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南襄阳一带的汉水文化研究成果

汉元封五年（前106），汉武帝为了加强中央对地方郡国的控制，除京师七郡属司隶部外，“初置刺史部十三州”。《汉书地理志》记载了十三刺史部的命名原则，“至武帝攘却胡、越，开地斥境，南置交阯，北置朔方之州，兼徐、梁、幽、并夏、周之制，改雍曰凉，改梁曰益，凡十三部，置刺史。先王之迹既远，地名又数改易，是以采获旧闻，考迹《诗》《书》，推表山川，以缀《禹贡》《周官》《春秋》，下及战国、秦、汉焉。”在这十三州刺史部中，汉中原属梁州，现被划入益州。荆州之名未变，但西汉荆州刺史部比《禹贡》中的荆州面积要大得多，下辖有七郡国，分别为南阳郡、南郡、江夏郡、武陵郡、长沙国、零陵郡、桂林郡。最北为南阳郡，已在汉江之北；最南为桂林郡，已在长沙国以南。东汉时，除将长沙国改为长沙郡外，一仍其旧，荆州刺史部并无变化。

东汉末年，荆州是曹操与孙、刘两家鏖战的主战场，汉南这一地域范围在《三国志》中多有提及。东汉建安十三年（208）“秋七月，公（曹操）南征刘表。八月，表卒，其子琮代，屯襄阳，刘备屯樊。九月，公到新野，琮遂降，备走夏口（今武昌）。公进军江陵（今荆州），下令荆州吏民，与之更始”。新野属南阳郡，襄阳、樊城、江陵属南郡，江陵又为南郡治所。南阳郡、南郡均是荆州刺史部北部要区，汉南也在这一区域范围之内。故而《三国志》又载：“建安十三年，太祖（曹操）破荆州，欲顺江东下。（贾）诩谏曰：‘明公昔破袁氏，今收汉南，威名远著，军势既大；若乘旧楚之饶，以飨吏士，抚安百姓，使安土乐业，则可不劳众而江东稽服矣。’”谋士贾诩意在规劝曹操既破荆州、得汉南之地，应当休养生息，不必与刘备、孙权相争。与此同时，刘备被曹操击溃之后，逃至夏口，诸葛亮见情势急迫，“请奉命求救于孙将军”。诸葛亮在柴桑（今九江）见到孙权后，说了一番话：“海内大乱，将军起兵据有江东，刘豫州（刘备）亦收众汉南，与曹操并争天下。今操芟夷大难，略已平矣，遂破荆州，威震四海。英雄无所用武，故豫州遁逃至此。”

不难看出，《三国志》中的汉南大致是指荆州刺史部北部的南郡，核心区域即是以襄阳、樊城为中心的汉江中游一带。赤壁之战后，曹操只保住了荆州北部的南阳郡与南郡的一部分，于是“分南郡编以北及南阳之山都”，设立襄阳郡。至曹魏正始六年（246），吴将朱然攻打曹魏的柤中（今襄阳以南地区），“柤中民吏万余家渡沔（汉江）”北逃。为巩固原有辖区，曹爽强令民吏回迁。谋士袁淮主张放弃襄阳，便劝说曹爽：“今襄阳孤在汉南，贼循汉而上，则断而不通，一战而胜，则不攻而自服，故置之无益于国，亡之不足为辱。”这更为明确地印证了汉南就是以襄阳为中心的汉江中游地区。

南北朝时期，襄阳一带再度成为南北拉锯的前哨阵地。位于今襄阳市以南约百里的宜城县，同样位于汉江之南。南朝刘宋据有此地时，称其为“华山，置华山郡”；到了北朝占领此地时，“西魏改县为汉南，属宜城郡”。隋代统一全国之后，襄阳郡“统县十一”，其中仍有此汉南县。可见自汉末到隋代，世人都将襄阳一带称作汉南，县级行政区划的命名也遵循了人所共知的地理常识。

这一认识直到唐宋时期亦是如此。唐诗中多有称颂汉南风物的作品，白居易《送冯舍人阁老往襄阳》诗云：“紫微阁底送君回，第二厅帘下不开。莫恋汉南风景好，岘山花尽早归来。”岘山是襄阳名山，《元和郡县图志》载：“岘山在（襄阳）县东南九里。山东临汉水，古今大路。羊祜镇襄阳，与邹润甫共登此山，后人立碑，谓之堕泪碑。”汉南风景尽在此山，白居易将襄阳与汉南视为一地。(www.xing528.com)

《宋史》载：南宋绍兴三十一年（1161）十二月，“金人犯汉南之茨湖，鄂州军士史俊登其舟，获一将，诸军继进，遂击却之”。宋代襄阳属襄州，西北部为光化军，治所光化县在汉江东岸，即明清时光化县（今老河口）所在地，距襄阳约一百八十里。《读史方舆纪要》载：“茨湖，在（光化）县东南。宋绍兴三十一年逆亮入寇，别将刘萼引兵入光化，荆南都统李道拒之于茨湖，萼毁光化屋作船筏以渡江，道激厉将士鏖击，尽夺船筏，寇遁，遂复光化是也。今湮废。”光化虽然不在汉江之南，但因为地近襄阳，故仍以汉南视之。

南宋末年，汉南再度成为宋元胶着的战场。元世祖至元八年（南宋咸淳七年，1271）“九月壬戌朔，敕都元帅阿术以所部兵略地汉南”。九年三月，“蒙古都元帅阿术、汉军都元帅刘整、阿里海牙督本军破樊城外郛，斩首二千级，生擒将领十六人，增筑重围守之”。“九月甲子，宋襄阳将张贵以轮船出城，顺流突战，阿术、阿剌海牙等举烽燃火，烛江如昼，率舟师转战五十余里，至柜门关，生获贵及将士二千余人。”十一月，“参知行省政事阿里海牙言：‘襄阳受围久未下，宜先攻樊城，断其声援。’从之。回回亦思马因创作巨石炮来献，用力省而所击甚远，命送襄阳军前用之。”此次战役就是事关南宋生死的襄阳保卫战。《元史·阿术传》对阿术所部兵略汉南的事迹有更为详细的记载，早在至元四年八月，阿术就已“观兵襄阳，遂入南郡，取仙人、铁城等栅，俘生口五万”。至至元八年，忽必烈下达总攻敕谕之后，阿术等人加紧攻打樊城、襄阳。“九年三月，破樊城外郛，增筑重围以逼之。宋裨将张顺、张贵装军衣百船，自上流入襄阳，阿术攻之，顺死，贵仅得入城。俄乘轮船顺流东走，阿术与元帅刘整分泊战船以待，燃薪照江，两岸如昼，阿术追战至柜门关，擒贵，余众尽死。……先是，襄、樊两城，汉水出其间，宋兵植木江中，联以铁锁，中造浮梁，以通援兵，樊恃此为固。至是，阿术以机锯断木，以斧断锁，焚其桥，襄兵不能援。十二月，遂拔樊城。襄守将吕文焕惧而出降。”次年七月，阿术就奉命攻打扬州去了。由此可知，阿术“略地汉南”就是攻打襄阳、樊城的战役。

综上所述，自东汉末年至元朝初年的一千余年间，汉南的地域方位固定且明晰，就是指以襄阳为中心的汉江中游一带。即便考虑到《三国志》成书于西晋初年、《元史》成书于明洪武三年（1370），书中所述史实可能存在使用后世地域观念的可能性，但并不影响汉南地域方位千年未变的基本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