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时期赣闽粤边：《那方山水那方人客家源流新说》

五代十国时期，赣南、闽西和粤东北分属于不同的政治势力。北宋建立后，赣闽粤边成为宋帝国属下的地方行政区域。北宋初年，赣南全境分1 州（虔州）11 县（赣、虔化、信丰、雩都、瑞金、石城、安远、大庾、上犹、南康、龙南）。太平兴国年间（976—983），赣南境内主客户合计85146，^[1]如果以每户5 口计，^[2]总人口已超过42 万，比唐代天宝年间的最高峰值尚多出15 万人。随着人口的增长，赣南境内的县级行政建置也在不断增加。太平兴国七年（982），以原赣县潋江镇的7 个乡为基础，再益以庐陵、太和两县的部分地区，设兴国县。同年，又将雩都县的九洲镇析出，立会昌县。赣南境内的县级建置也由此增加到13 个。淳化元年（990），以大庾、南康、上犹3县另置南安军（治今大余县）。至此，赣南境内形成了一北一南两个州（军）级行政中心。元丰年间（1078—1085），赣南境内的虔州和南安军主客户合计133929 户。^[3]以每户5 口计，总人口已接近67 万，与北宋初年相比，户数和口数分别增长157.3%和159.5%。从太平兴国至元丰年间，已有近百年的时差。这样的增长速度，大体上属于自然增长的范围。

赣南人口的快速增长，发生在北宋中叶以后。据《宋史·地理四》记载，北宋崇宁年间（1102—1106），赣南境内赣州和南安军的总户数为310153，以每户5 口计，^[4]总人口已超过155 万。与元丰年间相比，户数和口数的增长率均为231.5%。从元丰至崇宁，前后不过20年时间，如此之高的增长率，显然已大大超出自然增长的范围。至于赣南境内这一时期人口暴增的原因，我们一时还很难给出令人信服的答案。

闽西在北宋初年分1 州（汀州）2 县（长汀、宁化）。太平兴国年间，汀州境内主客户合计24000 余户。^[5]以每户5 口计，总人口约120000。淳化五年（994），升上杭、武平两场为县。至此，闽西境内的县级建置一下子由原来的两个增加到4 个。元丰年间，汀州境内主客户合计81454 户。^[6]以每户5 口计，总人口已接近41 万，与太平兴国年间相比，户数和口数分别增长339.3%和341.7%。这样的增长速度，显然已超出了自然增长的范围。从北宋初年至元丰年间，在汀州附近并未产生过大规模的移民运动。因此，汀州境内超出自然增长率之外的户口规模，只能以苗瑶语族先民转变为编户齐民这个因素来加以解释。元符元年（1098），析长汀二团里和宁化六团里置清流县。^[7]至此，闽西境内的县级行政建置已增加到5 个。崇宁年间，汀州境内的户数与元丰年间大体相仿。^[8]这一事实表明，从元丰到崇宁的20 多年间，闽西境内的人口规模并未发生过太大的波动。

粤东北在北宋初年的行政建置基本上沿袭南汉。循州领有龙川、兴宁两县，梅州（南汉时的敬州）领有程乡1 县，潮州领有海阳和潮阳2 县，惠州（南汉时的浈州）领有归善、博罗、海丰、河源4 县。考虑到潮州后来属于闽南方言区，而惠州属下的大部分地区后来则成为广府方言区，因此，这里只重点讨论循州和梅州。北宋太平兴国年间，循州境内主客户合计8339。^[9]以每户5 口计，总人口约42000。熙宁四年（1071），析兴宁地置长乐县（今五华县）。至此，循州境内的县级建置增加到3 个。元丰年间，循州境内主客户合计47192。^[10]以每户5 口计，总人口约24 万，与太平兴国年间相比，户数和口数分别增长565.9%和571%。梅州在太平兴国年间的主客户合计为1568。^[11]以每户5 口计，总人口约8000。元丰年间，梅州境内主客户合计12372。^[12]以每户5 口计，总人口约62000。与太平兴国年间相比，户数和口数分别增长789%和775%。循、梅两州这种异乎寻常的人口增长率，也应该像闽西境内的情况一样，只能以当地非汉族居民的身份性转变来加以解释。

总之，经过北宋百余年间的发展，赣闽粤边的州（军）级行政建置共5个（其中赣南2 个、闽西1 个、粤东北2 个），县级行政建置共22 个（其中赣南13 个、闽西5 个、粤东北4 个），总户数约450000，总人口约2250000。与盛唐时期的开元年间相比，无论是行政建置还是人口规模，都已跃上了一个全新的台阶。

行政建置的增加和人口的发展，意味着区域开发程度的加深。而行政建置的地理分布，则意味着人口的空间格局和区域开发的方向。从北宋时期赣南境内的行政建置来看，新增的兴国和会昌2 县，都位于贡江流域。这一地理格局，进一步强化了赣南的区域开发由中部的平原河谷地区向东部武夷山麓不断推进的趋势（五代时期赣南境内新增4 县，除上犹位于西侧的章江流域之外，其余的石城、瑞金和龙南3 县，均位于贡江流域，其中的石城和瑞金2 县，就在武夷山麓）。至于划南康、上犹、大庾3 县另立南安军，只是适应了唐开元年间大庾新道开通后南赣在中原与岭南交通中的地位不断提高的需要，而并不是章江流域区域开发的结果。

北宋时期闽西境内的行政建置和人口发展，大体沿汀江流域自北向南展开。淳化年间新增的上杭和武平两县，均位于汀江的中游地区，而且都是由原来的长汀划地而置。这一行政建置的格局表明，宋代闽西境内的区域开发，是自北向南沿武夷山东麓与汀江之间展开的。(www.xing528.com)

如果把赣南和闽西的情况结合起来看，我们就会发现，就区域开发的角度而言，最迟在北宋中后期，随着县级行政建置的增加，位于武夷山东西两侧的闽西和赣南，已基本上连成一片。在武夷山西侧的赣南境内，沿贡江大小支流，自北而南，分布着兴国、赣县、虔化（今宁都）、信丰、雩都（今于都）、瑞金、石城、安远、龙南、会昌10 县；在武夷山东侧的闽西境内，沿汀江流域，自北而南依次分布着宁化、清流、长汀、武平和上杭5 县。这15 个县随武夷山南段不断平缓的地势而东西呼应，从而将赣南和闽西这两个地理单元联络成一个有机的整体。

粤东北的户口虽然在北宋时期有着异乎寻常的增长，但与赣南和闽西相比，其总体的人口规模依然十分有限，故而，终北宋之世，其境内的县级行政建置只增加了1 个（循州境内的长乐）。从粤东北境内县级行政建置的地理格局来看，大体呈东西平行状分布（龙川、兴宁、长乐和程乡4 县，自西向东呈一字排列），而且多集中在境内中部的河谷平台地带。至于和赣南、闽西接壤的北部山区，依然是县级行政建置的空白地带。这一格局表明，北宋时期粤东北境内的人口分布和区域开发，主要集中在韩江以西和东江以东的河谷平台地区，至于北部山区，既是人口稀疏之地，也是区域开发的空白之地。

如果把北宋时期赣闽粤边的人口发展和区域开发水平与周边其他地区进行一番比较，我们就会发现，尽管赣闽粤边在这一时期的人口规模和区域开发程度均已跃上了一个全新的台阶；但是，就其总体状况而言，依然称得上是“地广人稀”之区。就赣南的情况来看，这里从太平兴国至元丰年间的人口增长率接近160%，高于江西境内其他各州同一时期的人口增长率。但是，就人口的密度而言，赣南境内依然有“地广人稀”之谓。元丰年间，位于赣南北部的吉州主客户合计273397，^[13]比同一时期赣南境内虔州和南安军的总户数尚多出14 万户。以每户5 口计，多出的人口约70 万。而吉州同一时期只辖有8 县，远远少于赣南境内的13 个县。所以，就人口的密度而言，赣中地区远远高于赣南。北宋中期的王安石就说：“虔于江南地最旷，大山长谷，荒翳险阻，交、广、闽、越铜盐之贩，道所出入，椎埋、盗夺、鼓铸之奸，视天下为多。”^[14]在赣南内部，人口又主要集中在中北部的平原河谷地区，至于周边的山区，则人口密度更低。以地处赣南南部山区的安远和龙南2 县为例，比王安石稍晚的方勺（生于北宋治平三年，即1066年，元祐间任虔州管勾常平）在笔记中就记载道：“虔州龙南、安远二县有瘴，朝廷为立赏增俸，而邑官常阙不补。它官以职事至者，率不敢留，甚则至界上移文索牍行遣而已。大抵此地唯水最毒，尝以铜盆贮水，须臾铜色微黑，或大锡瓶挈挂泉以自随。处瘴乡者有诗云：‘避色如避难，冷暖随时换。少饮卯前酒，莫吃申后饭。’”^[15]绍兴八年（1138），陈刚中因忤逆奸相秦桧，被贬为安远知县，“安远滨岭，地恶瘴深，谚曰：‘龙南、安远，一去不转’，言必死也。（陈）刚中果死”^[16]。南宋的曾敏行在笔记中也记载道：“赣之龙南、安远，岚瘴甚于岭外。龙南之北境有地曰‘安宁头’，言自县而北达此，则瘴解而人向安矣。”^[17]由此可以推知，直至北宋后期，龙南和安远一带的人口规模，依然十分有限。方氏所说的安远，建于唐代，龙南则建于五代。据此，则建于五代的石城、瑞金、上犹以及建于宋代的会昌等县，在北宋后期也都不可能有很大的人口规模。

再来看看闽西的情况。据《宋史·地理五》记载，有宋一代，闽西所在的福建路，“民安土乐业，川原浸灌，田畴膏沃，无凶年之忧。而土地狭迫，生籍繁夥；虽硗确之地，耕耨殆尽”。然而，与福建路这一整体的发展态势相比，北宋时期的闽西地区还是较为落后的。据《宋史·地理五》记载，北宋崇宁年间，福建路的总户数为1390565。其中，汀州的户数只占全路总户数的17%，在当时福建所辖的6 州2 军中，排在第七位，仅略高于兴化军。如果以每县的平均户数而论，闽西地区则排在福建路6 州2 军的最后一位。就区域开发的角度而言，北宋时期，由于人口的增长，闽北、闽中的平原、河谷地带已开辟殆尽。故而，通过垒筑梯田而向周边山区开发，遂成为当地扩大耕地的主要方式。据《古今图书集成·艺术典》卷5《农部》记载，北宋时期，闽北一带已是“田尽而地，地尽而山。虽土浅水寒，山岚蔽日，而人力所致，雨露所养，无不少获”。北宋中后期的方勺也记载道：“七闽地狭瘠，而水源浅远，其人虽至勤俭，而所以为生之具，比他处终无有富者。垦山陇为田，层起如阶级，然每引溪谷水以灌溉……朱行中知泉州，有‘水无涓滴不为用，山到崔嵬犹力耕’之诗，盖纪实也。”^[18]然而，与闽北、闽中一带相比，闽西的区域开发此时还停留在汀江沿岸的谷河平台地带。汀州境内的北部、西部和东部，均属山区。北宋时期，这里的人口密度一直很低。以淳化年间建县的上杭为例，该县自建置之后，县治曾一迁再迁。据《宋史·地理五》记载：“上杭有钟寮金场，天圣二年（1024）徙治于钟寮场东，乾道四年（1168）徙治郭下。”县治之所以一迁再迁，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这里僻处山区，岚瘴肆虐，生存环境极其恶劣。据雍正《江西通志》记载：“萧律，字调元，新喻人，景德二年（1005），赐明法及第……官汀州，以属邑上杭多岚瘴，奏迁县治于平旷之地，仕者免客死。”^[19]在如此恶劣的环境之下，其人口规模自然不可能很大。即使是开发较早的宁化和长汀两县，其周边山区的人口也极为稀疏。据文献记载，直到北宋后期的元符年间（1098—1100），宁化和长汀两县的交界山区，依然是“壤地广袤，官民睽隔”^[20]。南宋后期，在担任汀州太守的胡太初笔下，汀州境内依然是“境旷山辽，聚落星散”^[21]和“农罕以耕稼自力，未免有旷土游民”^[22]。南宋后期的情况尚且如此，北宋时期也就可以想见了。

最后再来看看粤东北的情况。北宋时期，粤东北一带区域开发程度最高、人口规模最大的是沿海的潮州地区。早在北宋初年，潮州就曾以“煮海为盐，稻得再熟，蚕亦五收”而让人侧目。^[23]元丰年间，潮州的总户数为74682，比循、梅两州的总和还要多出15000 余户^[24]。如果以每户5 口计，仅仅领有2 县之地的潮州，比辖有4 县之地的循、梅两州，还要多出75000 余人。在北宋广南东路所辖的15 个州、府中，潮州的户口仅次于广州，位居第二。宋仁宗时期担任大理寺少卿的彭延年曾知潮州，卸任后落籍揭阳浦口村，其诗作中有云：“浦口村居好，凭高望远赊。稻田千万顷，农舍三两家。樵路通云磴，溪船簇蓼花。太平无事日，处处尽桑麻。”^[25]北宋晚期的王安中在《潮阳道中》一诗中也咏道：“万灶晨中熬白雪，一川秋穗割黄云。岭茅已远无深瘴，溪鳄方逃畏旧文。”^[26]与潮州地区“稻田千万顷”、“一川秋穗割黄云”的开发盛况相比，此时的循、梅两州，依然还处在较为落后的状态。北宋初年，循州境内依然是“织竹为布，人多蛮僚。妇人为市，男子坐家”^[27]。而同一时期的梅州，绝大部分地区依然为原始森林所覆盖。据北宋初年的乐史记载，“恶水，即州前大江（今梅江），东流至潮州出海。其水险恶，多损舟船。水中鳄鱼随江水泛涨之时，随水至州前。《岭表异录》云能食鹿者即此。”^[28]《宋史·地理六》亦谓，当时的梅州一带，“炎疠颇甚，许土人领任”。生态环境的原始性，表明此时的梅州尚处在开发的早期阶段。从北宋中期开始，随着人口的增长，循、梅一带的开发程度已有所提高。庆历六年（1046），出任循州判官的林谘在《大厅记》中写道：“循（州）户四万，出租米仅十万硕，于番禺都会中为最饶富。”^[29]然而，在当时的岭北之人看来，循州一带依然是荒蛮僻远之乡。北宋中期的苏轼、苏辙兄弟，曾在惠、循一带生活过多年。不过，在他们留下的有关诗文中，循州一带并没有潮州地区那种“农田千万顷”、“处处尽桑麻”的开发盛况，有的只是“民居其间，衣食之奉，终岁一律，寡求而晚安”^[30]和“人物衰少，无可晤者”^[31]等荒蛮之态。在他们的笔下，当时的东江中上游一带，往来的是“蜒子船”^[32]；即使是开发最早的龙川，也依然是人物凋敝、“毒瘴”肆虐。^[33]循、梅一带的这种荒蛮、僻远之象，一直延续到南宋时期。南宋抗金名将李纲，曾多次路经循梅古道，其《循州道中》一诗云：“岭海经行涉两年，篮舆触热道龙川。只愁青草黄茅瘴，敢意好风佳月天。”^[34]在题为《绝句二首》的诗中，他又写道，“深入循梅瘴疠乡，烟云浮动日苍凉”，“治心养气无多术，一点能销瘴毒深”。^[35]诗中所谓的“黄茅瘴”、“瘴疠乡”和“瘴毒”等词句，都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循、梅两州的区域开发，与沿海的潮州相比，已落下了很长的一段距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