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中后期，赣闽粤的民族融合进程开始出现新的趋势。日趋严重的土地兼并和不堪承受的赋税负担，把生活在赣闽粤边这块土地上的广大汉族和畲族民众推到了水深火热的境地。为了求得生存，汉族和畲族民众此呼彼应，掀起了一波又一波反抗官府的浪潮。在血与火的考验中，他们“相挺而起”，患难与共，从而将畲汉融合的进程推向一个全新的境界。
南宋中后期，土地兼并日趋严重。理宗端平元年（1234），诗人刘克庄在一份奏折中曾这样描述当时的土地兼并情况：
吞噬千家之膏腴，连亘数路之阡陌，岁入号百万斛，则自开辟以来，未之有也；亚乎此者，又数家焉。[26]
据他估计，只要没收这些人家十分之六七的田产，就足以解决当时南宋朝廷的全部财政困难。淳祐六年（1246），谢方叔也发出同样的议论：
豪强兼并之患，至今日而极。非限民名田，有所不可，是亦救世道之微权也。国朝驻跸钱塘，百有二十余年矣。外之境土日荒，内之生齿日繁，权势之家日盛，兼并之习日滋，百姓日贫，经制日坏，上下煎迫，若有不可为之势……夫百万生灵资生养之具，皆本于谷粟，而谷粟之产，皆出于田。今百姓膏腴皆归权势之家，租米有及百万石者。小民百亩之田，频年差充保役，官吏诛求百端，不得已，则献其产于巨室，以规免役。小民田日减而保役不休，大官田日增而保役不及。以此弱之肉，强之食，兼并浸盛，民无以遂其生。于斯时也，可不严立经制以为之防乎？[27]
赣闽粤边虽然山多田少，但这里的土地兼并情况也十分严重。朱熹在一封书信中就曾说过：
契勘汀州，在闽郡最为穷僻，从来监司巡历，多不曾到，州、县官吏无所忌惮，科敷刻剥，民不聊生，以致逃移，抛荒田土。其良田则为富家侵耕冒占，其瘠土则官司摊配亲邻，是致赋役不均，小民则愈见狼狈，逃亡日众，盗贼日多。每三四年一次发作，杀伤性命，破费财物，不可胜计。[28]
与汀州毗邻的漳州，情况也差不多。据朱熹报告：
本州田税不均，隐漏官物，动以万计。公私田土，皆为豪宗大姓诡名冒占，而细民产去税存，或更受俵寄之租，困苦狼狈，无所从出。州县既失经常之入，则遂多方擘画，取其所不应取之财，以足岁计，如诸县之科罚、郡州之卖盐是也。[29]
赣南也有类似的情况，据南宋后期的黄幹报告说：
江西之俗，豪家富室喜于兼并，为之守令者不惟无以抑之，而反纵之，而细民又困矣。民生不见礼义之及，已尔困于衣食之不足，幸灾乐祸，以图逞其不平之愤，则去为盗贼，而焚烧县邑、贼害良民者，势使然也。[30]
土地兼土的日甚一日，使得赣南和闽西一带原本就已吃紧的人地矛盾，进一步激化。大批失地的农民沦为流民，逃亡他乡。南宋后期编修的《临汀志》记载说：“汀，山多田少，土瘠民贫。二税视他郡为重……昔故已病之矣。更绍定寇扰，阡陌淆紊，常赋失陷而郡计窘，或业去产存、或业轻产重而民力殚。官版簿不明，民砧其无有，奸豪擅利，贫弱罹殃。”[31]至于同一时期的赣南，文献中也多有“土瘠民贫”[32]的记录。
土地兼并不仅使得赣南和闽西一带的汉族民众流离失所，而且使得畲族百姓赖以维生的畲山和畲田，也逐渐成为地方豪宗大姓的囊中之物。刘克庄所谓“贵家辟产，稍侵其疆，豪干诛利，稍笼其利”，说的正是这个意思。由于畲山、畲田被不断侵占，畲族百姓无以为生，于是便铤而走险，或起兵反抗官府的统治，或打家劫舍以取衣食。对此，宋元之际的马端临在《文献通考》中有着详细的分析：
（嘉定七年，1214）臣僚言：夫熟户、山徭、峒丁，有田不许擅鬻，顷亩多寡，山畲阔狭，各有至界，任其耕种，但以丁名系籍，每丁纳课米三斗，悉无其他课配。熟户、山徭、峒丁乐其有田之可耕……近年以来，生界徭獠，出没省地而州县无以禁戢者，皆徭不能遵守良法，有以致之。夫溪峒之专条，山徭、峒丁田地，不许与省民交易，盖虑其穷困而无所顾籍，不为我用。今州县谩不加恩，山徭、峒丁有田者，悉听其与省民交易，但利牙契所得。而又省民得田，输赋在服籍常赋之外，可资郡帑泛用，而山徭、峒丁之米挂籍自如。催督严峻，多不聊生，往往奔入生界，受雇以赡口腹，或为向导，或为徒伴，引惹生界，出没省地，骎骎不已，为害甚大。[33]
由此可见，南宋中期以降赣闽粤边的“山寇”或“峒寇”事件之所以频频发生，与大规模土地兼并之下畲山、畲田的不断被侵占，显然具有内在的因果联系。
随着土地兼并的日趋严重，赣闽粤边的“山寇”或“峒寇”事件，发生频率越来越高，规模也越来越大。淳熙八年（1181），有报道称：“汀、赣山寇复动，稍稍及潮。”[34]不久，赣南的南安一带又发生了“峒寇”事件。据刘克庄《宋经略墓志铭》记载：
南安境内三峒首祸，毁两县二寨，环（南）雄、赣（州）、南安三郡数百里，皆为盗区……公率义丁力战，破高平寨，擒谢宝崇，降大胜峒曾志，皆渠魁也。三峒平。[35]
南安三峒的这次事变，刘克庄并没有明确地指出发生的时间。不过，从下文“闽盗起，陈公韡为招捕使。陈公用真公（真德秀）言，檄公与李君华同议军事”的记述来看，这一事件应该发生在第五章提到的闽西晏梦彪事变（绍定元年，1228）之前。
差不多在此同时，与赣南紧相毗连的湘南一带，也发生了“诸峒反侧”的事件。据刘克庄《余尚书（嵘）墓志铭》记载：
绍定己丑年，除知潭州、荆湖南路安抚使。时诸峒反侧，事变方棘，公不敢辞。九月开阃，衡之酃县沙浦峒、郴之桂东县高垓峒相挺而起，已破酃县，犯茶陵。公察致寇之由，首罢黜贪虐吏，檄谕祸福，且奏调鄂兵以张威声……时鄂兵未至，寇张甚，公截留飞虎戎兵数百守茶陵……以死争险。鄂兵适至，诸将连捷，沙浦酋领诣行司，束身归罪。惟高垓负固，公遣鄂兵抵耒阳扼其前，檄王友莘、留子迈以飞虎军泊安仁掩其后。明年春，高垓寇相率赴军前首降。[36]
在闽西、赣南和湘南之外，这期间在江西的吉州、建昌一带，也都发生了“蛮獠窃发”事件。正因为如此，才有绍定三年“诏汀、赣、吉、建昌蛮獠窃发，经扰郡县复赋税一年”[37]的举措。
继一连串小规模的“山寇”或“峒寇”事件之后，绍定五、六年间，赣闽粤边又再次暴发大规模的“民变”事件。据《宋史》卷419《陈韡传》记载：
（绍定）六年，（陈韡）进宝章阁待制、知隆兴府（治今江西南昌——引者）。赣寇陈三枪据松梓山砦，出没江西、广东，所至屠残。韡遣官吏谕降，贼辄杀之。乃谓盗贼起于贪吏，劾其尤者二人。又谓：“寇盗稽诛，以臣下欺诞、事权涣散所至，若决计荡除，数月可毕。”十一月，诏节制江西、广东、福建三路捕寇军马。韡奏遣将刘师直扼梅州、齐敏扼循州，自提淮西兵及亲兵捣贼巢穴。十二月，兼知赣州。
端平元年正月，进华文阁待制、江西安抚使。二月至赣，斩将士张皇贼势及掠子女货财者。齐敏、李大声所至克捷。三月，分兵守大石堡，截贼粮道，遂破松梓山。三枪与余党缒崖而遁。韡亲督诸将，乘春瘴未生，薄松梓山。贼悉精锐下山迎敌，旗帜服色甚盛。韡军步骑夹击，又纵火焚之，士皆攀崖上，贼穴荡为烟埃，贼首张魔王自焚。斩千五百级，擒贼将十二，得所掠妇女、牛马及僭伪服物各数百计。三枪中箭，与敏军遇，击败之，贼遁。翌日，追及下黄，又败之。余众尚千余，薙弥略尽。三枪仅以数十人遁至兴宁就擒，槛车载三枪等六人，斩隆兴市。
初，贼跨三路数州六十砦，至是悉平。
同书《许应龙传》的有关记载，可补《陈韡传》的不足：(www.xing528.com)
理宗即位……（许应龙）知潮州。盗陈三枪起赣州，出没江、闽、广间，势甚炽。而盗钟全相挺为乱。枢密陈韡帅江西任招捕，三路调军，分道追剿。盗逼境上，应龙亟调水军、禁卒、土兵、弓级，分扼要害。明间谍，守关隘，断桥开堑，斩木塞涂，点集民兵，激励隅总，谕以保乡井、守庐室、全妻子，搜补亲兵，日加训阅。既而横冈、桂屿相继以捷闻。
招捕司遣统领官齐敏率师由漳趋潮，截赣寇余党。应龙谕敏曰：“兵法攻瑕，今钟寇将穷，陈寇猖獗，若先破钟，则陈不战而擒矣。”敏惟命。于是诸寇皆平。
赵汝腾《许应龙神道碑》亦云：
（许应龙）守潮州，汀、邵寇（即晏梦彪事件——引者）甫平，而鄣（当作赣——引者）寇陈三枪作，出没江、闽、广间，势炽甚。元枢陈公韡帅江西，任招捕，三路调官兵分道追剿。潮连汀、赣、循、梅、惠，盗声摇四鄙。兴宁勇丁钟全之徒乘衅起，且逼境上。公亟调水军禁卒，鼓楼、赤沙两寨土兵，三县弓级，分扼要害。明间谍，守关隘，断桥开堑，斩木塞途。点集民兵，激劝隅总，谕以保乡井，守庐室，全妻子。搜补亲兵，日加训阅。时外邑警报狎至，人心大恐，郡僚欲张皇陈利害，公不为动。既而横冈、桂屿相继以捷闻。[38]
陈三枪所发起的这次“赣寇”事件，是继晏梦彪事件之后发生在赣闽粤边境内的又一次大规模民变事件。这一事件波及的范围很广，涉及江西、福建和广东三路数州，连营六十余砦。刘克庄在《陈韡神道碑》中记载说：“初，江、广群盗皆听命于三枪，服饰僭拟，蹂践十余郡，数千里无人烟。”[39]有关陈三枪的身世背景，文献中没有任何记载。不过，从他以松梓山为根据地这一重要线索来分析，他极有可能具有苗瑶语族的背景。松梓山在赣州南部的龙南县境内，据《明一统志》记载：“松梓山在龙南县南八十里，上有古松瘦柏，森然苍翠，又有古笋三十，率高三十八丈。”[40]直到元代，这里依然是苗瑶语族的集中分布区域。据元人柳贺记载：“赣有废县龙南，居獠中。”[41]所谓“獠”，就是指由湘中迁来的苗瑶语族。由此推知，南宋时期这里也应该是苗瑶语族的聚居地之一。陈三枪把这里作为自己的根据地，表明他极有可能具有苗瑶语族血统，至少他的麾下一定有不少苗瑶语族的成员。至于他率部出入的主要地区，诸如汀州、循州、梅州和潮州等，也都是畲族人口比较集中的区域。因此，可以肯定，在陈三枪所率领的这支民间武装中，一定有为数不少的苗瑶语族或畲族民众。他们与汉族民众一道，揭竿而起，在血与火的考验中，把赣闽粤边的民族融合推向了一个新的境界。
陈三枪事件被平息之后，赣闽粤边苗瑶语族的反抗斗争仍时有发生。端平三年（1236），“南安峒丁逾岭掠（南）雄、韶（州）”[42]。嘉熙三年（1239），“江西峒丁反”[43]。这些零星的反抗斗争，一直延续到南宋末年。
宋末元初，赣闽粤边的民族融合迎来了一个新高潮。德祐元年（1275），蒙元大军南下，南宋都城临安（今杭州）告急。时任赣州知州的文天祥，在赣南举兵“勤王”。为了集结兵力，文天祥“使陈继周发郡中豪杰，并结溪洞蛮，使方兴召吉州兵，诸豪杰皆应，有众万人”[44]。这年九月，“天祥将吉、赣民人及峒丁二万人入卫”[45]。这里所谓的“溪洞蛮”或“峒丁”，都是指生活在赣南境内的具有苗瑶语族背景的民众。次年秋，文天祥收兵汀州。为了集结兵力，他又派赵戊岜广泛招募闽西的畲族民众入伍。据时人刘埙记载：“（德祐二年，1276）九月，制司（文天祥）奔汀州，十月使君捐重赏，募峒丁廖陈六等进取。”[46]这里所谓的“峒丁”，当是指汀州境内的畲族。汀州沦陷后，负责招募“峒丁”的赵戊岜，“解兵隐迹，出畲中”，并最终病死在那里。[47]
与文天祥同时率兵“勤王”的另一位重要将领张世杰，在福建一带组织抗元斗争时，更是得到了畲族武装的大力支持。临安沦陷后，张世杰于德祐二年四月随南宋宗室来到福建，并先后转战于福州、泉州、漳州和潮州一带。这年五月，泉州知州蒲寿庚降元。张世杰“自将陈吊眼、徐夫人诸畲兵攻蒲寿庚”[48]。佚名氏编撰的《宋季三朝政要》亦载，德祐二年，“七月壬申，张世杰围泉州，将淮军及（陈）吊眼与许（徐）夫人诸洞畲军，兵势稍威。蒲寿庚闭城拒守”[49]。陈吊眼和徐夫人所率领的“诸洞畲军”，原是活跃在粤东北和闽西南一带的畲族反宋武装。清人蓝鼎元在《饶平县图说》一文中记载：“尖山在东洋屯，连闽漳，多险阻，为伏戎之区，白鹇山险亦如之，土贼陈吊眼拥众处也。”[50]由此可见，陈吊眼率领“诸洞畲军”举兵反宋，最初是在粤东北的潮州一带。陈氏举兵反宋之日，正值蒙元南下、临安失守之时。为了响应张世杰的号召，陈吊眼遂与徐夫人一起，率“诸洞畲兵”共同阻击蒙元的南下。南宋灭亡后，陈吊眼和徐夫人率领麾下畲兵，在闽西南的漳州和汀州一带，继续抗元。据《元史》记载：
（至元十六年，1279）漳州陈吊眼聚党数万，劫掠汀、漳诸路，七年未平。十七年八月，枢密副使孛罗请命完者都往讨，从之……率五千兵以往……至贼所，破其五寨。十九年三月，追陈吊眼至千壁岭，擒之，斩首漳州市，余党悉平。[51]
（至元）十七年，漳州盗数万，据高安寨，官兵讨之，二年不能下。诏以（高）兴为福建等处征蛮右副都元帅。兴与都元帅完者都等讨之，直抵其壁，贼乘高瞰下击之。兴命人挟束薪蔽身，进至半山，弃薪而退，如是六日，诱其矢石殆尽，乃燃薪焚其栅，遂平之，斩贼魁及其党首二万级。十八年，盗陈吊眼聚众十万，连五十寨，扼险自固。兴攻破其十五寨，吊眼走保千壁岭，兴上至山半，诱与语，接其手，掣下擒斩之，漳州境悉平。[52]
（至元十九年）夏四月……征蛮元帅完者都等平陈吊眼巢穴班师，赏其军钞，仍令还家休息。遣扬州射士戍泉州。陈吊眼父文桂及兄弟桂龙、满安纳款，命护送京师。其党吴满、张飞迎敌，就诛之。[53]
从文天祥在赣南和闽西招募畲族“峒丁”加入“勤王”大军，到张世杰联络陈吊眼、徐夫人的“诸洞畲兵”，进行联合抗元，再到南宋灭亡后陈吊眼率“诸洞畲兵”坚持抗元多年，这些事实都一再表明：在宋末元初这个特定的历史时刻，赣闽粤边的民族融合已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
在陈吊眼所率领的畲民反元武装被平息之后不久，闽北一带又出现了以黄华为首的大规模畲民抗元活动。据史书记载，以黄华为首的畲民武装抗元活动，最早发生在至元十五年。这年十一月，“建宁政和县人黄华，集盐夫，联络建宁、括苍及畲民妇自称许夫人为乱”[54]。两年之后，这支队伍已发展到三万人，并自称“头陀军”。[55]此时，陈吊眼所率领的“诸洞畲军”，已在闽西南一带掀起大规模的武装抗元活动。眼看这两支畲族武装即将在福建境内形成南北夹击之势，元政府便采取分化瓦解的策略，首先将尚未形成规模的黄华部畲军诱降。时任征蛮元帅的完者都，对黄华百般利诱，“许以为副元帅，凡征蛮之事，一以问之”[56]。在平息了陈吊眼部的武装抗元活动之后，元政府又让黄华出任建宁路管军总管。[57]至元二十年（1283），黄华重新举起反元复宋的旗帜。据史书记载，这年十月，“建宁路管军总管黄华叛，众几十万，号头陀军，伪称宋祥兴五年，犯崇安、浦城等县”[58]。黄华领导的这场武装抗元活动，波及的范围很广，对元朝在福建的统治构成很大的威胁。据文献记载：“福建一道收附之后户几百万，黄华一变，十去其四。”[59]其影响之大，由此可以想见。后来，元军调集了数路兵马，才将这场大规模的武装抗元活动平息。[60]
在相继平息陈吊眼和黄华两部的畲族抗元武装活动之后，元政府开始着手解决福建境内的“畲军”问题。至元二十一年八月，“放福建畲军，收其军器，其部长于近处州郡民官迁转”[61]。次年八月，“令福建黄华畲军有恒产者为民，无恒产者与妻子编为守城军”[62]。二十四年初，“以宋畲军将校授管民官，散之郡邑”[63]。这一系列措施，主要是针对闽北黄华部的畲军。至于跟随陈吊眼在闽西南一带活动的畲军，元政府则通过在汀州和漳州一带组织屯田，来加以处置。据《元史·兵志》记载：
汀、漳屯田：世祖至元十八年，以福建调军粮储费用，依腹里例，置立屯田，命管军总管郑楚等，发镇守士卒年老不堪征战者，得百有十四人，又募南安等县居民一千八百二十五户，立屯耕作。成宗元贞三年（1297），命于南诏、黎、畲各立屯田，摘拨见戍军人，每屯置一千五百名，及将所招陈吊眼等余党入屯，与军人相参耕种。为户汀州屯一千五百二十五名，漳州屯一千五百一十三名。为田汀州屯二百二十五顷，漳州屯二百五十顷。[64]
《元史·仁宗纪》亦载：皇庆元年（1312）十一月，“调汀、漳畲军代亳州等翼汉军于本处屯田”[65]。
元朝政府所采取的这些措施，对于推动福建境内的畲汉融合进程，应该说具有积极的意义。对于闽北黄华部的畲军而言，其中“有恒产者”被编为普通的民户，从而成为国家的编户齐民，“无恒产者”则与妻子一起被“编为守城军”，一些归降的畲族首领还被委任为附近州县的民政官员。这些措施，都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畲民的社会地位，有利于畲民的汉化。至于闽西南陈吊眼部的畲军，在被征招到汀、漳一带屯田后，也与当地的驻军“相参耕种”。年深日久之后，他们也都成了国家的“版籍之民”。
生活在赣南境内的苗瑶语族“峒丁”，在南宋末年曾响应文天祥的招募而起兵“勤王”。不过，元政府似乎并未对他们采取过任何特别的处置措施。元初，赣南一带人口损失严重。至元二十四年（1287），原苗瑶语族人口比较集中的龙南和安远二县，分别被并入信丰和会昌，直到武宗至大三年（1310）才恢复原先的建置。[66]成宗大德二年（1298），政府在赣南一带组织屯田。据史书记载：
成宗大德二年正月，以赣州路所辖信丰、会昌、龙南、安远等处，贼人出没，发寨兵及宋旧役弓手，与抄数漏籍人户，立屯耕守，以镇遏之，为户三千二百六十五，为田五百二十四顷六十八亩。[67]
信丰、会昌、龙南和安远4 县，都处在赣州的南部山区一带，是赣南境内苗瑶语族的集中分布区域。政府在这里组织带有军事性质的屯田，对于促进当地“峒丁”的汉化进程，也具有积极的意义。据时人柳贯记载：
赣有废县龙南，居獠中，而以其地隶信丰南安万户府，盖侨处其县。官命分卒为六屯，使耕龙南旷土，自食其力，以备捍御。久之，招纳亡命，橐籥奸私。[68]
这里所谓的“居獠中”，意即龙南一带是苗瑶语族的集中分布区域，而所谓的“亡命”者，自然是指该县境内或其围边地区无地或失地的汉族民众。这些汉族民众被“招纳”到屯垦区耕种，势必在当地形成“峒丁与省民错处”的局面。这种局面的形成，在客观上促进了赣南境内汉族与苗瑶语族“峒丁”之间的接触和交流，为双方血缘与文化的融合创造了条件。
有元一代，赣闽粤边的民族融合进程，伴随着钟明亮领导的各族民众联合反抗斗争而再掀高潮。钟明亮，福建汀州人。从元代官方文献称他为“畲寇”[69]等情况来看，他应该是闽西的畲族。至元二十四年（1287）冬，[70]他聚众造反，短时间内便“拥众十万，声摇数郡，江、闽、广交病焉”[71]。这支被称官方称为“畲寇”的民间反抗武装，出入于赣闽粤边及其毗邻区域。在福建，继汀州路所辖的闽西一带之后，漳州、南剑、邵武等地，也先后成为钟明亮部的活动范围。在江西，赣州、南安和建昌诸路，都有钟部的踪迹。在广东，地处粤东北的循州和梅州一带，也是钟部时常出没之区。钟明亮所率领的这支“畲寇”武装，对推动赣闽粤边及其毗邻区域的武装反元活动，起了十分积极的作用。至元二十五年三月，“循州贼万人寇漳浦，泉州贼二千人寇长泰，汀、赣畲贼二千人寇龙溪”。稍后，“广东贼董贤举等七人皆称大老，聚众反，剽掠吉、赣、瑞、抚、隆兴、南安、韶、汀诸郡，连岁击之不能平”。[72]至元二十六年，“畲民丘大老集众千人寇长泰”，“漳州贼陈机察等八千人寇龙岩”[73]。至元二十七年，“江西贼华大老、黄大老等掠乐昌诸郡”，“建昌贼朱元等称大老，集众千余人掠南丰诸郡”，[74]在此同时，“赣、吉有谢主簿、刘六十，乐安有卢大老，南丰有雷艾江之徒，乘时响应”[75]。赣闽粤边及其周围地区，几乎同时出现了“盗贼蜂起”的局面。
钟明亮领导的这场武装反元活动，对元朝在赣闽粤边及其周边地区的统治形成极大的威胁。据时人记载，钟明亮“有威风，多智略，得操纵谲诈之术，似非田野农夫比”[76]。早在钟明亮率部起事之初，元朝的有关官员就认识到：“今剧贼钟明亮，悍黠尤非（黄）华比，未可视为寻常草窃，诚当有虑者。”[77]钟明亮身为畲族首领，对赣闽粤边的地形地势十分熟悉。他善于流动作战，充分利用当地山深林密的地理条件，“出没叵测，东击则西走，西击则东轶”，使得元军疲于奔命。[78]为了取得军事上的主动，他曾先后于至元二十六年（1289）五月和二十七年二月两次向元军诈降，并被元政府授予循州知州。[79]但是，一旦形势有利，便立即重新举事。元朝官员在上书忽必烈时说道：“况江岭阻隔，动辄数百里，贼去此盗彼，即欲加兵，则曰：‘我已降于彼’。比缘知会，已杀掠而去，如向者钟贼是也。”[80]时人在谈及钟明亮的诈降时也说：“上烦庙堂应接，诸省奔赴，竭数载之力，仅得明亮至军前一面，而诈降无实，傲睨反复，气凌威铄，未尝获一交锋决胜”[81]。钟明亮死后，“众犹畏服，止奉一木主尔，藉其虚声余烈，尚能统御所部，不即溃”[82]。直到至元二十八年，元军才将其余部平息。[83]
从钟明亮本人被称为“畲寇”和其所部被称为“畲贼”等情况来看[84]，他所率领的这支反元武装，应该主要由畲族民众组成。但是，在钟明亮部出入于赣闽粤边及其周围地区之后，却得到了当地汉族民众的广泛支持和响应。例如，江西广昌的邱元在至元二十七年起事时，就是为了策应钟明亮，所以有关文献说他“与明亮相犄角”[85]。再如赣、吉的谢主簿和刘六十，乐安的卢大老，南丰的雷艾江等人，在其举起之时，也都有声援钟明亮部的意图，所以时人说他们是“乘时响应”[86]。再如，当钟明亮部在循、梅一带活动时，“韶、雄诸贼二十余处皆举兵应之，声势张甚”[87]。由此可见，由钟明亮所发起的这场武装反元活动，事实上是一场生活在赣闽粤边及其周围地区的畲汉民众的联合行动。在这场持续了五年之久的联合行动中，畲汉民众相互支持，彼此声援，同仇敌忾，从而将双方的血缘与文化融合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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