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16世纪中后期至17世纪初期的客家移民还只是一股涓涓细流，那么，因明末战乱、明清战争以及稍后的“三藩之乱”等事件而造成的赣闽粤边周边区域人口格局的重大调整，则最终导致了赣闽粤边狂飙突进式的对外人口大转移。客家方言群在现代的分布格局，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由这场人口转移而奠定的。
从清代前期开始的赣闽粤边狂飙突进式的对外人口大转移，一直延续到19世纪中叶。在这场持续两个多世纪的人口转移过程中，赣闽粤边的人口输出一直以闽西和粤东北为主，赣南虽然也有零星的人口输出，但主要还是作为闽粤移民人口的接纳地而存在的。这一事实告诉我们，在明清鼎革以及稍后的一段时间里，闽西和粤东北的社会与人口发展过程，有着与赣南不尽相同的经历。
由于特殊的地缘关系，明末的大规模社会动乱，基本上没有波及闽西和粤东北一带。明清鼎革之际，闽西和粤东北所经历的战事，也相对较少。就闽西而言，顺治三年（1646），由于郑芝龙的降清，清兵顺利地越过仙霞岭，由福建北部长驱直入。这年八月，南明隆武帝从延平逃亡汀州。清兵闻讯后，遂遣大军压境，隆武帝遇难，闽西的战事遂告结束。不久，清兵又攻下福州，福建全境遂为清兵所有。由于战事延续的时间较短，所以闽西遭受战火的影响程度也比较轻微。在清军由邵武攻打汀州的过程中，发生在宁化、长汀等北部诸县的战事最为激烈。但是，据康熙《宁化县志》记载：“崇祯六年（1633），（宁化）户五千四百三十，口三万七千六百五十七……至大清顺治十三年，户五千二百六十七，男丁一万五千五百二十九，女口二万二千三百五十九，与明季增损无大异。”[40]长汀的情况，与宁化大致相似。[41]由此可见，即使是在战事最为激烈的闽西北部一带，也没有发生大规模的人口耗减。
像闽西一样，粤东北在明清鼎革之际也未经历过太大的战事。顺治三年，清军在李成栋的率领下，由福建经潮州、惠州向广州挺进。一路上几乎未遇像样的抵抗，即抵达广州。顺治十年，潮州总兵郝尚久举兵反清，粤东一带燃起战火。但双方仅相持一个多月，除潮州城中有大约2 万居民被清军屠杀之外，周边地区并无太大的人口耗减。[42]
由于闽西和粤东北在明清鼎革之际并未遭遇到太多的兵火，故而，入清以后，这两个地区的人口发展很快。明崇祯六年，汀州府在籍户数为35688，在籍人口为21 万余人，[43]但是，到了清代的嘉庆二十五年（1820），汀州的户数已增至251082，人口更增至1485903。[44]200年不到的时间，户数净增长215000 多，增幅超过602%；人口净增长127 万多，增幅超过604%。粤东北的户口增长，更是十分惊人。雍正十一年（1733），省程乡县置嘉应州，领兴宁、长乐（今五华县）、平远和镇平（今蕉岭县）4 县。至嘉庆二十五年（1820），嘉应州的人口规模已达到1314050。[45]人口的快速增长，使得原本就山多田少的闽西和粤东北一带，人地矛盾日趋尖锐。以闽西为例，康熙《连城县志》云：“闽，古之荒服也，而连（城）则荒服中僻壤也。山居其九，地不通商。男不负贩，女不蚕纺。区区数钟田，家给不足矣。”同书又谓：“连（城）瘠壤也，男力耕不足于食，女力纺不足于衣……贫生于不足，不足则奸邪生。民如鸟兽，轻去其乡，虽严刑重法，不能为禁。”[46]该志的作者在《序》中亦云：“（连城）寡陋如余，既无其长，地瘠且偏，不通商贾。山无果木，水无鱼盐之利……逃亡遍室，残喘未苏。”[47]康熙《武平县志》亦载：“（武平）崇山复岭，为汀南斗绝之地……大抵疆圉硗瘠，物产稀有。”[48]至于地处北部山区的清流县，由于山多田少，“居乡以刺船为业，陆而樵、水而渔者，仅足衣食，此外则别无土产。外货不至，城鲜贸易，盖由地瘠民贫之故”[49]。
在粤东北，因人口发展而引起的人地矛盾，也是与日俱增。正像光绪《嘉应州志》所说的那样：“本朝休息生息，丁口蕃滋，故在国初之时，已有人多田少之患。况更二百余年以至于今，物力之不支，民生之日困，故其宜也。”[50]清代早期的蓝鼎元，曾对粤东北各县的人地矛盾作过详细的记述：
平远在万山中……人民、土田亦号称繁庶，食力众而豪富稀。[51]
镇平作邑……田少山多，人稠地狭，虽有健耜肥牛，苦无可耕之地。[52](www.xing528.com)
（大埔、程乡诸县）人稠地狭，崇冈大阜，种稻、黍、薯、芋，如悬崖瀑布，尚不给，多佣力四方，则亦未如之何矣。[53]
康熙《兴宁县志》对当时兴宁县的人地关系状况也有这样的描述：“民稠土瘠，家无隔夜之储。”[54]
随着人地关系的持续紧张，闽西和粤东北一带的粮食短缺日益严重。在闽西，“汀州府属之八县，产谷俱属有限，长汀为附郭首县……食口颇众”[55]。闽西的另一个人口大县上杭，“田少山多，民人稠密，所产谷米不足供”[56]。由于粮食的短缺，闽西境内各县基本上都依赖江西的米粮供应。据道光《福建通志》记载，清代的汀江流域各县，“与江西建昌府属之广昌、赣州府属之石城等县毗连，素籍江西米谷接济”[57]。如长汀县，“粮食仰给于江右之赣宁，而（上）杭、永（定）及潮又往往资贩籴于郡，稍留滞乏继，市价腾踊”[58]。同治《上杭县志》亦谓，“瑞金、长汀米盐互易，长（汀）、（上）杭民食赖以接济”[59]。在粤东北的嘉应州，雍正年间就已出现“土瘠民贫，农知务本，而合境所产谷不敷一岁之食。藉资上山之永安、长乐、兴宁。上山谷船不至，则价腾踊。民尝艰食而勤树艺……种姜、薯、芋、粟以充稻食”[60]的情况。潮州的大埔县，百姓也是“种粟、芋、番署、瓜蔬诸物以佐谷食”[61]。至于镇平县，则更是“民食半赖包粟”[62]。
为了解决日益严重的粮食短缺问题，闽西和粤东北一带的客家人，或者通过大范围地毁林开荒，以扩大耕地面积，或者通过耕山来从事番薯等经济作物的种植。在闽西，由于人口的激增，当地的客家人便大规模地开山种植烟草和番薯等高产耐旱的作物。据清人杨澜在《临汀汇考》中记载说，自清代早期以来，闽西的汀江流域各县就开始普遍地种植番薯，“瘠土、沙土皆可种，一亩之地可收十余担。山居之民以此代饭，可省半岁之粮”[63]。番薯等高产耐旱作物的大面积种植，一方面固然部分地解决了因人口增长而导致的粮食短缺问题，但另一方面却又严重地破坏了汀江流域的植被，动摇了当地生态环境的基础。据研究，正是在大规模的乱垦乱伐之下，“长汀的河田、羊耳山区与连城县西的果茶农场各地出现严重的水土流失，而长汀的新桥、馆前、童坊，连城的城郊、四堡、北团和庙前，也都成了荒山和荒地”[64]。在粤东北的嘉应州，清代以前，这一带“山中草木蓊翳，雨积根荄，土脉滋润，泉源淳蓄，虽旱不竭。”[65]然而，入清以后，随着人口的增加，“樵采日繁，草木根荄俱被划破，山土浮松，骤雨倾注，众山浊流汹涌而出，顷刻溪流泛滥，冲溃堤土，雨止即涸，略旱而涓涓无存，故近山坑之田，多被山水冲坏为河为沙碛，至不可复垦，为害甚巨”，以致田地“高者恒苦旱，下者恒为涝”[66]。平远县在康熙年间已是“一望而童山，灵且随斧斤湮没也”[67]。为了养活过多的人口，除大范围毁林开荒之外，对土地资源的掠夺性利用，也成为一种必然的趋势。早在清初，嘉应州就有人“图目前升斗小利”，将“灌口养鱼两不相妨”的水池，“垦而为田，塘为蓄水，或仅存小沟”。[68]这样做虽然扩大了耕地的面积，但却因减少灌溉，收成大打折扣，故而从长远来看，往往得不偿失。原来生态环境很好、“林木蔚荟蔽日”的永安（紫金）县，在经过乱垦乱伐和破坏陂塘之后，很快便出现“山高水驶，半月不雨，即称天旱……后世不知水利，皆湮塞为田。今之塘视昔，存者十一耳”，“况山崩不已，河高水溢。耕者彼此为堤，以河相吞”的严重局面。[69]生态环境的持续恶化，从根本上动摇了这里的农业基础。正像民国《潮州志·实业志》所说的那样：“韩江上游（含梅江）人民，惟急功近利，是图所有，林木每未达伐采之期，即行收取。水原失于会蓄，土质病其松懈，霪潦一至，泥沙随洪流而俱来，旱魃为灾。”；“大埔、丰顺……居民大多依林业为生……其余各县类多童山濯濯。”20世纪30年代，一份关于粤东地区水旱情形的官方调查报告也称：“森林荒废，不足以涵养水源；河床填高，无法以收量水量。故一旦暴雨，则洪水泛滥，一泻千里，溃决防堤，淹没田舍，为害甚巨。但数日不雨，则又以山无泉水，河水干涸，高陂田地，辄有旱魃之虞。潮梅水旱之惨为各江冠，而兴宁、梅县、大埔三县，灾情尤重。每年于夏秋之间，连日降雨，发生水灾，每年两三次而至四五次不等。旱灾亦然，小旱每年必一两次，大旱每隔一两年间必发生一次。”[70]生态环境的不断恶化，正是清初以来大规模滥伐乱垦的必然结果。[71]
因此，如果说人口的急剧增长，是闽西和粤东北一带客家人自清初以来对外迁移的根本原因，那么，生态环境的持续恶化，则是这一“离心式”的人口迁移过程得以长期延续的重要内力。人口与环境纠缠之下所产生的强大“推力”，使得一代又一代的客家人离开故土，星散四方。正像民国《大埔县志》所总结的那样：“山多田少，树艺无方。土地所出，不给食用。走上川，下南洋，离乡井，背父母，以蕲补救。未及成童，既成游子，比比皆是。”[72]客家方言群就是在这种大规模的、长期的迁移过程中，不断地由原先统一的方言文化群而“裂变”为一个又一个的“族群”或“亚族群”的。
关于清代客家的“离心式”移民问题，客家研究界和中国移民史学界已经取得了大量的研究成果。[73]这些成果对客家移民的迁移过程、迁入区域以及人口规模等诸多问题，都已作了极为详细的实证性研究。正因为如此，这里将不再对清代的客家移民史作全面的讨论。以下只是在已有的研究成果基础上，有选择性地对赣南地区、赣西北山区、浙西南山区和广东中南部等几个区域的移民迁入及其分布情况，予以粗线条的勾勒，以期为后文集中讨论移民的入籍和土客关系等问题提供一个基本的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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