苗瑶语族溯源：苗瑶语系的源流

所谓苗瑶语族，是用来指在语言的系谱中属于苗瑶语的苗族、瑶族和畲族这三个民族的一种泛称。从现代的民族属别来看，今天的苗族、瑶族和畲族都是独立的民族；但是，从历史的角度来看，这三个民族却都有着共同的渊源。民族史学界一般都认为，这三个民族都是由汉、晋时期的“长沙、五溪蛮”分化而来的，而其更早的源流则可以追溯到古代的三苗部落。

据有关文献记载，从很早的时代开始，在长江中游一带，就生活着一支被称作为“三苗”的群体。“三苗”之“三”，恰如“七闽”之“七”、“九黎”之“九”或“百越”之“百”，意味着他们族类纷繁、部落众多。《战国策·魏策》记吴起之言曰：“三苗之居，左有彭蠡之波，右有洞庭之水。文山在其南，而衡山在其北。”吴起乃战国初期人，那时的彭蠡就是今天的鄱阳湖，那时的洞庭也就是今天的洞庭湖。按照吴起的说法，江汉一带正是三苗部落的腹地。

其实，战国初期生活在彭蠡、洞庭一带的三苗部落，其历史还可以追溯到更为久远的时期。有学者在研究了近年来长江流域的考古材料之后认为，“考古学的最新成就一再揭示出：长江流域同黄河流域一样，也是中国远古文化的发源地之一……到原始社会晚期，沿长江流域大体分别形成古巴人、古苗蛮人和古吴越人的先驱者的文化群体……苗蛮部落集团及其文化是中国原始社会晚期地处南方江汉地区的一个庞大的氏族部落群或人们共同体”^[2]。著名的崛家岭文化（在湖北京山）的创造者，就是古三苗部落的先民。

在远古的传说时代，三苗是一个比较先进的部落集团。尧舜禹时期，三苗部落为了扩张地盘和发展势力，曾多次北上中原，与诸夏势力展开长期的较量与争夺。经过长期的较量之后，“苗师大乱，后乃遂几”^[3]。在这以后，三苗在整体上被一分为三：一部分被放逐到西北的敦煌一带，这就是文献中所谓的“窜三苗于三危”^[4]；另一部分不断地融入华夏民族之中；还有一部分则留居在长江中游的彭蠡、洞庭一带，从而成为商、周时期“荆蛮”部落的一个组成部分。

春秋战国时期，在三苗腹地的江汉地区，崛起了当时南方幅员最广、并与最富的齐国和最强的秦国作长期抗衡的楚国。从当时北方人总是称楚人为“荆蛮”、“楚蛮”和“蛮夷”等情况来看，楚人应该是由不同于中原华夏人的南方土著民族所构成，而且其中一定包括三苗的成分。研究语言的学者已经注意到，从屈原等人的文学作品中，分明可以看出楚语与后世湘西苗语的某些类似之处。^[5]有学者在研究了楚文化的多元性之后也认为：“楚国在我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发展过程中起了重要的作用，并曾创造出光辉灿烂、独具一格的楚文化。楚文化则是包括苗瑶语族先民在内的境内各民族共同创造的。需要指出的是，苗瑶语族先民并非楚民族，楚族统治集团是由屈、景、昭三氏组成的，而苗瑶语族先民仅是楚族统治下众多族属中的一支。”^[6]

秦统一六国之后，原先散居在彭蠡与洞庭之间的苗瑶语族先民，开始向湘江、资江和沅江一带聚居。从汉代开始，湘江、资江和沅江流域一带，统属于长沙、武陵两郡，故而，相关文献就把生活在这一区域的苗瑶语族先民称之为“长沙、武陵蛮”。由于流经武陵的沅江有五条较大的支流（雄溪、樠溪、潕溪、酉溪和辰溪），文献中又把武陵郡的部分地区统称为“五溪”。相应地，居住在五溪地区的“蛮人”，就被称作“五溪蛮”。

两汉之际，“五溪蛮”的势力骤然扩张，并引起最高统治者的高度重视。据《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记载：“光武中兴，武陵蛮夷特盛。建武二十三年（47），精夫相单程等据其险隘，大寇郡县。遣武威将军刘尚发南郡、长沙、武陵兵万余人，乘船溯沅水入武溪击之……尚军大败，悉为所没。”次年，光武帝再派马援率重兵进入武陵。这次征蛮行动，虽然取得了军事上的阶段性胜利，但蛮人的反抗活动并没有就此平息。在这以后，“五溪蛮”的反抗活动，依然频频见诸史籍。如，“肃帝建初元年（76），武陵澧中蛮陈从等反叛，入零陵界”，“三年冬，溇中蛮覃儿健等复反，攻烧零阳、作唐、孱陵界中”；又如，“和帝永元四年（92）冬，溇中、澧中蛮潭戎等反，燔烧邮亭，杀略吏民”；又如，“安帝元初二年（115），澧中蛮以郡中徭税失平，怀怨恨，遂结充中诸种二千余人，攻城杀长吏”，“明年秋，溇中、澧中蛮四千人并为盗贼。又零陵蛮羊孙、陈汤等千余人，著赤帻，称将军，烧官寺，抄掠百姓”；再如，顺帝永和元年（136）冬，“溇中蛮……举种反叛。明年三月，蛮二万人围充城，八千人寇夷道”。在此后的桓帝元嘉元年（151）、永寿三年（157）、延熹三年（160）、灵帝中平三年（186），也都有“五溪蛮”反抗活动的记载。^[7]

在这种长期的反抗—镇压—再反抗—再镇压的循环过程中，原先基本上不为人们所知的“五溪蛮”，开始渐渐地被人们所了解。有关其族属源流、生活习性和宗教信仰的记述，也开始出现在汉人士大夫的有关文字之中。东汉应劭关于“五溪蛮”盘瓠信仰的记述，便是其中的代表。

应劭关于盘瓠的记述，被《后汉书》的作者范晔录入《南蛮西南夷列传》之首。其内容如下：(www.xing528.com)

昔高辛氏有犬戎之寇，帝患其侵暴，而征伐不克。乃访募天下，有能得犬戎之将吴将军头者，购黄金千镒，邑万家，又妻以少女。时帝有畜狗，其毛五彩，名曰槃瓠。下令之后，槃瓠遂衔人头造阙下，群臣怪而诊之，乃吴将军首也。帝大喜，而计槃瓠不可妻之以女，又无封爵之道，议欲有报而未知所宜。女闻之，以为帝皇下令，不可违信，因请行。帝不得已，乃以女配槃瓠。槃瓠得女，负而走，入南山，止石室中。所处险绝，人迹不至。于是女解去衣裳，为仆鉴之结，著独力之衣。帝悲思之，遣使寻求，辄遇风雨震晦，使者不得进。经三年，生子一十二人，六男六女。槃瓠死后，因自相夫妻。织绩木皮，染以草实，好五色衣服，制裁皆有尾形。其母后归，以状白帝，于是使迎致诸子。衣裳班兰，语言侏离，好入山壑，不乐平旷。帝顺其意，赐以名山广泽。其后滋蔓，号曰蛮夷。外痴内黠，安土重旧。以先父有功，母帝之女，田作贾贩，无关梁符传、租税之赋。有邑君长，皆赐印绶，冠用獭皮。名渠帅曰精夫，相呼为姎徒。

唐人李贤在注释《后汉书》的这段文字时，有“此已上并见《风俗通》”一句。也就是说，《后汉书》中的这段记载，录自应劭所著的《风俗通》。宋人罗泌在《路史》一书中亦称，“应劭书遂以高辛氏之犬名曰槃瓠”^[8]。所谓“应劭书”，当是指应氏所著的《风俗通》一书。不过，今本《风俗通》，并无有关盘瓠的记载，想来原书有关这方面的内容可能是在流传的过程中佚失了。

在应劭之后，有关盘瓠的记载，不时见诸文献。晋人郭璞在为《山海经·海内北经》中的“犬封国”作注时称：“昔盘瓠杀戎王，高辛以美女妻之，不可以训，乃浮之会稽东海中，得三百里地封之，生男为狗，生女为美女，是为狗封之国也。”郭氏在其《玄中记》一书中亦云：“昔高辛氏有美女未嫁，而犬戎为患，帝喾乃言曰：‘有讨之者，妻以美女，封三百户。’……盘护，亡三月而杀犬戎，以其头来。帝……乃妻以女，而流之会稽东南二万一千里。”^[9]

差不多与郭璞同时的干宝，对于盘瓠的记述则更加详细。他在《晋纪》中写道：“武陵、长沙、庐江郡夷，盘瓠之后也。杂处五溪之内。盘瓠凭山险阻，每每常为害。糅杂鱼肉，叩槽而号，以祭盘瓠。俗称‘赤髀横裙’，即其子孙。”在《搜神记》卷14 中，干宝还记述了盘瓠传说的另一个版本：

高辛氏有老妇人居于王宫，得耳疾，历时。医为挑治，出顶虫，大如茧。妇人去后，置以瓠篱，复之以盘……其文五色，因名“盘瓠”……时戎吴强盛，数侵边境。遣将征讨，不能擒胜。乃募天下有能得戎吴将军首者，购金千斤，封邑万户，又赐以少女。后盘瓠衔得一头，将造王阙。王诊视之，即是吴戎……令少女从盘瓠。盘瓠将女上南山，草木茂盛，无人行迹……盖经三年，产六男六女。盘瓠死后，自相配偶，因为夫妇……今即梁、汉、巴、蜀、武陵、长沙、庐江郡夷是也。

从干宝的上述文字中，我们可以看到，汉、晋时期五溪蛮的分布格局，前后有着很大的变化。如前所述，五溪蛮因沅江的五条支流而得名。这就从一个侧面证明，汉代的五溪蛮，主要聚居在武陵郡的五溪地区，也就是在今天湖南的东北部一带。三国时期，武溪地区先后属于南方的蜀、吴两国。蜀章武元年（221），刘备率蜀军伐吴，进军秭归（今湖北秭归县），武陵蛮曾起兵响应，反抗孙吴的统治。黄龙三年（231），“武陵蛮”再次起兵反吴。吴国派遣潘浚等率兵镇压，战争持续4年之久，结果，吴军“斩首获生，盖以数万，自是群蛮衰弱，一方宁静”^[10]。在经历多次的镇压之后，五溪蛮的势力被严重削弱。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中的一部分开始陆续外迁。故而，到了干宝生活的晋代，梁、汉、巴、蜀、武陵、长沙和庐江诸郡，都已经有了他们的足迹。

南北朝时期，中原大乱，五溪蛮势力乘机北上。据《魏书·蛮传》记载：“蛮之种类，盖盘瓠之后，其来自久。习俗叛服，前史俱之。在江淮之间，依托阻险，部落滋蔓，布于数州。东连寿春（今安徽寿县——引者），西通上洛（今陕西商州——引者），北接汝、颍，往往有焉。其于魏氏之时，不甚为患。至晋之末，稍以繁昌，渐为寇暴矣。自刘、石乱后，诸蛮忌惮，渐得北迁，陆浑（今河南嵩县东北——引者）以南，满于山谷，宛洛萧条，略为丘墟矣。”需要指出的是，《魏书》所说的“蛮”，除了原先的五溪蛮之外，还包括豫州蛮（又称西阳蛮，其先出于武落钟离山，以白虎为图腾，相传为廪君之后）。经过这次“北迁”之后，五溪蛮的活动中心已由原先的五溪地区北移到荆州（治所在今江陵）、雍州（治所在今襄阳）一带，故而史书中又以荆、雍蛮称之。^[11]

伴随着武溪蛮势力的不断扩张，中央政府对其统治与控制也越发深入。早在东晋时期，在蛮人集中的地区就曾设置了宁蛮府，予以统辖与控制。南朝时期，由于五溪蛮活动的中心区域即荆州和雍州一带，已成为南北对峙的要冲之地，具有举足轻重的战略地位，故而，南朝各代无不注重对这一地区的经营。刘宋时期，分别在荆州和雍州设置南蛮校尉或宁蛮校尉以领之，“蛮民顺附者，一户输谷数斛，其余无杂调，而宋民赋役严苦，贫者不复堪命，多逃亡入蛮”^[12]。“齐、梁两代，宁蛮府单独划领郡县，比于州级政区。其长官为宁蛮校尉，地位一般高于州刺史，而相当于‘刺史领兵者’。”^[13]除了设置南蛮校尉或宁蛮校尉以加强对蛮人的统治外，南朝各代有时还任命蛮人的豪酋、渠帅担任州刺史、郡守或县令，企图通过封官晋爵的办法，来消弭蛮人的反抗。对于那些不肯归附的蛮人，南朝政府则采取引出平地的政策，以便控制。据《宋书·刘道产传》记载，元嘉八年（431）出任宁蛮校尉、雍州刺史的刘道产，“善于临民，在雍部政绩尤著。蛮夷前后叛戾不受化者，并皆顺服，悉出缘沔为居……道产惠泽被于西土，及丧还，诸蛮皆被衰，至于沔口”。《宋书·蛮夷传》也说：“雍州刺史刘道产善抚诸蛮，前后不附者，皆引出平土，多缘沔为居。”可见，将分踞山险的蛮人，引入平地，就是刘氏“化”蛮的主要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