赣闽粤边民族融合：客家源流新解

从严格的意义上来讲，当第一批苗瑶语族的先人首次踏入赣闽粤边的那块土地上的时候，他们与先期而来的汉人之间的融合就已开始。不过，从总体上来看，由于那时赣闽粤边的汉族人口规模不大，尤其是在闽西和粤东北一带，汉族人口极其有限，故而双方之间的接触与交往也不可能十分频繁。从现有的材料来看，双方之间比较频繁的联系与交往，开始于南宋时期。由于靖康之乱后江西中北部一带移民的大规模南下，加之赣闽粤边自身人口的不断增长，故而，从南宋中期开始，赣南和闽西一带的人地矛盾持续紧张。在巨大的人口压力之下，原本习惯于在平原河谷地带从事生产与生活的汉人，开始向丘陵和半山地带拓殖，以开垦新的耕地。在赣南，以地处南岭九连山地区的安远县为例，南宋淳熙年间（1174—1189），该县主客户合计5422，但是，到宝庆年间（1225—1227），已增长到9157，^[6]增长率几达70%，远远高于赣州同一时期的平均增长率。^[7]这一事实说明，最晚从南宋中叶开始，赣南南部山区一带的开发，已具有相当的规模。在闽西，李纲在南宋初年就有“今闽中深山穷谷，人迹所不到，往往有民居。田园水竹，鸡犬之音相闻”^[8]的描述。随着赣闽粤边的区域开发由平原河谷地区向半山一带推进，汉人和畲族之间的交往开始日益增多，双方的融合也由此展开。南宋人刘克庄的《漳州谕畲》一文，就透露出当时畲汉融合的诸多历史讯息——

自国家定鼎吴会，而闽号近里。漳尤闽之近里，民淳而事简，乐土也。然炎、绍以来，常驻军于是，岂非以其壤接溪峒，茆苇极目，林菁深阻，省民、山越往往错居。先朝思患豫防之意远矣。凡溪峒种类不一，曰蛮，曰徭，曰黎，曰蜒，在漳者曰畲。西畲隶龙溪，犹是龙溪人也。南畲隶漳浦，其地西通潮、梅，北通汀、赣，奸人亡命之所窟穴。畲长技止于机毒矣，汀、赣贼入畲者，教以短兵接战，故南畲之祸尤烈。二畲皆刀耕火耘，崖栖谷汲，如猱升鼠伏，有国者以不治治之。畲民不悦（役），畲田不税，其来久矣。厥后贵家辟产，稍侵其疆；豪干诛货，稍笼其利；官吏又征求土物密蜡、虎革、猿皮之类。畲人不堪，诉于郡，弗省。遂怙众据险，剽掠省地，壬戌（理宗景定三年，即1262年）腊也。前牧恩泽侯有以激其始，无以淑其后。明年秋，解去。二倅迭摄郡，寇益深，距城仅二十里，郡岌岌甚矣。帅调诸寨卒及左翼军统领陈鉴、泉州左翼军正将谢和，各以所部兵会合剿捕，仅得二捷。寇暂退，然出没自若，至数百里无行人。事闻朝家，调守，而著作郎兼左曹郎官卓侯首鹰妙选……侯榜山前曰：“畲民亦吾民也，前事勿问，许其自新。其中有知书及土人陷畲者，如能挺身来归，当为区处，俾安土著。或畲长能帅众归顺，亦补常资。如或不投，当调大军，尽锄巢穴乃止。”命陈鉴入畲招谕。令下五日，畲长李德纳款。德最反复桀黠者。于是西九畲酋长相继受招。西定，乃并力于南……南畲三十余所酋长，各籍户口三十余家，愿为版籍民。

二畲既定，漳民始知有土之乐。余读诸畲款状，有自称盘护孙者。彼畲曷尝读范史（指范晔《后汉书·南蛮传》——引者），知其鼻祖之为盘护者？殆受教于华人耳。此亦溪峒禁防懈而然欤！^[9]

从这则记载中，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其一，赣闽粤边的畲汉融合进程，是在宋室南渡的大背景之下开展起来的。宋室南渡之后，随着政治中心的南移，原先地处边陲的赣闽粤边，遂成为距离政治中心不远的“近里”。在这种情况之下，中央政府对这一带的控制不断加强，“畲民不役，畲田不税”的历史传统开始不复存在。南宋初年，朝廷在赣南一带曾大规模用兵，以镇压“峒寇”、“山寇”。据《宋史·岳飞传》记载，绍兴三年（1133），“虔、吉盗连兵寇掠循、梅、广、惠、英、韶、南雄、南安、建昌、汀、邵武诸郡，帝乃专命（岳）飞平之。飞至虔州，固石洞贼彭友率众至雩都迎战……皆破降之”。有关这次军事行动，《三朝北盟会编》的记载更为详细：绍兴三年，岳飞“再奏复收虔州山贼……先令人探察其贼首系彭铁大（即彭友——引者）、廖八姑、王胜、李洞天等，约兵十余万，山贼寨百余座……两月间捉大小首领五百余人”^[10]。岳飞自己在《再论虔州平盗赏申省札子》中也说：“契勘今年讨捕虔、吉州界盗贼山寨计数百座，其吉盗如彭铁大、李动天（即李洞天——引者）两寨连接，肆毒，其徒多至数万，犯江西、湖南。”^[11]彭友等人之所以被称作“山贼”，正是由于他们具有苗瑶语族的背景。据李纲在此前的调查，“彭铁大约有数千人，见在桂阳县界上作过”^[12]，“贼首彭铁大名友，系在郴州桂阳县宜成乡三单团作过”^[13]。郴州桂阳县是宋代苗瑶语族的聚居地之一。据此推测，彭友等人当具有苗瑶语族的背景。清代编修的《江西通志》记载说：“鹅峰，在瑞金县南五里。宋建炎时刘十六郎兄弟从岳武穆破峒贼倡义于此。”^[14]这里所谓的“峒贼”，显然也是指由湘南迁来的苗瑶语族。

除了在赣南大规模用兵以弹压“峒寇”或“山寇”之外，南宋朝廷在赣闽粤边还屯驻了大量的军队。刘克庄所谓的“炎、绍以来，常驻军于是”，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在赣南，举凡“诸峒出入必由要冲之地”，一般均置有军寨，每寨1000 人。如南安军的南安县（嘉定四年，即1211年，原上犹县改为南安县），当时就置有大传、石龙和古城三寨。除军寨之外，当时赣州和南安军还驻有禁军，瑞金有“武雄军”，会昌有“强勇军”，雩都有“平头军”，南康有“莲塘军”，再加上各县的“土军”，总兵力当有数万之众。^[15]在这种强大的武力压制之下，不论是赣南的“峒民”，还是闽西南和粤东北一带的畲族，都无法再像以前那样游离于政府的管制之外，而只能输捐纳税，成为“版籍之民”。刘氏所谓“官吏又征求土物密蜡、虎革、猿皮之类，畲人不堪”，就是对这一过程的总结。(www.xing528.com)

其二，赣闽粤边的畲汉融合，是从汉人陆续进入畲族生活的高山岭谷地带开始的。刘氏所说的“汀、赣贼入畲者”或“土人陷畲者”，应该是指赣南和闽西一带无地或失地的农民。南宋以降，赣南和闽西地区的人口急剧增长，人地矛盾不断加剧。大量无地或失地的农民为了养家糊口，只得背井离乡，陆续进入畲族生活的高山岭谷地带。他们在进入高山岭谷地带之后，一方面从畲族那里获得耕山种山的经验，另一方面又将汉人“短兵接战”的军事技术传给畲族。正是在这种联系与交往之中，彼此间的血缘与文化融合陆续展开。

在赣闽粤边的不同区域里，由于人口结构、人地关系、中央政府对不同区域的控制等因素的差异，从而使得畲汉融合的过程、模式及其影响等，也都各不相同。本书的第四章曾指出，赣南境内自汉唐以来汉族人口就一直占据主导地位，加之地处中原进入岭南的要冲之地，中央政府对这里的控制持久而又深入，所以，当苗瑶语族的人口迁入赣南之后，很快便在官方的权威和当地强大的汉文化影响之下而开始其本土化的过程，并进而成为国家的“编户齐民”。也正因为如此，赣南境内的民族融合进程，较闽西南和粤东北为快。以前文提及的彭友一事为例，彭氏刚开始在郴州桂阳县起事时，只有数千人，但是，当他来到赣南的雩都一带之后，很快便发展到十多万人。显然，这十多万人中，有相当一部分是赣南当地的汉族，也就是刘克庄所谓的“土人陷畲者”。与彭友一起被列为“贼首”的李洞天，就是赣南当地的汉人。据《金佗续编》记载：“虔州村民李淘者，长大有膂力，乡人畏之。后彭铁大与王彦、廖家姊妹三人倡乱，淘从之，众以为首领，号李洞天。”^[16]由此可见，以彭友为首的这支武装力量，应该是由赣南本地的汉人和部分由湖南郴州一带迁入赣南境内的苗瑶语族联合而成的。这一事实表明，早在南宋初年，赣南境内的汉人与迁徙而来的苗瑶语族之间，已有着相当程度的融合。再以第四章提到的南宋嘉定年间李元砺发起的郴州黑风峒事件为例。据文献记载，“黑风峒者，在郴、吉之间，而属桂阳县。有罗孟二者名世传，其酋首也…… [嘉定元年（1208）二月] 世传出掠省地，已而受招，诏补承节郎。世传之犯省地也，郴州举人李元砺尝助官军击贼。元砺，曾口人，以武断乡曲，群盗皆畏之。比世传受招，论功行赏，而元砺不及，遂去为盗，盗推为帅。时江湖方艰食，饥民及汰去之兵多附之，遂至数万”^[17]。显而易见，所谓“黑风峒寇”，也是由苗瑶语族与汉人共同组成的。这次事变被平息以后，曾有一部分苗瑶语族的人口落籍赣南的南部山区一带。据时人陈元晋记载：“南安林峒，自嘉定间罗孟二、李元砺作过，以至年来时作时止，狼子野心，委是难以保信。”陈氏还报告说：“南安林峒，多有随贼出草，有过无归。不齿于乡里之人，与夫单身盐子、被罪逃军、打把、弓手等人，身手可用，无所顾籍，出入林峒，伺机喜乱，诱胁良民，唱乎生事，皆由此曹。”^[18]陈氏所说的“不齿于乡里之人”以及“单身盐子、被罪逃军、打把、弓手等人”，都应该是赣南当地的汉人。他们出入林峒，与迁徙而来的苗瑶语族一起“唱乎生事”，说明彼此之间已有着相当程度的融合。

其三，除汉人进入畲区这一途径之外，官方的招抚措施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赣闽粤边的民族融合。刘克庄在《漳州谕畲》一文中提到的卓德庆（即卓侯），就是运用招抚之策而使得“西畲”和“南畲”成为国家的“版籍之民”的。南宋时期，随着赣闽粤边区域开发节奏的加快，人们对畲族生活习性的了解也越来越多。一些地方官员基于对畲族生活习性的了解，往往在武力威慑的同时，也能够采取一些相对缓和的措施，以招抚畲民。有些地方官员，“以仁政代暴政，不数罟以取渔，视畲民如省民”^[19]。在他们的招抚政策之下，畲民往往也能够“愿附省民，交王租”。例如，嘉定年间出任赣州宁都丞的赵必健，“罢前令创增之赋，厘版籍，覈吏奸”，县邑大治，“罗畲峒首黄应德，久负固，亦请出谒。公（赵必健）延见，亨劳之，感泣辞去。已尔，邵农至其所，应德曰：‘吾父来矣。’率妻子、部曲罗拜，愿附省民，输王租。迄公去溪洞，无反仄者”。^[20]

官方的招抚政策还包括征募赣闽粤边的“峒丁”入伍，以备军需。南宋初年，北方的金兵频频南下，南方的地方动乱也连年发生。为了应对时局，南宋朝廷不时在各地征调“枪手”或“枪杖手”以备军需。赣闽粤边的“峒丁”，也在被征之列。所谓“峒丁”，按宋人周去非的解释，“羁縻州之民谓之峒丁”^[21]，意思就是非汉族居民。据《宋史·高宗纪二》记载：“（建炎三年，1129）诏江西、闽、广、荆湖诸路团教峒丁、枪仗手。”《宋史·兵志六》亦云：“峒丁，建炎三年命江西、福建诸总处领官籍，定枪仗手、峒丁人数，以备调遣。”就赣闽粤边而言，这里的“峒丁”当然是由苗瑶语族或畲族所组成的。他们被征入伍之后，接受汉人的军事训练和调遣，其汉化的程度自然明显加快。

粤东北是畲族人口最为集中的地区，加之汉人稀少，所以这里的畲汉融合进程相对较慢。据史书记载，绍兴六年（1136），“废梅州为程乡县，隶潮州，又废长乐县为镇。时梅州之北四百里地不耕种，人无室庐，而长乐户口不满数百，故用诸司请而废之”^[22]。所谓“地不耕种，人无室庐”，说明当时粤东北的北部山区一带，都是畲族的分布区域。由于畲族人口比较集中，所以政府在这里只能实行以畲治畲的政策。据《宋史·地理六》记载：“春、梅诸州，炎疠颇盛，许土人任领。”梅州一带的“土人”，自然是指畲族。南宋在粤东北地区实行的这一羁縻政策，为此后的历代王朝所因袭。直到明代，朝廷在粤东北畲族人口比较集中的地区，依然设“土官”以治之。据明人姚虞记载：“龙川之徭（实为畲——引者），皆别地来者，听调输租，主之以土官。”^[23]嘉靖《惠州府志》亦云：“徭本盘瓠种，地界湖蜀溪峒间……其在惠者，俱来自别境。椎结跣足，随山散处，刀耕火种，采食猎毛，食尽一山则他徙。粤人以山林中结竹木障覆居息为輋，故称徭所止曰輋。徭有长有丁，国初设抚徭土官领之，俾略输赋，赋论刀为准，羁縻而已。”^[24]清代雍正年间编修的《广东通志》亦谓：“輋户居山中，男女皆椎髻跣足而行……旧设官以治之，名曰輋官。”^[25]显而易见，与赣南和闽西相比，粤东北地区的畲汉融合进程要缓慢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