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人口流动的持续进行，流民问题开始成为赣闽粤边的一个十分严重的社会问题。由流民而发起的地方社会动乱，更是频频发生。天顺十三年（1448），在闽西的东北部一带，爆发了邓茂七领导的大规模民变事件，并在很短的时间内“陷二十余县”。[46]邓茂七，“江西建昌人，初名邓云，豪侠为众所推，杀人亡命，入闽至宁化县，依豪民陈正景，易名茂七。聚众集会，常数百人。远近商贩至，皆依之”[47]。当时，在汀州、延平和邵武三府毗邻的高山岭谷地带，聚着大量的流民。邓茂七举事后，这些流民便成了邓部的主力。有记载说邓茂七势力最大时“聚众至五十余万”[48]，福建的汀州、延平、邵武、漳州诸府以及江西的赣州、南城、广信诸府，均受到不同程度的冲击。在邓茂七发起的这次民变事件中，有相当数量的畲族民众参与。明人吴宽在《题汀州忠爱祠》一诗中写道：“闽南初置千夫长，邓贼乘机潜聚党。一朝变起沙尤间，山谷群蛮应如响。”[49]吴氏所谓的“群蛮”，就是指辗转流徙到汀州、延平和邵武三府毗邻的高山岭谷一带的畲族。《明史·王得仁传》亦载：“沙县贼陈政景，故邓茂七党也，纠清流贼蓝得隆等攻（汀州）城。”从蓝得隆的姓氏即可以看出，他当是清流境内的畲族。
邓茂七举事失败后，闽西东北部一带的社会动乱依然连年发生。“成化己丑（1469）岁，闽大侵，有盗数千余人，自将乐、尤县四出放劫，而紫云台者介清流、宁化境上，号最险，盗入居之。”[50]连年的社会动乱，促使有关当局开始关注流民问题。成化初，张宁出任汀州知府。在《汀州府行六县榜》中，张氏报告说：“访得各属人民近年有为官府贪求、豪强逼协，大则逃躲山泽，久旷粮差。”[51]为了加强对流民的控制，在原先地僻人稀的高山岭谷一带建县，遂被提上日程。成化五年（1469），滕昭巡抚福建，并邀何乔新分巡汀州、邵武和延平各府。何氏履任之后，“遍历诸县，访民利病而兴除之。清流之归化里，介乎将乐、沙县之间，民恃其险僻，不供徭赋”[52]，于是便建议在此另设新县，以便驾驭。前文提到的紫云台，就在何氏所说的清流县归化里一带。由于这里僻处高山岭谷之间，属于汀州、邵武和延平三府的边陲地带，故而成为三府流民的聚集之区。邓茂七当年就是以紫云台为其根据地的。正因为如此，滕昭在接到何乔新的报告后，很快便决定在此设县。[53]成化六年，以清流之明溪正式设立归化县（今明溪县），“析将乐、沙县、宁化三县地益之”。[54]归化设置之初，居民5157 户，总共32152 口。[55]从归化设县之初只有3 万多居民的情况来看，地处于深山岭谷之中的归化，设县并非是区域开发与人口增长的压力所致，而纯粹是政府为镇抚地方、控制流民而采取的行政措施。由于归化境内的流民主要来自汀州、邵武和延平三府，故而，其基本的居民格局也表现为客家方言群和其他方言群的杂居，靠近宁化和清流一侧的，属于客家方言群，而靠近沙县和将乐一侧的则属于闽方言群，归化也因此成为闽西客家方言群分布的北界。
归化县的设置，使得闽西东北部一带的社会动乱暂时得到了缓和。但是，在闽西的南部一带，社会动乱却日甚一日。尤其是在上杭附近，由于地接赣州的会昌、安远、龙南以及粤东北的程乡等县，故而，从明代中期开始，这里遂成为赣南和粤东北一带流民的聚集地。随着流民的大量涌入，由流民而引发的社会动乱也日趋频繁。明人吴宽记载说：“永定在万山中，为闽之穷处，自正统末以寇增设，险阻寡民，寇不时发。”[56]《明史·伍骥传》亦载：“（伍氏于）天顺七年（1463）巡抚福建，是时上杭贼起……已而贼势转炽……骥单骑诣贼垒……谕以祸福，贼见其至诚，感悟泣下，归附者七百余户，给以牛种，俾复故业。”同书《高明传》也记载说：“（成化）十四年（1478）上杭盗发，诏起（高明）巡抚福建，督兵往讨，擒诛首恶……以上杭地接江西、广东，盗易啸聚，请析置永定县。”永定正式设县在成化十四年，至成化十八年，该县的总户数2256，口数为11129。[57]因此，就像归化县的设置一样，永定的设县也不是区域开发与人口发展的压力所致，而是政府为镇抚地方、控制流民所采取的行政措施。该县以“永定”为名，本身就具有安定边方、镇抚流移的意味。
在偏远的深山岭谷地带设县，固然可以强化对流入境内的流民的控制，但是却无法从根本上解决赣闽粤边内部的人口流动问题，更无法从根本上消弭赣闽粤边内部的流民问题。成化中期，赣闽粤边内部的流民问题，愈发严重。于是，政府开始着手采取措施，“安辑”流民。据《明史·洪钟传》记载：“洪钟……成化十一年（1475）进士。为刑部主事，迁郎中，奉命安辑江西、福建流民。”洪氏“奉命安辑江西、福建流民”在成化二十一年。王守仁在《谥襄惠两峰洪公墓志铭》中记载说：“（成化）乙巳（即成化二十一年），江西、福建流贼甫定，公承命往审处之。归言福建之武平、上杭、清流、永定、江西之安远、龙南、广东之程乡，皆流移错杂，习于斗争，以武力相尚，是以易哄而乱。”[58]洪氏“安辑”流民的具体措施，文献中未见有任何记载，《明史》本传也只是说他曾建议当局“宜及平时令有司立乡社学，教之诗书礼让”。由此看来，洪氏此行只是调查赣闽粤边的流民现状，而并未采取任何实质性的措施来“安辑”流民。
从现有的资料来看，真正采取措施来解决赣闽粤边内部的流民问题，始于弘治时期。据明人何乔新记载：
皇帝（弘治）即位之七年，汀、赣奸民合为寇。其始甚微，萑符狗鼠之盗耳。郡县有司无远略，不急捕，其势寝炽，而岭南、湖湘之不逞者从而和之，四出剽掠，劫富室，燔民居，掠币藏，杀官吏，哄然为东南郡县患。有司始骇而图之，备其东则发于西，剿其南则窜于北。时镇守江西太监邓公原……以为盗之未平，以政令不一，而邻境有司不肯协心故也。宜设巡抚宪臣，置司要地，以节制之，而割附近郡县以隶之，则盗易平也。乃合辞以闻，皇帝俞其请，爰命大臣慎选方岳重臣有牧民御众之才者以授予之，得广东左布政使金公泽，遂迁都察院右副都御使，俾巡抚江西，兼督闽广湖湘之地，置司于赣，而割江西之南安、赣州、建昌、福建之汀州、广东之潮州、惠州、南雄、湖广之郴州隶焉。四省三司皆听节制，赐之玺书，许以便宜行事。[59](www.xing528.com)
从何氏的记述中不难看出，当时的赣南、闽西和粤东北一带，已然成为所谓“盗寇”的渊薮，由流民而引发的地方社会动乱，已从过去的局部区域发展到整个赣闽粤边，甚至蔓延到周边的粤北和湘南一带。鉴于“备其东则发于西，剿其南则窜于北”的严峻现实，朝廷不得不打破既有的行政区划体系，通过设置南赣巡抚而将赣南、闽西、粤东、粤北和湘南置于一个统一的军事控制网之下，借此来消弭赣闽粤边及其相邻区域的地方社会动乱。
南赣巡抚于弘治八年（1495）正式建置，据雍正《江西通志》记载：
（弘治）八年夏四月，始设南赣巡抚……弘治甲寅（1494），汀、漳寇起，岭南、湖湘不逞者四出剽掠，为东南患。于是，镇守江西太监邓原、巡按御使张缙暨藩臬臣议设巡抚宪臣，开府于赣，以统制之。制下，因推广东左布政金泽迁都察院右副都御使，俾江西，兼督闽广湖湘。其所辖则江西之南安、赣州、建昌、福建之汀州、广东之潮州、惠州、湖广之郴州，四省三司皆听节制，赐以玺书，许以便宜行事……副都御使金泽总制江西，莅任七年，始得代去，寻以事宁，裁去南赣巡抚。[60]
南赣巡抚是在由流民问题而引发的赣闽粤边地方动乱这一总体背景下设置的，正因为如此，金泽在出任南赣巡抚的7年（1495—1501）时间里，在以武力弹压赣闽粤边地方乱动的同时，还对引发赣闽粤边社会动乱的流民问题，着手予以解决。正德年间，巡抚南赣的王守仁曾报告说：“其初輋贼，原系广东流来，先年奉巡抚金泽行令，安插于此。不过砍山耕活，年深日久，生长日蕃，羽翼渐多。”[61]在金泽巡抚南赣期间，既然由广东流入赣南的畲民（即王守仁所谓的“輋贼”）都已被“安插”，那么由闽西和粤东北一带流入赣南境内的客家籍流民，也当在他的“安插”之列。
在金泽“安插”流民的过程中，到底有多少来自闽西和粤东北一带的流民被安插到赣南地区？他们是以何种方式被安插到赣南地区的？流民在赣南二府各县的分布情况如何？由于史料的缺乏，这些问题尚无法厘清。不过，可以肯定的是，这次按插对于缓解赣闽粤边因流民问题而引发的地方社会动乱，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从前引雍正《江西通志》说金泽“莅任七年，始得代去，寻以事宁，裁去南赣巡抚”这一记述来看，金泽对于流民的“安插”显然是比较成功的。由于流民的问题暂时得到了解决，由流民而引发的社会动乱自然也会有所缓和。正因为如此，为处置赣闽粤边的地方社会动乱而专门设置的南赣巡抚，也在金泽离任之后被裁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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