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家源流：帝国拓边与早期区域开发

赣闽粤边是一个地域非常辽阔的地理空间。由于材料的缺乏，要详细地讨论其区域开发尤其是早期开发的具体过程，几乎是不可能的。好在前辈学者在区域开发史的研究方面，已有了一些成功的范例。借鉴他们的理论和方法，我们至少可以对其早期开发的过程以及开发动力，有一个大体上的了解。

早在1947年，历史地理学家谭其骧教授在《浙江省历代行政区域——兼论浙江各地区的开发过程》一文中，就曾从地方行政建置的角度，成功地解决了浙江全境区域开发的次第问题。他认为，“县乃历代地方行政区划之基本单位。州郡置罢，分并无常，境界盈缩不恒，县则大致与时俱增，置后少有罢并，比较稳定……一地方至于创建县治，大致即可以表示该地开发已臻成熟；而其设县以前所隶属之县，又大致即为开发此县动力所自来。故研求各县之设治时期及其析置所自，骤视之似为一琐碎乏味的工作，但就全国或某一区域内各县作一综合视察，则不啻为一部简要的地方开发史”。^[23]无独有偶，美国学者毕汉思在研究福建的区域开发时，也是从这一思路入手的：“那就是考察福建各县的设置年代，这些年代提供了该县附近地区开发的标志时间。如果把每个新县城的位置标在连贯的、按年代分档的地图上，将出现一幅表明福建开发过程的连续画面。”他认为：“只有当中原移民在某地已经聚居了相当数量的人口，并且土地已经垦殖以后，当局才会以建立一个新县的方式，认可这一地区的开发，并选择某一村庄作为县治，以表示该行政区的地理位置。”^[24]

谭其骧和毕汉思两人关于浙江和福建区域开发过程的研究，给我们以这样的启示：地方行政建置、尤其是县的建置，是某一区域开发的重要标志。正因为如此，下文将从行政建置的角度，来讨论赣闽粤边的早期区域开发过程。

由于地理位置、战略形势等诸多的差异，赣南、闽西和粤东北的区域开发次第和发展节律是不尽相同的。大致说来，在赣闽粤边，赣南的开发最早，在秦汉至六朝时期，其发展的程度也最高。秦统一六国之后，在全国各地推行郡县制，今赣南地区的南部就建置了南野县，隶属于九江郡。秦代的南野县，其地理范围大约包括今天江西省南康县以南直到广东北部的南雄、始兴和仁化等县的广大区域。这是整个赣闽粤边最早设置的一个县。尽管史书中对于南野县的设置过程并没有详细的记载，但是，从种种迹象来看，该县的设置与秦帝国的军事拓边有关。公元前223年，秦国的50 万大军驻守在今天的湘、桂、粤、赣一带，“因南征百越之君”^[25]。据《淮南子·人间训》记载，这50 万大军兵分五路，其中一军就驻守在“南野之界”。由于是重兵屯集之地，需要大量的粮食等军需物资，故而中央政府在这里设置一县，以资调集。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南野县的设置，只是秦帝国在拓边过程中的军事性考虑，而并非赣南区域开发的必然结果。

秦始皇在平定南越之后，又“适治狱不直者”，筑“南越地”，^[26]开始修筑“秦所通越道”^[27]，后世称之为“新道”。^[28]据张荣芳和黄淼章所著《南越国史》一书的考证，在秦代所辟的多条通往岭南的新道中，至今尚可考知者共有4 条，其中，地处“南野之界”的新道，被列为第一条：

第一条，从江西南安（今江西南康），经过大庾岭，出横浦关（今广东南雄县小梅关），复沿浈水西行，取北江顺江可抵番禺。这条道经过横浦关。横浦关故址在今广东南雄县西北的庾岭上，以后赵佗划岭而治时，即绝了包括横浦关在内的秦关及通过的新道，这从侧面反映出经过横浦关的新道十分重要。^[29]

“南野之界”不仅是大庾岭新道的必经之地，而且绾结“新道”的横浦、阳山和湟溪关隘也都在其境内，故而交通形势十分重要。正因为如此，在“新道”修成之后，除了派重兵把守之外，秦王朝还极有可能从中原地区迁来部分人口，以从事生产，保障军需。果真如此，这批来自中原的移民，应该就是开发赣南的第一波人口动力。

西汉高帝六年（前201），赣南地区又增设了赣和雩都（即今于都县）2县，连同先前的南野县，赣南地区一共设置了3 个县，统属于豫章郡。从种种迹象来看，汉初在赣南设置赣和雩都两县，主要也是出于军事方面的考虑。据《太平寰宇记》卷108《江南西道六·虔州》记载：

汉高祖六年，使灌婴略定江南，始为赣县，立城以防赵佗。今州西南溢浆溪故城是也。

雩都县……即汉高祖六年使灌婴防赵佗所立也。

考《史记·樊郦滕灌列传》，灌婴乃汉高祖刘邦的悍将，楚汉战争后期，他曾亲率车骑败项羽于垓下。稍后，他又率兵东征西讨，“渡江，破吴郡长吴下，得吴守，遂定吴、豫章、会稽郡。还定淮北，凡五十二县”。由此可见，《太平寰宇记》谓灌婴“略定江南”而置赣和雩都两县，是可信的。

灌婴在平定豫章之后，之所以要在赣南一带设县，原因还得从秦末汉初南岭南北的军事形势之中来求之。原来，早在刘邦与项羽为争夺帝位而逐鹿中原之时，原先代任嚣担任南海郡尉的赵佗，便于公元前204年在岭南称帝，建立南越国。两年之后，楚汉战争结束。然而，当刘邦在关中称帝，建立西汉王朝之时，地跨岭南三郡（南海、桂林、象郡）的南越国，屹立于南疆已有3年之久。西汉初年，由于秦末以来连年的战争耗省，中原地区早已残破不堪。在这种情况下，面对南疆的赵佗，刘邦显然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史记·南越列传》载：“高帝已定天下，为中国劳苦，故释佗弗诛。”在这种两难境地下，刘邦只得以两手加以应对：一方面派遣陆贾使越，“立佗为南越王，与剖符通使，和辑百越，毋为南边患害”^[30]；另一方面，又在南越的北界设立长沙国，封原衡山王吴芮为长沙王，建都临湘（今长沙），以便对南越加以牵制。赣和雩都两县的设置，显然也是这种牵制策略的一个组成部分。所谓“立城以防赵佗”或“防赵佗所立（县）”，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由此可见，赣和雩都两县的设置，也完全是出于汉初军事形势的需要，而不是区域开发的必然结果。而且，在这以后的很长时间里，赣南境内的行政建置，也一直没有任何变动。直到西汉中叶的武帝时期，由于出兵南越和闽越，赣南地区因其地理位置和交通形势才再次出现在史籍之中。据《史记·南越列传》记载：

元鼎五年（前112）秋，卫尉路博德为伏波将军，出桂阳，下汇水；主爵都尉杨仆为楼船将军，出豫章，下横浦；故归义越侯二人为戈船、下厉将军，出零陵，或下漓水，或抵苍梧；使驰义侯因巴蜀罪人，发夜郎兵，下牂柯江，咸会番禺。

显然，在西汉王朝对南越的这次用兵过程中，楼船将军杨仆所率的军队，最初就屯集在赣南地区。所谓“出豫章，下横浦”，就是指通过豫章直下赣南，越过大庾岭，经横浦关而进入岭南地区。

在平定南越之后，汉武帝又于元鼎六年分兵四路，攻打闽越。据《史记·东越列传》记载：

（闽越王）余善刻“武帝”玺自立，诈其民，为妄言。天子遣横海将军韩说出句章，浮海从东方往；楼船将军杨朴出武林；中尉王温舒出梅岭；越侯为戈船、下濑将军，出若邪、白沙。元封元年（前110）冬，咸入东越。

在这四路大军中，中尉王温舒“出梅岭”的一路，就屯驻在今天的赣南宁都县境内。《太平寰宇记》卷108《江南西道六·虔州》云：

梅岭在（虔化）县北一百二十里，汉时闽越反，汉使诸校屯兵梅岭，即今邑界。

可见，这里的“梅岭”是指宁都（原称虔化）北部的梅岭。

汉武帝时期对南越和闽越的用兵，在赣南的区域开发史上，并没有产生任何直接的影响。不过，从一些地名的沿革之中，赣南的战略位置和交通形势在这两场战争中所起的作用，依然斑斑可考。唐人李吉甫在《元和郡县志》中介绍赣南境内的信丰县时就有这样一段文字：“信丰县，上。《南康记》云：‘前汉南越不宾，遣监军庾姓者讨之，筑城于此，因之为名。’”^[31]再如大庾岭，秦时本名“塞上”。《史记·南越列传》司马贞《索引》曰：“南野县大庾岭三十里至横浦，有秦时关，其下谓为‘塞上’。”但是，自西汉以来，大庾岭的称谓取代了原先的“塞上”。据《元和郡县志》卷34《岭南道四》记载：“大庾岭……本名塞上，汉伐南越，有监军姓庾城于此，众军皆受庾节度，故名大庾。”清人屈大均对此考订更详：“其曰大庾岭者，汉元鼎五年（前112），楼船将军杨仆出豫章击南越。裨将庾胜城而戍之，故名大庾。其东四十里，胜弟所守，名小庾。”^[32]从这些地名的变迁沿革中，赣南的战略位置和交通优势依然清晰可见。(https://www.xing528.com)

如果说秦汉时代中央政府在赣南设县主要是出于军事方面的考虑，而不是赣南区域开发的必然结果的话，那么，从西汉末年开始，随着北方人口的大规模南迁，赣南的区域开发则进入了实质性的阶段。东汉末年，天下大乱，群雄逐鹿。孙坚、孙策父子经过两代人的经营，终于占据了江东的部分地区。建安初年，孙权承父兄余业，开始经营江东。由于江西一带地处江东的西部腹地，保有江西才有可能保住江东。故而孙氏政权十分注重对江西地区的经营。早在兴平二年（195），孙策就分豫章置庐陵郡，推动江西自北而南的开发。建安初年，当孙权占有江南6 郡（会稽、吴郡、丹阳、豫章、庐江和庐陵）时，^[33]其中两个郡就在今江西境内。三国鼎立局面形成后，孙权在开发赣北和赣中的同时，又于嘉禾五年（236）析庐陵郡置南部都尉于雩都，以推进赣南的区域开发。在很短的时间之内，孙吴政权一口气就在赣南新设了4 个县：阳都（即今天的宁都）、平阳、南安和揭阳。连同先前的赣、雩都和南野3 县，赣南的县级建置一下子增加到了7 个。这是赣南行政建置史上的第一个高峰时期。西晋太康元年（280），改南安为南康，改阳都为宁都，改平阳为平固。太康三年，罢南部都尉，置南康郡，同时将南野并入南康。从这以后直到隋代初年，赣南的行政建置基本上保持稳定，县级建置一直保持在7～8 个（南朝梁时再置安远）。^[34]

从秦汉以来赣南地区的行政建置来看，其境内的人口格局显然也有一个前后变化的过程。秦汉时期，由于地理位置及战略形势的关系，中原地区的人口开始进入赣南地区。但是，考虑到此时赣南境内的行政建置基本上都带有军事性的目的，故而，这一时期进入赣南境内的北方人，应该是以军人为主。据《汉书·地理志上》记载，直至西汉末期，整个豫章郡只有35 万人口。如果按该郡所辖18 县平均计算，每个县的人口还不到2 万。照此推算，赣南地区3 个县的人口，最多也就在5 万～6 万。但是，从东汉时期开始，整个豫章郡的人口开始快速增长。到了东汉中期，该郡的人口一下子增加到了166 万，^[35]增加的速度及绝对数在当时全国各郡中均居于领先地位。此时豫章郡辖有21 个县，按县平均计算，每个县大约有8 万人。照此推算，赣南地区的3 个县，总人口已超过20 万，比西汉后期差不多增加了4 倍。这一事实表明，赣南境内曾接纳了西汉末年以来相当数量的北方移民人口。正因为如此，到了三国时期，才会出现赣南行政建置史上的第一个高峰（由原来的3 个县一下子增加到7 个县）。

三国以降，今江西境内的人口开始锐减。据《晋书·地理志下》记载，辖境与今江西相当的鄱阳、豫章、临川、庐陵和南康五郡，合计只有63000余户。如果以每户4 口计算，江西境内的总人口也不到25 万。至于赣南地区的南康郡，更是只有区区的1400 户。如果以每户4 口计算，总人口还不到6000人。需要指出的是，对于《晋书·地理志》中的相关户口数据，当代学者一般均持怀疑的态度。葛剑雄就认为，由于户口隐漏在晋代是一种十分突出的现象，故而《晋书·地理志》中的户口数，与当时的实际户口数相差甚远，估计只有当时实际户口数字的一半。^[36]即便按照葛剑雄修复后的数字进行推算，赣南境内的户数也不过3000，总人口不过1 万多一点，与东汉时期的人口规模相比，依然相差甚远。

南朝刘宋时期，赣南境内的人口较晋代有着明显的增长。据《宋书·州郡二》记载，辖境与今江西相当的鄱阳、豫章、临川、庐陵和南康五郡，总人口26 万，与《晋书·地理志下》记载的人口数相差无几，但是，南康郡却由原来的区区1400 户，一下子增加到4500 户，人口更是增加到34670，户数和口数分别比晋代增加3 倍多和5 倍多。《宋书·州郡志》中的户口数字，与《晋书·地理志》中的户口数字有着同样的问题（即世家大族对户口的隐占）。假定这一数字也是当时实际户口数字的一半，那么修复之后的赣南境内户数为9000 户，人口数为69340。与修复后的晋代数字相比，户数和口数分别增长了3 倍多和5 倍以上。增长的态势十分明显。联系到当时周边地区的人口状况，赣南这一时期的人口发展，其主要的动因应该是来自赣中和赣北的移民。

从人口分布的地理格局来看，汉代赣南境内的3 个县，2 个（赣和雩都）分布在中北部，1 个（南野）在南部。这种政区布局，反映出当时赣南境内北密南疏的人口格局。三国时代，赣南进入了行政建置的高峰期。但是，从其地理布局来看，主要集中在东北部（平阳、阳都和揭阳都是从赣县和雩都析地分置的），南部除原来的南野县外，新增的只有南康1 县。东晋南朝时期，赣南境内的政区虽时有变化，但北密南疏的地理格局一直得以延续。这一政区格局不仅反映了当时赣南地区的人口格局，而且也折射出赣南内部区域开发的空间差异。

与赣南一样，粤东北的区域开发也是始于秦帝国的军事拓边。秦统一岭南之后，开始在粤东北境内设立行政建置。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

三十三年（前214），发诸尝逋亡人、赘婿、贾人略取陆梁地，为桂林、南海、象郡，以谪遣戍。

考秦时的南海郡，共设有4 个县，即番禺、四会、博罗和龙川。其中，博罗和龙川都在粤东北境内。秦末以降，龙川令赵佗划岭而治，建立南越国。在南越国统治时期，粤东北境内又增设揭阳一县，辖有今广东韩江流域一带，其地理位置相当于今天的潮州、汕头和揭阳三市以及梅州市的东部地区，另外还包括福建东南角的云霄和诏安等县。

汉武帝平定南越之后，将南越地重新划分为南海、苍梧、郁林、合浦、交趾、九真、日南、儋耳、珠崖9 郡，粤东北依然由南海郡统领。不过，终两汉之世，粤东北境内的县级建置一直没有增加。

从东晋时期开始，粤东北境内的行政建置首次大规模增加，县级建置一下子增加到8 个：博罗、龙川、欣乐（析博罗置）、雷乡（析龙川置）、兴宁、海丰、怀安（析博罗置，后入归善）和义招。到了南齐时期，更是增加到13 个：博罗、龙川、新丰（析龙川置）、罗阳（析博罗置）、河源（析龙川置）、海丰、兴宁、怀安、欣乐、齐昌（析兴宁置，即后来的长乐）、陆安（析怀安置，后属龙川）、义招和程乡（即今梅县）。萧梁时期，这里还设置了梁化郡，此乃粤东北郡级行政建置之始。^[37]

从人口源流来看，粤东北在先秦时期分属于闽越和南越，据此推断，在北方人口南迁之前，这里可能生活着少数的闽越和南越族人。进入秦代，秦始皇在统一岭南的过程中，曾多次对岭南地区进行军事性的移民。据《汉书·高帝本纪》记载：“粤人之俗好攻击，前时秦徙中县之民于南方三郡，使与百粤杂处。”据估计，秦朝时期，在整个岭南地区，来自北方的移民人口应在10 万 15 万之间。^[38]尽管这些移民可能主要定居在珠江三角洲地区，但也并不能排除有一定数量的移民居住在粤东北一带。例如，地处粤东北的今河源市龙川县，至今尚有一处秦汉时的古迹，名曰“越王井”。“越王”者，乃秦时龙川县县令、汉初的南越国国王赵佗之谓也。据唐人韦昌明《越井记》一文记载：“秦徙中县之民于南方三郡，使与百越杂处，而龙（川）有中县之民四家。昌明祖以陕中人来此，已几三十五代矣，实乃越井相始。”^[39]龙川位于粤东北的腹地，唐时尚有秦代迁来的“中县之民四家”，说明在秦末的移民实边过程中，的确有一定数量的北方人口来到粤东北地区。

两汉之际及东汉末年，由于中原地区战乱连年，导致北方人口开始大规模地向南方各地迁移。岭南地区此时也接纳了相当数量的北方移民，故而其人口呈现出快速增长的态势。据《汉书·地理志下》记载，西汉末期，南海郡的总户数为19613，人口94253。此时南海郡辖有6 县，其中博罗、龙川和揭阳3 县位于粤东北地区。如果以6 县平均计算，粤东北境内的人口当在4 万 5 万之间。但是，到了东汉中期，南海郡的总户数已增加到71477，人口更是增加到25 万以上。^[40]此时南海郡共有7 县（增设了增城），如果平均计算，每县的人口均在3 万以上。照此推算，这时粤东北境内的人口当不下10 万之众。

与赣南的情况不尽相同的是，粤东北境内县级行政建置的第一个高峰出现在东晋南朝时期。南齐时期，这里的县级行政建置更是增加到13 个。县级建置的骤然增加，一方面说明人口绝对数量的增长和人口密度的提高，另一方面也意味着区域开发规模的扩大和开发速度的加快。联系到当时周边地区的人口和经济发展状况，粤东北地区这一时期人口的骤然增长，只能从以下两个方面来加以解释：其一，原先生活在这一地区的土著居民，经过长期的汉化之后，陆续地成为国家的“编户齐民”；其二，在永嘉之乱以后北方人口的第一次南迁高潮中，有一定数量的北方移民进入粤东北地区。然而，由于南朝的几代正史中大多数都没有户口统计资料，而唯一保存户口资料的《宋书·州郡志》，所记录的户口数大致也只是大明八年（464）的户籍，加之当时世家大族和豪强地主荫庇和隐匿户口的现象十分严重，因此《宋书·州郡志》的户口数大大低于当时的实际人口数。正因为如此，我们无法根据确切的人口统计材料来坐实以上的推论。不过，从这一时期粤东北地区一些新建县的命名中，我们依然可以看出北方移民迁入该地的蛛丝马迹。如“义招县”（今大埔县境），南宋人王象之《舆地纪胜》卷100 引《南越志》云：“义安郡有义昭（同招）县，昔流人营也。义熙元年（405）立为县。”显然，“义招”就是“招徕流人”之意。再如“怀安”，亦有“安抚怀远”之意。

南朝时期粤东北境内人口的激增，从隋代粤东北地区的政区沿革中也可以窥见一斑。隋炀帝大业三年（607），大举并省州县，同时又改州为郡，实行郡县二级制。经过大幅度的并省之后，全国仅存190 郡，1255 县。然而，在粤东北地区，经过并省之后，却由原来的1 个郡（义安郡），增加到2 个郡（新增龙川郡），一共领有10 县。^[41]如果粤东北地区的人口此前没有大幅度的增加，这样的一种政区格局显然是令人费解的。

从行政建置的布局来看，秦汉至南北朝时期，粤东北境内的人口格局明显地经过一个由中部腹地向东部沿海地区不断推进的发展过程。秦朝初置南海郡时，粤东北境内北部有龙川县，中部有博罗县，分别位于东江的上中游。尤其是北部的龙川县，所辖的范围在当时的南海4 县中是最为辽阔的。大体说来，今广东龙川、兴宁、海丰、陆丰、河源、五华、和平、连平等县市以及新丰、平远、紫金和蕉岭4 县的部分地区，都属于龙川县的范围。《元和郡县志》卷34《岭南道一》云：“龙川故城，在县东北，水路一百七十五里，秦龙川县地也。秦南海尉任嚣病，召龙川令赵佗，授之以政，即此处也。”《太平寰宇记》卷159《循州》载：“古赵佗城西接嶅山，南临浰水。嶅山在县西北五里，龙川江旧名浰溪，自虔州安远县流至县界。”《读史方舆纪要》卷103《惠州府·河源县》记载：“龙川故城，在县东北七十五里。秦县治此。赵佗为龙川令筑此城。”据此，则今龙川县西南二十里的佗城，应该就是秦代龙川的古城。作为一县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自然也是人口最为密集之地。据此推知，秦代的粤东北地区，其人口的地理布局主要集中在东江流域的中上游地区。

南越国建立之后，在龙川县的东北部又设置了揭阳县（其范围已如上述）。这一事实表明，最迟在南越国时期，粤东北境内的人口格局已开始由东江流域向韩江流域不断推进。西晋时期，揭阳县被废，其地又并入龙川县。但是，从东晋开始，在龙川县的东北和东南地区，又不断析出新县，如海阳、潮阳、海丰、欣乐、兴宁等。关于海阳县，《元和郡县志》卷34《岭南道一》云：“本汉揭阳县地，晋于此立海阳县，属义安郡”，“晋安帝义熙九年（413），于此立义安郡及海阳县。”关于潮阳县，《元和郡县志》卷34《岭南道一》云：“本汉揭阳县地，晋安帝分东莞置义安郡，仍立潮阳县属焉。以在大海之北，故曰潮阳。”关于海丰县，《元和郡县志》卷34《岭南道一》云：“本汉龙川县地，东晋于此置海丰县，属东莞郡。”关于欣乐县，《宋书·州郡四》引裴氏《广州记》云：“晋成帝咸和六年（331），分南海立，领县6”，其中之一即为欣乐县。关于兴宁县，《元和郡县志》卷34《岭南道一》云：“本汉龙川县之地也，晋于今县西三百里置兴宁县，属东莞郡。”南齐时期，在东晋的基础上，这里又新建了河源、程乡等县。关于河源县，《元和郡县志》卷34《岭南道一》云：“本汉龙川县地，齐于此置河源县，以县以北三百里有三河之源，故名也。”关于程乡县，《元和郡县志》卷34《岭南道一》云：“本汉揭阳县地，齐于此置程乡县，盖分海阳县立焉，属义安郡。”从这些新建县的地理位置来看，绝大多数都集中在韩江流域或东南沿海地区。^[42]这一事实表明，从东晋南朝开始，粤东北的人口密集区，已从原来的东江中上游地区转移到了韩江流域和东南沿海一带。

从地理位置的角度来看，闽西既无赣南“江湖枢键，岭峤咽喉”的交通地理优势，亦无粤东北在秦汉这一特殊历史时期所具有的战略地位。闽西的区域开发之所以较为滞后，其正式的行政建置之所以要比赣南和粤东北晚上数百年的时间，其关键的原因正在于此。

闽西原属闽越，秦统一六国后，把闽越各部落的首领“皆废为君长，以其地为闽中郡”^[43]，闽西当属于闽中郡的一个部分。汉武帝元鼎七年（前110），西汉王朝灭闽越，“将其民徙处江淮间，东越地遂虚”^[44]。为了加强对闽越地区的统治，西汉政府又在闽越的故地设立冶县（今福州市），属会稽郡东部都尉管辖。在这以后，直到东汉的建安（196—219）以前，福建境内始终只有一个县。这一事实说明，当时整个闽中地区人口还十分稀少。建安以后，闽中的行政建置不断增加，中央政府对这里的控制也越发深入。但是，直到三国时期，闽西一带依然未见有任何行政建置。西晋太康三年（282），析建安郡立晋安郡，原建安郡统领闽北各地，而晋安郡则统领闽西及沿海地区。时晋安郡领8 县，其中之一为新罗县。新罗县的县治在今长汀县境内，其所辖的范围，大致与后来的汀州相当。正因为如此，宋人胡太初在《临汀志》一书中就认为，唐代的汀州就肇基于新罗。^[45]王象之《舆地纪胜》卷132《福建路·汀州》亦云：“晋武平吴，分建安置晋安郡，又立新罗县，而汀州始于此。”然而，晋代的新罗县，旋建旋废。从此以后，直到唐代中叶，闽西的行政建置又长期处于空白状态。

总之，从行政建置与人口格局来看，赣闽粤边的早期区域开发是极不平衡的。大体说来，秦汉至六朝时期，赣南和粤东北的开发，都已达到了一定的规模，而闽西还处在开发的初期阶段。就赣南和粤东北的比较而言，尽管两地的初期开发都与秦汉时期的军事形势有关，但在后来的发展过程中，其人口动力和区域开发节奏还是不尽相同的。赣南境内的开发，其人口动力主要来源于东汉时期的北方移民，三国时代开始进入第一个开发高潮。而粤东北境内的开发，其人口动力一方面来源于永嘉之乱以后的北方人口南迁，另一方面则来源于早期土著居民的汉化。从开发的节律来看，直到南朝后期，粤东北才开始迎来第一个开发高潮。这种区域开发不平衡的状况表明，赣闽粤边距离形成一个具有内在一致性的社会或文化单元，尚有很长的一段路程要走。