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盐贸易的盛行，虽然在一定的程度上缓和了赣南和闽西境内的人地矛盾，但是却无法从根本上解决这个矛盾。宋室南渡之后，随着赣中北一带人口的大量南迁，赣南和闽西人口的持续增长，人地矛盾日趋激化，加之自然灾害频繁，故而，社会动乱连年发生。在赣南，南北宋之交的庄绰就说：“（虔）州之四傍皆连山，与庾岭循、梅相接。其人凶悍，喜为盗贼。犯上冒禁，不畏诛杀。建炎初，太母（即隆祐太后）携六宫避兵至彼，而陈大五长者首为狂悖。自后十余年，十县处处盗起。招来捕戮，终莫能禁。”[115]赵鼎也说：“臣访闻虔州从卫军民交变以来，凡十县之间，失业之民，率聚为寇。”[116]从南宋中期开始，闽西的社会动乱也日甚一日。正像《临汀志》的作者所说的那样：“窃惟汀郡，实底闽陬。工旷而民贫，俗犷而气暴。家乏富饶之蓄，时多寇掠之虞。”[117]刘克庄在分析福建路的动乱时也指出：“世言闽盗所从起，必曰汀、邵，非也。盗皆起于汀境，邵与之邻，所渐者然耳。”[118]绍定间出任汀州推官的李昴英说：“闽寇根汀（州）蔓邵（武军），祸于氓最烈。”[119]庆元年间知福建的赵汝愚也说：“闽中诸郡，惟汀多盗贼，十年之间，已三弄兵矣。”[120]
连年的社会动乱，引起了有关方面对赣南和闽西的关注。南宋初年，针对赣南“处处盗起”的混乱状况，朝廷一方面派岳飞率兵弹压，另一方面则就赣南的致乱之由及解决之道展开讨论。时福州知州张守在一份奏折中分析说：“赣州诸邑之民，素名凶悍，小有嫌怨，便相仇敌。加以兵火之后，流离失业，民心易摇，其间虽有善良，既被侵迫，无以自存，势不得已，因而从之。遂致阖境之内，鲜有良民。”[121]至于解决之道，李氏认为除武力镇压之外，还得从蠲免赋税、整顿地方吏治入手，务使百姓安于本业。[122]李纲在经过调查之后也认为，赣南境内之所以动乱连年，除“民俗顽犷，好复仇忿”之外，“小民迫于衣食，易为凶徙结集”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因此，当务之急是“使田亩之民，衣食不乏，各有生理”，这样“凶恶之人不得诱为党徒，安能一呼便能千百为群，滋蔓猖獗”。[123]
闽西在南宋初年也发生过小规模的社会动乱，据《临汀志》记载：“至建炎、绍兴间，汀、剑盗起，商旅不行。”[124]稍后，随着南宋朝廷对福建路一带控制的加强，这里的局面稍有好转。然而，随着人口的不断增长，这里的人地矛盾开始不断恶化。绍兴初年，福建路的8 个州（军）中，有5 个实行过“经界法”（即丈量田地，清理赋税），只有汀、漳、泉3 州未曾实行。正因为如此，这里的赋税负担极为不均，“贫者无业而有税”、“富者有业而无税”[125]的现象十分普遍。正像《临汀志》的作者所说的那样：“临汀山郡，税重业轻。舟楫不通，米不值钱，大抵皆是贫窘。”[126]淳熙十四年（1187），有官员建议在汀州先行经界之法。他说：“漳、泉从来富庶，（未行经界）未见其病，独临汀凋瘵，受病最深。今若不行经界，臣恐十年之后，官民俱病。”[127]于是，宋孝宗曾一度派官员到汀州补行经界，但由于遭到当地豪强的反对，遂半途而废。[128]淳熙十六年（1189），汀州布衣雷衡在《陈经界钞盐利害》一折中，鉴于“六县生灵久困”的现状，再次吁请在汀州实行经界之法。[129]在这以后，知州赵充夫于绍熙二年（1191）、知州胡太初于开庆元年（1259）也先后建议在汀州施行经界之法，[130]然均未果而终。
人地矛盾的持续紧张、赋税的居高不下，使得赣南和闽西境内的民生日益艰难。随着无地可耕的人口不断增长，赣南和闽西一带的社会结构也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以一家一户为单位的自耕农社会组织日益萎缩，土地逐渐集中到少数人的手中。李纲在南宋初年就曾观察到，赣南境内之所以动乱连年，“盐子”四出，“虽遇丰年，亦不衰息”，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就在于百姓因兵火而“流离失业”。[131]张守在一份奏折中也认为：“虔州诸邑之民，素名凶悍，小有嫌怨，便相仇敌。加以兵火之后，流离失业，民心易摇……遂至阖境之内，鲜有良民。”[132]所谓“流离”，当是指为逃避战火而迁入赣南的移民。他们初来乍到，当然无地可耕，也无业可事。所谓“失业”，当是指因土地兼并而失去土地并因此而失去本业者。在闽西，“农罕以耕稼自力，未免有旷土游民”[133]。为了求得生存，赣南和闽西境内的这些“流离”、“失业”者和“游民”，开始陆续外迁，而与之毗邻的粤东北循、梅一带，由于开发相对滞后，人口较为稀少，遂成为他们的主要迁入地。
从有关文献来看，早在南宋初年，赣南和闽西就已开始了向外转移人口的过程。李纲在南宋初年就曾报告说：“英、韶、循、惠等州，今见有盗贼，头项不一……曹成十数万人，见在连、贺等州作过。”[134]经过仔细的调查后，他才发现，“广东盗贼……犯南雄、英、韶等州……犯循、梅、惠等州，动以万计……皆是虔州诸县平时般贩私盐之人。其初千百为群，入广东界，掳掠牛畜、财物之类……今年遂至有万余众。入南雄、英、韶者，围郡城，劫岑水场而去；入循、惠者，破龙川、长乐、兴宁、河源、博罗等县，直抵循、惠城下”[135]。比李纲稍晚的蔡
在一份奏折中也报告说：“广东郡邑，地广人稀，邻接江西、福建、湖南。其汀、赣之人，每岁春时，动是三二百人为群，以商贩为名，纵横于广东循、梅、惠、新、南恩州及广州外邑之境……掠取牛畜而归。稍失备御，即纵剽夺。”[136]为了堵住汀、赣流民进入广东，李纲甚至建议将广东、江西和福建三路的兵马归“一处节制”，其中，“广东兵屯循、梅州，福建兵屯汀州”，“以禁其出没”。[137]这些被李纲称为“盗贼”的人，动辄“千百成群”，有时甚至达“万余众”，他们的踪迹从广东南路的北部诸州（南雄、英、韶等）一直延伸到粤东北地区（循、惠、梅等州）。从其组织规模之大及活动范围之广来看，这类“盗贼”显然不仅仅只是为了打家劫舍，很有可能还具有集团性武装移民的性质。他们在出入广东北部至东北部的过程中，往往会见缝插针，就地落籍。绍兴四年（1134），殿中侍御史张致远奏称：“广东循、惠、韶、连数州，与郴、虔接壤。自邻寇深入，残破无余……而广州之观音、惠州之河源、循州之兴宁，千百为群，绯绿异服，横行肆掠，以众为强。”[138]广州、惠州、循州一带的社会动乱，与汀、赣流民的迁入具有内在的关联。张致远在奏折中就曾报告说：“广东与虔（州）犬牙错境，今号魁首，多是虔人。”[139]由此可见，早在南宋初年，汀、赣的流民就已进入到广东的很多地区。
稍后，随着私盐贸易的发展以及“循梅路”的开辟，汀、赣的流民开始由早先分散进入南雄、英、韶、循、惠各地，逐渐地向粤东北的循、梅、惠一带集中。如前所述，南宋以前，循州和梅州一带的区域开发虽较以前有很大的进步，但无论是开发的程度，还是人口的规模，都无法与赣南和闽西相提并论。两宋之际，赣南和闽西都曾接纳了大量的外来人口，而地处粤东北的循州和梅州，则基本上置身事外。正因为如此，当赣南和闽西因人口膨胀而导致人地关系持续紧张之际，粤东北的循州、梅州却基本上还停留在人烟稀少、土旷民惰的阶段。南宋的杨万里曾这样描述过循、梅一带的情况：“潮州之外砦，其地大抵茂林千里，大木百围，在潮、梅之间，人行其中，终日不逢居民，不见天日。”[140]杨氏“终日不逢居民，不见天日”的记载或许有点言过其实，但当时循、梅一带地旷人稀，则是不争的事实。绍兴六年（1136），梅州废为程乡县，隶潮州。循州北部的长乐县（今五华县）也废为镇。据史书记载：“时梅州之北四百里地不耕种，人无室庐，而长乐户口不满数百，故用诸司请而废之。”[141]直到南宋中期，梅州境内依然是“土旷民惰”[142]。时人刘克庄在《送王梅州》的诗中，也有“日晏烟岚敛，兵余户口贫”[143]的描述。再如循州，尽管靠近东江中上游的龙川和兴宁一带开发较早，但其北部的长乐（今五华）一带，则是人烟稀少，开发滞后。南宋的杨万里就曾说过：“长乐，两广穷处。”[144]刘克庄也有“（长乐）县与汀、赣、潮、海接壤，冈阜深阻，奸宄伏藏”[145]的记载。刘氏所谓的“奸宄伏藏”之地，实际上就是指人烟稀少、流移杂处之区。即使是地处粤东北腹地的惠州，南宋时期也是人口无多。据南宋中期的方大琮记载：“窃见惠州诸邑，博罗素号难治。顷经兵火之残，继苦盐寇之出没，户口萧条，财赋失陷，盖难之而又难者。”[146]正因为如此，随着赣南和闽西人地矛盾的进一步加剧，其境内的居民遂开始集中地向粤东北的循、梅、惠一带迁移。南宋早期，就有人这样描述这一毗邻区域的社会状况：“潮与循、梅、汀、赣壤地相接，弥望千里，蔚为盗区。”[147]从“弥望千里，蔚为盗区”的这一描述中，我们可以推断：当时潮州以西的循、梅一带，已成为汀、赣流民集中迁入的典型的移民地区。(www.xing528.com)
随着汀、赣流民的大量迁入，到了南宋中期，在粤东北地区的人口结构中，来自赣南和闽西的移民已占据一定的比重。朱熹在一封书信中就曾指出：“契勘汀州，在闽郡最为穷僻，从来监司巡历，多不曾到，州、县官吏无所忌惮，科敷刻剥，民不聊生，以致逃移，抛荒田土。”据他报告，除邻近的漳、潮二州之外，粤东北的梅州和循州也是汀州百姓逃亡的主要去处。[148]宋代属于潮州潮阳县地的大埔一带，由于地当“循梅路”的要冲之地，故而闽西的移民尤其众多。据民国《大埔县志》统计，居住在该县境内的居民，其祖先大多由南宋时播迁而来，“宋代播迁之祖，各族均保有坟墓，而世系亦历历可考，转徙之迹，历世不忘，族谱记载，尤极详确。然则现今埔民，虽断为宋代所迁，未为过也”。该书又称，南宋迁来的各族，“询所自来，十九称宁化，或称长汀、上杭、永定、武平等县。总之，不离乎汀州八属范围，今其坟墓在闽在埔，皆彰彰可考”[149]。新修《大埔县志》的姓氏调查结果也表明：“大埔汉族各姓氏居民，自肇基祖一般已传20 几代，多者30 余代。由此推知，多是南宋或宋亡前迁来。”[150]大埔西侧的梅州，南宋时期也有为数众多的“闽赣侨寓者”。王象之《舆地纪胜》引《图经》记载说，当时梅州境内，“土旷民惰，而业农者鲜，悉籍汀、赣侨寓者耕焉。故人不患无田，而田每以工力不给废”[151]。《图经》中所说的“汀、赣侨寓者”，不仅广布于梅州和循州一带，而且还深入到中南部的惠州一带。据南宋中期的方大琮报告：惠州境内“逼近赣之诸邑，山径深阻，盗贼出没”，尤其是靠近赣南的河源一带，“蓝口主客相攻，几成大哄”。[152]方氏所说的“主客相攻”之“客”，应该是来自赣南和闽西境内的移民。
南宋以降赣南和闽西人口向粤东北一带的迁移，至宋末元初而进入高潮。元军灭宋以后，南宋残部退守闽粤一带。赣州和汀州是文天祥部集聚力量抗击元军的最后根据地，前后持续约两年时间。由于战事空前惨烈，加之双方长时间拉锯，故而引发了汀、赣一带人口的大规模逃亡。南宋宝庆年间（1225—1227），赣州的户数是32 万多，但是，到了元代初年，[153]其户数则锐减至7 万多。[154]50年间，净减25 万余户。南宋宝祐年间（1253—1258），汀州的户数是22 万多，[155]可是，到了元代初年，竟减至4 万余户。[156]40年间，净减18 万余户。之所以导致如此严重的人口耗减，除战争过程中的死伤之外，大量的人口逃亡应该是主要的原因。
在宋末元初汀、赣人口的大规模逃亡过程中，粤东北地区尽管并不是唯一的接纳地；但是，与周边的其他地区相比，这里所接纳的逃亡人口却最为集中，移民对当地社会结局和文化承传的影响也最为深远。据光绪《嘉应州志》记载：“元世祖至元十四年（即南宋景炎二年，1277），文信国引兵出江西，沿途招集义兵，所向响应，相传梅民之从者极众（父老相传，松口卓姓有八百人勤王，兵败后只存卓满一人——原注）。至兵败后，所遗余孑只杨、古、卜三姓，地为之墟。闽之邻粤者相率迁移来梅，大约以宁化为最多。所有戚友询其先世，皆宁化石壁乡人。”[157]除汀州的移民之外，“其间亦有由赣州来者”[158]。说梅州一带在元军南下之时“地为之墟”，可能言过其实，但这一时期汀、赣人口的迁入导致其境内的人口重建，则是不争的事实。近人赖际熙在通过族谱追溯梅州地区的人口源流时也发现：“梅州民族，当宋末元初，曾经一度更嬗，更能为今之繁盛者，殆由元、明以来始再从汀、赣二州源源而至。”[159]所谓“一度更嬗”，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人口重建。移民史学者吴松弟曾对广东209 个客家氏族的家谱进行过统计分析。其结果是，在这209个客家氏族中，称南宋末迁入的有17 族，称宋元之际迁入的有7 族，称元代迁入的有38 族，三者合计共62 族，占已知迁入时间的134 族中的46.3%。在宋末和元代迁入的62 个氏族中，28 族迁自汀州的宁化，12 族迁自汀州的其他县，两者合计占迁入族总数的65%；3 族迁自赣州，1 族来自北方，另有18 族迁自南方的其他地区。由此可知，“今（广东）客家人的祖先主要是在宋元之际和元代这八九十年中迁入广东，正是这些氏族对广东客家的形成和发展产生重大影响”[160]。这些家族在迁入广东以后，主要分布在梅州和循州一带，也就是今天的梅县（17 族）及其周围的兴宁、五华、大埔、蕉岭、平远等县，共42 族，占已知迁入地的55 族中的76.4%。“广东的客家人以这些县为主要生活地区，并不断以后来新从汀、赣等地迁来的客家人为补充，逐步向其他地区发展。”[161]
南宋以降汀、赣人口向粤东北一带的迁移，是赣闽粤边区域社会形成和发展过程中的一个具有标志性意义的事件。汀、赣人口在短时期内的大规模迁入，从根本上改变了梅州和循州一带的居民格局，同时也改变了当地的语言和文化传统。经过这次人口重建，梅州和循州一带的语言，与赣南和闽西地区的语言越来越近，早期赣语慢慢地“覆盖”并最终替代了原先的土语，开始成为当地的日常用语。至此，赣南、闽西和粤东北终于从三个原本独立的地理空间，转而演变成为一个具有内在一致性或同质性的社会文化单元。客家方言群，就是在这个具有内在一致性或同质性的社会文化单元之中孕育、形成和发展起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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