靖康之乱后赣闽粤边的人口新格局

“发生在北宋末靖康之乱以后的北方人口的大规模南迁，是对我国南方地区开发和经济发展产生重大影响的三次北方人口大规模南迁浪潮之一。与西晋永嘉之乱以后和唐后期五代这两次移民浪潮相比，本次移民潮迁移规模最大，距今最近，对近现代经济文化的影响最为深远。”^[36]就赣闽粤边的区域开发和客家方言群的形成与发展而言，这次移民浪潮所产生的深远影响，也是此前任何一次移民运动所无法比拟的。

正因为如此，清代中期的徐旭曾在讨论客家的渊源流变时，就曾注意到这场移民大潮与客家人之间的诸多关联。在《丰湖杂记》中，徐氏写道：

今日之客人，其先乃宋之中原衣冠旧族，忠义之后也。自徽、钦北狩，高宗南渡，故家世胄，先后由中州山左，越淮渡江而从之，寄居各地。迨元兵大举南下，宋帝辗转播迁，南来岭表，不但故家世胄，即百姓亦多举族相随。有由浙而闽，沿海至粤者，有由湘逾岭至粤者……天不祚宋，国运终遂，其随帝南来历万死而一生之遗民，固犹到处皆是也……西起大庾，东至闽汀，纵横蜿蜒，山之南，山之北，皆属之……所居既定，各就其地，各治其事，披荆斩棘，筑室垦田，种之植之，耕之获之，兴利除害，休养生息。曾几何时，遂别成一种风气矣。粤之土人，称该地之人为客，该地之人亦自称为客人。^[37]

显然，在徐氏的意识中，由靖康之乱所引发的中原人口大规模南迁，才是客家人的直接源头。

近代以来，举凡研究客家源流的学者，也都毫无例外地注意到靖康之乱后北方的移民大潮与客家的形成和发展之间的种种关联。例如，《崇正同人系谱》的编纂者赖际熙，虽然没有像徐旭曾那样把客家的源流与靖康之乱后北方人口的南迁直接等同起来（他认为客家的源头可以上溯到更为久远的历史时期）；但是，他也认为，靖康之乱后北方人口的南迁浪潮，对于客家在赣闽粤边的播迁，依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他说：

考梅州即松江一带地域，北与汀江接壤，稍西亦与贡江毗连。大抵此间客族所祖，皆由宋南渡再从赣汀转徙而陆续来者。史称宋末文丞相天祥率师勤王，曾由虔（即今赣州，贡江在焉——原注）复梅，招集义兵，客户从之，遭元屠戮，仅余杨、古、卜三姓，是为梅州先客之孑遗者（州人相传，未有梅州，先有杨、古、卜，即本此——原注）。^[38]

赖氏的这一观点，直接影响到后来的罗香林。在《客家研究导论》中，罗氏在简单地分析了五代宋初“客家民系”在赣闽粤边的播迁情况之后，继而笔锋一转：“然而，不久又遇着宋高（宗）的南渡、元人的南侵，客家先民，迫于外患，不得不又从事第三次的迁移……而其结果，则成为客家第三次的迁移运动。”^[39]在赖、罗两氏看来，由靖康之乱所引发的北方人口大规模南迁浪潮，虽然未曾直接波及赣闽粤边；但是，其余波所及，对于推动赣南、闽西人口向粤东北地区的迁移，却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问题在于，由靖康之乱所引发的中国历史上的第三次北方人口南迁浪潮，在多大的程度上波及我们所要讨论的赣闽粤边？赣闽粤边在靖康之乱以后异乎寻常的人口增长，是否就是北方移民迁入的结果？以往的研究，对以上这两个问题，都未能够从根本上来加以解决。

最新的中国移民史研究成果显示，“靖康之乱以后北方人口的南迁断断续续持续了一个半世纪，若以移民不同的背景作为划分时期的标准的话，约可分为靖康之乱、南宋金对峙、南宋蒙元对峙三个时期”^[40]。在这场持续百余年的北方人口大规模南迁过程中，江南（相当于今天江苏、安徽两省的长江以南地区和上海、浙江一带）、江西和福建成为接纳北方移民人口最多的地区。根据吴松弟的统计，在这次北方人口的南迁大潮中，江南各地接纳有确切文献可考的北方移民共808 例，江西各地接纳有确切文献可考的北方移民共215例，福建各地接纳有确切文献可考的北方移民共144 例。^[41]显而易见，江西和福建成为江南之外接纳北方人口最多的两个区域。

但是，进入福建和江西的北方移民，又有多少来到赣闽粤边呢？根据吴松弟提供的统计数据，在江西各地接纳的215 个北方移民实例中，发生在赣南的赣州和南安军境内的共3 例，^[42]约占全部移民实例的1.4%；在福建各地接纳的144 个北方移民实例中，发生在汀州境内的共6 例，^[43]约占全部移民实例的4.1%。显而易见，尽管江西和福建两地在靖康之乱以后曾接纳了大量的北方移民人口，但是，真正进入赣南和闽西境内的北方移民，却并不多。

也许有人会说，有确切文献可考的移民，一般都来自社会上层，而下层民众的移民则很少被文献提及；故而，在有确切文献可考的移民实例与真实的移民规模之间，应该存在着很大的差距。从这个角度来看，尽管发生在赣南和闽西的移民实例分别只有3 例和6 例；但是，实际进入赣南和闽西的北方移民人数，却要多得多。这一推论，我大体上也是同意的。但是，以下两个方面的因素，也是需要我们认真考虑的。其一，赣南相对于赣北、赣中而言，闽西相对于闽北、闽中而言，不仅距离北方较远，而且交通更为不便。其次，相对于社会上层而言，下层民众在遭遇战争等突发性事件时，一般都会因客观条件的制约而选择就近避难的途径；相反，上层社会则可以凭借其人力和物力的优势，进行长距离的举族迁移，并最终定居到他们心目中的安全之区。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因靖康之乱、金人南侵、蒙元南下等突发性事件影响而向南迁移的北方下层民众，迁入赣北、赣中和闽北、闽中的可能性，比迁入赣南和闽西的可能性要大得多。正因为如此，我们认为，尽管发生在赣南和闽西境内的有确切文献可考的9 个移民实例，远不足以反映进入赣南和闽西的北方移民规模；但是，可以肯定的是，与江西和福建的其他地区相比，赣南和闽西所接纳的北方移民，在人口的规模上要小得多。(www.xing528.com)

既然真正进入赣闽粤边的北方移民只是少数，那么，又该如何解释赣南和闽西在靖康之乱以后异乎寻常的人口增长情况呢？

这里，我们先来看看赣南境内的人口增长情况。如前所述，北宋时期赣南境内的人口最高峰值出现在崇宁年间，当时，赣州的总户数为272432。^[44]两宋交替之际，赣州境内的户数有着大幅度的减少。绍兴年间（1131—1162），赣州境内主客户合计120985。^[45]数十年间，户数减少一半以上。但是，在绍兴以后，赣州境内的户口则开始急剧增长。淳熙年间（1174—1189），赣州境内主客户合计293344，宝庆年间（1225—1227），赣州境内主客户合计已达321356。^[46]从绍兴到淳熙，前后不过30～40年的时间，赣州境内净增长172359 户，增长率超过242%。如此之高的增长率，没有外来移民的迁入，是很难想象的。

再来看看闽西的情况。南宋编修的《临汀志》在《户口》一栏中有这样的记载：“迨宋承平日久，生聚日滋。《元丰九域志》已载主户66157，客户15229，视唐既数倍。庆元旧志载主客户218570，主客丁453237，视元丰又数倍。”^[47]据《宋史·地理五》记载，崇宁年间，汀州境内的主客户合计为81454。从崇宁到庆元（1102—1196），前后不过数十年的时间，汀州境内的户数净增长137184，增长率为268.3%，年均增长率超过9‰，也远远高于全国同期的平均水平。如果没有外来移民的因素，这样的增长速度，也是难以想象的。

透过闽西各地的地方志材料可以发现，南宋时期，闽西境内曾接纳了大量的外来移民人口。如上杭县，据民国《上杭县志》记载，民国时期生活在上杭县境内的居民中，有41 个姓氏可考知其祖先的迁入时间，其中宋元时期迁入的姓氏有30 个，占70%。在宋元时期迁入的30 个姓氏中，绝大多数都迁自南宋或元代。^[48]新编《上杭县志》亦云：“宋室南渡以后，大批汉人避难南迁……迁徙到上杭定居。”^[49]又如武平县，据民国《武平县志》记载，民国时期生活在武平县境内的居民中，有57 个姓氏可考知其祖先的迁入时间，其中宋元时期迁入的有25 姓，占44%。宋元时期迁入的25 个姓氏，全部都迁自南宋和元代，而“北宋旧族，无一存者”^[50]。新编《武平县志》亦云：“（各姓氏）迁入武平的时间多在（南）宋至明代，以元代为最多。”^[51]再如长汀县，据新编《长汀县志》记载：“1987年统计，全县有265 姓，其中南宋以前迁来的有王、包……34 姓，南宋及以后迁来的有丁、刁等231 姓。”^[52]从闽西地区的总体情况来看，据新编《龙岩地区志》记载，在今天的闽西地区，共有姓氏324 个，其中唐代汀州建置前迁入者2 姓，南宋以前迁入者36姓，南宋及其以后迁入者286 姓。^[53]显而易见，南宋时期迁入的移民姓氏，在后来闽西的姓氏结构中占有相当大的比重。

既然靖康乱后进入赣南、闽西一带的北方汉人或“中原衣冠”只是少数，那么，推动赣南和闽西在南宋时期人口急剧增长的外来移民，又是来自何方？

通过近年来的悉心研究，我认为有越来越多的证据可以证明，在南宋时期赣南和闽西的人口增长过程中，来自赣北和赣中的移民在其中起了关键性的作用。靖康之乱以后，江西的中北部一带由于地当要冲，屡经战火，故而造成大批的人口流亡。建炎三年（1129），南宋朝廷和皇室被迫分成两支，一支由隆祐太后率领进入江西，另一支由赵构率领，向浙东转移。这年7月，隆祐太后率六宫迁往江西，不久即到达洪州（今南昌）。金人闻讯后，随即派兵渡江，攻打洪州。年底，金兵攻破洪州，“杀城中老小七万余人”^[54]。隆祐一行急忙溯赣江而逃，进入虔州。金军尾随追击，直至太和县（今泰和县）境而止。直至次年8月，隆祐才返回两浙。金兵的这次追击，波及赣北和赣中的广大区域。兵火波及之地，百姓闻风而逃。南宋时期的杨万里就曾说：“豫章自建炎兵余，民多死徙。”^[55]曾丰也曾指出，洪州经建炎兵火，人口损失极为严重，直到绍兴末年，“始复太平之旧”^[56]。经过一连串的兵火，洪州辖境的“分宁、奉新等县，人户所存，才有十之三四，其余县份号为多处，不过十之六七”^[57]。再如江西北部的江州（治今九江市），为长江中游的重要港口，也是南宋江防的要塞之一。南宋初年，金兵曾多次出入江州一带，大肆掠杀。与此同时，以李成为首的北方流民武装集团，也在这里横行多年。兵匪交结之下，江州百姓只能四散逃生。据记载，直到绍兴五年（1135），江州境内的户口仍然“十损七八”^[58]。崇宁年间，江州全境的户数为84569，^[59]以每户5 口计，总人口超过42 万。按“十损七八”的比例折算，耗损的人口在30 万左右。在这些耗减的人口中，除少数死于战火或被金兵掳到北方之外，其余绝大多数应该流亡他乡。地处赣中西侧的袁州和筠州，在两宋交替之时，也是兵连祸结，户口损失严重。时人李弥逊记载说：“筠、袁之间，盗贼连壤，户口耗于剽掠，郡县为之绎骚。”^[60]地处赣中东侧的抚州，绍兴初年，更是战乱频仍。李纲在一份奏折中曾指出：“据抚州等处申，有虔州虔化贼赖花十九……纠合一千余人，先侵建昌军南丰县界，已次侵入抚州宜黄、临川、崇仁县，冲散官兵，杀人放火，劫掠作过。”^[61]时人孙觌也报告说：“宜黄县，抚州为大邑，比屋万余家。绍兴初，残于盗，民之死于兵者大半。”^[62]与赣南毗邻的吉州，南宋初年的人口耗减也十分严重。李纲在出任江西安抚置制使之后，经过调查发现，仅吉州的庐陵、吉水、永丰、太和4 县，就有8378 户人家因为逃亡外迁而无法征得两税。^[63]以上这些材料都一再表明，南宋初年的江西中北部一带，曾产生了相当规模的逃亡人口。

正是鉴于南宋初年江西中北部一带人口严重耗减的情况，时人张守曾有这样的议论：江西一路“自军兴之后，编户死于兵火，田庐变为丘墟。复业之余民无几，赋税之旧籍散亡”^[64]。李纲在经过实地调查后曾估计说：“通一路（即整个江西路）计之，多寡相补，才及承平之半。”^[65]北宋崇宁年间，江西6 州4 军有171 万余户，^[66]扣除赣南境内虔州和南安军的31 万户，尚有140万户。以每户5 口计，中北部的人口规模超过700 万。按耗减一半计算，损失的人口在350 万以上。假定在耗减的350 多万人口中，有一半死于兵荒马乱或被金人掳去，其余的170 多万人口，应该逃亡到周边地区。地处十万大山之中的赣南和闽西，距离赣中北一带不远，因此应该是他们逃生的理想之地。假定在这170 多万的逃亡人口中，有三分之一迁入赣南和闽西，其总体规模就已超过50 万。对于赣南和闽西原有的人口规模而言，这50 多万移民的进入意味着什么，也就可想而知了。

需要指出的是，以上的推断并非只是数字游戏。因为，有资料显示，在赣中北一带的人口耗减与赣南、闽西两地的人口激增之间，的确存在着某种内在的关联。这里，先来看看赣南的情况。两宋交替之际，赣南也曾像赣中北地区那样，人口也一度大幅度下降。绍兴中，赣州（绍兴二十三年，即1153年，改虔州为赣州）境内的主客户合计约12 万户，与北宋的崇宁年间相比，户数减少一半以上。赣南在南宋初年的人口耗减，与当地曾发生过较大规模的社会动乱有关。南宋初年，赣州一带的反宋武装力量十分强大。建炎三年（1129），当隆祐太后因金兵追击而逃至吉州太和时，负责护送的将领中就有多人叛去，投附当地的反宋武装，并最终导致全军万人皆溃的局面。^[67]这次兵变事件发生后，赣州陷入了连年的乱动之中。时人赵鼎曾报告说：“臣访闻虔州自从卫军民交变来，凡十县之间，失业之民，率聚为寇。”^[68]可见，在“失业之民，相率为寇”与“从卫军民交变”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因果关系。连年的社会动乱，必然造成人口的大量逃亡。正像南宋初年的李纲所说的那样：“又如虔州，累年为盗贼猖獗，赋税往往催科不得。”^[69]政府的赋税之所以难以催征，显然是人口流失的结果。绍兴末年，随着南宋朝廷对赣南一带控制的加强，当地的局面也有所好转。据《宋史》卷31《高宗纪八》记载：绍兴二十三年，“二月庚午，脔虔州军贼黄明等八人于都市……癸未，赏平赣盗功”。随着局势的稳定，赣州境内的户口很快便得以恢复，并开始进入快速的增长期。从绍兴中到淳熙中的30 余年间，赣州的户数净增长17 万多，年均增长率超过25‰，高于全国同期年均增长率的几十倍。在这期间，与赣南毗连的湖南、福建和广东等地均无大量人口外迁的可能。因此，合理的解释只能是，赣南境内人口的这种异乎寻常的增长，其主要动力应该是来自赣中和赣北地区的移民。

同样，闽西这一时期的人口增长，其主要动力也是来自赣中和赣北的移民。江西与福建在地缘上互为毗邻，虽有武夷山的阻隔，但相邻的隘口甚多。赣东北及赣东一带的移民，沿武夷山南下，在抚州一带向东越过甘家岭（今江西南丰县和福建建宁县之间），就可以进入福建邵武军境内的建宁和泰宁等县，并向东深入到南剑州境内的将乐和沙县一带。如果在石城境内向东越过站岭隘，则可以进入闽西的宁化、清流和长汀一带。赣中一带的移民沿赣江南下进入赣南之后，再溯贡江而上，向北可进入宁化、长汀一带，向南则可以进入武平、上杭一带。正因为如此，赣中、赣北的移民在进入闽西之后，主要分布在武夷山南段东侧的宁化、清流、长汀、武平和上杭一线，至于地处闽西腹地的明溪和连城（南宋绍兴三年置）等地，江西的移民则相对较少。据民国《上杭县志》的调查，该县的丁氏、包氏、周氏、姜氏和温氏等大姓，都是在南宋时期由江西迁入的。^[70]如温氏，“远祖四七郎南宋时由江西石城迁杭”。又如姜氏，“始祖宋季由江西来杭”。再如周氏，“始祖宗贵宋末由石城入汀”。新编《宁化县志》的统计结果表明，南宋时期迁入宁化县境内有确切文献可考的姓氏共25 姓，其中有10 姓来自江西，占总数的40%。^[71]新编《长汀县志》亦云：“唐末及北宋末两次大量移民来汀，他们大部分是从江西北部，小部分从浙江西部迁来。”^[72]新编《武平县志》的姓氏调查结果也表明，今天居住在该县的主要姓氏，“迁入武平的时间多在宋至明代……除方姓直接由江宁（今南京）迁来外，多数来自江西……李、刘、朱三姓从瑞金迁来，赖、熊、萧、王、周、陈诸姓，分别从（江西）丰城、豫章（今南昌）、吉安、石城、新淦迁来”^[73]。正因为此，我们才有理由认为，江西中北部一带的移民，是推动这一时期闽西人口快速发展的主要因素。

南宋初年江西中北部一带移民向赣南和闽西的集中迁移，虽然不像唐中期以降的人口迁移那样，在很短的时间内便彻底地改变了赣南和闽西的人口格局，导致了赣南和闽西的人口重建；但是，对客家方言群的形成而言，这次移民依然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大量移民的进入，不仅壮大了赣南和闽西境内的人口规模，而且保证了赣语人口对苗瑶语族人口的绝对优势，从而巩固了早期赣语作为赣南和闽西境内通用语言的地位。到了南宋中期，赣南和闽西的总户数已超过50 万，以每户5 口计，总人口已超过250 万。无论是就总体的人口规模，还是就人口分布的密度来看，赣南和闽西都已彻底地改变了北宋时期“地广人稀”的局面。人口的快速发展不仅促进了赣南和闽西山区的进一步开发，而且还有力地推动了区域间的经济联系。稍后，迫于内部日益膨胀的人口压力，赣南和闽西遂开始了向粤东北地区转移人口的过程。伴随着人口转移而来的，则是早期赣语在梅州和循州一带的流行。最晚在南宋后期，循、梅一带的赣语区，已与潮州境内的“广南福建之语”形成掎角之势。粤东北地区的语言文化景观，也由此开始了全新的构造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