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前所述，客家移民向广东中南部一带的大规模迁移，是在“迁海”造成广东南部沿海地区大量人口耗减的这一背景下开展起来的。由于“迁海”涉及广东南部沿海的各府州县，故而，客家移民在向广东中南部一带迁移时，往往是见缝插针。这一迁移模式使得客家移民在广东中南部一带的空间分布，明显地呈现出大分散、小聚居的格局。从前文的移民统计数据不难看出，客家移民在肇庆府、罗定州、高州、廉州和雷州的人口格局中，一般只占有10%左右的比例；只有在广州府，这一比例稍高，其中，新宁县（今台山市）的比例最高，移民占当地人口总数的33%，在花县、新安（今深圳和香港）和东莞三县，移民占当地人口的比例在20% 25%之间，其余各县（厅）也都在10%左右。这一数据表明，与广东中南部一带强大的土著社会相比，客家移民只是其中的少数。广东中南部地区的土客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由土客人口的这一结构所决定的。
正是由于客家移民在各地的人口格局中所占的比例不尽相同，故而，移民在不同区域的定居落籍过程也各不相同。大致而言，在一些移民人口相对较少的区域，如肇庆府的鹤山、恩平、开平、阳春、阳江等县，移民的入籍过程就比较顺利；反之，在移民人口比较集中的区域，如广州府的新宁、新安等县，移民的入籍过程则一波三折。道光《新宁县志》记载说：
今据广东巡抚图萨布奏称，新宁县沿海地宽，先于雍正年间及乾隆五、六年等，有惠、潮各属及闽省人民曾、廖等姓，陆续就耕，积至二千余户，屡请入籍，皆为土著所阻。[171]
民国《赤溪县志》的记载则更为详细：
雍正十年（1732），督粮道陶正中至新宁、开平、恩平等县，劝令垦，民悉领地开耕。时新宁知县王嵩，亦以垦辟自任，详报省宪开畸畛图，准立户升科，完纳税粮。乾隆初，惠、潮、嘉人来垦者仍众，至是生齿日繁。读书人士，难归原籍，各请就近入籍考试。鹤山、高平、开平、恩平等县，客民占居者众，得与土民一同应考。独新宁客民屡请入籍考试，皆为土著所阻。[172]
综合以上两段材料，我们便不难看出，晚至乾隆初年，当肇庆府属之鹤山、高平、开平和恩平等县的客家移民均已完成定居落籍，“得与土民一同应考”之时，新宁县的移民，尽管也“立户升科，完纳税粮”，但是其“入籍考试”之请，却“为土著所阻”。客家移民在新宁县与鹤山府属各县的境遇，之所以存在如此重大的差别，原因就在于土客人口的比例。正像移民史学者所分析的那样：“在新宁县以外的各县，由于客家移民大体仅占当地人口总数的十分之一左右，难以对土著的学额产生大的威胁。新宁则不同，客家人口众多，乾隆后期已达15 万之众，可能占该县人口总数的三分之一左右。他们对土著权利的侵占要比其他县严重得多。”[173]
直到乾隆中期，新宁境内的客家移民，才正式开始定居落籍的过程。据道光《新宁县志》记载：
乾隆二十九年（1764），学臣边继祖奏请入籍加额。经部臣驳查，当将各客童等照例拨回原籍报册……钦奉谕旨查办，当即委员前往新宁清查，现在客户共二千二百零四户，内有田粮庐墓，已符年例，难以回原籍，共四百零四名，以文艺粗通者百有余名，请附籍新宁应试，仿照商籍及江西棚民、四川眉州等属之例，酌加文童二名、武童一名，另编客籍字号录取。[174]
民国《赤溪县志》记载与此大致相同：
迨乾隆二十九年，（新宁）客童廖洪等赴都察院具控，奉谕旨着广东巡抚图萨布查奏，经部议复准新宁另编客籍考试，取进文武生员。于是客童有上进之阶，膺贡举而登仕版者代有人矣。[175]
新安境内的客家移民，其入籍时间则更晚。据嘉庆《新安县志·学制》记载：
新安自复界以来，土广人稀，奉文招垦军田，客民或由江西、福建，或由本省惠、潮、嘉等处陆续来新，承垦军田并置民业。自康熙五十五年（1716），奉例开设军籍文武学额各二名，至雍正十三年（1735）裁，并军民通考。迨嘉庆七年，奉旨设客籍学额，岁试取进文武各二名，科试取进文学二名，拨入广州府学……其捐纳贡监职员者，亦注明客籍字样，以免牵混。
综合新宁、新安二县的情况，我们不难发现，在广东中南部客家移民人口比较集中的县份，移民的入籍过程大致与赣西北的棚民情况相似。道光《新宁县志》所谓“仿照江西棚民之例”，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即移民在迁入地居住20年以上、并在当地拥有田产庐墓者，方可入籍。移民入籍以后，其子弟可以在当地参加考试，但试卷上需注明“客籍”字样，且学额由政府另外划拨。
不过，如果细加分析，编入“客籍”的移民，与编入“棚籍”的棚民之间，在社会身份上还是不完全相同的。在赣西北地区，编入“棚籍”的棚民，在社会身份上本身就低土著一等；但是，被编入“客籍”的移民，至少在理论上与土著是平等的。正是由于这种社会身份上的平等，使得“客籍”移民在定居落籍之后，并没有产生类似于赣西北棚民阶层的那种被歧视感和被压迫感。正像民国《赤溪县志》所总结的那样，当客家移民以“客籍”的方式定居落籍之后，“各县土客相处，百余年来，向无猜嫌。客民因方言与土著有别，又性坚毅，不苟随人，彼此似难融化。然偶或龃龉，一经调停，即可冰释，犹相安也”[176]。说客家移民入籍以后，百余年间与土著“向无猜嫌”，可能有点言过其实，但在咸（丰）同（治）之前没有发生过类似于赣西北地区的那样严重的土客冲突，倒也是历史的真实。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客籍”与华南土著之间“向无猜嫌”的局面，终于难以维持。正像罗香林所说的那样：“乾嘉以后，客家在台山（新宁）、开平、四会一带者，因人口激增，势力扩展，始则租赁土人的田地，以耕以殖，继则渐次设法收买，形成与土人相对竞争的局势。”[177]正是在双方的这一“竞争”过程中，土客矛盾与冲突开始日益突显起来。
如同闽粤移民进入赣南、赣西北和浙西南地区一样，迁入广东中南部一带的客家移民，主要也是通过租种当地土著的田地而开始其生产与生计的。由于客家移民在当地的人口格局中所占的比例不高，故而，在清代中叶以前，当地的租佃关系一直是由土著“田主”来主导的。正像清季恩平的土著士绅陈坤所说的那样：“恩平客民，乃惠、潮、嘉三州之人。雍正年间流寓广、肇二属各州县，开垦住聚，自为村落，佣力营生，土民奴隶视之。”[178]所谓“土民奴隶视之”，正说明在当地的租佃关系中土著社会所拥有的压倒性的优势地位。然而，随着移民的定居落籍，反客为主的现象也时有发生。正是在这一背景之下，土客双主围绕着租佃关系，展开了新的攻防。据民国《增城县志》记载：
（客民）男女俱习田功，且耐劳苦，本亦可取。其见恨于人者，在佃耕之例。其例有长批，有短批。长批预定年限，或以永远为期。硗瘠之土，一经（客民）承佃，辄不惜工费以渔利，而田主莫能取盈。转佃他人，亦必先索其值。甚至佃经数易，田主仍有不知者。短批腴壤居多，听田主逐年招佃。然名为更招，仍不外原佃族党。苟非其人，则怙势凭凌，争讼随之。至其岁纳之租，共立成例，十常不及七八。田主之懦者，则其数更减。税业被其陇断，收息既微，不得已而议卖，他人无敢售者，彼乃短勒其价而得之。此则客民恶习，为土著所差叹者也。[179]
显然，以华南的土著“田主”为一方，以客家移民佃户为另一方，双方围绕着租佃关系中的租额、批赁权、转佃权以及土地买卖等，展开了激烈的攻防。从上文的“佃经数易，田主仍有不知者”和“名为更招，仍不外原佃族党”等情况来看，移民佃户正像他们在赣南的乡党一样，已在双方的攻防过程中占据一定的优势。不过，广东中南部地区的客家移民佃户，始终没有通过暴力的形式来解决他们与土著田主之间的租佃矛盾。之所以如此，土客双方力量的悬殊对比，无疑是一个重要的因素。与赣南地区“土弱客强”或“客浮于主”的情况完全不同，在华南地区，客家移民面对的是一个庞大的土著社会系统。正像有研究者所分析的那样：“清初至清中期粤东北客家的南迁，并没有将他们在闽粤赣交界之区‘反客为主’的历史重演，因为此时他们所遭遇的已不是畲、瑶等少数民族，而是与他们一脉同源、先期进入粤中、粤西地区的汉族移民后裔……较之客家人，他们文化同样先进，根基更是深固。”[180]正是土客双方这种一强一弱的悬殊对比，决定了华南地区的土客矛盾不至于在短时间内演化为激烈的暴力冲突。至于双方最终在清季的咸（丰）同（治）年间爆发“仇杀十四年，屠戮百余万，焚毁数千村”的大规模武装械斗，[181]则是在近代特定的历史背景下华南地区各种社会矛盾交互作用的结果。[182]
【注释】
[1]Sow-Theng Leong.Migration and Ethnicity in Chinese History，Hakkas，Pengmin and Their Neighbors，SMC Publishing Inc.，Taipei，1998，p.26.
[2]王铭铭：《社会人类学与中国研究》，北京：三联书店，1997年，第112～148 页。
[3]本章关于该问题的讨论，主要参考以下几项重要研究成果：刘敏：《论清代棚民的户籍问题》，载《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3年第1 期；万芳珍：《清前期江西棚民的入籍及土客融合与矛盾》，载《江西大学学报》1985年第2 期；曹树基：《明清时期的流民与赣南山区的开发》，载《中国农史》1985年第4期；曹树基：《明清时期的流民与赣北山区的开发》，载《中国农史》1986年第2 期；曹树基：《中国移民史》第5 卷、第6 卷，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年；Sow-Theng Leong.Migration and Ethnicity in Chinese History，Hakkas，Pengmin，and Their neighbors，SMC Publishing Inc.Taipei，1998；梁洪生：《从“异民”到“怀远”以“怀远文献”为重心考察雍正二年宁州移民要求入籍和土著罢考事件》，载《历史人类学》第1 卷第1 期（2003年4月）；黄志繁：《清代赣南的生计与生态》，载《中国农史》2003年第3期；黄志繁：《地域社会变革与租佃关系：以16—18世纪赣南山区为中心》，载《中国社会科学》2003年第6 期。
[4]（明）海瑞：《海瑞集》上编《兴国八议》，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203 页。
[5]（元）卢琦：《圭峰集》卷7《建言常平》。
[6]（明）王直：《抑庵文后集》卷20《送陆太守序》。
[8]（明）嘉靖《南安府志》卷8《地理》。
[9]（明）嘉靖《汀州府志》卷1《风俗》。
[10]（明）嘉靖《惠州府志》卷5《地理》。
[11]（明）嘉靖《广东通志》卷20《民物志一·风俗》。
[12]（明）嘉靖《清流县志》卷1《墟市》。
[13]（明）嘉靖《清流县志》卷1《墟市》。
[14]（明）嘉靖《汀州府志》卷3《坊街巷市》。
[15]（明）嘉靖《汀州府志》卷3《坊街巷市》。
[16]（明）嘉靖《汀州府志》卷3《坊街巷市》。
[17]（明）嘉靖《清流县志》卷2《习俗》。
[18]（明）嘉靖《汀州府志》卷3《坊街巷市》。
[19]（清）康熙《宁化县志》卷2《土产志》，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119 页。
[20]（清）康熙《宁化县志》卷2《土产志》，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169 页。
[21]（清）乾隆《永福县志》卷10《杂事》：“嘉靖四十年，漳人王凤以种菁失利，聚众据二十八都为乱……不旬日至数知人……西北诸都残毁萧然。”
[22]（民国）《南平县志》卷11《礼俗》引旧志。
[23]（清）乾隆《永福县志》卷1《风俗》。
[24]（明）万历《永福县志》卷1《风俗》。
[25]（清）乾隆《永福县志》卷10《杂事》。
[26]（明）万历《福宁州志》卷2《舆地志下·风俗》。
[27]（明）嘉靖《宁德县志》卷4《遗事》。
[28]Sow-Theng Leong.Migration and Ethnicity in Chinese history，Hakkas，Pengmin and their Neighbors，SMC Publishing Inc.，Taipei，1998，P.46.
[30]（元）《宋史》卷185《食货下》七。
[31]有关明清时期广东冶铁业的发展情况，可参阅曹腾騑、谭棣华：《关于明清广东冶铁业的几个问题》；邓开颂：《明至清代前期广东铁矿产地和冶炉分布的统计》。以上两文均收入广东历史学会编：《明清广东社会经济形态研究》，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17～131 页、第170～186 页。
[32]（清）屈大均：《广东新语》卷15《货语》，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408 页。
[33]《明会典》卷194《冶课》。
[34]（明）嘉靖《广东通志初稿》卷30《铁冶》。
[35]（明）嘉靖《广东通志初稿》卷30《铁冶》。
[36]（清）屈大均：《广东新语》卷15《货语》，北京：中华书局，1985，第409 页。
[37]（明）陶文渊：《连城县志序》，康熙《连城县志》卷首，北京：方志出版社，1997，第12 页。
[38]（清）屈大均：《广东新语》卷15《货语》，北京：中华书局，1985，第409 页。
[39]有关“菁客”、“矿徒”引发地方治安恶化的案例，在明末清初福建和广东的地方志中多有记载。清初的蓝鼎元在《鹿洲初集》一书中，也时有记述。如卷12《潮州府图说》云：“揭邑极西有河婆，大山深阻，为从来盗贼窟穴，矿徒出没之区，莫有知其要害者。”《揭阳县图说》亦云：“西南河婆诸山，绵亘深远，高原大谷，多连海丰、永安诸矿山，为奸徒窟穴，盗贼窝巢，历来抗法之区。”
[40]（清）康熙《宁化县志》卷3《户口志》，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212 页。
[41]（清）乾隆《汀州府志》卷9《户役》。
[42]曹树基：《中国人口史》，第5 卷，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27～30 页。
[43]（清）乾隆《汀州府志》卷9《户役》。
[44]（清）嘉庆《清一统志》卷《汀州府》。
[45]（清）嘉庆《清一统志》卷456《嘉应州》。
[46]（清）康熙《连城县志》卷4《籍产志》。
[47]（清）康熙《连城县志》卷首，杜士晋《序》。
[48]（清）康熙《武平县志》卷2《风土志》。
[49]（清）乾隆《汀州府志》卷6《风俗》。
[50]（清）光绪《嘉应州志》卷8《礼俗》。
[51]（清）蓝鼎元：《鹿洲初集》卷12《平远县图说》。
[52]（清）蓝鼎元：《鹿洲初集》卷12《镇平县图说》。
[53]（清）蓝鼎元：《鹿洲初集》卷12《潮州府总图说》。
[54]（清）康熙《兴宁县志》卷2《行署》。
[55]（清）道光《福建通志》卷52《蠲赈门》。
[56]（清）同治《上杭县志》卷12《杂志》。
[57]（清）道光《福建通志》卷52《蠲赈门》。
[58]（清）光绪《长汀县志》卷30《风俗》。
[59]（清）同治《上杭县志》卷12《杂志》。
[60]（清）光绪《嘉应州志》卷8《礼俗》引雍正旧志。
[61]（清）乾隆《大埔县志》卷10《民风》。
[62]（清）光绪《镇平县志》卷4《民风》。
[63]（清）杨澜：《临汀汇考》卷4《物产》。
[64]林汀水：《明清福建植被的破坏与水土流失》，载《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3年第3 期。
[65]（清）光绪《嘉应州志》卷5《水利》引旧志。
[66]（清）光绪《嘉应州志》卷5《水利》引旧志。
[67]（清）嘉庆《平远县志》卷2《物产》引康熙旧志。
[68]（清）光绪《嘉应州志》卷5《水利》。
[69]（清）道光《永安三志》卷1《地理》。
[70]广东省政府建设厅农林局：《韩江水源林调查报告》（1931年），转引自罗香林：《客家研究导论》，台北：南天书局，1992年，第108 页。
[71]关于粤东和粤北地区生态环境的持续恶化，司徒尚纪在《岭南历史人文地理：广府、客家、福佬民系比较研究》一书（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1年）中，论述甚详，可参阅该书第68～71 页。
[72]民国《大埔县志》卷11《民生志》。
[73]这些成果主要包括罗香林的《客家研究导论》、《客家源流考》，刘正刚的《闽粤客家人在四川》，曹树基的《中国移民史》第6 卷，以及梁肇庭的《中国历史上的移民与族群性：客家、棚民及其邻居们》等。
[74]关于明清战争导致赣南境内人口耗减的详细情况，请参阅曹树基：《中国人口史》，第5 卷，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24～25 页。
[75]（清）张尚瑗：《潋水志林》卷14《兵寇》，兴国县志办公室2001年重印本，第169 页。
[76]转引自罗勇：《客家赣南》，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63 页。
[77]清内阁汉文题本，粮饷类，南赣总兵胡有升，顺治六年五月十日，转引自黄志繁：《地域社会变革与租佃关系》，载《中国社会科学》2003年第6 期，第191 页。
[78]清内阁汉文题本，粮饷类，江西巡抚朱延庆，顺治六年七月五日，转引自黄志繁：《地域社会变革与租佃关系》，载《中国社会科学》2003年第6 期，第191 页。
[79]曹树基：《中国移民史》，第6 卷，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181～196 页。
[80]曹树基：《中国移民史》，第6 卷，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225～226 页。
[81]曹树基：《中国移民史》，第6 卷，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227 页。
[82]（清）雍正《万载县志》卷6《财赋》。(www.xing528.com)
[83]（清）道光《宜春县志》卷10《田赋》。
[84]（清）道光《萍乡县志》卷1《舆地》。
[85]曹树基：《中国移民史》，第6 卷，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229 页。
[86]曹树基：《中国移民史》，第6 卷，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230～231 页。
[87]（清）同治《义宁州志》卷6《田赋》。
[88]曹树基：《中国移民史》，第6 卷，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236 页。
[89]（清）乾隆《武宁县志》卷8《户口》。
[90]曹树基：《明清时期的流民与赣北山区的开发》，载《中国农史》1986年第2 期。
[91]（清）道光《奉新县志》卷1《舆地》。
[92]曹树基：《中国移民史》，第6 卷，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239 页。
[93]（清）光绪《青田县志》卷4、卷7，转引自曹树基：《中国移民史》，第6 卷，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284 页。
[94]（清）道光《丽水县志》卷14《杂记》。
[95]（民国）《丽水县志》卷4，转引自曹树基：《中国移民史》，第6 卷，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284 页。
[96]转引自曹树基：《中国移民史》，第6 卷，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285 页。
[97]（民国）《松阳县志》卷6，转引自曹树基：《中国移民史》，第6 卷，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285 页。
[98]（清）同治《云和县志》卷15，转引自曹树基：《中国移民史》，第6 卷，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296 页。
[99]云和县志编纂委员会编：《云和县志》，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575 页。
[100]曹树基：《中国移民史》，第6 卷，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299 页。
[101]（清）康熙《衢州府志》卷首，马遴《序》，转引自曹树基：《中国移民史》，第6 卷，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290 页。
[102]（清）谷应泰：《形势论》，同治《江山县志》卷1《舆地》。
[103]（民国）《龙游县志·氏族志》，转引自曹树基：《中国移民史》，第6 卷，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290 页。
[104]曹树基：《中国移民史》，第6 卷，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302 页。
[105]曹树基：《中国移民史》，第6 卷，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302 页。
[106]（清）屈大均：《广东新语》卷2《地语》，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57～58 页。
[107]曹树基：《中国人口史》，第5 卷，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41 页。
[108]（清）道光《新宁县志》卷7《事纪略》。
[109]（清）屈大均：《广东新语》卷2《地语》，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58 页。
[110]（清）道光《新宁县志》卷6《政经略》。
[111]赖际熙：《崇正同人系谱》卷1《源流》。
[112]曹树基：《中国移民史》，第6 卷，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379～399 页。
[113]“三藩之乱”虽曾波及赣南的北部一带，但整体而言，与赣中、赣北相比，赣南全境受“三藩之乱”的影响，则要轻微得多。
[114]（明）天启《赣州府志》卷7《食货志》，转引自饶伟新：《清代山区农业经济的转型与困境：以赣南为例》，载《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4年第2 期，第87 页。
[115]（清）乾隆《赣州府志》卷2《地理志》引康熙旧志。
[116]（清）康熙《会昌县志》卷1《舆地志》，转引自饶伟新：《清代山区农业经济的转型与困境：以赣南为例》，载《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4年第2 期，第87 页。
[117]（清）谢聘：《瑞金县名实论》，光绪《瑞金县志》卷11《艺文志》。
[118]（清）康熙四十九年《瑞金县志》卷4《物产》；（清）谢重拔：《禁烟议》，康熙二十二年《瑞金县志》卷8《纪言志》。
[119]（清）乾隆《赣州府志》卷2《地理志》引康熙《赣州府志》。
[120]（清）乾隆《赣州府志》卷2《地理志》。
[121]（清）康熙《兴国县志》卷1《舆地志》。
[122]（清）康熙《赣州府志》卷3《地理志》。
[123]（清）康熙《雩都县志》卷1《物产》。
[124]（清）康熙《南康县志》卷3《舆地志》。
[125]（清）乾隆《赣州府志》卷2《地理志》。
[126]曹树基：《明清时期的流民与赣南山区的开发》，载《中国农史》1985年第4 期，第38～39 页。
[127]（清）张尚瑗：《潋水志林》卷11《保甲》，兴国县志办公室2001年重印本，第126 页。
[128]（清）康熙二十二年《兴国县志》卷7《保甲》。
[129]（清）康熙《信丰县志》卷5《食货》。
[130]（清）康熙《龙南县志》卷4《食货》。
[131]（清）康熙《定南县志》卷5《户口》。
[132]（民国）《南康县志》卷13《大事记》。
[133]（清）乾隆《兴国县志》卷3《志地》。
[134]曹树基：《中国移民史》，第6 卷，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214 页。
[135]（清）道光《宜春县志》卷10《田赋》。
[136]《清朝文献通考》卷19《户口考一》。
[137]《雍正硃批谕旨》卷15，雍正元年四月二十一日。
[139]《八旗通志》卷152《人物志三十二》。
[140]（清）张廷玉：《请定安辑棚民之法疏》，《皇清奏议》卷25。
[141]《清世宗实录》卷34，雍正三年七月辛丑。
[142]刘敏：《论清代棚民的户籍问题》，载《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3年第1 期。
[143]（清）道光《丽水县志》卷14《杂记》。
[144]《清朝续文献通考》卷25《户口一》。
[146]（清）光绪《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158《户部·户口》。
[147]《清仁宗实录》卷316，嘉庆二十一年二月丙辰。
[148]《雍正硃批谕旨》卷15，雍正二年三月十八日。
[149]《雍正硃批谕旨》卷15，雍正二年三月二十八日。
[150]《雍正硃批谕旨》卷15，雍正二年六月二十四日。
[151]《雍正硃批谕旨》卷15，雍正二年九月二十八日。
[152]《华国堂志·序》，转引自梁洪生：《从“异民”到“怀远”：以“怀远文献”为中心考察雍正二年宁州移民要求入籍与土著罢考事件》，载《历史人类学》2003年第1 卷第1 期。下引《华国堂志》均转引自该文。
[153]（清）同治《义宁州志》卷2《地理·乡都》。
[154]（清）道光《义宁州志》卷6《田赋》。
[155]（清）道光《奉新县志》卷1《舆地》。
[156]曹树基：《中国移民史》，第6 卷，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253 页。
[157]曹树基：《中国移民史》，第6 卷，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253～254 页。
[158]修水县客家研究会编：《客家人在修水》，1999年铅印本，第151 页。
[159]修水县客家研究会编：《客家人在修水》，第151 页。
[160]（清）乾隆《义宁州志》卷4《户口》。
[161]（清）李阑：《请棚民子弟应试详文》，乾隆《江西通志》卷145《艺文》。
[162]《清朝文献通考》卷70《学校考八》。
[163]《清会典则例》卷68《学校一》。
[164]《清朝文献通考》卷70《学校考八》。
[165]（清）雍正《义宁州志》卷4《户口》。
[166]（清）雍正《武宁县志》卷30《杂记》。
[167]《清高宗实录》卷686，乾隆二十八年五月戊辰。
[168]《清朝文献通考》卷71《学校考九》。
[169]《清仁宗实录》卷134，嘉庆九年九月甲辰。
[170]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1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6年，第73 页。
[171]（清）道光《新宁县志》卷7《经政略》。
[172]（民国）《赤溪县志》卷8《赤溪开县事纪》。
[173]曹树基：《中国移民史》，第6 卷，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396 页。
[174]（清）道光《新宁县志》卷7《经政略》。
[175]（民国）《赤溪县志》卷8《赤溪开县事纪》。
[176]（民国）《赤溪县志》卷8《赤溪开县事纪》。
[177]罗香林：《客家研究导论》，台北：南天书局，1992年，第62 页。
[178]（清）陈坤：《粤东剿匪纪》，转引自刘平：《被遗忘的战争：咸丰同治年间广东土客大械斗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50～51 页。
[179]（民国）《增城县志》卷1《客民》。
[180]刘平：《被遗忘的战争：咸丰同治年间广东土客大械斗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59～60 页。
[181]（民国）《赤溪县志》卷8《赤溪开县事纪》。
[182]有关咸（丰）同（治）年间广东土客大械斗原因的分析，可参见刘平：《被遗忘的战争：咸丰同治年间广东土客大械斗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5～8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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