时已出现。《史记·梁孝王世家》：“方今汉家法周，周道不得立弟，当立子。”这里的“汉家”，显然是汉朝人的自称。汉武帝时也多次使用“汉家”作为朝廷自称。《史记·孝武本纪》：“有司言曰：‘陛下建汉家封禅，天其报德星云。’”“今天子所兴祠，泰一、后土，三年亲郊祠，建汉家封禅，五年一修封。”汉宣帝继续使用“汉家”以自称，《汉书·宣帝本纪》：“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用德教，用周政乎？”三国时期，“汉家”名称也指汉朝。赤壁大战前夜，周瑜对孙权说：“操虽托名汉相，其实汉贼也。将军以神武雄才，兼仗父兄之烈，割据江东，地方数千里，兵精足用，英雄乐业，尚当横行天下，为汉家除残去秽。”而“汉家”一词中的汉来源于汉水、汉中。《史记·六国年表》：“汉之兴，自蜀汉。”司马迁明确指出汉朝发祥于汉中与巴蜀。《汉书·五行志》说：成帝河平三年二月丙戌，四川发生地震，山崩江塞，刘向以为：“汉家本起于蜀、汉，今所起之地山崩川竭，星孛又及摄提、大角，从参至辰，殆必亡矣。”其后三世亡嗣，王莽篡位。虽然有天人感应的迷信色彩，但汉中确实是大汉王朝的发祥之地。东汉王充在《论衡》中指出：“唐、虞、夏、殷、周者，土地之名……皆本所兴昌之地，重本不忘始，故以为号，若人之有始矣。唐、虞、夏、殷、周，犹秦之为秦，汉之为汉。秦起于秦，汉起于汉中，故曰秦、汉。”王充对汉朝之所名之为“汉”，专门做了解读，但仍然说服力不够。最具说服力的是“石门十三品”中《石门颂》的解读：“惟坤灵定位，川泽股躬。泽有所注，川有所通。斜谷之川，其泽南隆。八方所达，益域为充。高祖受命，兴于汉中。道由子午，出散入秦。建定帝位，以汉氏焉。后以子午，途路涩难。更随围谷，复通堂光。凡此四道。阂隔尤艰”。这段摩崖刻石，可谓一字千金。它不仅说明了褒斜道是子午、傥骆（堂光）、褒斜、故道四道中的官驿国道，而且证明了汉中是汉家发祥地，刘邦政权“以汉氏国”，就是对发祥地汉中的最好纪念。就此一点来说，《石门颂》的价值是记载两汉三国的“前四史”（《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同类史料所望尘莫及的，这也是《石门颂》最大的文化价值。《郙阁颂》中也有“嘉念高帝之开石门，元功不朽”的记载，可以与《石门颂》相印证，证明褒斜道——石门，在汉代文明史上有着独特的地位。正如宋人晏袤在《鄐君摩崖释文》中所说：“昔汉高帝兴王汉中，出散入秦，道由子午，途路涩艰。因秦取蜀之石牛道开通石门。史虽不书，灵帝建宁五年，衡官掾仇审《颂太守李翕郙阁碑》：‘嘉念高帝之开石门，元功不朽。’则石门虽基于秦而开于高帝明矣。”更为重要的是，“石门十三品”中地位仅次于《石门颂》的《石门铭》也强调了褒斜道——石门与“中国”“汉皇”“汉德”“汉中”等汉家发祥地的文化渊源。《石门铭》云：“皇魏正始元年，汉中献地，褒斜始开。”“乃作铭曰：龙门斯凿，大禹所彰。兹岩迺穴，肇自汉皇。导此中国，以宣四方。其功伊何，既逸且康。去深去阻，匪阁匪梁。西带汧、陇，东控樊、襄。河山虽险，汉德是强。昔惟畿甸，今则关疆。”文中的“汉皇”应该是“高皇帝”刘邦，“汉德”指大汉的威仪礼乐之盛，因北魏是鲜卑拓跋部统一北方，推行汉化政策，以汉文化的继承者与正统自居，在与南朝较量之中彰显文化自信。文中的“王升履之，可无临深之叹；葛氏若存，幸息木牛之劳”“自非思埒班、尔（鲁班、张尔，即能工巧匠），筹等张、蔡（汉代张衡、蔡伦发明家），忠公忘私，何能成其事哉”就是北魏汉文化自信的真实写照。除此之外，“石门十三品”中的汉隶大字，“玉盆”传为张良所书，“石虎”传为郑子真所书，“衮雪”是曹操所书；“石门”二大字，高82厘米，宽50厘米，字径35厘米，笔画清晰，是石门摩崖群中保存最完好的。这一切都加重了“石门十三品”在两汉三国文化中的地位。(www.xing528.com)

综上所述，汉中的“石门十三品”是将“汉”由“汉水”“天汉”的文化符号，转变为“汉朝”“汉家”的政治符号，再转化为“汉德”“中国”等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文化符号的重要载体，是两汉三国时期“汉德”“汉人”“汉字”等汉文化体系形成的历史见证，是东汉至南宋（25—1079）一千余年中华民族文化繁荣时期的纪念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