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有人会说,尽管隋唐以前赣闽粤边的民族成分依然十分复杂;但是,由于赣南和粤东北在汉魏六朝时期的区域开发都已达到相当的程度,行政建置与人口也已形成一定的规模,因此,客家方言群的源头就应该在六朝时期的赣南或粤东北境内求之。对此,我们的答案是否定的。因为,所谓客家方言群的源头,应该是指在语言和文化方面与后来的客家方言群具有清晰可辨的承传关系的那个群体,而不应该是指与后来的客家方言群同处一个区域的那个群体。换句话说,在追溯客家方言群的源头时,语言与文化的继承性才是首要的考量,至于地域的一致性,却并非至关重要。
任何一个区域的地理位置都是固定不变的;但是,生活在某一个区域内的居民,正像戏剧舞台上的演员一般,你方唱罢我登场。正所谓“八百年江山轮流坐,千年地换八百主”,六朝时期在赣南和粤东北的区域开发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的那部分人,无论是在血缘上还是在语言与文化上,都与后来的客家方言群没有太多的关联。
先来看看赣南的情况。如前所述,位于赣南中北部的赣县和雩都两县,都是在西汉初年设置的。后来赣南境内的许多县,都是由这两个县析地新置的。如早期的虔化和后来的兴国,均析自赣县,而宁都、石城、瑞金、会昌和安远则析自雩都。然而,据新编《赣县志》记载:
全县现有4316 个自然村。据《赣县地名志》载:8 个村是唐以前建立的,其余均为宋朝以后所建。县民大部分由福建、广东及赣中等地迁入。[1]
新编《于都县志》亦云:
据今存的族谱记载和县地名普查资料,居住在县境内各姓的祖先,大都是自唐以来北方南迁的客籍人。南迁的先民中,极少数直接迁居于都,多当数是几经周折后,定居于都。[2]
由此可见,唐以前赣南境内的居民,与今天赣和于都两县的居民并不存在清晰可辨的渊源关系。
其实,除赣县和于都两县之外,今赣南境内其他各县的居民,与唐以前赣南境内的居民,也不存在清晰可辨的渊源关系。据新编《赣州地区志》记载:
目前赣南居民之主体,其先民大都是从北方迁入的客籍人。迁入时间大致可分为以下四个时期。
一、南北朝至宋末:这一时期迁入赣南东北部的居民较多,中南部较少。外地迁入居民建立的村,赣县仅有83 个,占全县总村数的2%;南康仅有23个。而在宁都则有880 个村,占全县各时期外地迁入建村总数的20%。其中40 多个姓氏后来不断繁衍发展,分布到全县80%的村庄,成为宁都县的基本居民。在石城县,这一时期迁入56 姓,超过元、明、清三代迁入53 姓的总和。其后代也分布全县各地,成为全县的主要姓氏。此期迁入的居民,其祖籍大都在中原一带,也有少数在江东或西蜀。其迁徙路线一般均较曲折:在迁入赣南以前,有的先在赣北、赣中停留过;有的在福建邵武、宁化停留过;有的则先迁江浙,再转赣东、赣中,最后定居赣南……(www.xing528.com)
二、元至明代中期:这一时期迁入赣南中部地区的居民较多。迁入赣县建村781 个,占全县总村数的18%,迁入南康县建村121 个,占外地迁入建村总数的20%。这些居民与宋末以前迁入的居民繁衍散布到全县各地,成为县内的基本居民。这些移民主要来自赣中。
三、明末至清代中期:这一时期的移民,主要来自闽粤赣交界区……移民密集于赣南边际的山区,特别是龙南、定南、全南、寻乌以及上犹、崇义两县的西北;其次为兴国、瑞金、会昌、安远诸县;东北部的宁都、石城和中心地区的各县,以及上犹、崇义两县的东南部则较少。
四、清后期至民国时期:这一时期迁入的居民来源广,居住得较分散,总人数不太多。[3]
显然,在今天的赣南地区,其人口源流是极其复杂的。从以上的资料来看,今赣南东北部的宁都、石城两县境内的居民,似乎与唐以前赣南境内的居民具有渊源关系。但是,《赣州地区志》中的相关统计,是建立在把南北朝至宋末划为一个阶段的基础之上的。考虑到唐代中期以后尤其是两宋时期赣南境内曾接纳了大量的外来人口,因此,即使是宁都和石城两县境内的居民,其绝大多数也只能是唐代中期以后外来移民的后裔,而不太可能都是南北朝时期赣南境内居民的后裔。因此,今天赣南境内居民的主体,与唐以前赣南境内的居民之间,并不存在渊源关系。
再来看看粤东北的情况。如前所述,粤东北境内的人口,早期主要集中在东江流域的中上游一带。联系到当地的地貌特征,这一时期的人口应该主要分布在东江上游及其支流的河谷平台地区。从南越国设立揭阳县开始,粤东境内的韩江流域,不断地集结了大量的人口。经过魏晋南北朝数百年间的发展,到了南朝的后期,韩江流域以及粤东的沿海一带,已取代了早期的东江中上游地区,开始成为粤东北地区的人口密集区。南朝齐、梁时期,韩江流域和粤东沿海一带之所以县级行政建置不断增加,而东江中上游地区只增新丰一县,原因正在于此。
如前所述,粤东北地区以韩江为界,后来发展为东西两个方言区域。大致说来,韩江以东属闽南方言区,韩江以西是客家方言区。种种迹象表明,唐以前韩江流域日益扩大的人口规模,与后来粤东北境内的客家方言群之间也不存在清晰可辨的渊源关系。
以兴宁县为例,该县是在东晋咸和六年(331)析龙川县地设置的,实乃粤东北客家方言区较早建置的一个县。但是,据新编《兴宁县志》云:“现在居住在兴宁的绝大部分(居民)则是宋元时期中原移民的后裔。”[4]再如大埔县,该县的正式建置虽晚至明嘉靖五年(1526),但东晋的义招县以及隋代的万川县,其辖境都与后来的大埔县相当。由此可见,今大埔县辖地,也是粤东北较早开发的地区之一。但是,新编《大埔县志》在介绍当地的人口源流时却指出:“大埔汉族各姓氏居民,自肇始祖一般已传二十几代,多者三十余代。由此推知,多是南宋或宋亡前后迁来。”[5]由兴宁和大埔两县的情况可以推知,今粤东北境内客家方言区的主体居民,与唐以前生活在其境内的居民之间也不存在渊源关系。
问题在于,隋唐以前就已生活在赣南和粤东北境内的居民,后来去了哪里?如果他们不是客家方言群的源头,那么,客家方言群的源头又该在哪里呢?
要回答这些问题,还得从隋唐时期赣闽粤边的社会变迁与人口重建谈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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