赣西北地区即鄱阳湖西侧的江西西北部一带。按照清代的行政区划,这一地区主要包括袁州府和南昌府。从地形地貌的角度来看,这一地区除鄱阳湖西岸狭长的平原地带之外,其余大多数地区均属山地或丘陵。早在明代后期,这里的山地或丘陵地带,就已成为包括闽粤客家移民在内的各地流民的聚居地。进入清代,这里更是成为以闽粤客家籍移民为主体的棚民运动的发源地。
明代中后期迁入赣西北萍乡、宜春、分宜三县的北部以及万载县西部山区一带的客家移民,在明末清初曾一度十分活跃。崇祯末年,这里的移民曾起兵抗清,并入据府城。顺治五年(1648),金声桓在江西反清复明,他们又群起响应。顺治十六年,郑成功率军逼近南京,移民武装复起以应。康熙十三年(1674)“三藩之乱”,吴三桂占据长沙,他们再次群起响应。战争过后,清军和当地的土著一起,开始对客家移民进行大规模的驱逐。至康熙年间,客家移民除一部人被收为绿营外,其余大多被遣返原籍。[80]
然而,正像移民史学者所说的那样,“大规模地驱逐棚民虽能给当地社会带来安宁,却不能带来繁荣”[81]。因为,赣西北一带在明清战争以及稍后的“三藩之乱”过程中,人口耗减极其严重。入清以后,这里需要大量的外来移民补充人口。棚民被逐之后,这里劳动力严重缺乏,致使大片田地荒芜,赋税无人承担。正因为如此,康熙中期以后,地方政府不得不招徕流移,鼓励垦荒。据雍正《万载县志》记载:“庚午(即康熙二十九年)以后,始招徕闽粤之人,渐次垦辟。”[82]正是在地方政府的招徕之下,闽粤(包括赣南南部的长宁、龙南、定南一带)客家移民再次大规模地向赣西北一带集结。
根据曹树基的研究,位于赣西北南部一带的袁州府属各县,都有闽粤客家移民的分布,但移民人口的数量却悬殊。宜春县是袁州府治所在地,该县的北部一带是明末清初棚民起义的中心地区。故而,在康熙早期对棚民进行驱逐之后,地方当局就有“流民断不可复招”[83]的禁令。正因为如此,康熙中期以后开始的招民垦荒,对宜春的北部几乎没有影响。至于该县南部的丘陵一带,虽有一部分客家移民进入,但人数也极其有限。位于宜春县东侧的分宜县,其总体情况大致与宜春相当。
位于袁州府西侧的萍乡县,客家移民则比较密集。康熙年间的变乱平定后,该县编土著为104 图,别有客图8 个,“以处外来者”[84]客图占总图数的6.8%。在这以后,客家移民又陆续迁入。据曹树基的估计,到雍正后期,客家移民约占该县人口总数的10%左右,总人口约有1.6 万。[85]
万载县是袁州府属四县中保留棚民最多的地区,也是清代闽粤客家移民迁入的重点地区。曹树基根据民国《万载县志·氏族志》的资料,对清代进入该县的客家移民籍贯,进行了详细的统计和分析。据他估计,在清代进入该县的客家移民中,“广东、福建和赣南客家氏族分别占氏族总数的60.6%、20.2%和19.2%”,“从县属籍别来看,万载县的客家移民主要来自以粤东嘉应州为中心的客家聚居区,并包括福建汀州和赣南东南部客家区”。乾隆末年,客家移民的人口大约为5.2 万,占同期该县总人口的27.8%。[86](www.xing528.com)
位于赣西北中北部的南昌府,清代领有8 个州县,其中,武宁、义宁州(辖境相当于今铜鼓、修水两县)、靖安和奉新4 州县,地处山区,也是清代闽粤客家移民的集中迁入地。
清初的“三藩之乱”曾波及宁州一带,不过,“三藩之乱”以后,这里并未对棚民加以驱逐。据此推测,明代后期进入这一带的棚民,人数可能不多。康熙中期以后,闽粤客家移民开始大规模迁入。有记载说:“迨至康熙十三年(1674)后,国家生齿日繁,闽、广诸省人民散处四方。分宁地广人稀,因而诸省之人扶老携幼,负耒而至。”[87]据曹树基估计,至乾隆后期,该州境内的客家移民总数在3 万人左右。[88]
地处赣西北最北端的武宁县,也有闽粤客家移民的迁入。据乾隆《武宁县志》卷30 记载:“武宁山谷荒僻……近自湖广、闽、粤异民遍乡开垦,万山童秃。”由此看来,清代进入该县境内的移民,除闽粤一带的客家移民之外,还有相当一部分来自湖北境内。由于该县的北部与湖北南部一带毗连,故而,湖北移民主要集中在该县的北部地区。而来自闽粤的客家移民则主要集中在该县的南部一带。乾隆十八年(1753),武宁县“土著烟户计共四万一千余户,棚民计共一万三千余户”[89],棚民的户数占该县总户数的24%。假定在这13000 余户的棚民中,有三分之一属于客家棚民,以每户5 口计,其总人口则在1.5 万左右。
位于赣西北东侧的奉新和靖安两县,其西部的地貌均属山地,清代南昌府境内的客家移民活动,主要就发生在这两个县的西部或西北部一带的山区及丘陵地带。以奉新县为例,据曹树基对该县村落建置的抽样统计分析,在该县西部山区现存的647 个村庄中,可以确定为客家移民所建的村庄共255个,占样本总数的39.4%;在丘陵地区的596年现存村庄中,可以确定为客家移民所建的村庄共99 个,占样本总数的16.6%。[90]乾隆九年(1744),奉新县的知县称:“今查奉新县棚民俱有田园庐墓,非去来不定之棚可比,自应无论土著、棚民,选择身家殷实,为人端实者,佥点承充。今据该县复查,棚民委无全村聚族成姓,俱系散居安、兴、进、化四乡,从前亦未设言棚保,虽有四百余户,查册中土著三十四围,一围之中土著有百十余户,棚民只有十余户之烟。”[91]照此推算,乾隆初年,客家移民在该县总人口中占有大约10%的比例。在这以后,随着移民的陆续迁入,这一比例应该有所提高。至乾隆后期,迁入该县西部山区及丘陵地带的客家移民,总人口有1.5 万,占该县丘陵和山区居民总数的25%。至于靖安县,据曹树基对该县建于乾隆时期的369 个村庄的统计分析,由闽粤客家移民所建立的村庄共42 个,占村庄总数的11.3%。照此推算,至乾隆后期,迁入该县的客家移民人口在0.5 万左右。[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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