苗瑶语族向赣闽粤边迁移：客家源流新解

“长沙、武陵蛮”或“盘瓠蛮”是苗瑶语族的先民，这已经是民族史学界的主流意见。但是，对于“盘瓠蛮”如何分化而成苗族、瑶族和畲族，学术界尚有不同的意见。研究南方民族史的吴永章教授认为，“早在战国时期，随着楚势南扩的压迫，苗族先民已开始西行。但是，大规模的迁徙应从汉光武帝派重兵征讨‘武陵蛮’才开始的。其后，他们不断西迁，进入黔北与黔西、川南、滇东、桂西”，从而形成后世的苗族；而“长沙蛮”及其南的“零陵蛮”和“桂阳蛮”，“则与瑶、畲先人关系更为密切”。他还进一步指出，在“盘瓠蛮”的分化过程，最早是“苗族与畲、瑶二族分流”，其时间当“不晚于汉晋时期”；至于“瑶、畲之分流，其源可溯至唐、宋以前，但却是在此之后，才加快步伐而形成今日的瑶、畲两族”。^[14]

在“长沙、五溪蛮”的分化过程中，由长沙、五溪一带向西迁移从而形成后世苗族的那一支，与我们所要讨论的赣闽粤边基本无涉。但是，由湘中、湘南而进入岭南和岭东的那一支（瑶、畲），却与赣闽粤边的历史和文化有着诸多的关联。正因为如此，以下的讨论将围绕着由湘中、湘南而迁入岭南和岭东的那一支而展开。

从现有的文献资料来看，最迟从南朝的梁代开始，原先聚居在“五溪”一带的“长沙、武陵蛮”，已有一部分陆续播迁到今湖南的中南部地区，并被有关文献称之为“莫徭”。据《梁书》卷34《张缵传》记载：“（湘）州界零陵、衡阳等郡，有莫徭蛮者，依山险为居，历政不宾服。”文中提到的零陵（治今湖南零陵）和衡阳（治今湖南衡阳东北）二郡，都在今天的湖南中南部地区。由此可见，最迟从梁代开始，由“五溪蛮”分化而来的“莫徭”，已播迁到湖南的中南部一带。后世的“徭人”之称，^[15]当由南朝时期的“莫徭”一词演化而来。

有关南朝时期莫徭的分布情况，唐初编修的《隋书·地理志》，有着更为详细的记载：

长沙郡又杂有夷蜒，名曰莫徭，自云其先祖有功，常免徭役，故以为名。其男子但著白布裈衫，更无巾裤；其女子青布衫、班布裙，通无鞋屐。婚嫁用铁钴为聘财。武陵、巴陵、桂阳、澧阳、衡山、熙平皆同焉。

需要指出的是，《隋书·地理志》与该书中的其他书志一起，原名《五代史志》，它的相关记载并不专指隋代，而是泛指南朝以来的总体情况。以往的研究者虽然注意到了这段记载中的“长沙郡又杂有夷蜒，名曰莫徭”一句，但是对后面的“武陵、巴陵、桂阳、澧阳、衡山、熙平皆同焉”一句，却一直未予重视。其实，只要粗读一下这段记载，我们就会发现，这段文字一共讲了三个方面的问题：其一，介绍长沙郡境内的莫徭分布情况及其得名之由；其二，介绍莫徭的衣着及其婚俗；其三，以“武陵、巴陵、桂阳、澧阳、衡山、熙平皆同焉”一句，点明以上各郡也都有莫徭的分布。显然，后面这一句，对于我们理解南朝以来莫徭的分布情况极为重要。文中提到的武陵、巴陵和澧阳三郡，都集中在洞庭湖周围，位于今湖南北境；衡山一郡，地处湘中；桂阳一郡，已处于湖南的极南部；至于熙平郡，则在今两广的交界地带，^[16]其所领有的桂阳、阳山、连山、宣乐、游安、熙平、武化、桂岭和开建9 县，都集中在今广西的东北部和广东的西北部一带。因此，这段记载可以被视为莫徭早在南朝时期就已经越过南岭并进入今两广地区的铁证。

大约从南朝末期开始，原先聚居在湘中、湘南地区的莫徭，开始陆续地向外迁移。吴永章认为，莫徭向外播迁的路径主要有两条：一条即由湘南越五岭南迁，“其途有二：一是西粤。宋代湘南瑶人首先进入静江府（今桂林）、贺州等地区。其后，桂北基地的瑶人，以及由广东进入桂东的瑶人，不断向南、向西扩展，以致逐步形成今日瑶人遍布广西六十余县的格局。一是东粤。首先进入连、英、韶三州。其后，逐步南迁，形成今日广东瑶族分布的格局”。另一条则“不循越岭进入两粤路线，他们由衡、郴诸州向东发展，首入赣南”，再经赣南进入闽西南和粤东北地区，从而形成后世的畲族。宋代以后，聚居在赣闽粤边的畲族，又“扩展到闽东、浙南。这就构成了今日畲族分布的基本格局”。^[17]吴氏所说的这两条迁移路线，大体是符合实际的。不过，需要指出的是，播迁到赣闽粤边并最终形成畲族的那一支，并非皆由赣南向东迁徙而来。在由湘南向南播迁到岭南的那一支瑶人中，也有一部分沿南岭山脉向东迁移，并最终播迁到粤东的潮州地区（详后），从而构成赣闽粤边畲族的另一个重要源头。

有关徭人由湖南境内向南播迁到岭南各地的情况，从唐代开始，就不时见诸文献。宋代以降，有关的正史之中几乎都有岭南各地徭人活动情况的记载。如《宋史》卷493《蛮夷传一》，对于两广境内徭人分布的情况，就有详细的记录：“蛮猺者，居山谷间。其山自衡州常宁县属于桂阳、郴、连、贺、韶四州，环纡千余里，蛮居其中，不事赋役，谓之猺人。”然而，由湖南境内播迁至赣闽粤边并最终发展成为畲族的那一支，正史典籍对其播迁的详细情况则语焉不详。正因为如此，直到今天，依然有学者认为，早期生活在赣闽粤边的畲族，并非由湖南境内的徭人播迁、分化而来，而是由闽粤地区的土著民族——古越族分化而来的。^[18]

其实，古代文献中有关莫徭迁往赣闽粤边的情况尽管语焉不详；但是，如果对其片言只语细加分析，我们依然能够发现莫徭向东迁移的蛛丝马迹。据《新唐书》卷68《方镇表五》记载：乾元元年（758），“置洪、吉都防御团练观察处置使，兼莫徭军使，领洪、吉、虔、抚、袁五州，治洪州”。唐代的洪州、吉州、虔州、抚州和袁州，都在今天的江西境内。这则史料表明，最迟从中唐时期开始，今江西境内从北到南，都有莫徭的分布。正像有学者所指出的那样，莫徭在唐代江西境内的分布范围如此之广，“可见莫徭迁往江西的时间早在南北朝和隋代就已经开始了”^[19]。

与江西一山之隔的福建，自六朝以来，也有莫徭的迁入。据宋人乐史《太平寰宇记》记载：“建宁县，（建州）西三百四十里，元六里，本将乐县地，晋绥城县，莫徭之民居焉。唐武德中并入邵武，垂拱中割入将乐。”^[20]乐史的《太平寰宇记》虽然成书于宋初，但从这段记载的文义来看，显然是在讲述晋代以降至唐代的建置沿革情况。建宁县在今天福建省的西北部，位于武夷山的东麓。这则史料表明，靠近武夷山的福建西侧，自六朝以来，也有莫徭的分布。

有材料表明，六朝时期陆续由湖南向东播迁到福建境内的苗瑶语族先民，至隋唐之际已开始聚居在闽西南一带。唐高宗总章二年（669），在地处赣闽粤边东部的泉州至潮州一带，曾爆发了一场大规模的“蛮僚啸乱”事件，并引起了唐中央政府的高度重视。为了控制局面，唐王朝命玉钤卫翼府左郎将、归德将军陈政为岭南行军总管，率兵进驻泉、潮之间的绥安故县（今福建云霄县境内）。仪凤二年（677），陈政卒于军中。其子陈元光代领其众，经过多年征战，终于平息了这场“啸乱”。康熙《漳浦县志》在记述陈政、陈元光父子率兵进驻闽南时，曾有这样一段文字：“先是戍闽者，屯兵于龙溪，阻江为界，插柳为营。”^[21]龙溪就是今天的九龙江。所谓“阻江为界”，也就是说在陈政、陈元光父子之前，唐王朝在福建境内的驻军一直以九龙江为界。至于九龙江以南和以西的广大区域，当是“蛮僚”出没之区。嘉庆《云霄厅志》在记载陈元光幕僚丁儒的事迹时也说：“先是泉潮之间，蛮僚出没无常，戍卒阻九龙江之险，插柳为营。江当溪海之交，两山夹峙，波涛激涌，与贼相持。”^[22]由此可见，九龙江以南、以西直到潮州一带，均为“蛮僚”的势力范围。光绪《漳州府志》在记载漳州境内的区域开发过程时，更是将闽西南境内的“蛮僚”追溯到六朝时期。据该书记载：“（陈）元光平蛮开郡，先是六朝以来戍闽者，屯兵于泉州之龙溪，阻江为界，插柳为营。江当溪海之交，两山夹峙，波涛激涌，隔绝东西。”^[23]由此可见，唐代九龙江以南、以西的“蛮僚”势力，并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而是自“六朝以来”不断发展的结果。

问题在于，六朝以来陆续聚居到九龙江以南和以西一带的“蛮僚”，是否就是后来被称为畲族的苗瑶语族的先民呢？(www.xing528.com)

仔细地分析有关文献资料，我们就会发现，在参与和发动这场“啸乱”的“蛮僚”或“洞蛮”中，有相当一部分与后来被称为畲民的苗瑶语族先民有关。其证据如下：

其一，率兵平息这场“啸乱”的陈元光，在《请建州县表》中，对当时泉、潮之间的居民格局，曾有过详细的记述。文中写道：“兹镇（指陈氏驻军的故绥安县）地极七闽，境连百粤。左衽居椎髻之半，可耕乃火田之余。”^[24]所谓“左衽”、“椎髻”之人，都是指非汉族居民。“左衽居椎髻之半”，意味着当地的居民中至少有一半是非汉族居民。而“可耕乃火田之余”一句，则透露出这些“左衽”、“椎髻”之人，与苗瑶语族先民以及后世生活在赣闽粤边的畲族之间存在着难以割舍的关系。大量的民族志材料表明，刀耕火种乃早期的莫徭以及后世的瑶族和畲族长期以来最为典型的耕作方式。因此，陈元光所说的“左衽”、“椎髻”之民，应该就是苗瑶语族的先民。

其二，据有关地方志记载，在这场长达多年的“啸乱”中，率“蛮僚”或“洞蛮”与陈政、陈元光父子周旋的，主要有苗自成、雷万兴父子和蓝奉高等人。嘉庆《云霄厅志》云：“总章二年（669），（陈元光）随父（陈政）领兵入闽。父卒，代领其众。会广寇陈谦连洞蛮苗自成、雷万兴等进攻潮阳。陷之，府帅不能制，元光以轻骑讨平之……已而蛮寇雷万兴、苗自成之子纠党复起于潮，猝抵岳山。元光闻报，遽率轻骑御之，援兵后至，为贼将蓝奉高刀伤而卒。时景云二年（711）十一月也。”^[25]据该书引证的《平和县志》记载，云霄县境内有五通庙，“查此庙石柱镌有槃、蓝、雷氏字样，槃、蓝、雷氏系陈玉钤所征蛮僚”^[26]。文中提到的槃、蓝、雷姓，都是后世瑶族和畲族的主要姓氏。因此，雷万兴、苗自成父子以及蓝奉高等人，当属苗瑶语族的先人无疑。

从陈政、陈元光父子在泉潮一带一波三折的用兵过程来看，以苗瑶语族先民为主体的“蛮僚”，早在唐初就已在闽西南至粤东一带形成了较大的势力范围。据文献记载，陈政领旨南下时，“率府兵三千六百将士”。然而，在经过与“蛮僚”的几次遭遇战后，陈政“自以众寡不敌，退保九龙山，奏请益兵”。于时，朝廷“命以政兄敏暨敷领军校五十八姓来援。敏、敷道卒。母魏氏多智，代领其众入闽，乃进师屯御梁山之云霄镇”。^[27]手握3600 名精锐的府兵，陈政尚且认为“众寡不敌”，不得不请求增援，“蛮僚”势力之大，当可以想见。陈政病故，其子陈元光子承父业。在经过反复的拉锯战之后，唐军于仪凤二年（677）收复了为“潮寇”和“土蛮”攻陷的潮阳。永隆二年（681），唐兵潜入潮州，突袭“蛮僚”的营垒，“俘获万计”。不久，又在盘陀岭打败“蛮僚主力”，泉、潮间的“啸乱”才日趋平定。^[28]

需要指出的是，唐代早期活跃在赣闽粤边的这些“蛮僚”，并不都是由湖南播迁而来的以莫徭为主体的苗瑶语族先民。至少，在泉、潮一带的“蛮僚”中，就不乏前文提到的俚人（南越族的后人、黎族的先民）。如前所述，从六朝时期开始，原先聚居在广东南部一带的俚人，开始陆续外迁。最迟在南朝末年，已有一部分俚人溯东江迁入粤东北地区。隋末唐初，在众多势力角逐粤东北之际，杨世略麾下的俚人部落，已开始成为当地的一支重要力量。从杨世略在唐初被封为潮、循二州“总管”等情况来看，当时潮州和循州境内的俚人，已有相当大的人口规模。由于粤东北与闽南之间并无天然的地理屏障，故而，生活在粤东北境内的俚人，很快便蔓延到闽西南地区。到陈政、陈元光父子率军进驻闽南之时，在当地的居民格局中，除了以莫徭为主体的苗瑶语族先民之外，俚人也是一支极其重要的力量。据光绪《漳州府志》记载，陈元光在平定“蛮僚”的过程中，曾听从其幕僚丁儒的建议，“阴遣人沿（九龙）溪而北，就上流缓处结筏连渡，从间道袭之（蛮僚），遂建营柳江之西，以为进取。恩威并济，土黎归附，豁其地为唐化里，而龙溪以东之民陆续渡江田之。且战且招……永隆元年（680），请于朝，移镇漳浦，以拒潮贼，阻盘陀山为寨。西北山洞之黎，率依险阻，林木阴翳，不相通，乃开山伐道，翦除荆棘，遣土民诱而化之，渐成村落，拓地千里”^[29]。文中所说的“土黎”和“西北山洞之黎”，都是指俚人。

由于赣南、闽西南和粤东北境内原先居民成分的不同，故而以莫徭为主体的苗瑶语族先民迁入赣闽粤边之后所引起的民族格局的调整，在不同的区域也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就赣南的情况来看，由于其境内的民族成分比较单一，汉族自东汉以来就已成为当地的主体民族，故而，以莫徭为主体的苗瑶语族先民在迁入赣南之后，很快便融入到汉民族的大家庭之中，从而成为政府的编户齐民。中唐以前赣南境内人口规模和行政建置的变化，就在很大的程度上说明了这一点。唐初，赣南的县级建置依然是4 个。但是，从唐高宗永淳年间开始，赣南的县级建置便开始迅速增加。永淳元年（682），析南康地置南安县（天宝元年改为信丰县）。神龙元年（705），又在大庾岭之北置大庾县（今大余县）。^[30]在短短的二十余年时间里，赣南的县级建置一下子由原来的4 个增加到6 个。唐玄宗天宝年间，赣南境内的户数已增加到37647，口数更是增加到破天荒的275410。^[31]与初唐相比，户数增长318.6%，而口数更是激增了590.2%。从初唐至天宝年间，前后不过一百余年的时间。在百余年的时间里，几近600%的人口增长率，显然并不是人口自然增长的结果，而应该是有外来人口迁入的因素。从初唐至中唐的百余年间，全国都处在人口的恢复与发展阶段，并不存在北方人口南迁的可能。因此，比较合理的解释就是，这一时期赣南境内超出人口自然增长的部分，应该是由来自湖南境内的苗瑶语族先民转化而来的。考唐永淳和神龙年间在赣南新置的南安（即今信丰）和大庾两县，均位于今赣州地区的南部，在地缘上恰好与湖南的东南部地区毗邻。唐代前期的宋之问（656—713）在《早发大庾岭》一诗中叹道：“嵥起华夷界，信为造化力。春暖阴梅花，瘴回阳鸟翼。适蛮悲疾首，恐怀泪沾臆。”^[32]在《题大庾岭北驿》一诗中，宋氏又叹道：“江静潮初落，林昏瘴不开。”^[33]由宋氏的诗文可见，在唐代早期，赣南南部的大庾岭北侧一带，基本上还处在森林茂密、烟瘴弥漫的荒蛮状态。既然被视为“华夷界”，其境内的主体居民，就不可能是汉人，而只能是六朝以来不断由湖南境内迁徙而来的被宋氏称为“蛮”的苗瑶语族先民。直到唐末，贾岛在《送南康姚明府》一诗中还咏道，当时的南康一带，依然是“版籍多迁客，封疆接洞田”^[34]。所谓“洞田”，当是指苗瑶语族先民用刀耕火种方式而耕作的“畲田”。赣南南部的这种荒蛮状况，一直延续到北宋时期。宋代中期的方勺，曾官至虔州的管勾常平，亲自到过信丰以南的龙南和安远等县。据他在《泊宅编》中记载：“虔州龙南、安远两县有瘴，朝廷为立赏增俸，而邑官常阙不补。它官以职事至者，率不敢留，甚则至界上移文索案牍行遣而已。大抵此地唯水最毒，尝以铜盆贮水，须臾铜色微黑，或大锡瓶挈佳泉以自随。处瘴者有诗云：‘避色如避难，冷暖随时换。少饮卯前酒，莫吃申后饭。’”^[35]宋代中期的情况尚且如此，唐中期以前的情况当可以想见。因此，唐代初建南安和大庾两县时，其境内的主体居民，只能是长期居住在山区的苗瑶语族的先民，而不可能是汉族居民。

至于粤东北，则是另外一番情景。六朝以来陆续由湖南向东播迁的苗瑶语族先民，可能已由闽西南蔓延至粤东北地区；但是，其人口规模显然十分有限。粤东北自武德五年（622）重新归入中央政府的版图之后，唐王朝在这里设置了循州总管府，掌管循、潮两州。唐初，循州的县级建置有5 个（博罗、归善、河源、海丰和兴宁）。不过，潮州的县级建置却多有省并，只保留了海阳、潮阳和程乡3 县。武则天天授二年（691），循州增设雷乡县（原龙川县境）。^[36]至此，粤东北境内总共设有9 县。开元年间，潮、循两州的户数合计为18862。^[37]如果以每户5 口计算，总人口约95000 人。户数和口数分别是唐初的2.7 倍和2.6 倍。增长的速度虽然不及赣南地区，但考虑到唐初至开元不过百年时间，这样的增长速度依然是十分惊人的。尤其是潮州，这百年间的人口增长速度更是惊人。开元年间，潮州的户数为9337，以每户5 口计，人口约46000 多。户数和口数都是唐初的4.5 倍。仔细分析粤东北中唐以前的人口增长情况，我们认为，俚人的身份性转变应该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如前所述，最迟从南朝开始，俚人已活跃于粤东北的东江上游和韩江流域。隋末唐初，粤东北境内的循、潮两州，均为俚人所据。武德五年（622），俚帅杨世略率部归唐。据《新唐书·林士弘传》记载，杨世略在归唐时被封为“循州总管”。考《新唐书·李孝恭传》，唐初平定萧铣势力后，“时岭表未平，乃分遣使者，绥辑安慰，其款附者四十有九州，朝廷号令畅南海矣。”由此看来，杨世略以俚帅身份而担任循州“总管”，极有可能是李孝恭在“分遣使者，绥辑安慰”时的加封。杨世略归唐后的情况，史书中没有记载，我们也无法妄加推断。不过，可以肯定的是，生活在潮、循两州内的俚人，也像岭南各地的俚人一样，加快了汉化的过程。据《古今图书集成》卷1375《职方典·高州府部汇考三》记载：生活在岭南的俚人，“自隋唐以后，渐袭华风，休明之化，沦洽于兹。椎跣变为冠裳，侏缡化为弦诵。才贤辈出，科甲蝉联。彬彬然埒于中土。”随着汉化程度的不断加深，越来越多的俚人开始成为国家的编户齐民。岭南的西江流域和高凉地区，是俚人聚居的两大中心。从唐初开始，这两个地区的人口都有着大幅度的增长。据《隋书·地理志》记载，大业五年（609），高凉郡的户数为9917。但是，到了唐代的贞观十四年（640），据《旧唐书·地理志》统计，由凉州析出的高、潘、辩、罗、恩、春6 州，总户数已达53662。短短的30年间，户数猛增4.5 倍。“这些新增户口，除部分为自然增长和由外地迁入者外，多与俚汉融合、大量俚人列入国家编户有关。”^[38]既然岭南的俚人都开始成为国家的编户，生活在循、潮两州境内的俚人，当然也不会例外。

与俚人成为国家的“编户齐民”不同，南朝以来陆续播迁到粤东北地区的苗瑶语族先民，在中唐以前，基本上还置身化外。换句话说，在初唐至中唐时期粤东北地区的人口增长过程中，苗瑶语族的先民并没有成为其人口增长的动力来源之一。其中的原因有三：第一，与赣南相比，粤东北境内的民族成分十分复杂，长期以来，汉族并没有成为粤东北境内的主体民族，相应地，汉文化对该地苗瑶语族先民的吸引与同化作用并不明显。第二，粤东境内的俚人，自唐初以来之所以陆续地成为国家的“编户齐民”，与杨世略在隋末唐初的经营尤其与他在唐初被封为循州总管的境遇大有关系，相比较而言，苗瑶语族先民在播迁到粤东北地区之后，并不具备俚人所拥有的这种政治优势。第三，如前所述，苗瑶语族的先民，长期以来一直以刀耕火种作为其主要的生产方式，而与这种生产方式相联系的则是山居和徙迁不定的生活方式。早在秦汉时期，史书就说苗瑶语族的先民“好入壑，不乐平旷”^[39]。可见，苗瑶语族的先民很早以来就是一个山居的民族。此后，关于苗瑶语族山居的记载，更是史不绝书。《宋史·蛮夷传》就说：“蛮猺者，居山谷间，其山自卫州常宁县属于桂阳，郴、连、贺、韶四州，环纡千余里，蛮居其中，不事赋役，谓之猺人。”宋人范成大在《桂海虞衡志》中说：“徭本槃瓠之后，其地山溪高深，介于巴蜀湖广间，绵亘数千里。”^[40]与范氏同时代的周去非在《岭外代答》一书中也说：“徭人聚落不一……地皆高山”，“耕山为生，以粟、豆、芋魁充粮，其稻无几。”^[41]在这以后，人们甚至把山居看作为苗瑶语族的一个显著特征。如宋人陈师道在《后山丛谈》中就认为：“二广居山谷间，不隶州县，谓之徭人；舟居谓之蜒人，岛上谓之黎人。”^[42]据此可以推知，自南朝以来陆续播迁到粤东北一带的苗瑶语族先民，应该主要聚居在粤东的阴那山—莲花山一线以西至东江中上游之间的高山岭谷之间。在唐中期以前粤东的潮汕平原和东江中上游、梅江流域大量盆地及河谷平台地带尚未被完全开发的情况下，聚居在高山岭谷之间的苗瑶语族先民，基本上还游离在官方的政治控制之外，因此，自然不会成为国家的“编户齐民”。

闽西南的情况，与粤东北大致相同。如前所述，由于粤东北和闽西南之间并不存在难以逾越的天然地理障碍，故而，南朝后期播迁到东江中下游地区的俚人，很快便蔓延到闽西南地区。同样，由湖南境内经江西播迁到闽西南一带的苗瑶语族先民，也很快就能够进入粤东北地区。在唐代总章年间泉、潮一带发生的“蛮僚啸乱”事件中，苗瑶语族先民和俚人正是其中两支最重要的力量。陈元光在平定“蛮僚啸乱”之后，为了有效地开发和统治闽西南地区，曾上书朝廷，请求在泉、潮之间新置一州。武则天垂拱二年（686），朝廷准陈氏之请，在泉州以南至潮州以北之间，新置漳州，并以原先的漳浦和怀恩（今云霄一带）两县属之，以陈氏为刺史。漳州建立后，为了进一步稳定局势，陈元光对于漳州境内的“蛮僚”，基本上是采取武力镇压与安抚招徕兼用的两手策略。用陈氏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宣威雄鼓剑，导化动琴樽”^[43]。如居住在盘陀山诸山洞的“山僚”（俚人），因山高路险，互不相通，陈元光“乃开山取道，翦除荆棘，遣土人诱而化之”^[44]。于是，“山僚”纷纷归附。此外，陈氏还十分重视在土人归化的地方逐步推行中原地区先进的制度及生产方式，“建寨柳江之西，土黎（俚）归附，因辖其地为唐化里”^[45]。久而久之，原先荒芜之地，“渐成村落，拓地千里”，广大“蛮僚”化为“编氓”。^[46]天宝元年（742），漳州境内“户2632，口6536”^[47]。但是，到了天宝十一年，漳州境内“户5346，口17940”^[48]。短短十年间，户、口分别增长了103.1%和174.5%。其中除少数外来移民外，“蛮僚”化为“编氓”应该是户口增长的最主要的动力。

从上述文献中把成为“编氓”的“蛮僚”或称作“山僚”、或名曰“土黎”的情况来看，在唐中期闽西南境内的“蛮僚”化为“编氓”的过程中，被“唐化”的主体应该是俚人，至于南朝后期以来陆续播迁而来的苗瑶语族先民，也应该像粤东北境内的苗瑶语族先民一样，基本上是置身化外的。漳州建立之后，陈元光为了进一步稳定局势，曾“奏立行台于四境，四时亲自巡逻，命将分戍”，并把属下军队分成四支驻守于四境：“一在泉之游仙乡松州堡，上游至苦草镇；一在漳之安仁乡南诏堡，下游至潮之揭阳县；一在常乐里佛潭桥，直至沙澳里太武山而止；一在新安里大峰山回入清宁里芦溪堡，上游至太平镇而止。”^[49]从这一兵力布置的格局来看，闽西地区的深山岭谷地带，显然不在陈氏的控制范围之内。据此推知，原先播迁到闽西南山区的苗瑶语族先民，除一小部分成为国家的“编氓”之外，其余绝大多数已聚居到以后来的汀州为中心的闽西地区。据清人杨澜在《临汀汇考》一书中记载：“唐时初置汀州，徙内地之民居之，而本土之苗仍杂居其间，今汀人呼为畲客。”^[50]同书又谓：“长汀为光龙峒，宁化为黄连峒，峒者苗人散处之乡，大历后始郡县其巢窟，招集流亡，辟土植谷，而纳贡赋。”^[51]联系前后文，这里所说的“苗人”，也就是“畲客”。由此可见，在唐代中期正式设置汀州之前，苗瑶语族的先民，应该是汀州境内的主体居民。

从以上的讨论中我们不难发现，南朝后期以来由湖南境内陆续播迁到赣闽粤边的以莫徭为主体的苗瑶语族先民，对迁入地民族格局的影响，基本上可以分成两种情况：其一，在赣南境内，由于汉族自两汉之际开始就一直是当地的主体民族，加之赣南与粤北之交的大庾岭长期以来一直是中原进入岭南的重要门户，中原王朝对这里的控制持久而且深入；故而，自南朝后期开始陆续播迁到赣南境内的苗瑶语族先民，在唐初中央政府的权威重建之后，便很快开始了定居落籍的过程，从而陆续地成为国家的“编户齐民”。正因为如此，苗瑶语族的先民在迁入赣南之后，并没有引起当地民族格局的重大调整，只是在与汉民族的融合过程中不断地壮大当地的汉族人口规模。其二，在闽西南和粤东北境内，由于汉族人口长期以来一直只聚居在平原和河谷平台地带，中央政府对这里的控制相对薄弱，加之原有的居民成分十分复杂，所以，苗瑶语族的先民在辗转播迁到这里之后，在很长的时间内一直游离于官方的人身控制之外。这种游离状态一方面使得他们不会成为国家的“编户齐民”（即南宋刘克庄所说的“畲田不税”），另一方面也使得他们与当地汉族人口之间的交往相对较少。久而久之，聚居在闽西南和粤东北境内的苗瑶语族先民，渐渐地形成一个新民族。这便是宋人所谓的“畲民”或“輋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