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心式移民展开与客家方言群的裂变

16世纪中后期，在赣闽粤边地域社会与文化的发展进程中，出现了一个十分显著的变化。原先一直作为移民接纳地的赣闽粤边，从这一时期开始成为人口的输出地。自此而后，直到清代中叶，赣闽粤边的离心式移民，规模越来越大，迁移的距离越来越远。伴随着离心式移民的产生，客家方言群在空间上最终突破了传统的赣闽粤边这一地域格局，纷纷播迁到赣西北、浙南山区、广东中南部地区，甚至远徙至四川和台湾等地。随着客家移民的大量外迁，移民与迁入地土著之间的矛盾也开始由隐而显，并因矛盾的不断聚集而演变为日趋严重的土客冲突。在不同的区域里，由于生存资源、土客力量对比等因素各不相同，所以，客家移民与土著之间的矛盾以及冲突的形式等，也不尽相同。相应地，移民在迁入地的定居、落籍过程、权利与义务以及文化适应策略等，也都个个有别。大致而言，在土客关系持续紧张、矛盾与冲突日趋激烈的区域里，移民的定居落籍过程往往一波三折；移民不仅无法享受与土著同等的权利，而且还要承担比土著多得多的义务。由于定居、落籍过程的一波三折，以及权利与义务的不成比例，使得移民在文化适应的策略上，往往更倾向于坚守自己原乡的语言、民俗与文化传统，并借此把分散在区域内的移民凝结成一个整体，以壮大自身的力量。同样，作为矛盾与冲突的另一方，土著往往也会通过自己的语言、民俗与文化传统，来进行有效的社会动员，以便使自己在矛盾与冲突中立于不败之地。年深日久之后，双方的矛盾与冲突，遂由具体的物质利益而不断扩大到语言与文化等各个方面。但是，在那些土客关系相对缓和的区域内，移民的定居、落籍过程则往往比较顺利。由于移民在定居之后差不多享有与土著同等的各种权利，所以移民的文化适应，往往也采取“入乡随俗”的策略。正因为如此，同样是来自客家方言群的移民，往往会因迁移区域的差异而造成对原乡语言与文化的认同差异。正是这种差异，最终导致了客家方言群的“裂变”——即由统一的语言文化群（cultural group）“裂变”为不同的“族群”（ethnic group）或“亚族群”（sub-ethnic group）。

有关16世纪中后期至19世纪中期赣闽粤边离心式移民的产生以及客家由方言群“裂变”为“族群”或“亚族群”等问题的研究，到目前为止，以已故澳大利亚籍学者梁肇庭（Sow-Theng Leong）先生的遗著——《中国历史上的移民与族群性：客家、棚民及其邻居们》（Migration and Ethnicity in Chinese History，Hakkas，Pengmin and Their Neighbors）一书最为详备。在该书中，作者以美国汉学人类学家施坚雅（W.Skinner）的“区域系统理论”（the regional systemsmethodology）为方法论基础，通过对东南沿海、岭南、江西、长江下游等几个宏观区域（macro region）经济发展周期的讨论，来分析16世纪以降赣闽粤边离心式移民产生的时间图式与空间特征。从施坚雅的“区域系统理论”出发，作者认为，作为客家人传统聚居地的赣闽粤边，在地缘上恰好位于东南沿海、岭南和江西三个宏观区域的边际地带。正因为如此，这三个宏观区域的经济发展周期，对客家移民的影响尤为巨大。据此，作者得出如下四个结论：

其一，不同时期迁移到不同区域内的客家移民，是对每个宏观区域内核心区与边际区交互作用的一种具有人口统计学意义的反映。当某一个宏观区域进入发展的高潮时，它所提供的经济机会就越多，尤其是在它的核心区域，情况更是如此。这样，原先居住在其边际区的人口，就会在它的吸引之下进行移民。

其二，当这个区域的经济发展开始收缩之后，移民也会随之而退潮。此前聚居在这里的大量移民人口，或者退居到原来的边际区，或者是移居到另一个区域的边际区。

其三，在经济发展的收缩时期，由于生存资源的竞争开始加剧，移民的族群认同和族群动员也会随之而突显起来。(www.xing528.com)

其四，赣闽粤边的客家移民是随着其周边不同区域发展周期的交替变化而在不同的时间播迁到不同的区域的，而每个区域都有着自己独特的土著社会与文化系统，因此，尽管他们都有着共同的语言和文化背景，但是，播迁到不同区域之内的客家人，其族群的表达方式是完全不同的。^[1]

显而易见，梁著对于赣闽粤边离心式移民产生背景的分析，是一种近乎经济决定论的解释。这种解释模式尽管有助于说明16世纪中后期至19世纪中期赣闽粤边离心式移民产生的时间图式和空间特征，但是，稍加分析便不难发现这一模式的内在局限性。首先，这一解释模式是建立在施坚雅“区域系统理论”基础上的，而施坚雅的“区域系统理论”充其量只是一种假设，而并非是一种经过经验研究而被证实的结论。在施坚雅所划分的所谓九大宏观区域中，他自己真正做过实证研究的只有长江上游、华北和东南沿海3 个区域。而且，即便是这3 个区域，他的相关结论也未必完全正确。^[2]根据这种未被经验研究所证实的，或者根本就没有经验研究作为支撑的理论假设，来建构分析模型，并运用这一模型来分析赣闽粤边离心式移民产生的时间图式和空间特征，从学理上来讲，其本身就是有欠周详的。其次，在作者的这种近乎经济决定论的解释中，赣闽粤边作为周边几个宏观区域的边际区，完全是在一种被动的状态下源源不断地向外输出人口，至于赣闽粤边内部的社会与人口发展过程对于持续几个世纪的离心式移民所产生的深刻影响，则未见有任何系统的分析。

其实，16世纪中后期至19世纪中期赣闽粤边的离心式移民，是一个原因极其复杂的人口输出过程。在这场延续近300年的人口输出过程中，无论是赣闽粤边作为人口输出地所产生的离心式推力，还是周边地区作为人口接纳地所产生的拉力，都是不尽相同的。其中，既有梁氏所讨论的经济方面的原因，也有政治（如清初的迁海与复界等）、社会（如闽西和粤东北的人口过剩等）和自然环境（如过度开垦之下的生态失衡等）等其他各种因素。正因为如此，下文将从这一离心式移民的具体发展进程出发，通过对不同阶段中移民输出地离心式推力和移民人口接纳地向心式拉力的综合讨论，来动态地揭示隐藏在一波又一波移民大潮背后的深层原因，并进而分析不同波段中移民定居落籍的形式、土客关系以及移民由统一的方言文化群最终“裂变”为“族群”或“亚族群”的历史过程。^[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